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月后,我出院了。回到单位,事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校花已升任编辑科科长了,现在我得在她的领导下开始工作了。但是,他们却一直没安排我值班。一天,胖主任对我说:
“你还可以继续住院嘛,工作会继续下去的。”
他是在关心我的健康吗?我倒是明显感觉他话中有话,认为我在抵触他呢!一天,部门开学习会,全体编辑记者和制作人员都参加了。钱副主任似有深意地笑着问我:
“你说说,你是怎么认为‘中央三代领导’这个说法的?”
我当时并不知道,改革开放的总计师已经正式提出了这个理论。住院期间,我到后来是越来越不关心时事了,甚至也不看电视新闻了。我还以为钱副主任是在真心探寻我的想法呢,于是我信口说道:
“我认为第一代就是从战争中走过来的人,第二代就是新中国成长起来的人,第三代就是改革开放后的人。目前,还应属于第一代,第二代还没走上政治舞台呢!”
他妈的,我当时哪里知道,他实际上在给我设套呢,诱使我谈出心中的想法。我后来才明白,这种做法在我们共产党的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是惯用的手段,比如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反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对“反革命”的逼问,都是这样的。不过,那时钱副主任还小啊,对这种政治斗争的手段并不熟悉啊!看来,这种政治斗争手段也可以无师自通啊,这是共产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优秀成果。他仍然笑着对我说:
“哦,原来你是这么认为的呀……!”
后面他就没说了,但我总感觉他的话不怀好意,那笑也让我感觉很可怕,真是笑里藏刀啊!我看了一眼屋子里坐着的编辑记者们,他们都睁大了眼睛,正吃惊地看着我呢,所有的眼神都看得出,他们均认为我好幼稚啊,连这么简单的问题都回答不上来!我坐在凳子上,恨不得有条地缝让我迅速钻进去!不过,还好的是,钱副主任并没有当场责备我,只是得意地阴冷地笑着,那些编辑记者和制作人员也无人站起来指责我的不对。这一点似乎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一样了,那时好像必须马上认错,当场认罪。不过,接下来的一切,似乎就已把我列入了另类了。
那天,我在办公室里无所事事地翻阅着报纸。那时,报纸正在连载关于国外新闻自由的文章,文章以大量的事实和材料指出,所谓新闻自由是没有的,几乎所有的通讯社、报纸、电台、电视台、杂志都明显地隶属于某一党派或某一财团。我对校花说:
“哟,这组文章很好呀,帮我们认清了事实的真相。”
“不过,它没有说明最关键的一点,那就是他们同时存在着许多个观点不一致的财团。”校花似乎不屑一顾地说,我无言以对。这时,钱副主任走进办公室来,笑容满面,得意洋洋地对我说:
“局里办了一个学习班,明天开始上课,我们部门就只有你一个人参加,时间一个月,你要去哟,这是局里的通知。哈哈,你的政治待遇很高嘛,你去学习,还得局党组发文通知你呢!”
我明显感觉到他是在嘲弄我,但有什么办法呢,他是领导啊,而且是在这个时候的领导。我只有一点不解的是,为什么只有我一个去参加学习班呢?那些写标语的编辑记者们为什么不去?而且,我从头到尾都是反对学生们的行为的呀!
下班后,回到住处,她过来了。我心中对她有一些负疚感,虽然行为上还没有过分出轨,感情上还是依恋着她,但我的做法还是不对的,我真感觉对不起她。因此,我一出院回到住处,第一件事就是给她写信,说我已出院,病已好,叫她过来。这段时间,她下班后也就天天过来了。我对她说:“明天开始,我在局里学习一个月。这可是政治理论强化班呢,机会难得哟,可能只有将来会被提拔的人才有机会去学习呀!”
我故意说得很轻松,把钱副主任对我的嘲弄变成了真的,心里上就洋洋得意起来。也许,我装出来的轻松和愉悦感染了她,她居然从床上起身,走到桌边来,拥抱着我,身子扑在我的胸膛,手揪了揪我的脸蛋,笑容满面地说: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有线电视台要开播了。我们局长说,通过这次事件,再次说明电视的重要。中央领导都说了,电视新闻可以当十个军啊!”
“是吗?那你的工作问题终于可以解决了?”
“是。我们已开始试播了。这段时间很忙,陪你的时间少了,你不会生气吧!”
“那怎么会呢?这是好事,是好事呀!今晚庆祝一下,出去吃饭。”
于是,我们关上门就走出了局大院的门口,来到了街上。人行道上还是人来人往,马路上车水马龙,一切照常,看不出跟过去有任何的不同,只是天气已经很炎热了,人们都打着赤膊,露出手臂和肩膀,还有大腿,匆匆行进,似乎很忙,但我却不知道他们都在忙些什么。路边的商店还没关门,但人行道上的个体服装摊位纷纷亮起了电灯,吆喝着人们去购买。我和她走在挂有各种衣服的露天马路市场里,她似乎对那些裤子和上衣有些留意,时不时瞟上一两眼,但我就一点心思也没得了。那时,到处都有马路夜市,沿街摊区,个体户经营,如今再也看不到这样的景象了。有一个摊贩,在挂着各种衣服的衣架下,放着双卡收录机,正放着崔健的《一无所有》呢,歌声飘荡在整个马路市场的上空,显得人声嘈杂,热闹非凡。我们继续往前走,在一个摊位中,一个六、七岁的小女孩,居然嗲声嗲气地在唱:“你来到我身边,带着微笑,却带来了我的烦恼,噢,她比你先到,她比你先到。”听到这个歌声,我笑着对她说:
“不得了,不得了,现在这么小的女孩子都会唱这样的歌了。”
“这有什么啊!不过,这个问题倒是确实是一个问题,你遇到过吗?”
“我没遇到过,但我遇到了你啊!”
“答非所问,从来都不好好回答我的问题。”
她一扬手,用力把我推了一下,于是我趔趄了几步才停住。然后,我们走过了马路夜市,来到一个火锅馆,我们决定吃一下重庆火锅。火锅馆里,有两个男的脱光了上衣,一边吃火锅,一边划拳喝着“雪花啤酒”。我们要了三两毛肚、三两鸭肠、三两鸭血,另外要了豆芽、金针菇、火锅木耳等素菜。那时,火锅还称两数,丘二拿着杆称,现要现称。点了菜,我们就走到砖垒的土灶桌边坐下,吃了起来,喝没喝啤酒就记不得了。跟她一起吃饭,我早已把单位上遇到的不快与烦恼忘得一干二净了,那些事情都会是过眼云烟,只有平凡而琐碎的生活会照样进行下去的。日子难过,但日日都得过,日子永远也会继续下去,就象我们身边的长江水一样,逝者如斯,不舍昼夜啊!
我第二天就到局办公楼的顶楼会议室里学习。这个会议室就是我刚大学毕业当老师时的教室。我进去时,教室里坐满了人,都是来自本系统电台、电视台、局机关的人员,有些认识,有些见过面,打过招呼,但大部分的人都不认识,没有任何交道。我走到第一排的空位上坐下,看着讲台,盯着黑板,真像一个学生,我好象又回到了我的大学。但,我心里觉得命运太可笑了!原来,我是做为老师站在那讲台上,给我们的那些编辑记者们讲授和辅导什么古代汉语、现代汉语、文学史、中共党史、哲学、政治经济学等等。那时并不是他们要学什么,主要是为了给他们补发一个大学的文凭。现在,我是个需要再进行一次思想政治教育的人,坐在这里,接受局人事处那个老处长的训话。这一个月,就是学习两本书:一,《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然后看看有关北京平息动乱的录像。我觉得这些电视录像没有任何意义,但它们对治疗我的失忆症却很有用处,我脑子里似乎又唤回了一些记忆。我现在脑海中都还留有那些画面,当部队向天安门推进时,那些“暴徒”在各马路口和沿途进行阻截;战士们都是年轻的小伙子,十八、九岁,脸无表情,赤手穿拳,忍受着人们的推搡和打骂,他们严格遵守着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命令。我最难忘的镜头是:那些“暴徒”把一个战士活活烧着了,尸体悬挂在立交桥上。那景象惨不忍睹,就象现在看到的伊拉克反美武装把美国人的尸体悬挂在城头上一样。我当时脑子中涌现的第一个景象是《红岩》中江姐的丈夫,被国民党残杀后,头颅也悬挂在重庆奉节县的城墙口。这些“暴徒”和国民党特务一样啊,残忍至极,令人发指,气愤万分。我真想把这些残忍的行为消灭干净,也将其尸体悬挂在城墙上,告诉人们:“这就是残忍行为的残忍下场。”不过,我这种想法也在重复着残忍。
我的失忆症虽然明显好了一些,但并没有彻底治愈。有时,我极力要想起某个人名来,但就是想不起,人家热情地招呼我,同我讲话,但我就是想不起来他的名字,感到很尴尬。那天学习结束后,走出局办公楼,走在那段斜坡路上,学员们吵吵嗡嗡地涌到前边去了,急急忙忙地往回赶。这时,跟我走在一起的局人事处老处长口气和缓地说:
“现在有人说,你
“我没有啊!当时我是坐在公安局的摩托车上的。不信,可以问问那个通讯员嘛!”我说。
“唉,也没有其他意思,就是写写当天的经过嘛!他们还不是要写,参加学习班的人,每个都要写。那天,宣传部长来我们局里检查工作,他还突然专门提到了你。你不写的话,恐怕过不了关哟!”
老处长和蔼地慢慢说着。我感觉他的心地善良、忠厚,与人为善的美德还在他心里留存了下来,虽然他经过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但,我感觉我已成了宣传部、局、台和我们新闻部的“重点培养对象”。当然,不是后来党的后备干部的“重点培养对象”,而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点对象。此后,在历次干部的提拨考核中,我都被作为“重点”而考虑了,其中一个有力的证据就是我曾参加过学习班。这为所有的希望我在竞争中败走麦城的人们提供了一个打着火把灯笼也找不到的绝佳的正当的合乎自然的理由。在分手的时候,老处长仍然和蔼地说:
“今年新分来的大学生已安排到农村和工厂去了,锻炼一年,接受再教育,这是中央的规定。这就是现在的形势。你就如实地写吧,也不要弄得太复杂了,就把你当天到哪里去了,干了什么,见了什么人,哪个可以作证,简单地写一下就行了。”
吃了晚饭,我就在台灯下认认真真地写起来。我仔细回忆了当天我的经过,我觉得很简单啊,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当然,我觉得我写文章和准备发表文章的那个过程就不写了,这个事情单位的人都不知道,我也没必要写出来,用不着自己把事情搞得那么复杂。这个事情一写起来就可能没完没了。说实话,我到现在也理不清头绪,思想上的事情说简单也简单,就象一张白纸,一根木头,你说什么也没有了就什么也没有了;但是,要说复杂也很复杂,你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头脑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只有随大流,人云亦云得了。
“咚,咚”。我刚写完,她就过来了。我转身开了门,把她拥了进来。
“今天,我们出了像,反复整,都对我的电视形象不太满意,一会儿灯光暗,一会儿又太亮了,后来又觉得发型不对了,衣服颜色不对了。唉呀,把我折腾得够呛,弄到现在才完。试像完了,单位的同事和我们的局长,新闻科长,又一起出去吃了火锅才回来。所以这么晚才过来。”
她一边说一边扑在我的胸膛上,笑容满面,我抱着她的肩,看着她的眼睛。她可能卸妆时没洗干净,眼睛周围还残留着一圈暗褐色的眼影,我感觉不太爽,因为我对女人的化妆一直很厌烦,看到就起鸡皮疙瘩。不过,当时的她却让我觉得她很妩媚、迷人,在本色之外增加一丝诱人的东西,是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我反正有点忍不住了,想吻吻她。但,她突然说:
“你在干什么?”
“没干什么,写一点东西。”
我说得很轻松,她的目光却从我的肩上看过去,通过了在我背后的台灯的光辉,然后落在了我的稿子上,她拉开了我,拿起桌上稿子看了起来,我还来不及把它放在她看不到的地方呢。看完后,她有些生气了:
“怪不得,我当天来看你,你不在哟。原来,你上街了,住院就好住院嘛,你却到处乱跑。我曾经提醒过你,不要去掺合社会上的事,小心别人会陷害你。这不,现在你脱不了爪爪啊!”
她连珠炮似地数落起来,我真的感觉女人一旦生起气来,那张嘴哟恨不得要把你杀死!不过,当时我确实感到她对我是真正的关心和忧虑。我知道,她希望我顺利,希望我前程远大,希望我象一股东风吹满她已扬起的风帆。但后来我却成了没落的带着一丝寒意的西风,成为她前进道路上的一道障碍,一具枷锁,她极力想避开我,抛弃我,轻装上阵,轻松前行。
“没有那么可怕,你不要说得那么严重嘛!”我说。
“你在骗我,这会严重影响你的前途呀!今后提拨不会考虑你的。”
她确实有些生气了,于是那夜就没有任何浪漫,没有任何轻松、愉悦,没有做爱的心理气氛,我只有抱着她一觉睡到天明。其实,我不怨恨她。她是对的,是我错了。后来,她成为我的直接领导,与局长们走到了一起,而我却一直都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电视记者,既不是“党管干部”,也不能在电视新闻上做出什么“世界知名、中国一流” 的事来,象当年下乡的白岩松和柴静一样名扬全国。
当我从学习班回到单位时,他们仍然没让我值新闻编辑班。有一天,胖主任对我说:“国庆40周年快到了,我准备在新闻中每天推出一集新闻专题,每集4到5分钟,就弄40集,集中展示一下4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行各业取得的巨大成就。妈的,这种形式在国内的电视新闻中还没有过,绝对他妈的有声有势。而且,经过了这场风波,它的宣传作用肯定很大,很有声势。你他妈的,现在光耍起也不行。我准备成立一个专门的小组,那个老记者,你,还有一个编辑,三个组成专门的制作小组,老记者领导你们,你龟儿只负责写稿,写好后交老记者审看,然后交播音员配音,那个编辑就专门负责剪辑图像。需要什么资料,需要什么画面,不管是历史资料,还是现拍,你龟儿只尽管提出来,他妈的,其他编辑和记者全力配合完成。怎么样?说干就干,明天就开始干,后天就开始播,到国庆节播完,刚好40天。”
说完,胖主任还拍了拍我的肩,信心十足,笑容满面,我却一脸的无奈,只好说:
“你龟儿他妈的还真有创意啊,够大胆的。不过,那工作量好大啊,不是害苦了我吗?”
“你龟儿,就是这一点不好,叫你做个事,你总要跟我讲代价。”
“哈哈,我不是在跟你龟儿抬杠,我说的是实情。”
我没把他当领导,他也一直对我很随便。因此,当他龟儿龟儿的时候,我也就他妈的也龟儿龟儿了。胖主任出去后,坐在对面的校花从报纸上抬起头来,笑着看看我,手将报纸拍了一下,动作优雅、大方,虽然她已当了科长,但她还是那么美丽,甚至越来越性感了。我看着她,心里还在想:“多好的姑娘啊,被那个龟儿记者糟蹋了,现在她又跟有妇之夫的‘情人约’好上了,希望不会再被糟蹋哟!”她没有理会我心中的想法,只是对我说道:
“这下你可有事干了。其实,你的工作我是安排不了的,你的事还是主任在管。”
下午,我百无聊奈,就提前走了。我想步行回住处,一边走一边在想新的工作。山脚下的长江无言地流向远方,远远看去,它那么飘逸,象围在这个城市脖子上的围巾。是的,我一直认为长江象一个无人观赏的舞者,有谁能体会到它平静、优雅的姿势下所蕴含和透露出的汹涌澎湃的激情呢?我也一直认为世事变幻,但山水不变,长江永远在那里流淌,不管是公元一九四九年前还是以后,它都会默默地流淌。走在路上,我一直在想我该如何着手即将开始的工作呢。这次在学习班学习,我对他们所讲的话不感兴趣,只是我又重温了一下历史,思考了一下当时的现实,心中涌起无限苍凉之感。有许多事情不能说过头话,不要说得太绝对了,要放在历史的长河中去,也许那样会尽可能冷静一些,也会看到其中所蕴含的意义,也就会找到恬当的词语和具有表现力的句子。我走上路边的一个平台,站在这个平台上,向远方望去,眺望着这个城市的楼房和长江上的大桥。我驻目凝望,似有所悟,我以为我终于找到了即将开始的新闻系列报道所应采取的写稿基准。于是,我再一次看了一眼落日余辉下的长江,虽然烟雾蒙蒙,但它却清晰地在那里流淌而去,我转身走出了平台,步行回住处了。
回到住处,她已过来了,正躺在床上等我呢。我一进去,她即兴奋地坐起来,手摆了摆,做出召唤我前去的姿势,那动作,那神情很象一个领导呢。她说:
“过来,过来,我的出象一播,很轰动哟,人们议论纷纷,都在问这个女娃儿是哪里的啊,特别是区里党政机关的干部们更是对我垂涎欲滴呢。哈哈,我现在成了一个‘名人’,一个‘公众人物’哟。不过,只是在我们区里,哎,委屈啊!”
我走上去,坐在床边,抱着她,口中说:
“啊,我的明星呀,你现在不需要洗脚吧,因此我不用现在就给你端洗脚水吧!今天,我们再出去烫烫重庆火锅吧,我也有新的工作了。”
“他们叫你干什么?”
“国庆40周年要到了,我们准备在新闻中开一个专题,我负责写稿。”
“哦,那好好干吧!”
她再一次以领导的口气对我说起话来。不过,我当时好象不是很反感,反而很受用,心里有些洋洋得意的甜蜜,毕竟跟一个“明星”在一起,跟一个“公众人物”在一起生活,抱得名美人归,的确是一件值骄傲的事。于是,我们出了大院,在街边一个防空洞中的火锅馆吃重庆火锅。当时,为了显示我的愉悦和慷慨,就叫她点菜,尽量多要,凡是她喜欢吃的都要,哪知她要的素菜多,我只得又要了毛肚、鳝鱼、肉片、鱼鳅等晕菜,还要了两瓶雪花啤酒。我们两个人慢慢地吃,直吃得我酒足饭饱,连连直起腰来,打了几次饱嗝,还继续吃,不让锅中剩下任何东西。她早吃完了,看着我的一系列动作,那眼神似乎有些不解,可能是学习班培训了我的食欲,我恨不得将整个世界都吞到肚子里去。不过,她仍然笑语盈盈地给我讲一些她在单位里遇到的趣事,逗得我有时口里啤酒四溅,狂笑不止。吃完火锅,结完账,走在街上,她却拉着我的右手,趴在我的右肩上,笑容满面,边走边说,我们在街上慢无目的地遛达。那些岁月,那些日子,是多么美好啊!如今,它们已离我那么遥远,痛苦让我回忆都不想回忆了。
这一个多月,我的工作就是在记者办公室兼会议室的桌上埋头写稿。那老记者只吩咐我写哪些题目,他写哪些题目。需要什么材料的话,我就提出来,然后由记者们去搜集。写好稿子,配好音,那个编辑则在制作部里,在我们这次系列报道的专用编辑机前编片。时间很快,转眼就到了国庆,胖主任居然请市委书记来我们新闻演播室主持了节目,由电视讲话变为主持节目,狗日的胖主任,亏他龟儿真他妈想得出来。我们的女播音员和市委书记又并排坐在播音桌前。我们的播音员就不去说她了,只是我们那个市委书记的话至今还在我耳边回响:
“……同志们,四十年来我们取得了重大成就,这从电视台这次系列报道中可以看得到的。这场风波中,本市虽然没有发生动乱,但也有些人乱动,让我们再一次认识到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性。同志们,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让我们在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上继续前进吧!”
在制作台前,我们盯着市委书记和播音员的画面,直到市委书记在显示屏上说完了最后一句话,才轻松下来。胖主任马上去推开播音室的门走了进去,迎接书记。书记对我们的节目也在给予肯定和表扬,我觉得这一个多月的辛苦也算没有白费啊!不过,现在回过头一想,不免顿生沧桑之感。当初我极力想讴歌和表现的那些成就,我挖空心思从历史的长河中来取舍和突出的公元一九四九年后的成就,诸如工厂、农村、建筑、医疗、卫生、教育等等,现在这一切都随着改革开放而不存在了,曾经被认为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东西都已作为弊端而被丢进历史的垃圾堆里去了。原来那些曾经提到的城市建筑都已撤除,而那些工厂大部分都已破产了,倒闭了,那些引以为荣的产品如电视机、自行车、冰箱、食品等等,都已消失,代之而来的是新的城市面貌、新的产品、新的工业和农业。我虽然极力想从历史的长河中来选用词句,但不到二十年,当再次看到我曾经写的稿子时,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可笑了,我更加觉得我在青年时代所做的一切都毫无意义!
市委书记出来后就坐在制作台前的椅子里,照例要看看他的形象,听听他的话语,胖主任和我们围在周围也盯着显示机看。书记看完后,坐在椅子上,同我们吹牛,他眼光对着胖主任,说:
“告诉你们一件事,那老市委书记已经去世了,昨天去世的,当时,他正在看电视,当他看到我们的国家主席说‘奏国歌……呵……,奏国际歌’的时候,突然一口气上不来,就咽气而死。唉,我还得马上赶回市委去,市委常委要开会研究一下他的治丧问题。”(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