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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最后的晚餐，谁是我们的犹大

作者: 五粒尘发表日期: 2008-06-23 16:37 点击数: 430

最后的晚餐，谁是我们的犹大

——对政治与宗教的一点陋见

一

最后的晚餐，是基督教义《新约》中的故事，这个故事的核心人物不是耶稣而是犹大。犹大的存在使最后的晚餐产生了重大的历史意义。从此，作为一个新生的精神领袖基督诞生了。在此后的2000多年的漫长岁月中，基督以其伟大的神性躲在一层神秘的面纱之后导引着人类的精神之旅，让他的迷途羔羊们咽食着“最后的晚餐”派生出来的政治与宗教的圣宴。可我却感到，今天的人类在这种文化的吞咽中，已开始哽塞了。我们满腹的罪恶已不再需要忏悔，我们要释放，像犹大一样释放生命的本性，为了金钱而放弃那种毫无现实意义的信仰。

然而，事实证明，人类错了。错在物质与精神的取舍不可调和之中，也错在科学与宗教的暧昧中庸之下。

其实，“最后的晚餐”只不过是一个游戏。一个宗教新生势力企图在这个世界获取控制人类灵魂的神权的游戏。这个游戏披着新道德的七彩外衣，在地狱与天堂的抉择中演绎。在《圣经》中，这个游戏显得极其神圣，因为这其中充满了神秘而又强大的宗教力量，它调动了人们心灵中的无比虔敬。可当它在2000多年之后的犹大日记暴露于光天化日，得知犹大是受命于耶稣而反叛时，宗教便戴上了政治的绿帽子，以一个文明的王八的形象嘲笑了人们的信仰。于是，在我们这个时代，神或者上帝被瓦解了。

这是西方人在其历史长河中所承受的生命之重。但可喜的是，在这种承受之中，他们逐渐从其樊篱中解脱了出来。谁来拯救日渐消瘦日渐焦虑日渐无奈的人类生命？他们意识到不应该是神与宗教。神与宗教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它们被文明消解的神性诠释在尼采的哲学叛逆中，并在心理学哲学的溶解下渐渐地剥蚀了它神秘的面纱，实实在在成了一种大众化的精神游戏。

当然，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不同。中华文明在完成了它的造神运动之后，始终没有将它的子民罩在宗教的圣光之中。作为植根于中华文明土壤的道教，在采集了天地阴阳精华之后，被羽化的是幻像进入了天堂，它统领的精气神如云似雾地透视出民众的理想。而现实中的道却沦落于人们的日常生养繁殖之中，在今生中炊烟袅袅，在死亡的超度中经声朗朗。道士们穿着青色的道袍，一方面娶妻生子，一方面承继着道学的俗媚之气。在驱鬼神之中又依附着鬼神增添本身的神性。在拒绝入世之下又积极投入到俗世的生老病死当中。它未能成为一种被政治化的宗教，是因为它在历史的进程当中没有获取统领民众精神的神权。它的介入，就像一味中性草药介入到一部庞大浩繁的药典中一样，失之可以，得之亦无碍。但不可否认的是，正因为它的患得患失，它的无足轻重，更使它获得了“此在”的广大空间。它在经年累月中由不自觉而自觉地深入到中华文明的血脉里，配合着儒家释家，逐渐地将一个“狼”性民族驯化成了一个“羊”性的民族。现在，这些“羊”们被圈在一个深邃而又博大的文化栅栏里，在惊恐中偷觑了栅栏外的世界后，“羊”们开始骚动了。它们在怀疑生存秩序中自身的价值后，那久已沉睡的狼性慢慢地苏醒了过来。他们开始嚎叫了，这种叫声在那本《易经》中，叫着：

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

二

儒教文化是孔子为代表的为中国人量身定做的一种文化，它之所以能在二千余年的文明史中打造成中国的筋骨文化，是因为它虽非宗教的，却具有宗教一样的庄严而又神圣的仪式。它虽没有借助神的力量，披着神的外衣蛊惑民众的心智，但它的身上又明明地罩着神所缺乏的光环。那是因为它既以平民化的方式带来了和谐的生存秩序，又赋予这种秩序以宿命式的权利意志，并在充分地彰显了伦理的道德功能后，复又关怀备至地回到个人的养性与修为。而更为重要的是，它在过去流逝的岁月中，始终与皇权联姻在一起，在巩固了皇权的同时，更加强了自身的文化建设，致使中国的每一个民众脱离了它，便脱离了生存的可能，便会被一种潜在的文化暗潮所淹没。不仅如此，这种文化还具备着一种海绵体的功能。它在吸纳了外来的文化水源后，能充分地储存或消化在自身的体内，当受到外力的冲击时，它便释放，并在释放中化解，然后在化解中融洽……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便在这种文化的包容下休养生息，王朝几易，甚或外族入主，也未能撼动这种文化的根基。由此可见这种文化的博大与精深。它似乎具有海的胸怀，纳百川而汪洋，润万物而澎湃。

当然，儒教文化在中华文明史中被确立为尊崇的地位，是与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分不开的。而关键则是秦末汉初时叔孙通这个人能够审时度势，充分利用“朝仪”这一儒教仪式，帮助新生统治集团的领袖刘邦完成了皇帝威仪的建立。由此，新生统治集团逐渐地认识到了儒家学说的治国效能与安邦作用。尤其是到了汉武帝初期，一位专门研究五经之一《春秋》的博士董仲舒，在一次全国人才总选拔中获得了第一名后，其尊儒之策被皇帝采纳，在加上一些握有重权的儒生们在政治上的“犹大”行为，其它学派则被排斥其外，被视为“邪说”，“妖言”。至此，儒家思想在中国归于一统，这大约是公元前339年之间的事情。

既然儒家思想统一了天下，孔子可谓中国式的基督。但其区别在于，孔子在创立了儒家学说之后，没有像耶稣那样赋予这种学说以宗教色彩，并以一个圣者的形象在民间广泛地宣讲与传播，最后让犹大扮演成叛徒，将他告发，钉死在十字架上，使自身的肉体在罪恶中消亡，以期在精神上复活成神，复活成拯救人类灵魂的基督。孔子没有这样做。孔子虽然也奔忙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国之间，试图以自己的学说去叩开治世的大门。但他没有将自己定位在“神”或“救世主”这个角色上，更没有策略性地吩咐某个学生去扮演成中国式的犹大，让他背负罪恶而实现自己的个人目的。我不怀疑耶稣的大爱之心，。但如果一种大爱一旦让别人做出了牺牲并有了一种世俗的政治企图，这种大爱便与个人野心不远了。耶稣成功了。作为一个获取了神权的宗教政客，他肯定是一个成功者。但作为一个具有神性的基督，他不是最纯粹的。而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无论政治或宗教，只要它有了权力意志，任何一种冠冕堂皇的说辞都是借口。而一旦它窃取了驾驭民众的权力，即便具有无限神性的宗教，也会回归到人类欲望的本能，继续在虚伪的表演中欺骗着民众。

在这里，我当然不会将叔孙通与董仲舒看成中国的犹大。事实上，他们只是两个具有坚强韧性的敬业者。无论是为治国还是其家，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无可挑剔。因为儒家的以礼立身，以仁立德，以中庸立国的思想在今后的漫长岁月中确实给中华文明带来了无限的辉煌。孔子作为一个非宗教的智者，在历史的演进中也渐渐地有了宗教式的神性，他的神性被历代帝王推上祭坛，作为一个政治道具至今还在精神上统领着民众的思想。谁是犹大？我想，政治的本身就是一个犹大。

三

佛学不是中国的本土文化。它起源于古印度，西汉末年传入我国中原地区。但佛学一旦进入中土，便呈汹涌之势。它在儒学倡导的积极入世之下，给人们一个灵魂休息的空间，试图在纷繁烦恼的人世开辟出一方空明无尘的净土。它是属于宗教的，它在让人们建立起对它的信仰的同时，复又将万物归于寂灭，使人的精神再一次坠入到空与无的恐慌中……佛学缺少可供政治参资的思想，但却可以消解人们的苦难，达到驯化民众的目的。正因为这样，佛学便自觉地融解于儒学当中，间接地被政治所淫媾，从而为皇权下的统治建立了一个空前的文化大秩序。

这种文化大秩序在中国的近代史上受到了空前的大扫荡。这种大扫荡首先来源于西方列强对我们实行本土侵略下引发的自身文化反思，由此再涉及到政治体制与经济建设。这时的中国人似乎从帝国主义的隆隆炮声中醒悟了过来，一根大清的辫子一边梳在孔孟之道上，一边又将辫梢荡拂在外来的“夷”学上，试图在一根朽木上雕刻出一条东方的巨龙。这种天真的梦想当然被后来的事实分解得支离破碎了……中国，在民族即将倾覆的灾难之间呼唤着一个救世主的诞生。这个救世主不是神性与宗教的，也不是属于传统文化的，而是具有现代民主精神的新一代基督。

这个人就是孙中山！

孙中三的出现，使中国黑暗的天空现出了一丝民主的曙光。他具有华盛顿式的政治胸怀，只可惜他这个非宗教的中国现代基督没有像宗教基督耶稣那样在政治上利用了犹大，反而是中国的政治犹大们无耻地背叛了他的政治理想，使中国的民主步伐嘎然而止了。我想，这是中国皇权意识赋予那些政治犹大的个人野心，他们拿着民众的生命发泄着自己的权利欲望，拿着一个国家与民族的命运实验着个人的政治理念。他们甚至将大众钉在十字架上，用天堂的虚假诱惑着民众，妄图建构政治化的现代宗教。这种反人道的行为必然导致一个民族新的灾难。这种灾难直至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才在一次政治变革中终止。从此，政治与宗教在一片和谐声中有了新的气象。可犹大并没有消亡。在现今的社会状态下，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我们要谨防经济犹大与官僚犹大的出现。经济犹大的出现必然导致经济建设的紊乱或者资产的大量流失，从而破坏大环境下的社会秩序。而官僚犹大的出现更为可怕。他会在暗流中分解掉民众对现有政体的信仰。迫使民众在生存困惑与愤怒中自我地觉醒起来……

四

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利用宗教进行政治暴力活动的是太平天国的领袖洪秀全。这个当过农村教师的广东花县人，在基督教的一部传道书《劝世良言》的启发下，创立了拜上帝教，吸纳那些在社会底层艰辛劳作的民众入会，用“平等，博爱”的宗教教义激发会众的暴力热情，并予以教众“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等，无人不饱暖。”的理想契约，从而使太平天国在建立初始，便呈燎原之势，熊熊的战火与生命的理想之火在宗教的蛊惑下毁灭性地烧灼着旧有的封建政体，似乎人类渴求的大同世界就在眼前了。然而，不无遗憾的是，洪秀全这个盗用了上帝之子名号的凡夫俗子先是为了其政治目的在附了基督的圣体后，然后又在淫奢享乐的强烈刺激下做了一个犹大。他的所谓革命就其本质而言，只是一次个人欲望的渲泄，并且还是机会式的。他缺乏宗教基督的大爱，也缺乏儒教文化的大仁。他在尚未完全建立起自己的社会大秩序的前提下，就开始走向了腐化，就开始在自己的内部扼杀生命的本性，将一个“平等”的理念始终停留在口号之上。事实上是，在太平天国里仍是按照封建等级将人进行了区分，甚至将作为领袖的自己置于神的祭坛，在肆无忌惮地饱食了俗世的色相之后，其一根巨大的“天国”阴茎便又被旧有的政治利刃阉割了下来。

太平天国起义其实就是介乎宗教与政治之间的一个巨大的游戏。在这个游戏中民众被愚弄了。他们轻易地相信了这种游戏的承诺。殊不知游戏的本质就是娱乐和欺骗，只不过它被一个神圣的光环或借口使命化了。等到民众开始觉醒，死神便已站在了自己的面前，宣告生命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许多历史唯物主义者认为中国的农民起义推动了历史的发展，这个观点毋庸置疑，这也是历史赋予我们的科学认识。但可悲的是，为什么在我们“此在”的时空里，便不能对我们的事物进行历史的判定呢？我们害怕什么？是不是一个政体的自尊削弱了我们暴露自我、修正错误的勇气？是不是在现有的文明里，我们只能局促在自我的文化限定里，也只有在过去的记忆里对自己进行审判？如果是这样，我们的一切过失便都可原谅了。因为我们都是犹大，我们都在为了自我的生存目的，为了在这个世界分得一杯欲望之羹而在不同程度上背离了我们曾经选择或确立的道德准则。我们之所以被称为人，是因为我们将曾经的两只前蹄进化成了双手。我们用这双手摘下了禁果。从此，这双手便有了罪恶。但我们却无视这种罪恶的存在。我们却说它是智慧。从此，人类便在这智慧的镣铐中进行着精神的泅渡——其实，这种泅渡永远也没有现实的彼岸……

五

当然，在这中西文化相互撞击相互融解的前奏，也出现了一些另类的思想者。如清末民初的辜鸿铭，就是这类人物的杰出代表。他在精研了西方文化之后，复又服膺于中国的孔孟之道。像一个文化圣徒一样维护着国学的尊严，即便历史的脚步踏入了民国，他仍然没有舍弃那根代表传统的辫子，一副怀旧的形象在清华园里成了一道不合时宜的风景。但我却要说，他是一个坚强的文化守望者。他更无惧于政治的犹大将他钉上十字架，他坚守着一个文化学者的意志与良心，绝不媚俗时尚与新贵。而今天的历史也证明辜鸿铭是正确的。可历史上那些所谓的文化弄潮儿反而在某种程度上背弃了自己的血脉，像犹大那样，先以一个叛徒的角色，后以一个殉道工具的形象参与了一种文化的嬗变。

其实，我觉得，在当下普遍缺乏信仰，大众精神处于困惑与焦虑的状态下，每个人都是潜在的犹大。因为犹大作为一个时代的叛徒抑或圣徒，始终处于新旧的两极之中，无论他是宗教的还是政治的，是经济的还是在形而上的精神状态中的，“最后的晚餐”都是一个选择的喻示——喻示着一个伟大游戏的开始，喻示一种秩序始终处于演变与更替中，喻示着信仰的崩溃或再一次的建立。

不过，我却要说，我不想在愚弄中建立自己的信仰，却愿在叛逆中守护自己的灵魂；我宁愿做一个受人唾弃的犹大，也不想戴上政治的帽子，去充当一个蜡制的基督。我渴望钉在自由的十字架上。我鄙视活在铁笼子里的王子。我还要说：

给我一个巨乳，让我去哺乳世界一切饥饿的人民。给我一盆圣水，让我去洗净世间一切在行走的众生。

于2008年6月20日，写毕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