博观古今，传扬文化——汪榕培教授访谈
作者: 黄中习 发表日期: 2008-01-01 07:04 点击数: 763
博观古今，传扬文化——汪榕培教授访谈
采访：谢群英 武汉大学出版社，曾文雄 华东师范大学，张秋艳 东北财经大学
采访：谢群英 武汉大学出版社，曾文雄 华东师范大学，张秋艳 东北财经大学
汪榕培教授是中国古籍英译大师级人物，也是全国唯一一位英语词汇学博士生导师及唯一一位典籍英译方向的博士生导师。他自称中西文化的摆渡者。这期我们的特约编辑从词汇教学、如何培养学生汉英文化能力等方面对汪教授进行了专访。
1．汪教授，您长期从事外语教学与外语教学研究，请您谈谈英美文学课在英语专业中的重要性。而非英语专业学生是否有必要学习英美文学课程？
我从小喜欢文学，一辈子的教学生涯几乎都是在教英美文学。根据我的体会，文学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都不会是他的专业。但是，开设英美文学课程或者在教材中包括一些文学方面的内容的重要性是无庸讳言的。一个人的文学水平高低决定了他的语言水平高低，决定了他的文化素质，不论本国语还是外语，不论专业还是非专业都是如此。
2．汪教授，1983年、1999年和2000年您分别出版了词汇研究有关专著，请您谈谈词汇与词汇教学在英语教学中的作用。学生掌握词汇又有哪些有效的途径？
凡是学习外语的人都会感到，就语言的三大组成部分而言，三个星期可以基本学会语音，三个月可以基本学会语法，而词汇学习却是无穷无尽的，是英语教学的重要内容。我国在过去三十年的英语教学与研究中，由于受到西方语言学和语言教学的主流观点影响，明显地对词汇的重视程度不够。
从研究的角度看，西方从20世纪初的结构主义开始，由于语音和语法的“结构”比较明显，研究的重点就放在这两个方面，词汇的结构似乎比较零乱，几乎被排斥出语言学的研究范围。从教学的角度来看，语音和语法显而易见是“可教”的，而词汇似乎是“不可教”的。20世纪末期以来，由于计算机语言学和语料库语言学的发展，西方计算机专家对词汇的深入研究（因为词汇是计算机可操作的重要层面）促使语言学界重新开始思考词汇在语言学中的地位，以及词汇在语言教学中的地位。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已经出现了两部词汇学研究的巨著，一部有1900多页，另一部有2400多页，连功能语言学的大师韩礼德也在2007年出版了《词汇学简论》的专著。我国的语言学界和语言教学界恐怕需要再反思一下了，也许正证实了我在上世纪末所预言的，21世纪语言学的一个新增长点就是词汇学研究，语言教学也将把词汇放在更重要的位置。
我从1964年师从英语词典专家葛传槼先生以来，一直以英语词汇为主要研究对象，前后已经出版了十余部相关的著作，我觉得英语词汇研究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掌握词汇的途径很多，可以单独记忆，可以成组地记忆，可以在上下文的情景中记忆，可以在使用中记忆，各种“速成”的办法也不少，但是有一条道理是始终不变的：学习英语词汇是个渐进的过程，是个积累的过程。
3．目前中国翻译界可能面临“典籍英译人才青黄不接、后继无人”的困境，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你说的问题也许是看得过于严重了，英语专业的人才可以说又多又少。现在全国的英语专业招了那么多的学生，总体上说，目前英语专业的毕业生已经过剩了。什么学校都在办英语专业，外语院校则有的地方一年要招一两千英语专业的学生，精读课都有四五十人一起上的，有的导师每届要带二十个研究生，质量怎么能提高呢？大家都说英语翻译缺两种人才，一种是汉译英的人才（尤其是典籍英译的人才），一种是高级口译人才，这两种人才的需求量并不很大，上外和北外等院校正在卓有成效地培养这两方面的高级人才，将来的缺口也不会太大。
4．您翻译了《陶渊明诗集》、《牡丹亭》等含有丰富语言文化的古典文学，处理这些文化因素无疑是我们无法逃避的，那我们应如何培养学生的汉英文化能力？
前面已经提到，典籍英译人才的需求量并不大，优秀的人才还是有的，问题是有多少人在当前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愿意去做这种高投入低产出的事情。翻译古典文学作品既费时又费力，稿酬极低，专门从事典籍英译的人是无法养家糊口的—— 翻译《陶渊明诗集》只不过几千元稿费，翻译一部《牡丹亭》也只有一万多元稿费。这是题外的话，也是非常现实的话。
至于英语学生文化能力的培养，“文化转向”几乎已经成为共识。不仅是外语教学要注意文化素质的培养（涉及两种文化的冲突和碰撞），从上世纪末以来，几乎所有的人文学科都有个文化转向的问题，研究历史的在注意文化问题，研究地理的也在注意文化问题。重视了文化能力以后，老师时时都要提醒学生注意，学生也要有意识地注意。文化能力也是一个积累的过程，指望开一门课来解决问题是不现实的。既然“指望开一门课来解决问题是不现实的”，那么从您的角度看，问题应该如何解决才比较科学？
“文化”一词的涵义十分宽泛，几乎涉及人类活动的全部物质方面和非物质方面，有关“文化”的定义也不下几百种，所以，“文化转向”也几乎涉及人文科学的各个学科。从外语学习来说，在精读、泛读、口语、写作、语音、语法、词汇等各门课程都应有意识地贯穿文化方面的内容；外语专业的学生在语言学、文学、翻译、概况等各门知识性课程中也都要贯穿文化方面的内容。举个翻译方面的例子来说，如果要把中国“七夕”的故事译成英语，王母娘娘拔下发簪在天上划了一下，于是就有了“银河”，牛郎织女只有七夕才能鹊桥相会。这里的“银河”还是译成“Silvery River”为好，因为“Milky Way”是条“路”，根本不用鹊桥相会，也不用建造一座立交桥，西方人无法理解。有人建议把农历七月初七定为中国的情人节，其实也有可商榷之处，中国的情人难道只能一年见一次，其余时间两地分居吗？何况，外国有个情人节，为什么中国也非得有个情人节不可呢？中国的“情人节”的内涵又是什么呢？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文化问题。学习外语绝不是单纯地学习语言，而是同时在学习一种文化；翻译作品也不是单纯的语言符号转换，而是在传播或者移植一种思想或文化，正如陈望道先生翻译《共产党宣言》不仅是翻译了文字，而且把马克思主义传入了中国。
5．在汉英对比研究与翻译方面您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这与您当时接受的教育教学模式有很大的关系吗？
我的全部教育都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成的，没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个人的兴趣和努力，也许是所有人想在某一方面取得一点成绩的唯一途径。我在典籍英译方面可以属于“大器晚成”之列，从1991年开始翻译了十几部著作，平均起来基本上一年一部，如果我早点开始的话就肯定不止这些了。教学模式的问题我不想多说，但是外语专业的学生古文根底比较好的人确实不多；也不是没有，我今年在苏州大学带的研究生就有两个会写格律诗，写得不错，他们的英文水平再提高一点，倒是很好的潜力股。
6．请您谈谈21世纪的我国高等院校，包括职业院校的外语专业教学发展途径与对策，以及如何提高外语专业学生的综合素质。
21世纪我国高等院校英语专业的发展问题确实值得思考。我已经多次写文章或者大会发言提起这个问题，这里就不想展开了。总的来说是应该调整结构（有的院校没有条件就别开英语专业啦）、压缩规模（外语院校想办成几万人的规模是痴人说梦）、提高质量（大班上课、大批量带研究生的质量无从谈起）。我们可以认真回顾一下我国五十年代初速成培养俄语人才的成功经验，以及我国六十年代初精雕细刻培养出一批英语专业的骨干力量的经验，问一问为什么当时能成功。现在时代进步了，当然不能依法炮制过去的模式，哪些因素是我们现在所缺少的呢？我还记得我的班主任李观仪老师和章振邦老师，他们每天都要布置作业和收作业，第二天到课堂讲评，每天都要在课堂进行听写，都要收去一个词一个词地批改，我们自习的时候经常到教室来辅导，还关心我们生活上的各种问题。当时的学习质量和综合素质能不提高吗？我们尽管有了现代化的设备和自主学习的理念，外语教学中教师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7．能否谈谈外语院校建设方面的心得体会？
我离开领导岗位已经接近六年时间，现在作为一名普通的教师已经不适于谈论“外语院校建设”这样宏观的问题。下面这些想法只不过随便说说而已，没有经过周密的“三段论”思考，在《疯狂英语》杂志上谈问题自然可以“疯狂”一些。外语院校的办学有其普遍规律，也有每所学校的特点和发展思路。从普遍规律来说，外语院校就是以外语教学为本，丢掉这个“本”就不是外语院校了；完成外语教学要依靠教师，需要充分调动教师的积极性，提高教师的地位，增加教师的待遇；外语院校是教外语的，语言、文学、文化类型的课程是基本的专业课程，另外，外语有技能训练的一面，跟学唱京剧有类似的地方；外语院校培养“复合型人才”的概念果然不错，但是大有研究的余地，就怕“挂羊头卖狗肉”，更怕只挂招牌什么“肉”都没有；外语院校的规模应该适度，过去一所院校不足千人，没有规模效应，但是规模两三万人恐怕也不现实；现在不少高校都在奔“大学”，奔“综合大学”，谁都知道“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同样，越是有外语院校特色的，就越是社会所需要的。我希望社会需要的、有特色的外语院校能够长期生存下去。把各种专业添加到一所“外国语大学”就会失去外语院校的特色。至于每所外语院校都应有自己的特色和发展方向，这是不言而喻的，理应好好研究，校长的一个责任也在于此。
人物简介：汪榕培，1942年6月28日出生于上海，1964年本科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学院英语系，1967年研究生毕业于复旦大学外文系。1985年评为英语教授，1985年6月到2001年9月担任大连外国语学院院长；历年来曾获政府特殊津贴、陈香梅教育奖励基金一等奖、辽宁省优秀专家、大连市优秀专家等奖励；现任大连大学特聘教授，兼任苏州大学、大连理工大学等校博士生导师。汪榕培教授至今已发表论文六十余篇、论译著七十余部，主审《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词典》等各类论译著和词典三十余部，涉及英语语言文学的多个领域。在《中国教育报》、《外语界》等报刊杂志上发表外语教育论文多篇；出版了《实用英语词汇学》、《英语词汇学教程》、《英语词汇学教程读本》、《英语词汇探胜》、《英语词汇学研究》、《英语词汇学高级教程》、《英语词汇学高级教程读本》等词汇学著作；1992年1997年出版的《八十年代国外语言学的新天地》和《九十年代国外语言学的新天地》追踪了国外语言学研究的最新动态。近年来，汪榕培教授在中国古典文学英译和中西文化比较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先后完成了《老子》、《庄子》、《墨子》、《易经》、《诗经》、《汉魏六朝诗三百首》、《陶渊明集》、《牡丹亭》、《邯郸记》、《吴歌精华》、《评弹精华》、《昆曲精华》、《苏剧精华》等译著，其中七种已入选《大中华文库》；出版了《比较与翻译》和《陶渊明诗歌英译比较研究》等专著。《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辽宁日报》、《大连日报》、《大连晚报》、《半岛晨报》等报刊都曾发表通讯和报道介绍他的事迹。
[见《疯狂英语教师版2007年12月号》]
[转引：http://www.syyz.com/html/200712/23/19593199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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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kan48@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