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北烟云》故事(连载):
第八十四回 南充派来苗前民 整顿南部老大难
1974年底基本完成正房修建工作后,还没有修建厕所和农村不可缺少的猪圈。但是,我和全家老小已经疲惫不堪。
由于缺少资金,1975年初,在妻兄等多人的帮助下,又继续采用打土墙的办法,在用作厨房的环房后面,接了一间草拖铺,用作猪圈和厕所。
春节后,我又请假在家,同妻一起自已动手,前后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修建了当时第一口猪圈、厕所、粪坑“三结合”的沼气池。并在天热后开始产气,用来煮饭和照明,成为当地宣传推广沼气的样板。此后一直用了十多年,直到九十年代初,妻进城做小生意和户口“农转非”后,才停止使用,为家里节约了不少燃料开支。
邓小平恢复中央工作后,1975年在全国开展了整顿各级领导班子“软、懒、散”的工作。当年夏天,中共南充地委书记苗前民和统战部长张久文带领工作组来南部县,专门整顿县委、县革委领导班子和办事机构。
苗前民首先拿县委、县革委常组织、政工部门开刀。办事机构的工作人员,主要是采取对照联系实际,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也同时进行学习和整顿。
在整顿过程中,苗前民重点抓住县委常委班子中,分管干部组织工作的领导干部,在前几年工作中的存在的问题,对原倾向“红革”派观点的组织部长王一义进行了大会点名批判和隔离审查,后宣布给于撤职处分;同时,又重点抓住县粮食局、招待所、汽车站、食品公司、医药公司、剿丝厂、榨油厂等县城单位和区社干部的问题,重点审查,并处理和拘留了一批有所谓“严重政治或经济问题”,或其他错误和问题的人员,以威慑众多干部职工和过去“爱闹事”的人。当时听说,县食品公司经理杜玉芝、盘龙区革委主任兼人武部长张满林等原倾向“红革”派观点的领导干部,在被进行“隔离审查”过程中,因为经受不了各种“压力”,而走上了所谓“自绝于人民”的不归路,在被关押“审查”的屋子里“畏罪”上吊身亡。
苗前民来南部县搞得这次整顿中,我虽然不是领导干部,但有一个“文革”时期南部县的主要“派头头”之一的身份。在1969年底的灌县学习班和1971年的机关整党学习中,虽然对派性作了认真的分析批判,也有了一个新的认识。但是,在县委、县革委机关建立和恢复“七部、一委、一室”过程中,因派性干扰出现的排斥青年人的问题,使我对县委领导干部中一些人产生了新的不满。并重新卷入了派性纷争的漩涡之中。
在这次整顿中,工作组表面上虽然没有把我这样的人作为重点批判对象,但是他们对于我在县委、县革委机关里面的学习情况,是非常关心的。他们除了来人专门听我和原“指挥部”派观点的骨干李勤元两人,在小组讨论会上的自我总结发言外,最后还专门安排我们两人,分别在县级机关学习总结交流大会上发言,讲这次学习中的所谓“心得体会”,实际上也就是作自我批评。
这次在全国通过整顿各级领导班子所谓“软、懒、散”的问题,实际上是要进一步削平“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各种大大小小的“派性山头”,以及“派性”在部份领导干部身上存在的影响,解决过去不同派性观点的领导干部重新掌权工作后,在机关工作中相互扯皮,为自已过去有各种联系的不同“派性山头”说话、做事的问题。这实际上是领导班子产生所谓“软、懒、散”的主要原因。因为“文化大革命”中期进入县革委的原两派群众代表,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发言权,而只是一个摆设罢了。只要抓住解决好了这个问题,所谓“软、懒、散”的问题便迎刃而解。
邓小平复出后,首先抓住解决所谓“软、懒、散”的问题,是抓住了问题的要害。所以,很快在全国范围内各条战线上取得了显著的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