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曹谷溪
作者: 陈行之的博客 发表日期: 2006-06-26 10:22 点击数: 3635
1
我在陕北插队的时候，见到村里的老乡保留着乡间特有的生活秩序、礼仪规范，很是惊讶。当时我不知道他们怎样创造了它，亦不知道他们何以能将它代代相传，任何令人难以想象的贫困和骤烈的政治风雨都没有使它有丝毫的改变。这的确令人不可思议。后来才知道这就是文化。
其实文化常常是不诉诸于文字的。农村文化是一种民风，一种乡俗，一种所谓的“规矩”，正是这些东西构成了文化意义上的乡村社会。在社会中生活的人，既是这种文化的创造者，又是继承者和传播者。所以，那些爱唱民歌、爱讲诨笑话的人，都是一些代表某种地域文化的人。你绝对不要轻视这样的人。这和曹谷溪有什么关系？没有关系。我只是想藉此引申一下。
谷溪是一个锲而不舍的诗人。锲而不舍的诗人和诗人不是同一个概念：诗人就是诗人，而锲而不舍的诗人如果不锲而不舍就不是了诗人，这是极重要的一个区别。换一句话说，那些功成名就盘踞诗坛的诗人不写诗也仍然是诗人，而曹谷溪不写诗就不会被认为是一个诗人。两相比较，你又会突然发现这不对——不写诗的人恐怕不能叫诗人，写不出好诗的人也不能叫诗人，真正的诗人应当是那些写诗并把诗写得很好的人，尤其是那些锲而不舍地写好诗的人。这样说来，谷溪毫无疑问就是一个诗人，并且是一个很好的诗人。
2
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文学，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文学家。延安，倘若把它作为一个地域考察，我们会惊讶地发现在这块土地上文学很昌盛。这里有一帮人，早早就被文学迷醉了，赌咒发誓说要如何如何。正是这样一些人，至少是他们在延安进行文学远征之时，给延安创造了文学的息息不断的脉流。文学因为这些人成为延安社会生活中的一种必然因素，成为人们的记忆历史。现在你再来说延安这块地方近二十年的历史演进，已经避不开这些人了。这实际上就是我在上面说到的那种现象：这些人有意无意成为了文化发展链条中的一环，他们一旦作为一种存在出现在那里，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改变它了。
所以，我对谷溪一直很敬重。我想我不能孤立地看待这个人，就像我不能孤立地看陕北任何一座山峰一样，因为正是这一座座山峰，才构成了壮阔深厚的黄土高原。我还可以从人文的角度上说，谷溪作为一个诗人是某种集体无意识的创造者，是某种标志，某种从过去走到现在的精神现象。这种现象也许哪里都有，但是在我看来谷溪独一无二。
其实这个人从形象上看不像是一个诗人。诗人可能着装奇异，可能衣冠楚楚，可能谈吐疯狂，可能反常地沉默，可能长发没耳，可能……可能还有其他各种各样显示个性的方式。谷溪没有这些。他很一般，长相一般，气度一般，谈吐也一般。挤在人群里你可能认为这是一个语文老师而不认为他是一个诗人。作为小小的癖好，他留了大背头，他很得意这个大背头，从商店门前走过的时候，有时还像年轻姑娘那样偷看自己一眼。他认为这是他的诗人形象。我说你不像，你可能像某某伟人，但你的背头不像诗人。他解嘲地笑笑，说：“愿球像不像哩……”我打断他，对他说：“你现在就像了。”
其实一个诗人的外在标记是没有那么触眼的，着装奇异长发没耳的往往是艺术家而不是诗人，诗人是用另一种方式说明自己的。这里有这样一个惊心动魄的情节，绝对能够说明谷溪是一个诗人——夜半，谷溪完成了一首诗作，为自己击节叫好，但这还不足以抒发他内心的激动。他冲到另一孔窑洞，把正在熟睡之中的老婆孩子全喝吼了起来。他笔直地站在地下，对炕上那些不情愿但又不能不听的人宜布道：“我刚刚作了一首诗，你们听……”诗人抑扬顿挫，泪流满面地吟颂着他的诗作，而他的听众却犹如在梦乡，并没有表现出很高的热情。这使他很失望，但是他并不责怪他们。他揩去脸上的泪水，说：“咋你们再去睡……”
我担心这情节是谷溪的文友用来编派他的，所以一直没敢当面问他是否确有其事。但正是这种编派，说明了人们对于这位诗人的品性有一种独特的理解，这里面含有的温情与赞赏，不言而喻，人只有对好到见了面先骂上几句的人才能够抱有这样的温爱之心。
3
不管是谁，人的精神世界都是一个完整的宇宙，都在某一点上与我们还无法完全认知的世界相联，不同点在于如果把这种联系看作一种现象的话，它很少有具体的显现，尤其是很少被当事人察觉，只有当这个人的现实人生到了某种极致状态，他才会感觉到一种招引，一种沟通，一种归结。这就是今天科学技术已经如此发达而宗教仍长盛不衰的原因之一。精神的东西只能为精神所阐释。人对某项事物的执迷到了一定程度，在他的精神世界里就会产生出与宗教招引和升华相类似的那种状态。
很难想象世界上没有了诗歌谷溪会怎样活人，那一定是壮烈的大怜悯大悲痛，就像上帝面对世界末日一样。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个衣衫褴褛的汉子绝望地奔行在陕北大地的沟峁塬梁上，听到他悲壮的嚎叫像十二级台风一样在天地间呼啸……回应他的一定不是我们惯常看到的东西，那东西庞大而伟岸，无形无声，但是它回应他，因为它知道这个奔行的可怜人在精神层面上和它是相通的。
“道可道，非常道……”两千多年前，一个其貌不扬的老头颌首而叹。从那以后，聪明的人对于过于庞大的东西一般不多说什么。我干脆也这样装聪明，就不多说什么了罢。
奠定谷溪全国著名诗人位置的当然是诗，用诗人尚飞鹏的话来说，是那些“不是用笔，而是用心写出的诗。”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着意去做的事情往往做不出价值，只有你的心到了，那事情才会被赋予灵性，才会具有某种独到的价值。
诗是从生活中，从一个人的经历中，从一个人的心路历程中产生的。如果谷溪不曾在陕北的黄土里滚过，如果他不曾用热爱的目光注视过那里的父老乡亲，如果他不曾站在黄帝陵、白城于或黄河岸边思索过历史，如果他不曾用生命的摔打记忆说不尽的世事沧桑，他的心就不会像诗人那样跳动出节拍，跳动出韵律，跳动出激情，跳动出哲理，他的诗也就不可能产生任何人也不能替代的价值。在我看来，这才是诗，真正的诗。
请不要以为我因为是在写这篇谷溪能够看到的文章才故意这样说他的诗。诗当然有各种各样的形态，倘若哪一个诗人把诗写得如同梦呓一般谁也看不懂却堂而皇之被出版，你当然不能说那不是诗，但是，那不是我喜欢的诗，我不会去玩味和欣赏那样的诗，我想我作为一个诗歌的消费者这样一点儿选择的自由是有的。当我回想我初识的那个高原的时候，我可能会吟颂这样的诗句：“河，冻僵了/冰的长嘶/在山谷回荡……/好冷，好冷的天啊/大山脱去所有的衣裳/像车把式亮出/肌肉隆起的臂膀/似庄稼裸露着/驼了的脊梁……/觅草的牛群/在山坡滚动/淡淡的炊烟，萦绕着/远处的山庄……/驴蹄印，缀满/山间小路/老石匠吆喝在无遮无益的/采石场……/为死者的追求/为生者的希望/隆冬的火山哟/正燃烧着/烈火一膛！”
4
谷溪总是能用自己的诗句印证我生活了十五年的高原，她的面容，她的气质，她那婀娜的脚步，她那银铃般的笑声……从谷溪的诗句里，我听到只有在陕北才能听到的震天的锣鼓，看到只有在那块土地上才有的喜乐悲情。这是一种生命的印证，一种对于我们经历过的人生的印证，好也罢，坏也罢，沉重也罢，轻松也罢，总之我是从那里走过来的，这一点已经无从改变，既然这样，我为什么不能说我喜爱谷溪的诗呢？
当然，除了谷溪，我还可以喜爱波特莱尔，喜爱苏轼，喜爱里尔克，但是，我从这些人的诗中所印证的已不是进入我生命年轮中的那个特殊时段的记忆，我可能在寻找一个孤独的生命在另一个精神层面的神秘记忆，破解在我的灵魂深处游荡着的无数未解之谜……在这种情形之下，我想我有权利对中国的当代诗歌嗤之以鼻。在我看来，这是一片被风化了的沙塬，绿色已经成为极为稀罕的点缀。我们甚至可以把这种情景想象为整个文坛的面貌。几十年风风雨雨之后，一些煞费苦心翻弄自己的身心，企图再找出一些什么来出卖的所谓的文人已经什么都没有了，心里正在盘算怎样用较文雅的方式出卖自己的肉体……我们的确看到了这种出卖，买主形形色色，既有强权又有金钱。出卖过肉体的文人产生了潘金莲纵欲后那种“慵慵然”的感觉，出得门来，脚步踉跄，早已不知方向。
而谷溪的诗，至少还显现着生命的绿色，虽然他的诗从来没有在我们最高的文学殿堂炫耀过，但这不是他的耻辱。应当让那些掌握诗歌话语权的所谓诗人来承担这种耻辱——只要《相信未来》的作者还住在精神病院，只要那些占有文学名人位置的人甚至于在从事把上高中的儿子塑造成文学名人的勾当，只要谷溪这样的人的诗作——尽管我不认为他的诗高于所有人——还在文学的最高殿堂之外徘徊，我们就有权利这样说。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我记得，很早就有人这样说过。
我非常想进一步对谷溪的诗作进行一番思想艺术分析，但是很快发现这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尽管我有在那片高原生活十五个春秋的经历，也不能说我和这位诗人就真的心心相通了，很有可能，我在某些方面还不具备和这位诗人进行沟通的精神层面，我可能会在谈论白银的时候失落了黄金，另外，评价谷溪的诗作其实并不是写作本文的初旨，在这个问题上少说一些既是对诗人的尊重也是对读者的尊重。
但是我又觉得就这样结束这个话题有些突兀——你说了那么多谷溪的诗如何如何，你怎么能不具体地说一说他的诗呢？那么，我就顺着最开始谈到这个话题时说的话说下去：用心写出的诗才是真正的诗，这样的诗必定具有诗人内心品性的流露，必定具有别人无法替代的独特价值。
我曾经把谷溪的诗归结为对土地和人民的热爱，这大体不错，然而并不全面。谷溪的诗作散见于全国许多报刊，他的诗集也不断问世，这时候再来说他的诗有什么固定主题，显然太轻率了。这个在天地间行走着的人，不断用诗诉说着他对这个世界的看法，诗歌的主题也在不断延伸，你只要看一下他最近发表在《诗刊》等刊物上的诗就可以得到鲜明的印象，这个执着的黄土高原的歌者，正在思考比土地和人民更加深广的主题——“这是东方最古老的祭坛/这是东方最年轻的神话传说/西部中国的黄土高原/点燃祭祖先的香火/燃烧你/燃烧我/剧烈的心跳/突然沉默……”谁都看得出来：这位歌者一定是意识到了一些东西。这些东西也许是他原来不曾意识到的，而现在成了他实实在在的思考，他的脚又踩到了一块地面。我想，有了这块地面，这个人一定会获得某种神奇力量的支撑，一步步走向更为宽广深厚的地方——那里将是诗的真正的圣境。
5
我离开延安已经很久了，我现在仍保留着对文学的挚爱，我想是和延安那块土地有关的，谷溪作为我的同事、朋友，更作为都想把文学作为一件事情来弄的人，一定在某些方面影响了我。人生很苦，在苦难的人生旅途上，必须有一种支撑你的东西，让你以为活着不仅仅是从生到死没有什么意思的过程，这样，我们就要求助于精神。宗教就是这个时候产生的。我们不能求助宗教，我们就让自己给文学事业赋予一种纯精神的意义，让自己以为不安宁的灵魂在那里得到了憩息，结果，文学活动成了一种与生命律动结伴而行的精神旅程。我想，在这个意义上看待文学大抵是不错的，否则的话，文学也成为欲望的手段，物质意义上的工具，弄文学的人也和商人一样瞪着红红的眼睛看世界，文学实际上也就和娼妓没有多大的分别了。如果说谷溪对我有什么影响的话，我想也就在这里；你弄这玩艺儿可能什么都得不到，但你不是为得到什么才去弄它的，你弄它是因为它是你生命的一部分……写不写诗或者写诗写得出写不出名堂，对谷溪不是一个问题。他既不会因为写了一些好诗官升三品，也不会因为写诗大富大贵——谷溪写了至少三十年诗了，谷溪除了变老之外，别的什么都没变。这使我想到谷溪曾经讴歌过的黄帝陵上的轩辕柏——“岁月不曾给它什么/岁月甚至无情地削斫了它的枝叶/但是它总是在对这个世界说/多好啊！这有多好啊！”于是你就要想，世上总有那么一些人，不是在我们通常意义上讨生活的。这是人和人之间的巨大差异。
在延安，在陕北那块神奇的土地上，我至少还可以举出另一个人作为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这就是尚飞鹏。尚飞鹏哮喘，我不知道他是因为写诗才哮喘还是因为哮喘才写诗，总之无论你以何种方式知晓他的消息，那消息的内容永远是：他哮喘，但是他仍在像殉道者一样在写诗。有一年我收到他馈赠于我的新出版的诗集，我竟激动得双眼潮红——我知道这本薄薄的诗集对于他意味着什么。我读他的诗是在读他的心，那是一颗滚烫的孩子般纯真的心，这样的心发出的声音，我称之为天籁。
我非常想为陕北那块土地上这样的人做一些事情，尽管我常常力不从心。
我曾经为曹谷溪的诗集做过一次责任编辑，然而那是一次不堪回首的往事。或许是这个世界留给诗的领地太小，整个出版过程竟成了我和谷溪都劳累不堪的事情。当然，最终我们还是把这事做成了，那本诗集走向了读者，走向了公众，但是我却总是禁不住问自己：我是不是可以把这件事做得好一些，是不是可以让那个视诗为生命的人少费些气力？
6
我常常想，每一个人，不管其身份地位尊卑高下，不管其作为善恶与否，都是历史发展链条中的一环。一环套一环，我们才有了可以言说的人事物事，有了时间之河上的回响和涟漪。在陕北，谷溪是大人物，如果你谈陕北的文学史，这个人是不可回避的。不仅仅因为他的诗。
一个人在某个空间里是不是足够大，要看他做了多少事。谷溪做的事很多，一一述及必定冗赘，我还是择其精要，说一说这个一心做事的人在做着怎样的事情。
到目前为止，在陕北的文学穹顶之上，路遥仍是一颗耀眼的大星。当这颗星带着令人眩晕的光亮划过天空向西方陨落之时，文人能够做的事情自然就是写一写悼念文章，抒发一些感慨，回忆几多轶事，于是，那个时候路遥的朋友出奇的多。我在编辑和出版《星的陨落——关于路遥的回忆》之时，收到了太多这方面的稿件。作者据说是路遥的至爱亲朋。所幸我不是一个对路遥的生活一无所知的人，让我感到惊讶的是，路遥生前深恶痛绝的一些人也钻到这里面来了，洋洋洒洒述说着路遥与他（注意：不是他与路遥）的友谊……呜乎哀哉！这成了什么样子！我毫不迟疑地从稿件中拿出了那些劳什子，还路遥一个清静。
也有人沉默着，沉默着的是被悲哀真正击倒的人——在这里我可以毫不迟疑说出的有两个人，一个是王天乐，一个是曹谷溪。无论从哪个角度讲，这两个人都比任何一个人更有资格谈一谈路遥，但是这两个人都沉默着。我曾经想过向他们约稿，但是后来作罢了，我觉得这样做既不是时候，也不适宜。悲哀的人有权利用他自己的方式悲哀，旁人最好不要去打扰。但是我知道路遥之死在他们的生活中造成的空缺有多么巨大。一个失去了杰出的哥哥，一个失去了从青年时代就在一起做文学梦的朋友，这种痛失在他们各自心灵中的回响，别人是无法体会也无法描述的。语言在这里太轻飘。
路遥死后，我和谷溪有过数次相聚。我注意到，当别人为路遥的离去大发感慨之时，谷溪常常并不多说什么，他看着你，或者说看着你看不到的地方，一个五十多岁的人，眼睛里竟像孩子一样颤动着泪光。
时间之河悄然流逝，我们都在各自的旅途上奔忙着。距那个悲哀的时刻八年之后，在北京，王天乐平静地对我说：他在写路遥，写一本书。我听了同样也很平静，我觉得这不是一件出乎意料的事情，我觉得八年来我一直在等着他说出这句话。他是最有资格写他那个杰出的哥哥的人呀！
谷溪在做另一件事情，一件让人听起来瞠目结舌的事情——他着魔一样执意要为路遥在他热爱的土地上建一座大墓和一个独一无二的纪念馆！这件事在物质意义上的难度不亚于在延河上再建一座大桥！
路遥在延安大学的师长申沛昌首先奠定了第一块基石：为路遥在他的母校划出一座小山（现在这座山叫“文汇山”），作为建基建纪念馆的地方。谷溪没黑没明地奔忙于前后，用写诗的手设计起图纸来，利用一切能够利用的场合求助人们捐助款项，甚至亲自到河道里物色某一块有用的石头，指挥着工人像蚂蚁搬家一样运到文汇山……这都是一些常人难以做到的事情。这时候，一些路遥的所谓的朋友，早已经非常聪明地躲了起来。
在北京，在西安，在延安，我见到谷溪，谷溪几乎不说别的，只说路遥墓和路遥纪念馆，他给我描述现在已经把墓地建到什么程度了，说接下来还要做的事……这个人已经把眼下这件事当成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其他一切都无关紧要。我为路遥仅仅尽了一个同学的本份，谷溪就挂念于心，竟然在路遥墓前安放了一座以我的名义捐奠的石桌……每当我看见和我们在延安做同事时相比已显见老相的谷溪，听他神往地说那座大墓的时候，我总是在心底里慨叹：人生得一知已足矣，路遥如果地下有知，他是可以安息了。
7
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谷溪，延安的文学史会有多么大的空白。这空白不仅仅是诗人谷溪的缺席，而是由于谷溪缺席造成的成百上千文学青年的缺席。这里，我就要说到《延安文学》了。
我和谷溪在《延安文学》编辑部成为同事，我就是在那时候从谷溪身上知道文学对于一个人的意义能够达到什么程度的。如果说创作是某种个人事业的话，编辑刊物实际上就是集体事业了。谷溪在编辑刊物上具有一种疯狂的利他主义的执着与热情，他已经不是在编辑刊物，简直是在编辑自己的生命。每一首发表在《延安文学》上的习作者的诗歌都经历过他的心的过滤，他甚至把一些虽然稚嫩但意象很好的诗歌重新写一遍，就像富于经验的农人从年轻人手中接过犁犋，耠过一个垄沟，然后再交到年轻人手上告诉他种子应当这样播下去一样。那些种子都发芽成长了，现在，陕北以至于整个陕西的文学原野上到处都是葱绿与辉煌，比别的省份有更好的植被，你不能不说到谷溪，尽管谷溪自己不会同意这样说。在一个什么都可以标出价格来的世界里，编辑工作在一些人那里正在失去精神意义。正因为这样，当谷溪为从来没有见过汽车的山沟沟里的作者编发稿件的时候，当谷溪抖动着陌生作者寄来的诗作大声叫好的时候，你会认为这个人极为清澈，清澈得就像人烟罕至的山谷间流淌着的一条溪流，它汩汩有声地往前走，并不理会周围在发生什么事情。
任何一种比喻都是蹩脚的，上面的这种比喻只能说明谷溪的一个方面。事实上谷溪是一个对世事极有洞见的人，他知道生活是由卑鄙与崇高、善与恶、美与丑等彼此对立的东西相构架而成的。在这样的世界里，生存智慧和生存才能常常是事业成功与否的基石。在这方面，谷溪是一个直到今天我也自叹不如的强者，就像人们说的那样，他是一个“能够在青石板上扎下根”的人。“强者”是一个非道德评价词汇，一个歹徒也可能是强者。关键要看这个人怎样利用强者的身份。谷溪从来没有拿一把刀子到大砭沟沟口去劫财害命，也从来没有动用他的诗人智慧在人事纠葛中企图致某人于死地，他只做两件事：写诗和编辑《延安文学》。
《延安文学》不是那么好编的。在一个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和经费紧张的单位编辑和出版这样一份大型文学刊物，需要的远不止是对文学的热爱。在实际运作中，在严酷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对文学的热爱”太轻飘，轻飘得就像三伏天飘落的一朵雪花。换一句话说，让这样一份刊物如期面世的人绝对不仅仅是对文学热爱的人，他必须是强者，必须具有某种程度的“歹徒”品性。
我不说谷溪就是这样的人，但是，正是谷溪，一天又一天，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地编辑出版这样一份刊物。任何人都不难想象谷溪遇到的艰辛，不难想象这个人在怎样和艰辛搏斗——你会听到他呼哧呼哧的气喘声，看到他扭住艰辛，一心要把狗日的撂倒，但是他不喊叫，即使他被艰辛短暂地撂了一下也不喊叫，他只是扭住艰辛，死也不撒手，他脸色苍白，就是不撒手，直到把艰辛撂倒在地上，这时候他会直起身子，拍拍手，轻蔑地看艰辛一眼，嘟哝着：“看你狗日的还想咋……”这个艰辛当然是不能咋了，因为他确实把它撂倒了，但是，另一个艰辛又从墙后面闪身出来，“倏”的一下跳起身子扳住了他的脖颈……这是这个一心要让《延安文学》如期出版的人的命定。
目前，在全国范围内也没有几家期刊敢于连篇累牍地发表未知名作者的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但是《延安文学》，一个地区级文学刊物，却每一期都有这样的作品。这个人一定是疯了，否则的话你就无法理解他为了让这份刊物如期出刊所做过的一切。刊物的每一页都要用钱来支撑，而天底下最难找的东西就是钱，谷溪在这上面已经不是在做事情，他简直是在呕心沥血。不抽烟，不喝酒，不搞女人，平生就这么一个爱好，如果你认为他疯了，那他就是疯了。这使我想到一个用滥了的比喻：蜡烛。他是在烧自己。听一听陕北的年轻作者怎样说他们的曹老师，你就知道他做过的事情的意义了。
人人都在创造历史，但是不同的人创造的是不同的历史，而这正是显示人的性格魅力之所在。从人的意义上说，你不能说这个人创造的历史和那个人创造的历史有多么大的区别，你更不能说有的人创造的是影响人类命运的大历史有意义，而有的人创造的仅能影响几千人的小历史没有意义，你不能这样说。我们常常发现，创造微观历史的人常常要比那些伟人付出更多的心力，有的人就在类似于为某个冤案不断上访这样一些不足挂齿的事情中耗尽了生命。我不知道谷溪是哪一种状态。我能说的是，《延安文学》至今仍在如期出版，因为谷溪还在，因为谷溪还有气力撂倒各式各样的艰辛。如果哪一天听说《延安文学》不再出版了，那一定是艰辛把他撂倒了，彻底地撂倒了。那时候，我一定要到延安去看望这个再没有力气撂倒艰辛的人，对他说：“你不应当遗憾了……”
8
细想起来，离开西安已经十三年，离开延安已经二十二年，但是，那片高原在我心中永远是一块圣土，就是看电视新闻也时不时拨到陕西频道看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青春的记忆？因为生命的某一支根系离不开那厚厚的黄土层？还是因为在那块土地上有很多谷溪这样的朋友？
怎么说得清呢？这是说不清的。
( 2006-04-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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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小作者秦禾（网名 qinhe0911），希望得到大作家陈行之的支持。比如我现在不懂联系出版社的问题，就想得到曾在延安插队的知青大作家您的支持。
在《延安日报》连载了您陈作家的《当青春成为往事》，我一篇不露的剪贴了下来，我不敢保证我是对您的作品最崇拜的一个，但起码是其中之一吧。我曾给您去过信（地址是华夏出版社，我是在延报看的这个地址），也不知您收到吗？我原想让您给题写书名的，后来觉着怕自己的作品拿不出手，就没再联系您。
今天我终于在该网偶尔看到了您的博客。所以就想得到您的栽培、批评、指点。我想这就是缘分吧。
我的博客 qinhe0911@163.com 电话09118216323
诚恳 欢迎您有时来坐坐。
我的《山丹丹花落黄土地》就带有浓郁的陕北特色。现在就在小说阅读网获“编辑推荐”、今日的首页还有我的“作家访谈”——《育于黄土 泣血成文》、并有作家站的“佳作荐评”（在希望的田野上——评《山丹丹花落黄土地》），不妨大作家们去看看。
我是以知青文化开头为时代背景的，有肯定知青对黄土地的贡献（作家访谈中很细），这在文坛上还是创意的。我想借知青回访的平台，找到“伯乐”。
路遥是黄土文坛、乃至中国的优秀作家，这已成为历史，永无质疑。请问，陕北除路遥外，目前还有第二个获“茅盾文学奖”的吗？在陕北目前一些作家端着铁饭碗，什么大作也不出，不感到羞愧吗？
谷溪诗人我见过，诗写得好。但我现在要说的，就是老作家要对青年作家负起培养的责任来。
二安子
20世纪，延川文坛出现了一支庞大的作家群。其人数之多，阵营之庞大，使的延川可称成为一个文化大县，这是延川的骄傲，延川的光荣。
产生作家群，有两个文艺平台：一个是政府主办的《山花》，一个是县中学学生自发办的〈〈冲浪〉〉，后来形成延川文坛上两个流派。既冲浪派和山花派。
冲浪派终究是学校办的习作源地，成名者极少，胜不过县政府主办的“山花派”，自然而然地融入了山花派。
然而，冲浪派中还有一个人在：这就是延川县方志办主任，原县政协文史委主任梁福誓先生。既然还有一个人在，就不能说冲浪派消失了。
山花派的气势很大，因为有县政府做后盾，无论在人力，在资金上，政治上，都是给于特别优厚的支持。所以凡拜倒在“山花派”门下的学生，一个个成了国家工作人员。
正如一位现任政府部门的领导对二安子讲：“怕你们不成作家，只要成了作家，还愁什么呢？
〈〈山花〉〉成了登上延川政治舞台，与上层建筑的跳板。
那么，“山花”的发起者和领导者又是什么人呢？
在延川县的一份资料中，发现一位叫曹谷溪的国家干部。
曹谷溪1941年出生于清涧县郭家咀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56考入延川中学，1962年高中毕业，由于家境困难无力升学。
在公社当过炊事员，团书记。1971年调延川县革委会政工组，任宣传组付组长，通讯组长。1975年调地委通讯组，1979年调地区创作研究室。
地区文联成立后，曾任文联常务付主席，延安作协付主席。由于《山花》文艺是官办的文学艺术刊物，培养出来的作者是国家政府的工作人员，这位曹谷溪就成了主宰《山花》的“上帝”了。
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
1）、延川县的一张宣传延川的碟片，一开始就是曹谷溪和路遥的合影照。
2）、曹谷溪提议县政府给王维国立碑、塑像，县政府就答应照办。
3）、山花复刊后的主编必须是曹谷溪的心腹。
4）、只要认曹谷溪为师，并给曹送礼，便可得到曹的认可和实惠。
5）、山花刊登文章还要认人为先。顺曹者昌，逆曹者亡。
6）、延川虽然作家多，但延川作家群中正真能创出好作品的作家并不多。究竟有多少？
7）、有的说是十位，有的说还不到十位。
有的作家只是延川籍而已，与《山花》无关。因为他们有的是离开延川之后出的名，有的是国家政府要员。平民百姓是不被认可的，纵有再多的作品，认为也是白痴，疯子。
8）、他们排挤异已，拉帮结派。
倪红：原名乔永红，1968年生于子长县，后随父到延川乔家河居住。高中毕业，因在《延安文学》多次发表文章，成曹的得意门生，心腹。
《山花》复刊，经曹谷溪举荐，县委立即把一个由药店卖药的倪红坐直升飞机，转成国家干部，任《山花》主编。
倪红在延川一时成了文坛名人，他的成名作《到一斗谷当村长》、《模范张民办》拍成了电视剧，延川政界无不欢欣鼓舞，大颂赞歌。熟知，他是个文化骗子，社会流氓。
1）、他私刻中央电视台央视部公章一枚，
2）、与西安制片厂退下来的十几个人密约拍电视剧。
3）、由于有电视台央视部公章和电视组剧的签字，便在周边各县以支援老区文化筹资，连同县政府投入共100多万元。
4）、拍片时，倪红与一女演员发生关系，后私奔，带巨款逃离延川。
5）、电视剧拍毕后，在延安试演，请知名人士讨论，会上，“央视部公章”消失。
6）、倪红参赌，输光了所带公款约40万元。
7）、《山花》一连四刊停办后，倪红又回延川，政府并未追究，仍在极力支持。
8）、倪红一口气将四刊补齐，政府如数付资出版。一位管文化的县委付书记给他2万元，一位宣传部长给他1、4万元。他再次逃离延川，再未露面，这就是曹谷溪的得意门生所为。
曹谷溪气破肚，骂倪红；那位付书记骂得更凶。县政府领导也只能装个肚子疼，至今也没有进行追究。
由于倪红的独裁，县文联无奈，办了个《延川文艺》，由钻采公司与教育局出资，三家合办，开始与《山花》竟争。
倪红消失，《山花》再次停顿。
文联为什么能一次又一次从停刊又恢复呢！原因很明白，也很简单，因为是官办的文学刊物。只有官办的文艺才能永存，投奔官办文艺才有出路。这是延川人的经验，延川文人的体会。
后来，由“钻采公司主办的文艺刊物《延川石油》”相继出版。
二
延川文史资料第五辑《文化艺术》一书中提到：延川文学界有个流浪派。
流浪派的作者是二安子和海波，其实真正的流浪派只有二安子；海波属山花派，是延川作家群中的一个主角。山花派不承认二安子是延川人。
二安子是父子俩，父安春鹤，子安茂元。
二安子著有长篇小说《杏花缘》内传50部，外传达18部；哲学理论《安子原理》的代表作《择》。
二安子没有工资养活，既要写书又要打工挣钱，属真正的身无分文的流浪汉。
1998年，二安子从西安回到延川，手拿《杏花缘》内传首卷见县长，要求给予经济支援，以出版内传和其他书。
幸好见县长时，有一位水保局张局长正在场，他是关庄人，二安子与张某互相都认识。经张介绍就省了二安子的许多口舌。
县长当即表态愿支持，当时在场的还有钻采公司总经理刘某。刘对县长表示，只要县长点头，他没问题。
接着二安子去宣传部，部长办公室里正好坐了《山花》主编倪红，还有几个文化界人士。
二安子向部长说明来意后，部长很热情，立即给二安子介绍倪红。倪红和安茂元本是高中时同学，互相都认识；而此时的倪红偏偏是不认安茂元。
当安茂元说他叫乔永红时，倪红不得不认安茂元是同学。
从此，倪红在背后就开始对二安子进行了各种诽谤攻击，甚至当着二安子的面嘲笑、挖苦、讽刺。
倪红高中时在文科班，是学生习作园地《春苗》的社长，常闹派性。
安茂元是理科班，爱好写诗，杂文，而他又是个不与人争的和事派。许多同学自然是忽明忽暗与安茂元建立了友谊。
因安茂元对倪红的过去了解很深，所以倪红不认安茂元也在情理之中。
在《山花》办公室里，倪红对二安子肆意攻击。他说：我从小学一年级起开始写1、2、3、4……到现在也写1000万字。
他认为二安子的小说是在写1、2、3、4磊起来的数学塔。
在场的还有一位搞摄影者，当即攻击二安子：你们写得这小学生娃娃也会写。也就是这位摄影家对一位残疾人开始的处女作剪纸，说得一文不值，最终，他给这残疾人写了不少吹捧文章。
县委通讯组一位通讯员王某，也是关庄人，曾是老安子的学生，小安子的老师。王某对安茂元说：
你们真行，连县上都没有发表文章，就直接到省上去了，你们眼中太没有县上这一平台了。
凡是延川成名的作家，那个不是从小开始，先在县上发展，然后由县上推荐的。
很明显，二安子是违了延川的令，想求《山花》出面是不可能的。而事实正是这样：
县委书记与县长在征求倪红的意见时，倪红说了二安子的许多不是外，还说二安子根本就不会写小说。
二安子又找到一位管文化的县委付书记，这位书记曾在关庄当过妇联主任，认识老安子，她说：
若是去年回来，我可以帮，那时我是管文化的县长，现在没有权了，也就是这位书记，给倪红2万元。
二安子在无路可走的时候，经一位在政协的关庄人介绍去找文史委主任梁福誓先生。
梁福誓很热情，看书后，赐二安子笔名为“二安”，并写了三千多字的评论，又将此评论收集入“文史资料第五辑”中。
梁对二安子说：想支持你们的没钱，有钱的又不愿支持。
最后，二安子又找县长，县长指示文化局给二安子开出在县内各单位售书的介绍信。这也是一种支持方式。结果，许多局长给二安子不少帮助。
二安子又去延安找曹谷溪，曹很冷淡。曹的一位关庄同学给曹说：你帮帮我关庄的二安父子么。
曹当即回答：他们是疯子，他们根本就不会写小说。
一位延安文学的付主编也求曹把二安子的小说评论文章转登一下，曹却说：他认识他们，更清楚他们……
1998年10月，二安子回延川就此告一段，返回西安。
2004年是二安子带着《杏花缘》外传之一《玉英瓶》，之二《扫黄大帅》，之三《农民作家何处去》三部小说修定本，再次回延川，希求政府帮助。
倪红离开延川《山花》，主编也是关庄人，他看过小说稿后，提议二安子去找《延川石油》主编。
《延川石油》主编认识二安子，在《延川石油》上转载了《农民作家何处去》的一个章节。
总之，《山花》不登二安子的文章的原因是篇幅太长，节选也不同意。可笑的是：这位文联主席竟不承认二安子是延川人。
二安子又去文化局，这位局长对二安子更可恶。他不仅告诉二安子出版小说先要经文化局审查，批准后，再筹资出版。还背着二安子对文化局其他人讲：“二安是神经病”。
三
民间流传这样一则笑话：
有一对夫妇成婚多年未育，夫妇就商量借种，借种后果生一男。小儿十岁那年随母去外婆家。
骑着毛驴，母亲坐在前面，小儿坐在后边。走至中途，相遇一中年男子正走同一方向。
中年男子边走边看女人和小孩，女人也不时看中年男子。他们似曾相识，想说话又碍于小孩，不便开口。
正巧小儿要撒尿，下了驴背小便。毛驴没有停步，借机，中年男子说：人为银钱把儿女卖。
女人还言：人为儿女名声坏。
这时，小孩追了上来，听见他俩说话，至跟前，母亲不言语了，他便问：妈呀！你俩个说什么话哩？
母亲说：三个人的话两个人说，轮你上门完了。
说到延川文坛对二安子的态度，不如那个私生子。延川政府不论在政治，在经济上大力支持文化人。
在政治上扶起来的路遥是个杀人狂徒，在经济上扶植起来的倪红又是个文化骗子，社会流氓。
不仅如此，文坛还用大量财政给《山花》十位作家出书破费40多万元，而轮在二安子时，什么门没有了。
路遥死了，倪红跑了，这对延川政府是沉痛的教训，文人不可信更不可扶持，那么在倪红走红时，延川政府又为什么不帮一下二安子呢？
延川文坛的管家是曹谷溪，他是靠关系挤身于文坛的，他的门徒也是这样认为的。
他是众徒之师，显得很尊贵。如果你要认师，得去孝敬。
这种关系成长起来的徒弟，自然就学会了师父的收徒之习，一旦把持了文坛，对后来者也必须是先进师山，再进文坛，否则就遭鞭打。
前边说过，倪红是县委常委研究，坐直升飞机进入县委大院的；他又是曹谷溪举荐的，也就学会了曹谷溪的治人之本。
而政府又是听他这位大文人的话而制定决策，因此说，在延川文坛，曹谷溪说了算，延川文坛也是曹谷溪的家天下。
曹谷溪知道二安子什么呢？真是前世无缘后世未遇，谁知那来的恨。
曹谷溪在关庄的那个同学也是老安子的同学，那个同学也喜欢飞笔舞文。一度时，他是《延安日报》的通讯员，在延安报上发表了不少通讯文章。这位同学也曾想过要写一部长篇小说。
二安子既没见过曹，也没在《山花》投过稿，更没有给《延安文学》投稿，没给曹送礼，他怎会清楚二安子呢？
曹谷溪出版过几本书？留给后的又有几本呢？
连他的得意门生都说他是个嘴皮子匠，外强中干，狼毫库里无文章。他自诩路遥是他培养起来的，总是说“当年，我和路遥怎么样？”
而路遥的真正的老师是不是曹谷溪呢？
中国人有一句话，师不高弟子拙。他曹谷溪写不出好文章，能培养出高学生吗？
中国人还有一句话：有状元的学生没有状元的先生，也许路遥真的是曹谷溪的学生。
为此，二安子开始了探究。一位作协陕西分会诗歌组长，《延河月刊》付主编对二安子说：路遥进县宣传队担任主编时，根本就不会写诗，写小说。
这位主编是1963年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分配延川永坪中学任教的。1970年调延川县文艺宣传队任创作员兼演奏员，与路遥合作编写《第九支队》。并参于文学小报《山花》和《延安山花》诗集的编辑工作。
很明确，路遥进县文艺宣传队时，《山花》还未开创，曹谷溪也不可能和路遥在一起。也证明和路遥在一起的正是这位主编先生。
这就是说，这位主编和路遥相处时间很多，自然也是领路遥进入创作的启蒙老师。
这位主编又告诉二安子，路遥的老师应该是柳青，因为他发现在路遥的手里拿的，兜里装的，是一本柳青的《创业史》。就《创业史》一书，路遥看过三本，每本都是破烂得看不成了，才抛掉。
二安子还了解到：路遥成名后去过许多学校做报告，一次去了长安某中学。
这位主编对学生介绍：他是路遥，是我的领导。
接着是路遥对学生介绍：他是我的老师。
曹谷溪是1972年9月调县革委会，任宣传付组长的。在他进入文艺宣传队时，路遥和这位主编差不多相处已经是一年了。
路遥是当了一年民办教师才进了县宣传队的，应该也是1970年与这位主编同时调去的。因此，曹是路遥的老师是没有理由的。
曹谷溪对路遥的关系是朋友关系？还是战友，还是……？
曹谷溪和路遥的初次关系：从学历讲，曹谷溪是延川高62级学生，路遥是延川初六六学生，从学历上说，俩人相差四年时间。
在曹六二年毕业时，路遥还在农村小学读书呢。他俩是不可能认识的。一场史无前倒的运动，把朋友变成了敌人，互不认识的人变成了知心战友。
两派的形成，许多人都介入了各自的一派。曹谷溪和路遥是对立派，1967年冬，路遥派把曹谷溪派赶出了延川县城，曹谷溪不知怎被路遥派抓住，关押进县原看守所的牢房里，一关就是几个月。
曹谷溪在牢房的墙上写满了仇恨对方的诗篇，一直到“曹派大军”打回延川，赶走“路遥派”，才从牢房里救出了曹谷溪。
在当时的派性特别严重的时期，参于两派组织的人，尤其是在两派中稍有点名气的人，口头上讲大联合，安定团结，实际上是台上握手台下踢脚。
两派的矛盾，在后来的清队中没有消除，更加强了派性，仇更深化了。直至2005年，二安子回延川后，那些整过老安的公社干部还气乎乎的，见二安子，象见仇敌一般，令人实在可笑。
就是在这样的年代里，曹谷溪和路遥的关系会突然变得那么亲切吗？
路遥是县革委会付主任，曹只是政工组宣传队付组长。二人的职务相差很大，宣传组组长只是“路遥派”的一名文艺宣传队领导。
所以推荐路遥进县宣传队的人不会是时任宣传组组长曹谷溪，他当时还没有任何权利。
由此可见，他俩的关系是在1972年9月以后才开始的接触。
曹谷溪与路遥的关系突然升华，冲破了五六年两派的积怨，一举成了好朋友的故事。二安子认为是假的：
一是，曹谷溪在路遥成名后编出来的，二是，曹是看中了路遥是个走红的县级领导之一，他想巴结他。
路遥在消沉悲观之时，他认为这正是讨好路遥的时候。
路遥这段时间的悲观的原因是：当时的白振基家属告状路遥正在高潮。他不能不为此而担惊受怕。
路遥是1973年9月离开延川上延安大学的，76年毕业就进了省府，再未回过延川，和曹谷溪的关系不可能是他说得那么好。
因路遥是个顽固不化的派性人物，又是县政府大员，岂会跟一个无名之辈的曹谷溪拉上朋友关系呢。
当然，他俩说成是文坛战友还倒是可以讲得通的。曹对路遥的支持确实是不小，如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出版，曹谷溪就利用手中权力，拿了许多本，积压在库房里，其可谓不惜心血来讨好路遥。可见曹谷溪是个善于谄媚阿谀的卑鄙小人。
如此一个卑鄙小人，怎么能容得下他人呢？
二安子不由要问：关于曹的自欺欺人简历中，有一句是“为延川培养了一批骨干”。是真的吗？他又是怎么当这个老师的？
四
延川作家群，即延川文艺骨干队伍由三梯队人组成：第一层是老一代的作家，如李娓娓，杜鹏程。
第二层是二十世纪七十年兴起的作家。第三代是二十世纪九十年化以后兴起的作家。
由此，二安子以为曹谷溪对第一代作家是拉不上师徒关系的，对第二代作家他也谈不上，也不敢说他是他们的老师。唯有第三代年轻后起之秀们才是他的学生。
后起之秀是否能挑起延川文艺界的大营呢？
据二安子所知，延川后起之秀并不多，仅有的几个人中，还有人搁笔不再创作了，如延安市教育局长白生瑞就是其中之一，另外还有一个姓懂的中学教师。
1999年，二安子找到他时，他说已经不写文章了，后来又听说去了延安电视台。
不过，二安子不愿抹杀、否认曹培养了一批文艺骨干，也许是真实的，毫无夸张、虚假的，只要延川文坛认可。
那么，他又是怎么样培养他们的呢？
二安子了解到，延川后起之秀的作品大多在《山花》上发表，其中好点的作品才发表在《延安文学》及外地的一些报刊杂志。
曹是1975年调地委的，他怎么会从延安培养出延川的后起之秀的队伍呢！
曹谷溪的小说又写得如何？
从他的成名作品中看，诗歌不过也是如此，小说无缘了。看到的是新闻报导，报告文学、纪实性文章，再就是二安子见过的一本叫歇后语的小本本。
也许是他这位老师的影响吧，延川作家几乎都在写纪实文章。据二安所知，培养延川作家的源地是《山花》，《山花》应该是纯文学杂志，但对艺术性强的作品却不会登载。
曹谷溪为主编的《延安文学》从什么地方表现出是培养延川文艺骨干的呢？
如果说：在《延安文学》发表延川作家的作品，主编就成了老师，那么在省报或其他地区省市发表的延川作家的作品，那些主编也自然就是延川作家的老师。难道不是这个事实或道理吗？
再如，他仅仅从杂志上发表一下作家的作品，并没为初学者的学习创作开出习作园地；再具体一点是没有为延川的习作者开出习作园地，也没有组织过延川作家专项学习“创作”的主题报告，专题讨论讲座。尤其是他自己没有亲自给延川作家或习作者，或爱好文学的青年进行过一次、两次文学讲座。也没有搞过文学创作组、文学青年培训班活动，仅从他说是就是，这样的理论能站得住脚吗？
一句话，延川作家群的许多作家们只把他当成是文学战友，根本就没有把他当成是老师，而只有少数年轻作者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发表在《延安文学》上，才不得不去求他。
他还看是谁来求，怎么个求法，高兴了怎么都可以，不高兴了。一句话，我很忙，没空功夫看你的大作，等等。
难道二安子说错了？冤枉了曹谷溪吗？
所以，说曹谷溪培养了一批文艺骨干是肉麻的吹奉，是封建式考取状元后拜见师门的一种老传统，并非新创作。
二安子了解现时的川作家群中，许多作家都在嘲笑、挖苦这位先生呢。
更令人可笑的是：曹谷溪以为自己长相似乎象江泽民，平时就学江泽民的坐式，双手前握式。有些见过他的人总是说：啊！你多象江泽民。
他每听到这样的话，不是阻止，而是欣然接受，开唇一笑。
五
存在的问题
延川作家群，从他们发表在《山花》或《延安文学》，及出版过的书籍中看，大多是纪实文学，散文，短篇小说、诗歌，小故事，近年来的状况就不如以前了。
2004年夏，《山花》主编对同行中一位主编先生讲：来稿多是散文和纪实文学，小说与诗歌是越来越少了。
延川作家群中许多作家就是热衷于纪实文学创作，原因很简单，能赚钱呗。
赚谁的钱呢？赚当官的，赚老板的。
因而给延川人留下一种影响，就是作家们写吹奉文章能赚钱，还能从平民跳越过一条鸿沟直达政界。是一举二得、一箭双雕的好买卖。
许多当官的先生和平民劝二安子不要再写长篇小说了，改写纪实文学，去写县长，写书记，写老板，这钱来得很容易啊。
延川作家群里的一些作家心术不正，写出的文章也是扭曲的，违反纪实文学的写作态度的。
如一部出版的纪实文学《土地的呼唤》，写的是延川关庄太相寺村和刘家湾村因土地纠纷的问题。
作品中，对农村干部用的全是真名真姓，一字不差；而对乡以上一级至中央部委的领导，用的全是化名。这种写法明显是对农村干部人格的伤害，也是对写纪实文学的一种歪曲反叛，这又说明了什么呢？
延川作家写作的文风，世界观，创作观的不正之风愈演愈烈，已战胜压倒了正气，是多少的危险！多么地可悲啊！
延川作家的妒忌心很重，他们见了面不是谈论如何写作，怎么才能写出好作品，而是讨论他人长短。
二安子是从农村来的，也在小城市，大城市里呆过，对农民，商人，艺人们还是比较了解的。
农民们在一块时讨论的话题是如何种洋于，如何搞大棚菜，如何养猪等等。
商人讨论是商品的价格，商品的采购地点，商业的真为等等。
艺人们讲的话三句不离本行，唯有文艺界的延川作家们不是三句，而是讲一天也不入本行，这又怎么能提高他们的写作水平呢？
作家的另一种妒忌心表现在对同行的对立，如二安子在延安市见过一位延川作家群中的市教育局局长。
二安子以为他是延川人，又是个市级官，求他帮个忙，介绍一二位有钱的老板搞点赞助。
这位局长却说：没有钱就干脆别再写作了，我不会告诉你们的，你们别想借我的皇彩。
延川作家群中的一些后起之秀们总是那么狂妄、骄傲自大，摆出一付师尊霸主的面孔，教训习作者，陌生人，二安子就是其中陌生人之一。
1998年，倪红等不仅是背后污辱二安子，而且是当面羞辱，摆了老子打儿子的面孔，指责错别字多等，封面设计差了，印刷质量不行，纸质不好。
而他自己呢？记得他主编的一期《山花》上面是写了县委书记走访残疾人的纪实文章，期中就出现了许多的错字别字。
2004年夏，二安子去《山花》办公室，一位曾主办过《山花》的负责人对二安子是教训过来教训过去。直到他见二安子的小说稿后才改变了态度。
对二安子的小说，他翻阅的一夜没有合过眼，这才明白了延川作家群中真正的作家就是二安子。他们敢于写真写实，不怕政治强奸。不怕个人得失，不求名不图利。
这些后起之秀真不亏是曹国溪的学生，一位《延安文学》付主编告诉二安子，曹看过的来稿，错别字比牛毛还多。
他们也当面对曹说过，而曹也承认自己审过的稿不知怎么就发现不了错别字。也是这位曹又指责习作者们：这也不对，那个词也用得不对，真是有其老师就有其学生。
等等还有许多，二安子就不再列举了。
曹谷溪退了，但他人离开了文坛，影响还未消失，仍似一具幽灵在摆布、干扰着延川文坛。
二安子总是想不通延川文坛为什么要怕曹谷溪呢？
也许是延川文坛曾受过曹谷溪的某种影响，未成名时被人欺，成名后反欺人；媳妇熬成婆，婆压媳妇，媳妇成婆，婆再压媳妇，媳妇再成婆，这样一代一代的传，从封建传到了现代，真是可怕极了。
延川文坛啊！希望你们不要再坚持婆婆压媳妇的封建观点了。请放下架子，尊重、爱护、关心一下你的媳妇。为发展延川的文学艺术创作，为延川经济服务，做好应有的贡献吧！
至于歧视、压制、排挤，二安子也无所谓。
二安子流浪十年整，写作千幸万苦都熬过来了，他们是不会记在心的。
有人同情帮助更好，这是二安子希望的，没人帮也好。
二安子大不了再苦熬十年整，若要听从那位教育局长的话放下笔，是不可能的。
二安子是延川人，延川的所有好的要写，不好的也要写。近日县长要求二安子写宣传延川的文章，也正是二安子的本意。
光写好，不写缺点是不符合现实的。二安子本着应用表扬与批评，歌颂与揭露，浪漫与现实相结合为写作的思想指导，来写出上面的文章。
汉字塔转于2007.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