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人就是海望,我的少年伙伴儿。
大约二十五、六年没有见到他了,自从十六岁离开故乡后,我很少回去,即便偶尔回去一趟,也是匆匆忙忙,难能有机会坐在一起,因此,对他的印象,几乎停滞在了少年时期,每每回想起来,脑际里总也寻不出一个成年的海望。
海望的娘是胶东人。宽额头,尖下巴,脑后边绾着发髻,身材瘦小。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胶东地区连遭水灾、白喉病、冰雹等自然灾害,迫于饥饿,许多妇女带着孩子外出讨饭。那一年,她带着一个六岁的儿子,怀着身孕,沿街乞讨,曲曲折折,走了近两千里路,来到我们这个以“吨粮田”著称的汶水之阳、泰山怀前的村落。距离近千里路的家本来就没有太多的留恋,又面临孩子出生,便嫁给了海望的父亲,——一个老实厚道而且忠诚于土地的庄稼汉。从此,停下了脚步,实现了由一个渔家女到农家妇的转变。结伴而来的还有三个妇女,也嫁在了同一个村。当年,海望的母亲就生下了她前任丈夫的第二个男孩,第三年,生下了海望,后来,又连续生下了海望的弟弟、妹妹。一家人,七张嘴,靠一个庄稼汉,度着贫寒而平静的日子。
海望的爹很瘦,秃顶,而且驼背。夏天的打麦场里,亮晃晃的太阳下,一位农夫,戴一顶破草帽,光着膀子,双手端着簸箕,当身边握木锨的人把热腾腾的麦粒倒进簸箕里,就见他轻柔地向空中一扬,麦子天女散花般在空中散开,又一条线落在光滑的地上,麦糠则随风离开麦粒,飘向一旁。一会儿,一堆黄白相间的麦子,就成了一片金黄。一个生产队三百多亩地的麦子,大多要两次经过他的双手这样扬出来。这个人,就是海望他爹。麦收后,当田间的玉米苗长到半尺高的时候,绿油油的田里,一头老牛,一具三脚犁锄,一位老汉,老汉手里握着长鞭,长鞭轻轻地向老牛眼前一晃,“驾!”声音响彻整个田间,于是,一对搭档就开始了一天锄麦茬的活儿。像海望他爹这样,一天下来,绝不会伤一棵苗的把式,全生产队没有几个。
当慢慢鼓起肚子的玉米棒蔫了花须时候,学校就放秋假,放了秋假,海望就去割草,给家里挣公分。当时大人干一天活,晚上拿着《公分本》到生产队里去,记工员能在上边给记上八分工。八分工,相当于一块两毛多钱。小孩割草卖给生产队的饲养园喂牛,10斤草就能挣一分,海望一天能挣七到九分工。
早晨,趁太阳还没露脸,——天还没有热起来,海望就草草吃些东西,握起短短的镰刀,向筐里放进两个玉米面饼子,向田野里走去。我们村的人们,对庄稼的照料远远超过了对自己孩子。经历过食物极度匮乏年代的人们,几乎都有一种理念根深蒂固的盘在心中:孩子好赖还能养活,如果庄稼欠产,赔掉的恐怕就是全家性命。所以经过人们精心侍弄的庄稼地里,很少见得到杂草,即便是沟边、坝上,也要种上密密麻麻的庄稼。这样以来,我们这些割草的孩子就很难找到有草的地方。和海望一起割草的,常常是我们两、三个小伙伴,我们走得远,大都到十几里路以外的地方去。太阳还没有爬到中天的时候,当别人才半筐草,他就已经割满了筐,足有四十斤多重。他把那些蚂蜂菜、苦菜子、荠菜、车前草、地黄棵、鸭蛋棵之类的短棵草裹进长长的狗尾草、扫帚苗、接骨草里边,再一把一把压着茬别进筐里,别满筐的草,像个圆球,如精心梳理过的女儿头,叶子和草穗很顺溜的露在外边,直挺挺抖擞着精神。我们则不行,即便装满了筐,也装不结实,很多时候,半路上就散了架,不得不停下脚步重新收拾。这时的他,就让我们帮忙,几个人过来架起草筐,轻轻地放到他的肩上,他扛起来,向生产队的饲养园走去。我们只好远远瞅着他的背影,忍不住从嘴里流出些口水。就连那插在筐顶上的镰刀,也如同满载归巢的鸟,一步一点头,颤颤巍巍,很是风光。海望一天能割两筐草。中间来回的路上,吃罢随身带着的饼子,嘴对着抽水机的喷水口往肚子里灌一阵儿凉水,就再开始干。而我们这几个人,熬到太阳偏西,也就割一筐草,或着是半筐。有时见天热得不行,心里就打退堂鼓,若是其中有谁泄了气,就一起挎起筐走人,卖了草回家,在树荫里美美地睡它一觉,也不管大人横比竖攀,絮絮叨叨。
割草这活儿,虽然不像壮劳力在生产队长的监督下干活受约束,却也不是个轻松的差事。有句俗话说得好:哪里最凉快?高粱地头、伙房门前。秋老虎的天气,一人多高的玉米地密不透风,炎炎烈日斑斑点点,射到光着的脊背上,感觉吱吱冒烟。不仅如此,玉米快要成熟的时候,厚厚的叶子像一把把锯片,人在地里钻来窜去,一阵子下来,就弄得像刚刚被大刑伺候过的,——浑身鞭抽烙铁烫的样子。那个时候有一部电影叫《钢铁战士》,我们就觉得海望很像电影里边那位英雄张志坚,尤其他是刚出来玉米地的时候。
海望说话口吃,我们老家管它叫结巴。据他说,这一手儿,是跟第五生产队看菜园的老头学的。我们不信,他便羞答答道出了原委。
那个时候,虽然自家已经有了自留地,但还没有允许种植蔬菜瓜果。每一个生产队有一个小菜园,专种蔬菜,蔬菜收获了的时候,就按公分挨家挨户的分下去。有的菜园里也种些甜瓜、西瓜、黄瓜之类的稀罕作物,第五生产队的菜园里就种了甜瓜。看菜园的老头是个结巴。一个阴天的下午,海望挎着草筐路过五队菜园,菜园四周用刺槐、圪针、花椒树枝插起的篱笆挡着,人进不去,唯一的通道就是篱笆门,而看菜园的老头住的土屋正冲着菜园门口,且有大黄狗把门。经过菜园篱笆墙的时候,有棵甜瓜秧悄悄探出了篱笆,开了朵黄黄的喇叭花,在离篱笆不远的地上坐了个果,黄底色,青花皮。海望伸过镰刀,断了秧,把它钩过来,伸手去摸,还未碰着瓜,就被老头拧住了耳朵。经过土屋里的一番训斥后,老头指出了四条路任他选:一是扭送生产队,交给队长,让队长领人去挖他家的粮食;二是去找他爹,问问他爹怎么教育的儿子;三是开学后把这事儿给老师说,让他在全班同学面前念检讨;四是跟老头学结巴。老头说了,今天阴天,阴天学这个最快;还说,如果学会了,就赏他个甜瓜吃。海望想也没想,很干脆地答应了跟老头学结巴。而且学会了,还得到了老头的奖赏,——那个甜瓜。这事儿,是开学后的时候听他说的,秋假开学,已经是霜起叶落,菜园里早已没有了甜瓜,看菜园的老头也锁了篱笆门,不再照看荒淡了的园子,否则,我们同学里头,一定会出几个很像样子的结巴。
海望的家在村子的最西头,他家的西边,就是生产队的打麦场。秋假的晚上,我常常在海望家里睡觉,晚上吃了饭,也不用灯火照路,就能摸到他家去,他家的那条黑狗,不等我到家门,就迎出来,摇着尾巴, 又跟我一起进屋。有时候玩耍饿了,就吃他娘烙的玉米大饼子,饼子里放了苏打,有一股很诱人的味道。困了,就与海望一起躺在宽宽的土坯垒的炕上,炕上铺着高粱秸皮编的席子,凉凉的,两人同盖一床从棉被上拆下来的被单子,说着白天的事儿,幻想着一些没边没棱的故事,很快就进入梦乡。但由于没有蚊帐,我常常被蚊子咬醒,有时候干脆在半夜里起来坐着,既便如此,也没有勾起我回家到蚊帐里睡的念头。海望却不怕咬,看我坐着,咧开嘴就笑,拉我在他身边躺下,摸起蒲扇摇着,睡着了还在摇着。
一日夜里下起大雨,电闪雷鸣。海望的娘急得在屋里转圈儿,嘴里念叨着:“老天爷啊,可怜可怜我们穷人吧,穷人的庄稼还在地里呢!”禁不住让我幻想到她沿街乞讨的样子。他爹也不言语,切碎一棵大葱放到碗里,浇上醋和酱油,放到桌上当做菜肴,喝着散酒,抽着老旱烟,烟雾在他的头上盘旋,他在桌旁咳嗽。一会儿,外面的雨水从门下面向屋里灌进来。他爹披上蓑衣,出去,用草袋子装了些泥沙,堵在门口,继续喝酒、抽烟。当我们迷迷糊糊快要入梦的时候,突然听到“咕咚”一声巨响,海望他娘立即大叫起来:“毁了!西边的墙塌了!” 海望“嚯”的一声坐起来,看着在桌子旁的他爹。他爹却没有动弹,说:“塌了吧,反正也没钱盖那间屋。”他说的那间屋,其实就是这三间屋西边只有一面墙的空地。当年盖这三间土墙瓦顶的房子时,因为没有钱买瓦、石灰和木料,就撇下了西边的一间没有盖起来。空着的屋茬子,只同这三间一起打起了后边的土墙,这墙由于常年雨淋,早就裂了长长的缝隙。那一夜,他娘老是哭,哭得我们都没有睡好。
海望在一至三年级的时候,在我们班学习成绩是最好的,一直是我们的班长。或许是交情较厚的缘故,学习不怎么好的我,曾多次受到他的表扬,每次表扬,总让人得意一番。但到了四年级的时候,他的学习成绩却急降而下,到了五年级考初中的时候,竟然落到了留级的地步。后来念及此事,总觉得与他家发生的一件事情有关。
那年秋天,他家里来了个操着胶东口音的人,据说是他的舅。那人在他家住了两天,他家还召集族里的人、小队里的人、大队里的人吃了顿很有油水的饭。第二天,那人把他的两个哥哥带走了,后来听说带到胶东安排了出海的生计。那年秋假,他和他娘去了趟胶东,回来的时候,带回了鱼肉做的东西,我吃了些,咸咸的,腥腥的,甜甜的,说不清什么味儿道。从那个时候起,海望他娘就有时哭,有时笑,有时发脾气。海望也常常在梦里喊他两个哥哥:海鹰哥,海鹏哥。他两个哥哥走的时候,大哥二十三岁,二哥十七岁。他们走了以后,再也没有回来过。
我早他一年上了初中,从此,与他在一块儿的机会就渐渐地少了。
海望他爹没等他念完初中,便让他加入了生产队壮劳力的队伍。我们放学的路上,偶尔能遇见他,单薄的身材,推着一辆独轮车,车上一边一个桑条编制的粪篓,篓里装着两座小山一般的粪土,两条腿向外撑着,交替掌握着车的平衡,光着的双脚着实的抓着路面,身子左拐右晃,向着那无垠的田野而去。
2008年7月30日于泰安
清贫而寂寞的乡村
还有那弯弯的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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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没来看望村夫兄了,老哥近来还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