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爱神草》之后
读完了俄罗斯作家米·希什金的小说《爱神草》。这将是一部不朽的小说作品。我之所以说它不朽,是因为这部小说从形式到内容从肉体的感觉到灵魂的触动都具有震撼的力量。它从逃往瑞士的申求避难者与翻译官的一问一答开始,由此逐渐地透入一个民族的精神内质,并在洞悉了历史的幽秘之后,复又转入哲学的拷问,形式在问答中在一个歌唱家的日记中和一封封写给纳乌赫多诺扎夫尔的长信中转换,像后现代主义背景下散乱的碎片,像马赛克的拼图,充满不同的人声嘈杂。多重的话语,充满或隐或现的模仿。引征、拼贴、滚动着主题变幻的意识流,魔幻和现实的交织,时空的压缩和错位,及其人物形象的模糊性……等等这些,看似种种后现代主义的特征,却并没有否定主体,消解意义,拒绝永恒。相反,一种终极的价值关怀,一种人类主体意识的张扬,使散乱的碎片化的历史和现实在一种内在力量的引导下融为一体。
我以为,欲将《爱神草》确定在某一个文学流派是愚蠢的。惊世之作之所以惊世,是因为它在旧有的文体上架构了它超凡脱俗的文学金字塔。它清晰地显示了俄罗斯民族传统的末世论思想,显示了俄罗斯民族执着的历史求索,显示了二十一世纪之初,作为一个俄罗斯作家对克服死亡,对人的复活,对回归上帝这一传统的俄罗斯宗教主题的新的思索。
由此,我想到了中国的文学当下。
最近,我读完了刘震云的长篇小说《我叫刘跃进》,讲述一个“羊”变“狼”的故事。这个故事的蓝本是中国民众目前普遍关注的,也是经济发展下产生的分配焦虑予以“羊”的生存冒险。刘震云说的就是这样一件事。在他的叙述中,一种文化的磁场,人性的磁场,乃至整个社会的磁场都在他的叙述中张扬开了,各色人物都被这些不同的磁场吸附着。当然,刘震云的笔触下显得游刃有余,他幽默地用北京话“拧巴”着这个时代的现实风貌,深入到一个“丑”的肌理中,将笔当作手术刀使用。但可叹的是,作家没有掌握医治社会病症的医术,他剖开社会的身体后,未及处理便草草地缝合了。这种缝合不是屈于人道,不是屈于哲学的探索,而是屈于当下中国反腐文学的一个固定模式……《我叫刘跃进》的造势是令人欣喜的。但其解势却是教人失望的。他就像将弓拉满了,却没有搭上一支射落太阳的神箭。充其量他只是像唐吉珂德一样,空斗了一场风车。
当然,我并不是拿中西文学做什么比较。文化的不同自然生产的产品也不同。但纵观中国的文学(小说)在形式上确是不够丰富的。即便有些作品在形式上作了较为理想的探索,但在思想容量上却几近苍白。如李洱的《花腔》就是如此。他用错落倒置的时空和不同人物的叙述拼贴着复原了一段历史,使小说虚实相间,扑朔迷离,从而强化了文学的艺术气氛。再者其补缀部分应用了多种文体,有说明,有消息,有访谈,这便使小说的文本显出了多样化,有了兼并包容,也为小说写作探出了一条新路。可遗憾的是,这部小说在思想上没有很好的彰显。它似乎只在用一个形式带动着一个故事的展开,有阴谋,有血腥,有花的拳绣的腿,却没有灵魂。我想,它应该属于主旋律下的一次先锋试验,或是一次被小说化的党史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