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我曾经看到北京社会科学院的一名教授讲到一个观点: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时候,社会团体和个人都有了一定量的财富积累。因此,每一次改革,就是一次利益格局的调整,都会触及很多深层次矛盾。这是个高危险时期,处置不当,就可能引发社会动荡。他认为,这个时期绕不过去,必须客观面对,正确处置。为此,他曾建议,加强军队、警察和监狱的建设,清醒应对可能发生的矛盾和问题。
极大的满足社会成员的物质文化需求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相当长时期的基本矛盾。 生产力要发展,必然要求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从解放生产力,到发展生产力,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可以说人民的生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经济视野也从原来的区域封闭,到面对全球进行资源配置,快速跨上了1000美元的台阶。在中国经济“量”的扩张过程中,基本是本着“先发展,后规范”的宽容原则,鼓励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于是,有条件的勤劳的人“率先富裕了起来”。条件较差,能力受限的地区和居民被拉开了距离。地区之间的不平衡,会产生矛盾。人与人之间的贫富悬殊,也会引发矛盾。在地区之间,国家先后采取了“沿海率先发展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原崛起”的一系列地区优惠政策措施。在个人贫富的调节上,不断建立和完善税收调节政策、低保政策和优抚机制等。但必须要明白,每一次“调整”,都会伤及一些人的利益。无论如何科学发展,都不可能实现与发展的同步。无论多么想公平,都不可能达到真正的公平。这种矛盾存在的客观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社会的安定,基于人的利益平衡。有能力的人,总会生活的好一些。能力不足的人,总会生活的相对差一些。我们必须承认能力的差异存在,只有承认了这一点,才能正视落后存在的客观性。能力强的人,他们在实现自己人生目标的时候,给社会创造了税收和就业机会。而总会有一些人,是需要社会特殊照顾的。不保护人的创造能力,社会就不能进步。解决不好落后群体的问题,社会的发展就会受阻。因此国家或者叫政府的改革措施,就是在寻找利益的平衡点,不断进行动态性调整,以求维护社会的平衡。
中国经济在经历了若干年快速发展后,达到了1000美元以上。这不是终点,也不是起点,只是一个阶段的比照值。从此,经济由单纯追求“量”,开始向追求质和量的统一过渡。中国的快速崛起,让敌对力量感到了“威胁”。他们开始动起心思,寻找“汉奸”、“叛徒”、“打手”制造事端,试图阻碍中国的发展。利益格局的调整,使一些人的利益受到影响,心理失衡。贫富差距的拉大,使一些人产生仇富心态,寻衅滋事。经济发展的周期性,使一些只能见涨,不能承受打击的人方寸大乱。刚刚过去一轮发展所积累下来的矛盾需要释放和化解。于是,不确定因素增加了。
藏独闹事、瓮安县打砸烧事件、上海警察被袭击事件等等,一次次向我们敲响警钟。政府、警察的作用是什么呢?为人民服务是宗旨,但坚强有力的保护职能,应该成为这一时期为人民服务的具体体现。多年以来的“忍”政,或许也该与时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