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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批通史—无可奈何张邦昌

作者: xiekejiang 发表日期: 2008-06-19 11:17 点击数: 701

　　在人们的印象中，说到卖国贼，首推秦桧，其次张邦昌，再次汪精卫。秦桧和汪精卫的卖国贼身份已经铁定，似乎没有什么反对的呼声。但张邦昌是否就像《岳飞传》中所叙述的那样，是个不折不扣的卖国贼呢？我想这一点恐怕还值得商榷一下下。
　　普遍对张邦昌词条的解释是——张邦昌字子能，北宋末年永静军东光（今属河北）人。举进士，历任礼部侍郎、少宰、太宰等职。靖康元年（１１２６）金军围攻东京（今河南开封）时，任河北路割地使，力主对金投降。次年金兵攻陷东京，他建立傀儡政权，曾称“楚帝”月余。宋高宗即位后，被流放到潭州（今湖南长沙）处死。
　　在这一段解说中，说出了张邦昌的两大丑行。一是力主对金投降，是个投降派；二是曾经在金国的支持下建立伪楚政权，是个卖国贼和篡位的野心家。作为大宋的臣子如此，已经是十恶不赦的了。
　　而在民间的传说中，人们对奸臣贼子更是不能容忍，表现出国人爱憎分明的鲜明性格——传说张邦昌是东光县大龙湾人，这和《东光县志》上的记载相符。可你要到大龙湾村去打听，却没有一个承认此事。这个现象很好解释，那就是从这个村的老祖宗开始，就非常忌讳提到这件事。后代子孙都不敢承认张邦昌是他们的先祖了，可见他在民间的名声之臭也。
　　按照民间评书的说法，张邦昌是宋代钦宗皇帝的宰相，当过三十三天的伪楚皇帝。因为没有能力统治江南人民的反抗，后又让金人给废了。他回到南朝以后，贼心不死，又巴结宋高宗，还他的养女和香进贡给皇帝。赵构迷上和香，再没有心思理朝政，整天花天酒地。金兵打到城下，和香封锁消息，蒙蔽赵构。直到金兵攻破宫门，赵构才慌慌张张地从后官门逃命。和香被金兵捉住，去见金兀术说：“妾本想缠住赵构，敬候四太子驾临。”以此邀功请赏。金兀术却以和香卖主求荣，就下令给杀了。
　　由于张邦昌父女的所作所为，引起了朝臣的不满，纷纷上书弹劾张邦昌，孟太后就下令把他杀死。以上的说法基本源于民间野史，给张邦昌勾划出了一副卖国奸臣的嘴脸。
　　根据正史所载分析，张邦昌可以理解为一个庸才和小人，也可以说是一个奸臣、佞臣，但要说是卖国贼和叛臣，证据却稍嫌不足。
　　纵观张邦昌的履历，从考中进士踏入官场起，先后经历了大司成、知州、礼部侍郎、尚书右左丞、中书侍郎等多个重要工作岗位的历练和考验，直到公元1126年官居少宰，期间长达数十年的领导生涯，居然没有做出一件突出的政绩。几十年无所建树却一路官运亨通，其中关窍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马屁功登峰造极，是个典型的溜须拍马、粉饰太平之徒。连后来的秦桧都攻击他“专事宴游，党附权奸，蠹国乱政”，也是一大笑话。
　　公元1126年，金国大军南下，六万人马势如破竹，直捣京城汴梁。当是之时，以菜鸟皇帝钦宗赵桓为首的一干人被金军吓傻了眼，无视敌我双方兵力之比（当时汴梁城内的守军多达20万，是金兵的三倍半），“毅然”决定割地求和。作为当时主和态度最坚决的国家领导人之一，张邦昌被宋钦宗任命为河北路割地使，负责陪同康王赵构前往金营充当谈判的人质。
　　张邦昌却是一个懦夫兼小人，为了保证此行的安全和自己的老命，居然荒唐地要求宋钦宗做出书面承诺，切实保证“无变割地议”，让他直接送给金国。理所当然地，这个荒唐的要求被否决了。为了一己之私利，竟然光明正大地做出如此厚颜无耻的事来，张邦昌实在想不小人都难。因此，如果史书据此将其列入《奸臣传》或者干脆单列一篇《小人传》，都是可以理解而且顺理成章的。问题是，无论是官方正史还是民间传说，却将张邦昌归类于“叛臣”，而究其理由，不过因为他当过那么个把月的“伪皇帝”。这对张邦昌却有些冤枉了。
　　事实上，尽管在北宋王朝内部表现得相当可耻，可是一旦进入金营，正式成为人质，张邦昌的行为却可圈可点，基本上展现了一名优秀的外交官员所应当具备的风度和品质。当粘罕和斡离不二人召其单独议事时，张邦昌就始终坚持自己与肃王赵枢（其时康王已经被金军退货并另立山头）以及驸马曹晟等三人所组成的“人质代表团”是一个共同的整体，自己绝对不能违背外交工作纪律私自行动。最后还是金国使者使用武力才将其带走的。
　　张邦昌从来就没想过要当皇帝。《三朝北盟会编》记载得很清楚：当被告知将成为皇帝候选人时，张邦昌是明确反对并坚决拒绝的。是粘罕和斡离不慌称只是让他当宰相，辅佐宋朝太子治理国家，他才勉强进入汴梁城。最终迫于大金国的压力和众臣民的“极力拥戴”，他才勉强成为理论上的“皇帝”。
　　此外，虽然当皇帝的任命经过了文武百官的共同签名认可，但他本人根本就没有以皇帝自居的意思——他将办公地点设在文德殿（皇帝的办公地点为紫辰殿和垂拱殿），将办公桌椅西向放置（皇帝的座位是南向放置的）。他坚决制止朝廷官员向他跪拜行大礼，当有的官员为了巴结讨好而对其跪拜时，他必定“东面拱立”。他与朝廷官员开会时自称“予”而不是“朕”，公文往来时用“手书”而不是“圣旨”。凡此种种，都充分证明了他始终是与朝廷官员们以同事和平级关系相处的。王时雍是推举他成为皇帝的首席功臣，也可以说是他的心腹和死党，可是当王时雍以“陛下”称呼时，他丝毫不留情面的将其狠狠训斥了一番（《宋史》卷四百七十五）。
　　金国大军北返，已经身为“皇帝”的张邦昌却身服缟素，率领满朝文武，完全以为人臣子的礼仪亲自向其时已身陷金军牢笼的徽、钦二宗遥拜送行，并且伤心欲绝，涕泪俱下。
　　事情的真相是，与后世一致认定为“叛臣”结论恰恰相反，自当上“皇帝”的第一天起，张邦昌就在为推翻自己的统治，实现前朝的复辟而做着种种不懈的努力。在金军占领汴梁期间，他亲自到金营拜见粘罕和斡离不，提出了“不毁赵氏陵庙，罢括金银，存留楼橹，借东都三年，乞班师，降号称帝，借金银犒赏”等七项重要提议，并通过积极的外交斡旋工作，得到了当局的许可（《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其中，仅向金国缴纳的岁币一项就成功免除钱一百万贯、银二十万两、绢二十万匹的负担（《大金吊伐录》），为赵宋王朝的成功复辟和持续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与此同时，他又亲自致书金军统帅，成功地将左丞冯澥、管军郭仲荀、签书枢密院事曹辅、太常少卿汪藻、礼部侍郎谭世绩、中书舍人孙觌以及徐天民、苏余庆、沈晦、路允迪、黄夏卿等一干政治精英争取到了汴梁（《三朝北盟会编》）。前京城留守孙傅、签书枢密院张叔夜以及御史中丞秦桧，曾经激烈反对他当皇帝，但他丝毫没有计较前嫌，同样致书请求金国将他们放归（《宋史》卷四百七十三）。
　　此外，他还殚精竭虑，请求遣还诸王夫人及诸帝姬——当时有部分夫人的腹内正怀有宋皇室宗族的血脉，可惜被具有高度政治敏感性的粘罕看破（《南征汇录》）。
　　最后，当金军北归时，他又委婉而坚决地拒绝了粘罕留一万金军帮助其巩固统治秩序的“好意”，彻底消除了赵宋王朝复辟的暴力隐患。正因如此，他才可以在金军撤退以后的第一时间内，就派出使臣谢克家带着传国玉玺赶到前北宋王朝的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恭请大宋王朝现存唯一合法继承人——康王赵构前往继承皇位。同时，他还恭请元祐皇后在康王到来之前先垂帘听政，暂时主持大局，自己则以太宰的身份退到内东门资善堂居住，继而又亲自赶到南京，向赵构痛哭请罪（《宋史》卷四百七十五）。
　　总上所述，我们可以说张邦昌是个奸臣和望风使舵的小人，因为主张求和及割地也可以说是有卖国行径，但其自始至终，却从来都没有叛变国家的行为。身处奇险之地，行无可奈何之事，张邦昌有失忠臣风采，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