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死亡
汶川地震。
中国境内，几乎每一个人都感觉到了它。紧接着听到、看到的惨烈，也许是惊呆了，每一个中国人。那时在我周围的亲人、朋友、同事中，我一再地看到那种，若有所失的茫然；一再地听见那种，喃喃着的叹息：这人啊，真没意思。这种心理反应的主要成分，也许是：一、人，原来真的会死；二、生命，原来是如此脆弱，如此难以把握；三、人生中的那些个打啊、拼啊、争啊、抢啊什么的，有意义吗？于是我看到，有的人一反常态，淡化甚至放下了那时正发生着的，一些人与人之间的争执和不愉快。这种情形，有多少呢？但是就连洋人们，也放下了正沸沸扬扬的，与中国在奥运、西藏等等问题上的争执。
这意味着咱们在，理性地直面死亡。而这在中国，几千年里都只是一些偶然、例外的状态。因为通常，咱们似乎不大去思考，关于死。
人，会死吗？把这作为一个问题，显然荒唐。因为对于人的生命来说，死亡也许是一个，最为严酷的事实。但是，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几千年来，人会不会死，这就真的似乎是一个问题。道家说成仙，生命可以永恒。佛家说因果轮回，生命可以无限地变幻流转。在儒家，孔子用一句“不知生焉知死”，拒绝了对死亡的认知。但在实际上，儒家似乎是把生命一分为二成了物质和精神，总希望着通过追求成王成圣、建功立业、著书立说等等，实现精神的万岁，实现千古流芳和永垂不朽，从而实现，生命、或者说生命价值的永恒。而在社会生活中，从那些坚不可摧的传宗接代、血脉相传的观念，到丧葬习俗中普遍蕴含的那些虽死犹生、死是生的延续的韵味，无不与此相同相近。
在这种追求永恒的文化氛围里，死亡这个事实，被模糊、被虚幻了。一方面，“我”知道会死，“我”无法否定会死。但对具体的“我”来说，那又似乎是一件陌生、遥远、甚至不真实的事情。看见、听说有谁死了，那也似乎只是一件逻辑意义上的、普通正常的事情。而且，那只是那个“谁”，那完全不等于我，那，似乎是与我无关。另一方面，对生命价值永恒的追求，总是在多方位地导致对现世幸福、快乐的，相当程度的否定。这里的肯定是，有限的生命，能够也应该让它实现无限的价值；短暂的生命，能够也应该让它成为永恒的崇高和伟大。这，成为了天然合理，成为了无可置疑的高尚、伟大；反之，则是卑微、渺小。这，成为了一把区分君子和小人的，延续至今的，钢铁的标尺。
咱们这种生死观，富含着博大和恢宏，富含着利人、利社会和普济众生的崇高。古往今来的仁人志士们，践行这种崇高的事实，可惊天地可泣鬼神，持久地感动着我们也感动着人类。问题在于第一，这种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忽略、放弃、否定了现世的幸福和快乐。那么按照现代西方观念，这已经构成了与人性、人道、人权的，根本冲突。第二，事实上，真正能够成功地忽略、放弃现世幸福和快乐，实现那博大和恢宏的仁人志士，始终只是一个绝对的极少数，这太难太难，难到需要放弃许多许多的自由权利甚至生命；而那些终于不能克服这艰难的绝对的多数，则因为他们的这种，在观念意义上的卑微和渺小，总在遭遇着形形色色的，其实也是毫无道理的忽视、藐视、歧视；极端的，甚至表现为连他们活着的必要、资格，都可以成为问题。最残酷无情的是第三，仁人志士们追求的崇高种种，归根到底，在本原意义上，往往都只是，一些主观的观念而无法是客观的真理。
但是咱们的这种生死观，比较现代西方，反差已经很大。
在上帝活着的千年历史里，西方的生死观和东方很相似。耶稣说：“信我者，得永生”。这样的生死观，当然是一种有生无死的、半人半神的生死观。与此相伴的漫漫中世纪，人性呈现的，是一种极端的扭曲、异化状态，那是一种让人想起来至今还不寒而栗的极度黑暗。起于14世纪，以人道、人性、人权为主要内容的文艺复兴，开始冲击这种生死观。到了尼采，他从人生的价值、意义出发，用真实的“暂时、变迁、相对、有限”的“感性世界”，捣毁了虚假的“永恒、不变、绝对、无限”的“理性王国”之后宣称：上帝死了。
海德格尔的死亡哲学，在现代西方具有广泛的影响。他的《存在与时间》让存在告别了永恒，与时间联系在一起，严酷但是真实地面对了生命的有限性，时间性和只能拥有一次的珍贵性，鼓励生命面对着未来，面对着死亡，积极地选择幸福和快乐，以实现生命的真正价值。而通常的“生”，则表现为一种失去了自我的，异化了的“生”。 海德格尔疾呼，生是相对的，死是绝对的。只有真正认识到这一点，才可能把握和实现生命的价值。为此，他提出了“提前到死中去”，“向死而生”的方法论命题。
现代西方的生死观也许可以概括为第一，生命过程呈现为时间状态，是有限的；第二，生命是最宝贵的，应该得到充分的尊重和珍视，任何理由都无权要求甚至强制人无视或放弃生命；第三，生命的基本需要，生命对对幸福快乐的追求，天然合理，只要不损害他人，不应该受到约束。第四，每一个生命都是平等的，每一个守法的生命，都应该充分自由。
这，应该是现代西方观念中的重中之重，核心中的核心。形成这么一点点东西，西方社会经历了六百多年的艰难曲折，比较中世纪那漫漫长夜，特别在上个世纪里，洋人们也的确因为这点东西，从各个方面尝到了许多的甜头。洋人们更把这点东西做成了一把尺子，只要量出了误差，他们就不客气地嚷嚷甚至制裁。这种态度里，既有不历史、不全面、不准确的一面，但也不乏对宝贵的生命的热切关注。
用洋人们的那点东西比较咱们中国，历史的不用说，当代的愚公精神、雷锋精神等等，也都还总在强调理想信念、道德情操，它们依然在我们的观念上，比生命更宝贵、更重要。邓小平提出“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开始进了一大步。但是因为作为社会法则的理念，比如人性、人权、平等、自由等原则并没有形成、确立，所以在许多问题上，和西方构成反差是当然的。
从这个意义上，汶川地震破天荒地实现了东、西方在一些重要的观念层面，达成了一致。比如，汶川地震发生后的救援行动，温家宝总理思想很明确：救人，是第一位的；救人，要一分可能，百倍努力。这一点看着简单其实太不简单。因为那第一位的东西，还可以是国家机密、国家财产、重要设施等等。只有那以人为本的观念，才可能选择，救人。再如，第一次为遇难的平民百姓们，设立国哀日。这就有了平等尊重每一个生命的，浓重色彩。也正是这些观念下的行动，感动了西方、感动了世界。
这些，意味着咱们中国在发生一些，重要的变化。这些变化也意味着进步吗？从本原、终极、学术角度看，似乎是难有定论；但从现实人生角度说，回答应该是肯定的。那么咱们也许就应该进一步认识到，这种进步对咱们来说，还仅仅是一个开始，要把诸如人性、人权、平等、自由等理念做成国家民族的原则，还会有许多事情需要做，而其中最重要的，也许是需要让这些理念，真正成为每一个中国人的理念，最终让它们成为，民族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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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留言，哪怕就只是，行权阶级、权变层次、规则层次、制度层次、机制层次、意识层次、权主与权奴的机制的农耕权力文明、财主与财奴的海洋经济文明……这些名词，我都已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让我高山仰止，明白这天外的天，我是无法企及的了。你让我去的那“高智商社区”，更是让我望而却步。所以去到哪里，我就悄悄地，回来了。
素泊
行权阶级的做法，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对人的尊重有的很多层次，有权变层次、规则层次、制度层次、机制层次、意识层次等，其中最浅的就是权变层次。
中国是权主与权奴的机制的农耕权力文明。西方尤其是西欧与北美体系是财主与财奴的海洋经济文明。权力主导社会、经济主导社会的体制下，对个体生死会形成不同定格的观点，让社会个体遵照其定制，以保障其主导的顺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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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复！
我们常说的中西文化差异，关于生命的态度， 是一个核心。在现代西方，第一，生命最重要，快乐最重要，比任何的理想、信念都重要；第二，我的生命，我的自由，我的快乐，首先重要。而我们中国人的态度，则很不一样。
这个不一样，导致了在许多方面的，中、西的不一样。 比如，洋人们说话做事，几乎没有豪言壮语，但是认真踏实；咱们说话做事往往貌似气吞山河，却常常是言不由衷、欺世盗名。
知道别人也明白自己，这，太重要。
素泊
生命的无常和脆弱，那么多的人突然间失去亲人家园的巨大悲痛深深的震憾了我。而全中国的华夏儿女的散发出的光辉也深深的感染了我。
今天不知明天事，所以从此后我要快乐生活，认真对待身边人和事，包括亲人朋友同学等等。
云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