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矿老字号》
历史悠长的街市都有老字号的店铺，专卖响当当的名牌商品，比如“老通城豆皮”、“全聚德烤鸭”、“王麻子剪刀”……其实，建厂多年的工矿企业也有一些“老字号”， 如“老单身”、“老上访”、“老八级”……等等。 这些另类“老字号”，都是与企业发展与生俱来的特殊群落，只不过都是些小人物，上不了正史，容易被人们遗忘。
老单身
记得上世纪70 年代初我刚进厂时，住进与家属区只有一沟之隔的单身宿舍，里面有许多建厂初期参加工作的老师傅，人们一口一声叫他们“老单身”。老单身自誉为“老和尚”，他们对一群新贩子挤压其居住空间并不乐意，脸色一度有些难看。
时间一长，人慢慢混熟了，话也就多了起来。“你们可要吸取我的教训，千万莫在农村找老婆，那不是人过的日子哟。”这是老单身口中出现频率最高、也是最经典的一句话。
想当年，在乡亲们羡慕的眼神下，他们扛着行李，进城当工人，想法很简单：“只要能当工人，叫我扫厕所也心甘情愿”。他们哪里知道，“老鼠拖葫芦——大事在后头”。临近结婚成家时，已是“老鼠钻风箱——进退两难”。某矿所在地，是个重工业城市，人们形容是：“一条街，一栋楼，一个警察看两头，一个公园一只猴，一个姑娘两人求……”物以稀为贵。就算你相中哪个姑娘，人家一听说你家在农村，便退避三舍，躲都躲不赢。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城里凤凰实在难求，只有打道回乡娶老婆。
乡下女人好是好，忠厚老实，勤扒苦做，只是要长期忍受夫妻分离的苦果，过着牛郎织女式的生活，每年虽有十多天的“鹊桥会”，被窝还没偎热就得依依惜别，鸳鸯各自飞。
想进城团聚吗?一纸“迁移证”，难倒英雄汉。没有门路，要搞到千分之二的“农转非”指标，那是“瞎子死了儿——没指(子)望”。老单身上班、开会时好混，一人吃饱全家饱。夜深人静，一钻进冷被窝，就想远方的妻儿老小和干不完的农活……不是每个男人都能成为“特殊的人”，长期忍受这种压抑、煎熬。上世纪70年代初，青山某厂出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有人为两地分居发愁，精神有点麻木晃惚，他指着自己下身说：“老子要这个东西有么用哟?!”有天，他趁宿舍没人，竟用刮胡子的刀片割破下身的阴囊皮，连睾丸都露出来了，室友们发现后慌忙把他抬到医院抢救。
再说家中婆娘也是人，谁也不愿守活人寡。当初，农村姑娘嫁给吃商品粮的工人，成了“工干家属”，脸上多了一份光彩，没想到夫妻长期分居，没个盼头，千辛万苦要一个女人承担，泪水不知流了多少回。有的婆娘实在熬不住了，拖儿带女进城，死活也要同男人在一起。丈夫没办法，只好弄点材料，在旮旯处搭个简陋的窝棚，好歹全家人也能团聚。窝棚一多，也就成了厂区一景——“黑人村”。
“老单身”是个老大难，也是厂矿干部的一块心病：这些人是厂矿的生产骨干，有的还是劳模标兵，完成生产任务得靠他们，虽说同情他们的疾苦，却又无力解决两地分居的困难。老单身说：“我们有事只有找组织、找领导，你们不管谁管?你们天天抱着老婆睡觉，就不管我们的死活?”有的人觉得打嘴巴官司不效，干脆跑到干部家里要饭吃，倒走瓶子里的食油;有时聚集在一起，去会议室、办公室上访……搞得干部心里有点烦。
要说干部不管老单身的事，实在是冤枉人。有时想办点实事，老单身却不买帐，好心当成了驴公肺。快过年了，请老单身吃顿团年饭，没想到三杯酒下肚，有的人就痛哭流涕，一把掀翻了餐桌。厂矿改造食堂、澡堂和宿舍，搞高标准公寓化管理。老单身说：“这是抓芝麻丢西瓜，不想解决我们的根本问题，不把老婆孩子弄来，一个人吃好住好有屁用?”有的人还上工地阻拦施工。后来听说青山北湖农场可以安置单身职工家属，鄂东的几个矿找地方政府协商，划出一块地方，围湖造田办农场。某矿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在曙光、田家当、涂镇、保安葫芦墩等地攻关会战，结果周边矛盾尖锐纠纷不断，不得不半途而废，空手而归。看到肥皂泡一个个破了，老单身泄气地说：“曙光变成输光，田家当上了当，涂镇是突击一阵，葫芦墩是一咕噜吞。”
80年代后期，矿里终于争取到了“自理粮户口”政策，将老单身家属户口迁来城区，只是不能享受商品粮待遇，五年内不分配福利房……等到大家写下“保证书”，办好户口迁移手续，问题又来了。农村收走了责任田，家里顿时失去生活来源。老单身成群结队上访，“这个狗屁户口，害得老子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于是，矿里在公司申请到建房指标，腾出地盘给自理粮户盖了7栋住宅楼，暂时缓解燃眉之急。后来，政府停止退休顶职办法，只允许家属子女在农村的人“换工”，叫“上老子的岗，吃老子的粮，睡老子的床”。这下，刚把家属子女迁来的人又傻眼了，不得不到处求爹爹，告奶奶，重新把户口迁回农村……
到了90年代，中小城镇户口松动，交上几千元增容费就可以迁户口，福利房开始商品化，没有户口照样进城务工做生意……昔日人们梦寐以求的“迁移证”，不再具有那样的神力，不再主宰人的命运，老单身这个群落也退出历史舞台，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
老上访
哪个厂矿都不缺上访告状专业户，而且还不容易绝种，就像古诗写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我认识两个老上访户，人称一对“活宝”。一个姓K，解放前上过几年私塾，喜好道听途说，上访告状，被有的人称为“讼棍”;另一个姓P，“文革”中当过一年兵，喜欢找干部胡搅蛮缠，至今单身一人，算得上是个“光棍”，没有K的资格老，只能当K的接班人培养。
古人云：“学而优则仕”。两个“活宝”是“闹而优则惠”。这多年，两人从不吃亏，没少占便宜。他俩拿准了干部的脉，认准了一个理：现在是“光棍怕痞子，痞子怕忘命，忘命怕绵缠”，当官的怕人找、闹、告。
两人一文一武，一老一壮，扯起皮来，各有千秋，是“小蛤蟆拉尿——各有各的道道”。 老K患有肺气肿，P得了肺结核，都是经常住院的“常委”。虽说病情较重，但只要一同干部“交火”，他俩的病就好了一大半，精神出奇地兴奋。按老K的话说，这是与人斗，乐无穷。
老K刚参加工作时，算得上是个“土秀才”，可惜运气不好，同事们当上了科长、处长，他还是“铁线穿豆腐——提不起来”。为这事，老K憋了一肚子气，无处发泄。他成天盯住那些头头们，发现有谁办事不利索，屁股不干净，马上写信上访，或者到衙门告状，这些年还真有几个干部栽倒在他的笔下。因此，厂矿也成了有名的信访大户。那一年，“减人”按年龄排队，57岁的老K下岗了。他找厂长说：“给一个岗位，我就不再写信告状了。”厂长笑着说：“我屁股没有屎，你告什么?”他拉长脸说：“有5%我就可以写100%，就算告不倒你，上头对你印象也不会好。”
再说P，是个“打不死的程咬金”，曾在“文革”两派武斗时受过伤。只要看到不服气的事，他就要找干部大吵一通，动不动抓别人的衣领。遇到块头小的干部时，他就干脆用手将整个人拎起来，原地旋转几圈再放下，让围观的人看笑话。有次P用铁钉封干部的门，闹过了头，被派出所抓去关了几天。没有想到释放后，他买了一盒“万子头”的鞭炮，在厂办公大楼鸣放起来，弄得人哭笑不得。
莫看两个“活宝”在干部面前威风凛凛，可是遇到平头百姓时像个乖儿。有时被人骂的狗血淋头，有时挨别人几耳光，居然忍气吞声，旁若无事地离开。当然，也有人捧他们，尤其是对干部意见大的人，感谢两个“活宝”为大伙出了口气。再说老K帮人写诉状，打官司，从不收钱，也减轻了当事人的负担。
一物降一物。有两个唱对台戏的人在那儿闹腾，头头们办事谨小慎微起来，防止万一出错，让两个“活宝”抓住把柄。就连当地法庭、派出所也要看两个“活宝”一份，凡是他俩插手的案子，格外小心翼翼。如果他俩不服，就要从区、市、省一级级往上告，甚至带当事人扛着被盖集体上访，闹得上头不高兴，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遇到这对“活宝”，许多干部绕道走。在他们看来，“庆父不死，鲁难未已”， KP二人简直是两根“搅屎棍”，只要他俩活在，莫想过太平日子。
有的事情很奇怪，两个“活宝”闹多了，大家觉得心烦，几日不见又如隔三秋。有段时间，老K病重住院抢救。机关大院几个月未见到老K的身影，显得格外冷清，大家好像缺点什么似的，于是就有人打听“老K是不是死了?”
不知说这话的人，是诅咒老K早点见阎王，还是舍不得他过早离开人世?没几天，医院里传出消息，那个“老宝贝”居然又没死，仍旧倔强地活着。
老八级
对于一般人来说，进厂当工人图个啥?虽然可以讲出许多大道理，但最实际的是养家糊口，说白了，还不是为了几个工资。
那年头，厂矿重视生产，一线职工的工资待遇好。记得我下井上班才6个月，一套工作服还没穿旧，就定为三级工，每月工资45块8毛，比矿党委副书记还多几块钱，这还不算井下津贴、保建、中夜班费等外快。
1974年调进矿机关政治处后，我曾斗胆问他：“你都当书记了，工资怎么这么低?”他告诉我，他提干早，当时是2级工，就近靠了个冶金干部级，遇上加薪的机会，要“先一线后机关，先工人后干部”，后来国家又有困难，工资一直没法涨起来。
人们常说那时是雷打不动的铁工资。从上世纪50年代末起，厂矿有一二十年未升工资，工龄比我多十多年的老师傅也只是二、三级工，说是“鸭子不过河，猴子不上树”。
只有从东北老企业调来老工人工资比较高，最显眼的是那几个八级工，俗称“老八级”，一个月拿上百元的工资。人们管他们叫 “张八级”、“李八级”，只记住了“老八级”的姓，忘记了他们的名字。这也难怪。“老八级”的高工资，着实让人惊讶得伸舌头，羡慕得吞涎水,连“老八级”的儿子谈对象，姑娘找女婿，条件也比他人优越许多。要知道那时物价低，三四十元的工资能养一大家人哩。矿里一把手，虽说是13级的南下干部，月工资也才一百几十元。后来提升的矿长、书记们工资都不高，有的不到 “老八级”的一半。
“老八级”技艺高超，物有所值，没有两下子也拿不到这高的工资。这些建厂元老，他们都是作为种子引进来的，按乡下人的话说，比那“龙卵子”都要珍贵几分。厂矿投产后，生产出了大故障，现场设备叭窝了，都要“老八级”出山，看一看，敲一敲，听一听，闻一闻，马上开出药方，手到病除。“老八级”与工程师不同，他们干活常常不用复杂的计算，而是凭自己的经验和感觉，徒子徒孙们学起来比较困难，这叫“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莫看“老八级”腰包里钱多，日子却过的十分节俭，一个钱当两个钱花，说句丑话，连掉在地上的钱印子，也巴不得拣起来。他们上班时，也不忘勤俭节约，修旧利废，身上有鞍钢 “老孟泰”的影子。
70年代末，厂矿工资解冻了，鸭子过了河，猴子上了树。80年代后，厂矿工资更是一个劲地涨。“老八级”工资级别到顶，没法再涨了，只能悻悻地站在一旁挂眼科。等到大伙工资涨起来，“老八级”也相继到了退休年龄，过去一枝独秀排龙头，如今掉进洼地，只能算个龙尾巴。
退休在家的“老八级”心里不平，过去自己工资能养活一大家人，还有余钱剩米，如今老两口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不要说那些拿年薪的干部，就是孙子也比自己当年强几十倍。有的人忍不住发牢骚，愤愤不平地说：“主人不如公仆，老子不如儿子，儿子不如孙子”。
上门做工作的干部对他说：你老是拿少了，吃亏了，可是儿子孙子拿多了，沾光了，这不正好扯平了吗?你老还有什么不满意呢?可不能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啊。
这个干部真是有水平，好比“刷子掉了毛——有板有眼”，他的一席话竟让“老八级”瞠目结舌，一肚子气话到嘴边却没法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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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片文字，如果没有生活的承载，无论文字多么华丽，那不过是墙上的芦苇——从80末到2000年初，作者抽丝剥茧，牵一枝而摇巨木，老字号、老单身、老上访，如昨日在目历历。
如此，作者更像一位画家，画出了昨天的一角。至于为何，臧否如何，也许正是作者留给读者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