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白记忆
作者: 梁之歌 发表日期: 2008-06-01 16:25 点击数: 403
黑白记忆 梁 歌
笔者自传散纪《峥嵘岁月》记述的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建国前后，个人经历和见闻。本文是《峥嵘岁月》之二——黑白记忆，记述了20世纪50年代至今，中国社会重大政治事变暗影。文稿有20章节8万余字，先后有许多文友、亲友复印传阅，两位老友阅后还将本文传给在某中学任政治教员的子女细阅。都认为有一定的史料性、故事性、可读性，对青年人有很好的教育意义，对于中老年同志也有忆苦思甜的鞭策作用。笔者从中摘录两章节。
劫难中好人多
1958年 12 月，正是“一天等于 20 年”的生产大跃进极左时期。到处“放卫星”，虚假成风，“亩产水稻数万斤”“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全民大炼钢铁，劳民伤财。为保卫“工农业生产大跃进”，政法机关极力配合，大抓“地富反坏右的破坏”。,云南省各地监狱，人满为患。保山地区（含德宏自治州）当时人口不足百万，被囚禁的劳改、劳教人员达 2 万人之多。由于农民大炼钢铁，田地荒芜，工农业严重失调，口粮不足,饿死人的事到处皆有。我作为“右派”份子,被送到了保山地区昌宁县某农场劳动教养。我在该农场虽然不足一年，却是我生死攸关的一年。在我进入农场待分发配的几天中，每天和许多待处理的人犯关押在一间大房内，室内劳动，用手剥包谷，见到许多面黄肌瘦的人犯，一面剥包谷，一面在偷吃生包谷粒，我问一人犯；“怎么你吃生包谷粒呀？”他回答我说：“肚子饿吆，你是新来，过几日你就会知道人挨饿的滋味了。”不几天，我被发配到二中队，每天早晚只给五市两熟山芋吃，被饿的头昏眼花两腿浮肿,我也就饥不择食地偷吃过生包谷、生蚕豆、生南瓜，将自己的手表、水笔、皮鞋、毛毯等一切值钱之物，通过单独行动人犯（表现好的、可以单独行动出入监所的人犯）向附近农民群众换山芋巴巴等吃的东西。有一天我随大队人犯被押到田地收获包谷，身背竹筐，边收包谷边吃生包谷，被看守员发现，批评我怎么光偷吃包谷不好好干活，我当即回嘴说：“人以食为天，饿的头昏，你是饱汉不知饿汉饥，生包谷你绝不会吃的”。看守员见我敢于回嘴，大为恼火，枪栓一拉对准我说：“你竟敢反抗，我枪毙了你”。我说；“你枪毙我，是我求之不得，我也不想活了，我 14 岁参加革命，参加过解放战争，也享受过社会主义生活，死了也无悔！”我胸堂一拍说：“请你照准这里打，感谢你一枪能结果我的性命最好！”。顶撞的危险时刻，劳改队长赵流赶到了，制止、和解了事态。向看守员说“算啦,算啦”，（当时草菅人命，人犯稍有反抗言行，被看守员枪击毙的事，时有发生，一位原当过中学校教师的人犯，挑粪压田，因天寒冷，把粪倒在田边，看守员叫他把粪移到田心，他不干，并回嘴看守员，看守员说他反抗，被当场击毙。另一位犯人，大田劳动收工时，随集体犯人被押回监所，饥饿难忍耐，途经菜园时，走岀队列欲摘二只辣子，看守员认为他企图脱逃，被当即击毙）。一天晚上，监内大院放电影，我肚饥难忍，借故在狱室内睡觉，然而被饿的睡不着，便悄悄地到犯人伙房找东西吃，伙房门锁着进不去，见灶门内有火，灶门傍有生南瓜一箩筐，于是我就拿出一个碗口大的南瓜送入灶内，以烧吃充饥，不料却被回来的几个炊事人员发现，说我偷南瓜，要捆绑我（当时捆打人的事经常有），我急了，顺手拿了一米长的木棒愤怒的说：“老子今天不活了！哪个敢动手绑我?我就跟哪个拼死命！”，也许是小鬼怕恶人，他们虽有几个人，有人手拿着绳子，你看我，我看你，却无一人敢靠近我，就去找劳改队长收拾我。队长赵流是从昌宁县农村调上来的， 30 多岁，曾任农村生产队长和党支部书记，为人善良，从不打骂犯人，对我特别好，见是我，便说；算啦，算啦，叫我去看电影。这位农民出身的劳改队长，我很感激他对我的保护。有一次，当他招集犯人小组长开会时，有两位犯人组长向他反映我不好好劳动，不服管教，要求批斗我，他向组长们说：“算啦,算啦，你们不要老是叮着他，我直接管教他好了”。（后来，我被转监到湾甸农场，听说他因有“右倾”思想,被下放回家了。1980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我被平反、恢复工作，途径保山时曾打听他的下落无着，祝愿他：好人一生平安。）
1959年的寒秋，是饥荒最为严重的时期，农场天天都有1—2名劳教或劳改人员被饿死的事发生，一位叫杨光新犯人，40多岁，黄埔军官学校第五期毕业生，曾任国民党南京总统府蒋介石的上校侍卫，身材魁梧，刑期10年，由于吃饭按劳动力定量，天天吃不饱，被饿的全身浮肿，在大田劳动挑粪中，捡牛粪中的虫蛹吃，后被饿死在田埂上。一位叫李小白的犯人原是国民党军的师参谋长，起义后转业，被分发在保山地区腾冲县，任某中学校长，和我最谈得拢，有次在批斗他的会上，他反驳别人对他的无理批判说：“我在国民党部队时就曾经读过毛主席的《实践论》《新民主主义论》等许多著作，我懂得马列主义要比你们多，你们不要歪曲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你们的知识水平太低，只有梁某（指我）可以和我谈论。”由于他个性直爽，批斗他时，他敢于反驳，就说他是花岗岩脑袋，顽固不化，思想极端的反动，劳动又不行，常被扣饭，被饿的嘴脸浮肿后，就乱抓乱吃，蚂蚱、虫子抓住就吃，见啥吃啥，不久就被活活饿死在劳动的田间。人们为了减轻饥饿的痛苦，用各种方法填充肚子，吃饭时，将分得的一小碗菜倒入大碗开水中，放点盐巴喝菜汤，真所谓“狗吃牛粪图多”。于是盐巴就显得特别金贵。有一次队上发给每人半斤烟叶，我是不会吸烟的，就通过单独行动的犯人赵某某换点盐巴，没想到竟被其蒙骗，当我把盐巴放入菜汤中吃时，感觉味道不对，又苦又酸，经两位同犯细心察看、品尝，确认是硫酸氨化肥，但饥饿之极，这碗菜汤我舍不得抛弃，就被我全喝进肚内，当天肚子就大腹泻。肚子更感空虚难受，心慌意乱，饿死的恐惧感由然而生，惶恐不安，一个大活人发现自已即将死去，就有挣扎求生的欲望，这是大自然生命的本能。于是当天深夜，零点钟以后，人们都进入梦乡，天下着细蒙小雨，伸手不见掌的乌黑静夜，我用一根竹竿越墙逃出农场。
由于夜黑，细雨蒙蒙，我无法辩认正确方向，只好沿着农场附近的公路急速奔走。天亮时我发现才离开农场坝子，一夜的风雨中奔走，饿的头昏眼花，怕被追捕，不敢走公路，便赶紧进人山间小道，到农村找吃的东西。当时正在“工农业生产大跃进”，“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吃饭不要钱”农村实行共产主义大食堂（农村人家的铁锅被没收，砸烂大炼钢铁）每人吃饭限量供食，普遍都吃不饱，许多人被饿的面黄肌瘦。我假充是地质队的地质踏勘人员，到一村生产队大食堂，幸好，见有两位慈祥的老大妈在照应食堂，我说：“大妈，我是地质勘探队的人，不慎遗失了钱和粮票，肚子饿的慌，向你俩老讨要点饭吃可以吗？”俩位老奶听我说是地质队的公家人，也不多问，便给我盛了一大碗洋芋包谷饭，被我吃的干干净净。她们见我狼吞虎咽的饿像，顿生怜悯之心，又给我盛了一大碗。吃过饭后我打了一张欠条：“兹欠昌宁县某公社某生产队大食堂一斤粮票、饭菜钱两角正。西南地质局550地质队李某某。某年某月某 日。”（当时我不敢署自已真实姓名，若现在能有人找到这张欠条给我，愿按照金额的两万倍偿还”）。将欠条交给老奶，向她们说了许多感激的话。出了山村，仍然沿着通向保山及芒市的山路奋力奔走。目标是芒市岳母家，因爱妻和不满周岁的儿子住在岳母家，我时时刻刻都在挂念着她们，常在睡梦中相会，若能见上一面，死了也就瞑目如愿了。公路上虽然有来来往往的汽车，我没钱付车费，并且在公路上行走目标也大，易被追踪人发现，我只好尽量选走小路。从早上在小山村食堂饱餐后，行走到下晚又饿又渴又累，大概是保山县（现保山市隆阳区）南边的一个山间小坝子，我见有一片山芋地，地边有守地人搭的茅草棚，棚内无人，又见山芋已成熟，心中窃喜，于是我违心作了小偷，用手扒开山芋叶茎，抠了两个大山芋生吃，解饿又解渴。吃了山芋后，我就便在棚内茅草铺上休息睡觉。入睡不久，被一位来守地的老人惊叫醒，问我是干啥的？为何在此？我就实话实说，我是落难之人，原是北京部队转业来云南的国家地质勘探队干部，不久前被打成右派，在某农场劳教，忍受不了饥饿而逃跑至此，我偷挖吃了你老爹的山芋，深感愧疚，请求老爹能给予原谅。老人听后，看我也不像是歹徒小偷，便和颜悦色，深表同情地说：“什么右派，提提意见，犯那样法嘛，胡乱整人，----”。那天夜晚我和老人同睡在草铺上，他说了许多同情我的话，天不亮我临走时，老人又给我用火烧熟三个山芋带着路上吃。
谢别老人，遵照他的指点道路，向芒市方向走去。大约下午3点多钟时，肚子又饿了，我到了名叫“七0七”的公路边汽车小站饭店，饭店是供销社办的，我向一位饭店负责人，40多岁的妇女同志假称自已是地质队的人员，钱和粮票遗失了，讨要点饭吃。这位妇女看我面黄肌瘦的可怜饿像，就叫一位饭店女服务员将客人吃剩的饭菜给我搞了两大碗，我感到这是“一年来吃的最好最香的饭菜”。吃过饭后，我向该饭店负责人谎称，求其借4元钱作回地质队的车费（实质是想用钱买车票去芒市），这位负责人说；她的上级、县供销社主任正在饭店吃饭，她去请示。不一会儿，她请示回来向我说；主任愿意带领我回施甸县供销社食宿，并可考虑借给我回地质队的车费。我一听县供销社主任要带我到县城，甚感恐惧。要是主任把我带到县城，一定会打电话给地质队寻问我这人，就要暴露我“庐山真面貌”，这是自投罗网。我正惶恐不安时，供销社主任以其随从2人叫我坐他们的马车回施甸县城。此形况下，我若不跟随他们去施甸，定会引发他们的更大怀疑，于是只好跟随他们上了马车。我被迫上了马车后，心里七上八下的在打逃脱的主意，七0七车站饭店距离施甸县城有20余公里，两匹马拉的马车挤坐8个人及两大麻袋大米，我是坐在车尾，马车不堪重负，马车行约2公里，车轮胎爆破，车停下来修理，道路两傍是一人高的包谷棵地，我向供销社主任他们说自己要解大手，便进入包谷棵深叶茂处，乘机逃之夭夭了。
时至4点多，我继续沿着保芒公路向芒市走去。大约我走了近20多公里的地方时，见一辆大客车迎面开来，在我就近处突然停下，从车上走下两位带枪的人，我一看，是农场的公安看守员，另一位是右派职工金善常（当时右派分为：极右派，多被劳教或劳改，中右派；多被劳教或监督留用，在劳教中表现好的右派可被解除劳教，留在农场任职工，并可带枪看守人犯）我一看，大吃一惊，这是来追捕捉拿我的人，我急忙把随身携带的挎包抛弃就跑，我在前边狂跑，他俩带着长枪在后边追。我长期食不果腹，体弱气喘，跑不多远我便钻进一片密刺林中躲藏。他俩无心追拿我，尤其是金善常在“反右”运动之前，是我在芒市地区工作时的文友（注后），追至密刺林附近处，金善常向看守员说：追不着，我们回去吧。当他俩回转时，有一个在山坡高处放羊的小孩高声向他俩说，他看到了我躲藏在某处密刺蓬下。于是看守员领着金善常又马上返回，把我从刺蓬下捉住拖出。铐上手铐，同乘大客车被押回农场。
我被押回农场的第三天，召开全场劳教人员大会，对我进行批斗，要我交待为什么要逃跑，质问我可是要逃跑国外叛国投敌？我说我吃不饱饭，劳动太重，我想念我爱人和幼小的儿子，我想逃出去看上她们一眼，死也瞑目。大会上我被批斗后，随即宣布我和其他几位劳教人员被逮捕法办（实质我进入农场劳教之前就已经被逮捕）。
大会之后的第二天，我又被拉到我所在的中队批斗。被勒令我站在早已集合好的数百名同犯队前，要我坦白交待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当时的管教员陈某二十五六岁，是个血气方刚的年青人，心狠手辣，与心软面善的赵流队长截然不同，惯用会上残酷批斗的方式管教，我曾被他亲手紧紧的捆绑过，是我终生最感耻辱难忘的痛苦回忆）。由于我长久食不果腹，面黄肌瘦，下身浮腫，两腿发抖，耷拉着脑袋有气无力的作自我检查，当我说到自己出身贫穷， 14 岁就参加革命，响应党的号召来建设祖国大西南边疆，一心工作，没有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时，马上有几个大汉说我花言巧语进行狡辩，不老实，对我拳打脚踢，施加暴力，强制我跪下交待。残酷的批斗行为，引发了许多劳教人员人怜悯、同情，在女劳教队员中突然发出泣诉声“多可怜,你们不要这样致死地打他么！”她声音未落，便招来大禍，立即被几个大汉拉起，说她同情坏人坏事，是反革命行为，强制她陪同我跪在队前接受批斗。
批斗会后，我被单独关在一间阴暗的禁闭室内，并被铐上脚镣，门的上方有一个小小的窗口,每天早晚各给我一个 4市两重的山芋充饥。饥饿和精神的摧残使我极端的痛苦，使我失去了生存的勇气，千方百计寻找死的方法，然而禁闭室内无任何东西可利用，欲死不能,。万万没有料到，从我被禁闭的第二天开始，每当朦胧的夜色降临时，便从禁闭室门上窗口掉下一个包谷面馒头，使我悲喜交加，天予我命也，这是对我生存的鼓励，打消了我寻死自杀的念头。由于给食人来去匆匆，且是在夜色朦胧的晚上，只能从小小的窗口中看到其背影，是位长头发的女人。10多天后，我被解除禁闭，转到另一个劳改农场――湾甸农场,但总是想念着这两位善良好心的女士。
注；金善常，笔名金丁，保山市板桥镇金鸡村人，原是德宏自治州团结报副刊主编，他写的散文《当箭兰花开时》曾刊登在上海《萌芽》文学月刊而获奖，小有名气。我在芒市大矿山地质队工作时，常投稿给他，他曾刊用过我写的《你播种了中苏友谊》、《山中乐章》、《‘反右’转业军人起来战斗！》等诗文。（我逃跑事件后不久，他被整回家，“文革”中逃到泰国，成为名医、富商，他的故事笔者另文《异国文友传奇》刊发。
朱家璧助我“平反”
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复出，拨乱反正。1978年9月，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家公安部、国家民政部联合拟定了《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随即中共中央以“55号文件”向全党转发了这个方案。同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在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组织部长、秘书长胡耀邦的主持下，对全国在“文革”和“反右”中的冤假错案进行平反。我开始对自已的冤案进行了申诉。首先写信和申诉呈给判决送我劳教的中共龙陵县委政法委，后又亲自找到龙陵县委，县委书记邱发厚热情接待了我，和我谈话后便在我的申诉书签署：“请摘帽办苏副书记尽速给予办理落实政策”。我持邱书记的批示找到具体负责落实办的县公安局的张平同志，张和我以前曾经同时追求过一位县医院的女护士，有一面之识。我担心他为难我、报复我，然而他心胸大度，不计前嫌，很是热情的接待我，指教我速到原工作单位，请原单位党委出示同意平反的证明材料，再去找判决我徒刑的保山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他说关键还在于原工作单位。于是我就按他的指点到驻在玉溪地区峨山县的原工作单位省地质局二十地质队。
在途经昆明时，我到了崇仁街云南省委统战部，寻求统战部帮助。部长朱家壁是我1951年在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时就相识的同志，到统战部门卫室，我对传达员说要找朱家壁部长，不一会儿一位自称是朱家壁的秘书出来见我，问我是什么单位的，找朱部长有何事？我怕他挡驾，我假称自已是从北京某中央单位来的，是和朱家壁在南京中央军事学院学习时的同志，出差来昆明有事向他面谈。当时我身穿部队转业时的空军服装（在我被劳教劳改期间这些服装由潞西县人民法院给我保管，1964年刑满留队后，又发还我）这位秘书看我气度不凡，就实话向我说朱部长正在开会讲话不便传达，请我11点后再来。当我到百货大楼逛了一转，又回到统战部时，会已开毕，朱家壁正在办公室，秘书领我进入，他见我进室后马上起身招呼我坐，面有惊奇的看我，我说：朱教官，咱们南京军事学院一别，至今已二十多年了，那时我才18岁，你常叫我小文书，我常叫你朱教官，你要求回云南工作的报告草稿还是我帮你誊写的。“噢，知道了，知道了！”他说。我又说；你离开军事学院调来云南军区后不久，我被学院选送到空军航校学习。随即他热情地和我谈了几分钟在军事学院的往事后，就问我来云南有何贵干？我说1956年由北京空军部队转业来到地质部西南地质局550队，是响应党的号召，满腔热情来建设大西南边疆的，未料到58年在你的家乡龙陵县工作时（朱是龙陵县象达乡人），被打成右派，后又被判刑5年。现在湾甸劳改农场留队就业，我正在进行申诉，特来请你能否帮助我一下。他说统战部也是管平反右派工作的，于公于私，责无旁贷。他问我申诉的情况，我说才从龙陵县来，县委落实办叫我先找原工作单位省地质局和地质队。他说：“是！解铃还要系铃人。”他问我可带着申诉？我说带着。于是他在我的申诉书上批写：“请原单位遵照‘55号文’尽速办理落实政策。”叫秘书帮盖上省委统战部印章交给我。在和他交谈中他告诉我，他才恢愎工作不久，在文革中被监禁了6年。并一再交待我：若到原工作单位问题不解决好，可以再来找他。临别时，他问我住那里？我说住东风东路东风巷地质局招待所。他叫驾驶员用小车送我到招待所。
是日午后，我又到白塔路云南省地质局落实政策办公室。落办室负责人是局政治部组织处长刘树蕃，和我曾经在西南地质局550队一起工作过的同志，以前相处也较好，便很热情的接待我。我将载有朱家壁批示的申诉交他，他看后又将申诉交还我说：你赶快到队上去办，落实政策的工作快要结束了，你怎么现在才来。我说住地是偏僻的山区农场，消息不灵通。他说以前的550队现改为二十地质队，驻玉溪地区峨山县石花村，队长余顺田、书记顾杰，这两天在局开队书队长会议，今天下午5点结束，我领你去见他们认识一下，你可坐他们的车同去队上。
第二天早上我乘坐队长书记的苏式卡斯吉普车到了峨山县石花村云南省地质局第二十地质队。队落实政策办公室负责人是队党委委员、队卫生所长孟守福医生，他是德宏自治州梁河县人，傣族，为人和蔼热情、善良诚恳，当我在卫生所找到他时，他马上热情的领我到办公室，我将申诉交给他，他说队落实办公室一开始工作就寻找“文革”和“反右”中被迫害错处的同志，找不着我的下落，现在我来了就好，马上帮我办理，明后天就可提交队党委会研究决定。
我离队21年，大多数人我不认识了，然而大家都是热情的对待我，在队上6天，住宿招待所、理发、洗澡，均不收我的钱。每天都有人请我吃饭。地质工程师杨先池是我原在550队一块工作的好友，不仅多次请我吃饭，当落实办公室把队党委对我的平反决定稿征求我的意见时，他还帮助我研究修改和誊写平反决定稿（他的正楷字写的好）。
1980年4月26日和5月13日，我在湾甸农场先后接到保山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和龙陵县公安局对我的平反决定，（巧合：接到法院给我平反判决书的那日，也是《人民日报》报道原国家主席刘少奇被平反的那日）撤销劳教处分和刑事判决，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原级别，工龄从参加革命时起，连续计算，原单位安置工作。
10月24日，二十地质队党委报云南省地质局党委批准，通知我回队报到。
我恢复工作后，已45岁，不适应野外工作了，队党委领导依照我的意见，安排我负责组建以知青和富余职工为主的商业服务公司，任经济师及经理。
我恢复工作后时常怀念那些曾在我落难时帮助过我的好心人。
1986年我去滇西芒市探亲，遇到了在潞西县文化局工作的昔日难友方女士，说起在昌宁农场的往事，她说；“当年陪我跪在会上挨批斗的是张玉贞，现任芒市边贸总公司总经理，是芒市地区的女能人,曾多次被评为州、省先进工作者和全国“三八红旗手”。
是日，在方女士的陪同下，我到张玉贞处拜访致谢，她头发花白，眉宇间显出仁慈，我询问她，在我被禁闭期间每晚送给我包谷面馒头的事，她说不是她，在她陪我批斗之后，小组又连续批斗她几晚上，限制了她的行动,她没条件。那么，这位在我生命危难时刻，冒险给我食物，救助我的女士是谁呢?至今我还是不知道。
在我去芒市探亲途经七0七汽车站，当年给我剩饭菜吃的那位老大妈的饭店也已不存在。逃跑途经山芋地夜宿茅草棚内，烧山芋给我的老大爹，以及小山村生产队大食堂的俩位老奶，我也无法找到报答她们的恩德，这些年来，我总有一种“有恩不报非君子”负疚感。几年前，在西双版纳自治州任州委副书记的长子来玉溪家看我，我曾将救助过我的这些普普通通的善良人的往事讲给他听，他感触地说：时势造英雄，危难岁月好人多。又说：艰难困苦和折磨是人生的教科书，只有经过坎坷和危难的人，才更能深刻的体会到今天社会的美好生活的幸福。
（云南玉溪市桂山路13号 省地矿局八二0队 邮编653100 电话61033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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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est 发表于 2008-06-13 19:32
#4
- ＃１的回复提出“打倒共匪、有了公检法、冤案成车拉”言之过激，《黑白回忆》说的是已被否定的历史：“1957反右”和“文革十年浩劫”，自邓小平上台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形势愈来愈好，四川大地震灾难是例证，党和国家领导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国内外万众一心抢救，而发生在文革时期的通海大地震三天后才轻描淡写的报导说：在昆明之南某地发生7.7级地震，灾区人民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迎击地震，并说地震省革命委员会派专人，星夜兼程把红保书《毛主席语录》送到灾区……该地震有的死一万多人、有的说三、四万人。据说唐山大地震死24万多人，联合国和美、日、英等许多工作国家提出援助而被我国拒绝，抚今追昔，显示今天中国社会之民主和美好。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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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之歌 发表于 2008-06-13 15:01
#3
- 回复：作者文章原意不是这样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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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est 发表于 2008-06-09 18:15
#2
- 打倒共匪,有了公检法,冤案成车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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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est 发表于 2008-06-09 18:14
#1
- 打倒共匪,有了公检法,冤案成车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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