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批通史—袁崇焕是英雄还是汉奸？》（１）
自清乾隆以后，人们对袁崇焕的评价极高，大都给予“民族英雄”和“干国长城”的美誉。在中央电视台金牌栏目《百家讲坛》里，阎崇年详细地讲述了袁崇焕的英雄事迹和赫赫功绩，使其英雄形象更加明晰和高大起来。
拨开历史的重重迷雾，能否看清袁崇焕的本来面目？崇祯皇帝为何举全国之力支持袁于前而凌迟其身以其后？当时杀掉袁崇焕的理由是“通虏谋叛、擅主和议、专戮大帅、市米资盗”等罪名，用通俗的话讲就是“汉奸”。这个悲惨的结局，是由于崇祯皇帝误中后金奸计，还是另有原因？袁崇焕是抗清英雄，为什么这个光荣的称号反而是作为敌人的清乾隆皇帝给予的？乾隆皇帝为袁崇焕平反冤狱，其目的究竟何在？这一连串的问题，我们或许只有从各种传世的史料中去探究原委，才能得出近乎真实的结论。
据《明史》载，袁崇焕字元素，号自如，广西梧州府藤县人。明朝万历四十七年中进士，任福建邵武知县。1622年（天启二年），任兵部职方司主事。同年单骑出关考察关外，还京后自请守卫辽东。筑古宁远城（今辽宁兴城）卫戍。1626年（天启六年）清太祖努尔哈赤攻宁远城，8个月后死于沈阳。袁崇焕升至辽东巡抚，终因不附魏忠贤，被其党所劾去职。熹宗崩，思宗即位，魏忠贤见诛。1628年（崇祯元年）任命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七月，思宗召见崇焕，崇焕慷慨陈词，计划以五年复辽，并疏陈方略，皇帝大喜，赐崇焕尚方宝剑，在复辽前提下，可以便宜行事。
1629年（崇祯二年）袁崇焕与内阁辅臣钱龙锡谈到平辽事宜，认为毛文龙“可用则用之，不可用则杀之”，主张“先从东江做起”，集中精力对付毛文龙。后崇焕于7月24日借口阅兵计擒毛文龙，当众宣布毛文龙十二大罪状，以尚方宝剑斩文龙于双岛。1629年（崇祯二年）十月，皇太极率十万清兵绕境蒙古，由喜峰口攻陷遵化，兵临北京城下，北京戒严。袁崇焕率部前往北京，从蓟州抵达北京广渠门外后大战清军。袁崇焕如此之举，引起北京城外的戚畹中贵的极度不满，纷纷向朝廷告状：袁崇焕名为入援，却听任敌骑劫掠焚烧民舍，不敢一矢相加，城外戚畹中贵园亭庄舍被敌骑蹂躏殆尽。袁崇焕因此获罪，被捕入狱。
世传皇太极施反间计，捕捉两名明宫太监，然后故意让两人以为听见满清将军之间的耳语，谓袁崇焕与满人有密约，皇太极再放其中一名太监回京。崇祯皇帝中计，以为袁崇焕谋反。但在《袁崇焕评传》中，金庸倾向于相信崇祯皇帝杀袁崇焕，并非是皇太极的反间计得逞。由于袁崇焕是囚禁半年后才被处死的，不大可能是因崇祯皇帝一时激愤误杀。事实上，擅杀毛文龙一事，就足以使崇祯皇帝决心杀之。毛文龙旧部大都误认为是皇帝要杀毛文龙，于是把怨恨转移到皇帝身上，大举哗变，造成日后一连串悲剧事件的发生，终于致使前线态势一发不可收拾。
1630年（崇祯三年），袁崇焕以“通虏谋叛”、“擅主和议”、“专戮大帅”、“市米资盗”等十大罪状的罪名磔死。当时北京百姓恨之入骨，“刽子手割一块肉，百姓付钱，取之生食。顷间肉已沽清。再开膛出五脏，截寸而沽。百姓买得，和烧酒生吞，血流齿颊”。
据传崇焕死后，佘氏义仆冒险为其收敛骸骨，葬于北京广渠门内广东义园。142年后，乾隆49年（1772年）乾隆帝下诏为袁崇焕翻案。乾隆大帝亲自主持修订的《明史·列传一百四十七·袁崇焕》记载：“兄弟妻子流三千里，籍其家，崇焕无子，家亦无余赀，天下冤之。”为袁崇焕彻底平反。
《清高宗实录》载：“袁崇焕督师蓟辽，虽与我朝为难，但尚能忠于所事，彼时主暗政昏，不能罄其忱悃，以致身罹重辟，深可悯恻”。这番话从袁崇焕的敌人口中说出，无疑应当是最为可信的，所以后人大都以此为据，重新对袁崇焕盖棺论定。而在当时很多版本的明朝史书中，对袁督师大都是冠以“汉奸”之名，这些书都被乾隆大帝统统烧掉或者加以删改，只保留其亲自修订的《明史》。
抛开明、清两朝对袁崇焕两种截然不同的两种定论不谈，我们可以来看看袁的同僚对他的评价。明末著名历史学家、誓死不愿降清的张岱在《石匮书后集？袁崇焕列传》中称：“袁崇焕短小精悍，形如小猱，性格暴躁，攘臂谈天下事，多大言不惭，而终日梦梦，堕幕士云雾中，而不知其着魅着魇也。”
东林党文官夏允彝在《幸存录》中则说：“崇焕少好谈兵，见人辄拜为同盟，肝肠颇热。为闽中县令，分校闱中，日呼一老兵习辽事者，与之谈兵，绝不阅卷。或问之，则曰：士子宜中者，自有命在，随意抽取可也。斯岂执事必敬者乎？宁远一捷，实为有功，遂自矜为东夷已破胆，必肯献地讲和。召对，自言五岁灭东夷，了无成算。给谏许誉卿面叩之，崇焕自言聊慰上望云尔。给谏亟言上英明，岂可浪对，异日按期责功，奈何？崇焕亦自觉失言，遂以用人措饷等事再请於上。倘有不相应，即可借为卸担地，不意上之咸从所请也。赴援都城，召见，即请统兵入城休息。上不可，以三十骑入城请；上曰：三十亦不可。上之所以疑之者至矣，而崇焕绝不悟也。”
从这两位僚友的评论中可以看出，袁崇焕的人缘似乎很差，喜欢大言不惭，而且对皇帝也不怎么恭敬，在这一点上他比岳飞可就差的远了。且不说他是否通敌，单是矫诏杀害和他同一级别、同样拥有尚方宝剑的毛文龙一事，就足以杀之而不冤。毛文龙多年在辽东与后金周旋，大打游击战，弄得后金努尔哈赤寝食不安，可谓是明朝的大功臣，战功赫赫。在离京赴辽之前，袁崇焕就早有杀毛文龙之心，这一点《幸存录》也有记载：“阁臣钱龙锡尝问以辽事，答以璫从东江做起。钱谓舍实地而问海道，何也？且毛帅未必可得力。崇焕云：可用，用之；不可用，杀之，此吾所优为。钱固庸人也，不以其言为意。及斩文龙，疏中即入钱语。及虏阑入，朝论遂以杀文龙为崇焕罪而并及龙锡，以崇焕为逆督，而以龙锡为通逆；一凌迟，一拟辟。”
袁崇焕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很自负，目中无人。他考中进士后，两三年内就从文职改为军职，他自己也“以边才自许”，甚至向皇帝吹嘘自己能“五年平辽”。崇祯皇帝对他非常信任，把他派到山海关总督蓟辽边事，赐给他尚方宝剑，同时把辽东满桂、王之臣的两把尚方宝剑给没收了。当时是崇祯元年，其权势地位达到巅峰，但第二年年底就被皇帝解除了兵权，下狱。崇祯三年，崇祯就把他杀了。
有关当朝的历史，可以参考，不可以看重。首先写历史的人有他自己的“感情色彩”，也有自己当时的“政治环境”，也就是说，他们的笔受一些主观力量的控制，因此，会写出一些不符合客观实际的东西。比如说，写我们中共党史，肯定是我们党内的一些“可靠”的人所写，这就很难做到客观公正；写毛泽东的历史，也是在毛泽东时代的人所写，这些人怎么敢于写出与毛泽东不利东西呢？历史上的《史记》是一部不可多得的著作，据说，写成后，司马迁也是冒着“必死”的决心去见汉武帝的。然而，有多少历史学家肯冒这样的危险去写历史呢！
所以才出现明史与清史大不相同的结论。
不知我说得是否有道理。
任何历史都是人的笔下表达出来的，书写帝王生活与帝王有关的事情是需要勇气的，就算是司马迁以必死的决心写出来的，也许还会被后人改写的，所以说，无论是什么，都不是绝对的真的东西。就连我们自己说的话有时候也会随着时间的流失忘却活着改变其当时的含义不是吗？
看待一段历史或者一个事件，凭着自己的心和思想去取舍就可以了。
古代也好，现代也罢，凡是想在官场上展示一下自己的雄才伟略一场的人，几乎都会去寻找历史中可以让自己得到启示的人物的，或好，或坏的。
就事论事而言，军中就有反间计之一说，有多少人陷在反间计里面，丢失了所有。但是，假如，朝廷不再信任你，就是没有反间计还会有其他的事情，都会找一个缘由除掉心中想要除掉的那一个人的，比如袁崇焕。清朝与之给袁崇焕平反，也就是承认自己当时做了反间计，陷害了袁崇焕。清朝这样做，是该给予称赞吗？称赞他们勇于承认的勇气吗？现在的人不也是时常地使用着反间计吗？伤害了对方，但却对自己有利。那么是否该称赞呢？那么使用反间计的那一方，等到过后，是否也会有清朝这样的平反，主动出来对世界宣布，对其使用了反间计，实际上那个人是清白的。
这个世界是什么？我不得而知……（艺珂）
私下议和、卖粮资敌、擅杀将帅、纵敌入关、见死不救，这样的人，千刀万剐，死不足惜！
明末清初对袁崇焕的评价一直是清楚的，即便那些为袁崇焕辩护的人，也无法否认其‘私下议和、卖粮资敌、擅杀将帅’的事实。
乾隆之所以吹捧袁崇焕，无非是为了丑化明朝，美化满清罢了
从 ‘望玫’ 的评论就可以看出满清的宣传效果确实不错
大体上道出了明清那段历史的真实迷雾
既然是历史，就很难说清楚真伪、是非
即便那些为袁崇焕辩护的人，也无法否认其‘私下议和、卖粮资敌、擅杀将帅’的事实。
正反两方面的史书都有记载。
‘袁崇焕要么是卖国奸臣，要么是误国庸臣’
一点都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