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宋代的历史，将它分成十个等份，我嗅到的是四份的墨香，三份的脂粉和三份的硝烟。墨香自是出自宋词。但徽宗的瘦金与花鸟亦不失其味;苏蔡米黄的羊毫与狼毫更是浸透着“松烟”或“油烟”。至于脂粉却是上至宫娥下达妓馆，有帝王与名妓的传奇，也有“奉旨填词”吃软饭的风流文士。再者硝烟，宋一代，从赵匡胤陈桥兵变始，379年的北宋南宋，歌舞升平中从未断过硝烟。先是辽人不断犯境，再是八百里水泊梁山分庭抗礼，接着金人的铁马金戈掳去了“桓灵”二帝，随之蒙古人又弯弓搭箭，射塌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王朝……

　　其实，勾起我对这段历史抒臆的是坐落在西湖北岸的岳飞庙。

　　岳飞，字鹏举，南宋时相州汤阴人(今河南)，父早丧，幼家贫，好思勤学，曾在周同门下研文习武，后投军抗金，屡建奇功，渐为帅，建劲旅岳家军，令金人闻之丧胆，有谚曰：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可见其治军谨严。岳飞母偿于其背刺字“精忠报国”，以励其志，由此可知其母高风。之后，岳飞率军驻朱仙镇，欲直捣黄龙，迎回桓灵二帝，以尽臣忠。高宗赵构却用十二道金牌将他召回，最后屈死于风波亭，铸下千古奇冤。后人为祭之念之，便于其墓边造庙设殿，以弘正气，更辩忠奸。

　　事实上，岳庙并不宏大。只有一殿约五丈见方，正中供着岳飞塑像，高约三米，头戴盔，身披甲，腰佩长剑，眉锁目眩，显得气宇轩昂。塑像左右各立四柱，柱上撰有楹联，多为颂德歌功之语。左墙书有“精忠报国”四字，乃今人所书，。其中“国”字少一点，道是台湾未复之故。殿之正壁尚临有岳飞手书“还我河山”四字，颇有气贯长虹之势。殿外两则有碑石二块，皆刻有碑文。碑文主要记述岳飞生平所历。

　　诸如此类，便是岳庙所有陈设，虽简洁，却凝重，人一踏入，顿觉浩然，似有一股正气汹涌，冲击着每个拜谒者的生命意识，让人禁不住地唏嘘扼腕，在忠与奸，善与恶中审判着历史也审判着自我。

　　不过，南宋高宗赵构是经不住历史审判的。他虽为帝王，却人格卑小，;虽秉儒家之忠孝廉耻，却忤逆悖伦。在南宋的江山半壁中，在秦桧等一班奸佞的谄媚中，在宫娥舞姬的声色犬马中醉生梦死。而岳飞却是身处这萎靡和享乐的包围中不自知，他只是一味地“治国齐家”，试图力挽狂澜，收复山河，迎回二帝，从而实现自己的生命诺言——精忠报国。这在他的词作《满江红》中有极好的写照。但岳飞在政治上太幼稚了。他本应有的那点政治敏感都被自己的一腔豪气和诗人气质掩盖了。他根本不知道，当他战胜金国迎回二帝将意味着什么。他总是以一种君子的眼光去透视政治与生命。他不知道权欲会使一个人寡廉鲜耻，享乐会使一个人极端自私，小人的谗言更是以其悦耳动听迷惑着一个人的心智。况且，功高盖主历来为帝王大忌。因而，纵使岳母针针泪，字字血刺出来的旷世大忠，也不能让赵构驱疑遣虑。那么，岳飞的冤死便是势所必然的了。

　　事实上，岳飞的生命悲剧也是因其忠而造成的。当时的南宋王朝摇摇欲坠，宗泽之后，军队多为韩世宗，张俊与岳飞所控，且外有金人搔扰，内有曹成杨幺作乱，可谓内忧外患。后曹成杨幺虽为岳飞所平，但其元气已是大伤，且政败臣轧生民凋敝，仍是内忧未除。而此时的岳飞则是声明鹊起，威震朝野，如若当时他在朱仙镇拥兵自重，致十二道金牌而不理。或者抛却陈腐的忠君伦理观念，学着赵匡胤施行兵变，赵构又能奈他何?但岳飞不是一个改写历史的人。他宁可以死去实现生命的伦理，尽忠尽孝，也不愿活着留下骂名。这便是一种气节，一种杀身成仁的精神涅磐。

　　秦桧却不然。作为一个积极入世的儒者，他可谓饱读诗书，深谙儒旨，不然，他便中不了进士。他当然也有政治抱负，在有生之年做一番事业。但他太攻于心计，太过卑下，也过于狠毒，更太注重于今生，因而，他就显得不择手段，弃大义而苟自我，最后落得个遺臭万年的下场，即便八百余年后的今天，他仍然跪在岳飞的墓前，为人所不齿。

　　但赵构却似乎被历史疏忽了。在这段公案中，他也是一个主角，倘若他的态度不是那么暧昧，倘若作为一个主子的他没有向秦桧暗送秋波，秦桧便是狗胆包天，也不敢害死岳飞父子。因为奴才一般都为人乖巧，善揣人心，。秦桧更工于此道。再者，中国的伦常道德，往往都止于天子，似乎天子杀个把人即便错杀也不是天子之过，而是一些奸佞蒙骗了圣聪。其实，这都是贯有的忠君思想在作怪。因为责怪天子是一种大逆不道的行为。于是，一切的罪责便都给了秦桧。秦桧替主受过，不知是否心甘?倘若那时的南宋是法制社会，那么在审判台上，这君臣二人，这两个悲戚戚的小人定会对面互咬。可惜秦桧是臣子是奴才，他唯一的选择便是兔死狗烹，这是君主制度下的必然结果。

　　当然，话又要说回来，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作为一个缺少阅历，贪图享乐的高宗赵构来说，要他亲贤人，远小人，励精图治，收复河山也难。当时的朝野里分主战主和两派。主和者多为文官，主战者也是武将居多，这就形成了两股政治势力，赵构夹在其中，制衡左右，早显见肘促襟。只是李纲，宗泽乃元老大臣，威高权重，又极力主战，故而主战者便占了上风。而岳飞正是在这个时候适逢其时，英雄才有了用武之地。后来，李纲，宗泽都徐徐老矣，主战者的政治势力也就削弱了下去。而这时北方金人虽强大却也因长年穷兵黩武而渐显衰糜。且东北辽人国恨幽幽，眈眈虎视;西北蒙古人铁蹄黄沙，马嘶弓鸣。因而南宋的主和派一占上风向金人提出议和便满口应承。但有一个附加条件，。这个附加条件由金兀术向秦桧提出：

　　“汝朝夕以和请，而岳飞方为河北图，必杀飞，始可和。”

　　其实，秦桧也认为岳飞不死，便会极力阻止和议，自己也必然因此遭祸，因而，他务必千方百计地将岳飞除去。既然金人有这样的条件，高宗赵构平日又忌惮岳飞存有异心，再加秦桧广泛搜集制造岳飞的罪证，说岳飞与桓灵二帝有联系，他之所以要迎回二帝，不仅仅是忠，也是为了自己捞取名声，况且二帝回来，陛下您往哪搁?岳飞这个人忠是忠，但他的忠一半是忠国，一半是忠民，对陛下您却不见得。听说钦宗致函岳飞云，回来后还要制办老九……老九是谁?老九就是钦宗的第九子高宗赵构。

　　诸如此类，使赵构心惊胆颤。赵构这人是最怕做不成皇帝的。早年他为康王时，也被金人所掳，后被一侠士所救。之后，那侠士鼓动赵构联络义军抗金，赵构的某些臣子却进谗言说侠士为匪，有觊觎其帝位之心，于是赵构反目，杀了自己的救命恩人。由此可见赵构的寡义多疑。

　　有了这样的铺垫，秦桧便将一顶“莫须有”的帽子扣在了岳飞头上。这是自古以来最空洞也是最暧昧最具强权意志的杀人理由。好像就是说：你撞上了，你自认倒霉吧!

　　据史载，岳飞和秦桧对于战和二策曾经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武穆曰：“北虏未靖，河山未复，何言和耶?”

　　桧曰：“吾闻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徐图转复。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此文景之策也。今虏强国弱，宜徐图之。”

　　武穆曰：“为臣者喜偏安而不思彼占我河山，可言君子乎?”

　　桧曰：“待河山光复，乃一国之人，何言彼此?鹏举度君子之腹也。”

　　这段对话充分显示出了两种不同的处世观点，而当这两种处世观点演变成在政治上的利益搏杀时，其人格就产生裂变了。虽然这种裂变有一万种理由，可当这种理由违背了做人的起码道德，违背了作为一个民族的意愿，这种理由便成了一种欺世的谎言。不可否认，秦桧确实文能安邦，创宋体，通财经，并且佩服岳飞的忠勇。但就是这种忠勇档了秦桧的奸道。他甚至在他的遗书上厚颜无耻的地说道——

　　不知兵而好言兵事，不知国而好言国事……如若迎回二帝，帝位定有纷争，内战必起，国家必亡，因此不如保全半壁江山。至于自己事后为皇帝分谤，从公议而言。高居相位则无旁贷，为江山社稷只好牺牲自己的令名。

　　由此我想到了八百年后的汪精卫。据说他亦如秦桧般，之所以投降日寇，是一种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圣人行为，为的是韬光养晦，曲线救国。但历史之河不会玷污一个英雄的身体，也会洗去一个奸佞之徒涂抹在自己身上的炫目光彩。谁也不能在历史的灵堂上偷梁换柱，颠倒是非。

　　当然，岳飞也不是毫无缺点。比如岳飞的性格就比较孤僻，与人不好相处，容易招疑惹忌，好多次与皇帝言语不合便撂担子走人，与皇帝结了深怨。再者，岳飞不大考虑高宗个人的利益。即不会媚上。好几次还当面劝高宗立嗣，这正好犯了高宗的大忌。因为高宗患有隐疾(后人推断是阳痿)而无子嗣……等等这些，为岳飞暗暗地埋下了祸根。但高宗作为一个君主，仅仅凭这些就萌生了杀意，其胸襟便可想而知了，怪道史评云：

　　……昔刘宋杀檀道济，道济下狱，嗔目曰：“自坏汝万里长城!”高宗忍自弃中原，故忍杀飞，呜呼冤哉!

　　其实，秦桧奸就奸在杀死了岳飞。这是他一生犯下的致命错误。杀死了岳飞，就等于戕害了他的人格，将自己的灵魂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实际上，历史长河里，张邦昌也卖国，严嵩也奸恶，魏忠贤也弄权，却都望尘于秦桧。那是因为他杀害了一个民族英雄，就等于杀害了这个民族的精神。这是作为一个民族的尊严所不能容忍的。

　　当然，南宋一朝并没有因为岳飞的被害而停止对外侮的抗击。这之后有辛弃疾，陈亮等前赴后继，杀得金人鬼哭狼嚎。即便后来南宋亡，为元人所俘的宰相文天祥，仍是宁死不屈，大义凛然，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励志名句，至今激励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宁折不弯的生命斗志。由此可见，一个民族的精魂不是凭着一把屠刀就可以割断的。她的精血早已植入每个华夏儿女的脉搏，在忠诚与勇敢中跳动，在生死相依中承继，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放出异彩。

　　从岳庙出来，我似乎便也从历史中走了出来。在距岳飞死后的865年的今天，往日的临安今日的杭州早已王朝几易，岳飞的冤屈似乎也被时光洗净。但我的意识中仍然有一丝遗恨一份惆怅。想想世事也真可笑，往往失之一隅，便大谬一片，怪只怪儒家教化了人的忠孝，使人的生命智慧大受羁绊，使岳飞可为而不能为，结果遗恨千古。而今日呢?虽有孔孟的道德，朱程的伦理，人文的关照，但忠似乎被岳飞尽占了去，孝也物质化了。看来，中国的文明在西方文明的渗透下已不那么纯正了。试问，如若以现今的文明程度重演一段南宋历史，岳飞将如何?当然，这显得有些荒唐。历史本就是不可比拟的。它是过去的存在，岳飞也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忠也是那个时代的需要。倘若不是他的尽忠，南宋早被金人的铁蹄踏平了，哪还容得那半壁江山苟延残喘152年之久。因而，岳飞尽忠而死，死得其所。因为一死明志是儒教伦理中的最高境界，岳飞实现了，是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帮着他实现的。秦桧大奸，却毫无历史眼光。看来秦桧虽然是封建士大夫，但其品味却同市井小人一般，为此，我为秦桧感到悲哀，他连现今的商人眼光也没有。不过，他倒也是大名昭昭的了。瞧瞧，他跪在那里，身子小小的，似一个丑角。他的膝盖也真够狠，跪了八个多世纪，如果岳飞泉下有知，也许会说：

　　“秦桧，你起来吧，我君子不计小人过!我原谅你了!”

　　即便如此，秦桧也是起不来了。因为丑恶的雕塑也和美丽的雕塑一样，它展示的是一种永恒，这种永恒对于一个民族屈辱的历史来说，八百年太短，一万年不长。

　　（外一）西湖，见证爱情

　　常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是喻苏杭之美。苏州美在园林，杭州美在西湖。尤是西湖，湖光潋滟，山色空蒙，唐白居易，宋苏东坡皆有咏诗传世。然而，这都是往日的认识，大多出于书本或从牙慧中得来。这次随团赴杭城修养，游了西湖，登了雷锋塔，拜谒了苏小小的墓，在雷锋塔的壁画上看了梁祝和许仙，白娘子的传说，觉得西湖的美不仅仅是其景色和丰富的人文，她真正的美是人最本能的爱情之美。

　　先说白蛇与许仙。那是宋代的故事，开始是在志异上的演绎，与现今的版本大相径庭。后来通过文学的再创造，大褒白蛇许仙爱的坚贞与凄美，大斥法海伪道德的丑陋和猥小。而事实上这个故事是通过人妖真爱直指社会现实的。

　　宋一代，朱程理学，禁锢人性，强调诸事皆应合符礼法，否则，便有失人伦。男女之间更是如此，由之便扼杀了爱情。所谓夫妻，全凭父母媒妁作着木偶游戏。在洞房之前，妻不知夫是拐是瘸，夫亦不知妻否美否丑。因而，有的俊男娶了丑女，有的美女却又嫁了丑婿。真正的各安天命，还何谈爱情?

　　于是，白蛇与许仙在那个时代便出现了。

　　因为礼法对妖是不起作用的。再者既为妖，什么事不敢做?何况去爱一个许仙?可即便是妖，也脱不了人的恩怨。法海作为一个礼法秩序的捍卫者，其实不仅仅是为公而执法。他的前身也是妖，且与白蛇有一段恩怨未了，因而法海在执法当中，虽惩恶却并不扬善;虽以佛法度人，却又执着佛杖害人，这便是虚伪了。由此，以白蛇的真爱衬托出法海的伪善。同时，又以法海作为一个高僧的丑陋反衬出白蛇作为一个妖的真诚。这其中的道理令人玩味。其实，善恶之分不能以人妖区分。岂不闻，妖有一份善心便入道，人存一份恶意便着魔。因而，白蛇是美的。她美在妖，更美在真与善。自然，西湖也是美的。因为白蛇就是在西湖上爱上了许仙缔结了良缘。可以说是西湖的波纹荡漾了她的心扉，使这个蛇妖看到了凡尘的胜景。再加许仙的舍药救人又使她见到了善。因而虽为蛇心却犹飲净瓶甘露，顿生爱念。爱念既生，善意即发，故而有了白蛇与许仙的美丽传说，也使西湖第一次见证了爱情——

　　人妖之爱。

　　再说梁山泊与祝英台的故事。

　　这是一段更加凄美的爱情故事。梁山泊是一饱学穷书生，祝英台为一富家大小姐。祝英台女扮男装求学书院与梁山泊同窗同榻数载，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后别回家，十八相送，祝英台言有九妹许与梁山泊，梁山泊允诺。及至上门，方知九妹即为祝英台，于是欣然。然则，祝英台的父亲不允许，反将祝英台许与富家公子马文才。梁山泊闻之，忧郁而疾，而终。祝英台知之，悲痛欲绝，便于出嫁当日，下轿于梁山泊墓前倾吐衷肠。忽然其墓开裂，祝英台舍身而入……随之，一双蝴蝶自墓中翩然而起，是名化蝶。

　　这个爱情版本也出自宋代，它的悲剧来自于社会等级制度抑或人们在所谓文明的浸染下形成的嫌贫爱富的道德观念。可爱情发之于人的本能，她是先验的情感迸发，她以真拒绝文明的伪，以挚对抗社会的虚，更以狂热无序抗衡伦理观念下现实的有序。何况当时的文明词典里还没有自由二字，有的只是天地君父，非礼勿言，子孝臣忠。由此，自由的爱情只能走向毁灭。这个爱情故事是中国迄今为止咏唱最绝的爱情故事。它之所以绝，在于奇在于悲在于爱的坚贞更在于因爱留下的遗恨，因遗恨留下的美丽遐想。这是西湖第二次见证爱情——

　　贫富之爱。

　　第三个爱情故事自然是苏小小的了。据史载，苏小小是六朝时南齐的歌妓，家住钱塘，《乐府诗集》所收《苏小小歌》，包括古辞及唐李贺，温庭筠等人的诗作。也有说苏小小是宋代著名歌妓的，乃苏盼奴之妹，能诗词，后嫁襄阳赵院判。诸如此类，不甚了了。但关于苏小小与一士子的爱情传说却是悱恻凄丽，至今扰人肺腑。

　　其实，那也是一段无望的爱情。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一个妓女与一个有身份的官宦子弟相爱，不仅仅有悖常理，也是公然与礼教的抗衡。在士大夫的眼里，妓为何物?乃是供认赏玩供人消遣的工具而已。而名妓只以一“尤”字当之，也只是色贵价高，只可猥心亵体，安敢娶之举案齐眉?否则，便有辱祖宗先人，颜面尽扫。但苏小小却爱上了，那士子也爱上了，而且山盟海誓。这一来，问题就出现了。一方为爱情苦挣硬撑，一方为维护道德秩序棒喝当头——这样缠缠绕绕，撞撞又跌跌。爱的欢娱变成了爱的苦恼，爱的纯净化为爱的泥淖，爱在社会文明的围剿下失去了爱的本真。于是，爱的防线在年轻的灵魂中被强大的社会现实攻破了。于是，爱失落了。于是，爱变成了历史的传奇。被文明插在了精神的花瓶里，让人赏供人仰。于是，爱情成了一种理想，这个理想至今仍在西湖荡漾……她是多么美丽呀!美得那样诱人，美得那样虚幻，又美得那样无奈。这便是西湖第三次见证爱情——

　　士妓之爱。

　　自然，西湖见证了爱情，也就见证了西湖的真善美，也就见证了西湖人文景观作为历史的一种存在。然而，不无遗憾的是，西湖所见证的爱情里并没有布衣百姓之爱，难道布衣百姓就没有情爱的感觉吗?其实不然。西湖见证的既是爱情的故事传奇，不平常方能显出奇巧，不平等方能透出曲折，人妖妓士登场方能竞现惊艳缠绵，荡气拍案。况且西湖美景，布衣百姓少游，即便偶然临至，也只是走马观花而已，何生情爱?而士或妓就不同了，他们有的是时间去找寻那份风雅。正如导游小姐告知的，黄昏下西子湖畔的小姐特别垂青于眼镜先生。因为眼镜先生都将一点墨水架在了眼眶上，墨一洒，便见了风流，便勾起了娥眉，弄不好，便又使西湖多了一则爱情的传奇。

　　但尽管如此，如今的杭州人却将那泛泛的湖水，那断桥，那苏堤白堤，那倒掉复又建起来的雷锋塔都化成了商业。于是，那逝去的爱情传奇被镶在在欲望的画框里，标着世俗的价码。它似乎在提示人们：一切东西都是有价的，包括人文和历史，甚至包括一个人欣赏的愉悦情绪。那么。西湖，在21世纪的今天，你在见证什么?你不能再一次见证那动人心魄的爱情吗?你还能给人们一次心灵的感动吗?

　　（外二）谒雷锋塔记

　　雷锋塔于我的最初记忆始于鲁迅先生的杂文《论雷锋塔的倒掉》。那时我尚小，不懂历史，读罢之后，囫囵中就是那么一座砖木结构的高高尖顶的建筑。似乎还和法海，白蛇，许仙等有些关联。鲁迅先生好像在文中责法海多事，最后吃力不讨好，失了一个高僧的德性。那时候，也不知道鲁迅先生说得对不对，不过是屈于他的大名，在蒙昧中认同了。这次去杭州修养，随旅游团登了雷锋塔，使我对雷锋塔有了新的认识。当然，这是新建的塔。但旧塔的根基还在。它被新塔罩在塔的底层，一块块老砖沉睡在坍塌的记忆中，仿佛一个个小沙弥在寂寥中默诵着经文。世俗的纸币散落在它们的周围，透射出生命的虔诚，也反衬出现代人生存的恐慌。我也经不住诱惑，于羞涩的囊中掏出几枚硬币扔了进去。我不知道自己是在祈福还是在赎罪?也许二者皆然吧?

　　谒罢底层，随之进入正塔第一层再踏入电梯。在现代科技的承载下去瞻佛观景还真有些别趣。待至升入顶层，自电梯而出，眼前豁然一亮。但见顶层四壁俱各挂着巨幅东阳木雕壁画，有释迦牟尼成佛故事，也有白蛇许仙梁祝传奇。壁画虽然未镀金描彩，但其精湛工艺在黄杨木上表现得尽致淋漓。可谓雕琢中透出翰墨笔意，人物栩栩而富表情，树木草石形态各具——有的衣袂带风似有绫罗质感，有的树叶如薄翼泛着绿意。我觉得自己被一种美丽包裹住了。像蚕一样吐出感受的丝作着遐思的茧，连导游小姐的解说也置若罔闻。及至走出塔门进入塔边的围栏，一片云雾便随之扑面而来。急切中以手撩之，却似撩开了舞台上的幕一般，一时西湖的美景在云烟缭绕中隐现了出来。那一碧清波在群山环抱下踩着雾的快三步慢四步偎着微风袅娜;那白堤苏堤如带，纽在约约隐隐里;而黛色的是山，绿色的是水，一点点的红是早春绽放的花;还有那湖中的游船，远望中也成了一只只蚱蜢在画屏中的缀点。自然，人是看不见了。一是因为距离，二是因为有雾，三是因为在这雷锋塔上，受了一些佛的沾染，懵然中便生了些许儿智慧。似乎，人，只存在于肉眼凡胎中。佛眼里，他们便是一只只碌碌不停的蚂蚁。事实上也如此。远距离看人，偌大空间，人何其渺小;近距离观物或者显微镜下的窥探，即便微物，也肩着生的责任与艰辛。因而，佛在波罗密心经里有空与色之说，这便契合了这时的境界。但面对浓妆淡抹的西湖色相，人的生命是饱胀的，人的心境也不会拒绝此般美景的宠邀。因而，色在这雷锋塔顶并非等同于空。试想，尘世若一切皆空，人一生只是孤灯死守，那么，苦难便不成其为苦难，幸福也无所谓幸福，生便如枯槁，世界便了无趣味了……

　　思及此，我不禁寒栗起来……佛究竟想将人带到哪里去呢?呜呼，我还是看塔赏景吧!

　　据导游小姐介绍，雷锋塔始建于公元975年，系吴越王钱弘叔为庆贺妃子黄氏得子而建，俗称黄妃塔。因塔在西关外，也叫西关砖塔。后人又因塔在名为雷锋的小山上，则又改称雷锋塔。它之所以有名，不仅仅是因为它的“雷锋夕照”，还因其塔基下藏着一颗佛祖舍利，这舍利共有三颗，因而弥足珍贵，乃佛家至宝;而它之所以会倒，是因为雷锋塔的基砖上都刻有经文，是祈福的吉祥物，因而杭州人便偷偷地抽拿基砖，这样天长日久，雷锋塔基抽空了，塔便于1924年轰然倒塌了。新塔建于2002年，仍建在旧塔基上，为砖混建筑，花费亿元。塔顶的大佛杖镀有18k黄金。据说，建新塔挖地基时，果然就获得了佛祖舍利，现供奉于塔山下的一个别馆里。

　　导游小姐的介绍毫无感情色彩，因而，那话语听起来便有些生硬。人常说吴侬软语，以柔见长，听之若莺语。可今日乍闻之下却大相径庭。也许是佛的缘故吧?戒嗔戒色。可尽管如此，心境仍佳，便又有人想拍照，在释迦牟尼的壁画前留下自己的本相。可条文规定不允。便又有人用手机摄之。条文里没有限定手机的使用，看来这条文被现代科技钻了空子。这样一来，我便想，随着科学的发展，随着人的个人化，随着现实生活日趋物质化，佛或者一些虚幻的人文会不会被科学技术淘汰呢?如果有这种可能，人的精神将栖居何处?

　　或许是我的想法有些虚妄了?但在雷锋塔上作些玄想也情有可原，不然，便真的是庶子愚昧了。

　　可这时导游小姐限定在雷锋塔的时间到了，她挥动一面小旗，催促大家离开雷锋塔到下一个景点去。她挥动小旗的动作若不是在塔上倒有点像传奇中水漫金山挥动令旗的小青。我把这意象告诉她，她便说我骂她是妖，这便误解我了。但我却不解释。其实，即便是妖又有什么不好呢?在《白蛇传》里，妖修炼千年为的什么?不正为那一份人与妖共想的生命大道吗?只是人总以世界主宰的身份自诩，造什么塔去压邪镇妖。事实上世上本无妖邪，那全是人的心魔。如此，以塔的物相去遏制人灵魂中邪恶，这有作用吗?由此可见，鲁迅先生的《论雷锋塔的倒掉》便另有寓意了……

　　不过，今人重建雷锋塔，却并没有从伦常道德上去考虑，大多是出于人文的需要，自然也有商意。今人做事，在精神与物质上都讲中庸，否则，便失了品味。然而，要是鲁迅先生还活着，是绝不肯再做一篇《论雷锋塔的重建》的。因为，在鲁迅先生看来，倒掉了雷锋塔也便倒掉了国人的“十景”怪癖，可谓去毒。而重建哩?岂不又重蹈了复辙?鲁迅先生会答应吗

　　作于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