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年前,康有为先生先是公车上书,后是百日维新,再后来是失败,谭嗣同等一干君子大义凛然,愿以死明志,惨死于屠刀之下,康有为先生也跑到外国去了。谭嗣同君不认为康有为先生是怕死,所以他说去留肝胆两昆仑,然后慷慨赴死。一走一留,一生一死,肝胆相照。死的伟大,生的也光荣。
康有为跑到日本之后,人民群众也不认为康有为先生是怕死,而是颂扬他。后来的事情如大家所知,孙中山先生发动革命,康有为仍然坚持要保皇改革,于是有人骂他是死保皇派。似乎大家喜欢革命而不是保皇,连教科书上也这么说,开始的时候,康有为是先进的,因为他要改革,教科书予以颂扬;后来的时候,康有为思想落伍,成了死保皇派,反对革命,到现在我们的教科书也予以批判。当然,这是教科书的说法,大家可以置之不理。
后来山东人发明了一种五人扑克游戏,叫做“保皇”,我估计大家都熟悉。山东人不怎么爱娱乐,却能发明够级保皇,实在令人费解。保皇是五个人玩的,三个革命党,一个皇上,一个保皇派。说保皇派是比较文雅的叫法,自宋代以来,山东人就心直口快,不大讲究文雅。直接把保皇派叫做“太监”,这充分说明了人民群众对保皇派的蔑视,而康有为正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为著名的保皇派代表。这似乎确凿地说明了保皇派不得人心。
康有为先生是个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他除了公车上书、百日维新、保皇之外,还写了一篇叫做《孔子改制考》的文章,搬出孔子来威吓四方。康有为净干这样的事,百日维新的时候,他就欲借助光绪帝威吓四方,想完成改革,振兴中华,但是他失败了。表面上他尊崇光绪帝,而他后来的保皇态度也证明了他对皇帝的爱是真诚的。而实际上他的办法不但没有成功,还害死了光绪帝。实际上正是康有为绑架了光绪帝,他劝说光绪帝进行改革,光绪帝也确实存有不甘做亡国之君的骨气,对康有为大加赞赏,豁出自家性命来做拼死一搏,正中康有为之下怀,于是光绪帝听从了康有为,颁布改革法令。结果葬送了自己的性命。我这样说绝不是对康有为先生恶意中伤,我对康有为先生、孙中山先生乃至光绪帝先生的崇敬,苍天可鉴!我只是就事论事,论说这么一种现象。
这么一种现象,就是我们中国人无论是在改革还是在革命的时候,都先是绑架最高领袖,借最高领袖之名义来开展改革或者革命。自古我们中国人造反的时候就爱打“清君侧”旗号,所以康有为绑架光绪帝,乃至绑架孔子就不足为怪了。千古年来,形成了一种“绑架文化”,说是文化,简直是玷污了文化这个伟大的词语,它至少是一种现象。而且这种现象至今绵绵不绝,深深地浸染着国人的灵魂,尤其是知识分子的灵魂。
现在我们中国出现了一些腐败现象,令国人愤愤不已,知识分子不耕不种,靠种地的人养活着,天然地负有为民说话的责任,所以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都要在这上面说句公道话。我们注意到,现在我们大家的矛头一致对向地方政府的腐败行为,怒批地方腐败政府官员。我们知道,在这个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杰出代表郎咸平率先站出来,快人快语,怒批腐败,虽然不知道有什么效果,至少让我们知道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并不完全被阉掉了,至少让国人出了一口恶气。但是我们读郎咸平先生的文章可以知道,他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地方政府,他认为中国政府首脑是明智的,坏事就坏在地方腐败势力上。读了这些言论,我就想到了康有为先生,觉得郎咸平先生与康有为先生如出一辙。当年康有为等一干人就号召所有人紧紧团结在皇帝周围,反抗落后势力。康有为绑架了光绪帝,中国有良知的现代知识分子欲图绑架现任最高领导。光绪帝一人之力不能挽救大清朝,我国政府最高领导也不能以个人之力挽回腐败局面!
要清除腐败,依靠的是制度和真正的现代法律,而不是人。
我读书的时候,几乎身边的每个青年都会说:“中国的官,真他妈腐败!都他妈该杀!”但是我们仔细想想,让我们这些愤愤不已的人去当官,我们能个个都是海瑞?据我观察,我们的青年人修为也就一般,不比在任的官员高到哪里去,甚至还不如他们。所以要改变不止是人,而是制度和社会氛围,也就是文化。反正我对愤愤不已的人没有足够的信心,连我对自己都不够有信心。即便我现在是一个思想纯洁一心救国救民的青年,但我难保自己当官以后就不成为该千刀万剐的腐败分子。以一人之力对抗整个社会的不正常氛围,尽管足够崇高和伟大,但我对此不抱信心,一点信心也没有。清官不能救国,海瑞足够清廉,但是大明朝到底灭亡了,而且是死在了腐败上。即使清军不进中原,大明朝也是要死。谁也救不了大明朝,这一点《万历十五年》上已经说得清清楚楚。一个好官救不了中国。以一人之力拯救世界,这种情况只有在电影故事里出现过,我想我们的国人不应该这么天真,把电影当成真事。
够深刻,够直接也.
请先生到谢园斧正在下的<邪批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