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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中国——中国教父系列之上海青帮教父黄金荣

作者: 静海2006 发表日期: 2008-11-16 19:45 点击数: 214

　　曾被蒋介石拜为“老头子”的黄金荣，是青帮“三大亨”之一，又被旧时国人称为上海教父。

　　青帮作为近代以来最重要的帮会组织，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迅速壮大并流氓化，与传统的帮会发生裂变。二十年代前后，青帮无赖出现第一大亨黄金荣，他将收的徒众分成两大类，一类是“门徒”，专门招收的对象是社会下层的流氓无赖，这些人一般的要具红帖开香堂，拜过“老头子”后入帮。另一类，是“门生”，这一类比较高档，专门接收有身份地位之人，他们需由介绍人搭桥，欲入帮，先投上一个红帖，封一份贽金—比门徒高一辈，只需向黄金荣磕头即可。门生也分档次，低档门生要磕头；而高档门生，只要通过介绍人备了红帖，包一份更高的贽金，向坐在关帝像前的“先生”三鞠躬就算入了门。以后，门生中若有人飞黄腾达，地位、名望超过先生，先生便把过去的帖子原封退还门生，表示彼此间不再是师生，而是平辈。这种既不要磕头礼拜，又有遮盖门徒秘密的“招生”方式，使黄金荣和青帮搜罗了不少“高档”人物，为日后青帮的大发展奠定了稳定的基础。

　　后来，黄金荣对他的那套做法，又作了进一步的改善。他建立了“忠信社”，废除了“站生”、“门徒”间的等级和称呼，所有人，凡自愿投入黄门的，只要加入该社，缴纳社费、办理入社手续后，就成为门内人。此“忠信社”建立后，青帮分子纷纷仿效。这些“社”的成员一律奉“社长”(指该社的直接管理者)或“董事长”为共主，社员之间相互平等，至少在名义上是这样的。

　　青帮收徒仪式的演变，尤其是“社团”制度引入帮会制度中，尽管这种“社团”还不是完全的严格意义上的现代社团组织，但它仍然说明带浓厚封建性的帮会组织，在现代资本主义城市生活影响下，自觉或被迫地适应环境，其组织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反映了维系帮会内部团结的仿真血缘宗法制度的松动和蜕变。另一方面，这些社团的建立，固然可以弥补青帮不重视发展横向联系的缺点，为青帮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天地，但同时它又严重削弱了青帮内部最重要的纵向联系，得失之间孰重孰轻，一段时间内难以预料。到了三十年代，这种制度的改革所带来的实际效果是明显并且巨大的，它使青帮从一个下层流氓的犯罪团伙变成了一个包含所谓“上层社会”的覆盖面极其广泛的社会团体，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黑社会组织。

　　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社会无赖出现了一类被称为“大亨”或“社会闻人”、“海上闻人”的人物，他们被归入“党政要人”、“工商巨子”等上流社会一档中，实际上不过是帮会流氓首领的代名词。

　　帮会中出现超级流氓大亨是中国帮会史和流氓史上的重大事件，它意味着，帮会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怪胎，租界内帝国主义势力和中国反动政权的畸形儿，终于得到反动当局的认可和社会的认同。从帮会的角度来看，它既是帮会的实力和影响力增强到一定程度的反映，又是帮会改变反抗当局的传统，从秘密转为公开，从非法转为合法，活动方式逐步转变的开端。

　　二三十年代，青帮无赖逐步形成了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三个大亨集团，他们的势力也迅速扩张。三人建立起一个以“三大亨”为首领，以租界当局为靠山，以“大、小八股党”和帮会流氓头目为骨干，拥有数百名职业打手，控制了上海达数万家烟馆、赌台、妓院，势力伸展到全上海市每一个里弄角落的超级流氓集团。这个集团依靠青帮体系维持其内部团结，拥有稳定的财源，影响所至上可改变当局的决策，下可决定普通百姓的生死。可算是空前绝后，独一无二的畸形怪物。

黄金荣实力的壮大，是同上海租界当局的扶植、纵容分不开的。

　　租界是近代中国殖民地化的突出表现，而上海又是中国租界最集中的地方，上海租界自建立之日起，就面临严重的治安问题。外籍流氓和犯罪分子，把上海视为 “冒险家的乐园”，而本地居民的犯罪也日益增多，武装抢劫及武装绑票案则异乎寻常地高频率发生，令租界当局头痛异常。租界巡捕大部分为西洋人，但他们语言不通，地形不熟，不但无法破获黑社会有组织的犯罪，甚至被一群“郑家木桥小瘪三儿”弄得焦头烂额。

　　“郑家木桥小瘪三儿”是本世纪初活跃在上海南市地区的一群流氓无赖。他们在租界内屡屡生事，引起巡捕房注意，派英国巡捕收拾他们，但这伙人行动迅速，聚散无常，加之熟悉地形，租界巡捕束手无策。经过一番争论，法国租界巡捕房决定增加招收新的华人巡捕，利用他们熟悉当地社会情况的长处，整顿治安。新增加华捕当中便有青帮第一大亨的黄金荣。

　　黄金荣把“郑家木桥小瘪三儿”中的骨干分子或收作自己的徒弟，或拜把子结为把兄弟，然后以老头子或兄弟的名义，不让他们随意捣乱破坏作为交换条件。黄金荣唆使他们到沿街店铺去捣乱，然后自己出面弹压。这样一来，既树立了黄金荣自己的威信，又可借机收取“保护费”，作为养活小瘪三儿的资金，不久，黄金荣又把“聚宝茶楼”当作自己联络无赖流氓的中心，每天午前，他到茶楼坐上一坐，他的兄弟、徒弟纷纷前来问讯通报。一旦遇有大事，便同他的心腹商议，这些心腹后来结成以他为首的“大八股党”。

　　黄金荣的才干受到上司重视，他的忠诚受到法租界当局的赏识。适逢法国驻沪总领事带着妻子到太湖游玩，被湖匪绑架勒索赎买。法租界当局极为惊慌，要求黄金荣全力营救，黄金荣同杜月笙、张啸林商量后，即派素与湖匪有联系的手下干将高鑫宝前去“拜山”，结果湖匪首分文不取，轻而易举地交出一对法国肥票。

　　又有一次，法国天主教神甫姚主教携带几箱银洋从上海乘火车去天津，准备开设新的教堂，不料车到山东，被山东督军张宗昌所部军队截住火车，绑走姚主教，不知藏匿到了何处。姚主教失踪事件，在当时轰动国内外，法国领事更是一天发了几道命令，限捕房火速破案。黄金荣一个偶然机会得知姚某下落及关押地点，急忙一面派人携款收买看守，一面亲自率领十余名便衣侦探，化装成张部官兵，连夜赶到山东乡下营救，将姚某平安救回上海。

　　黄金荣的出色表演，使他受到租界当局的充分信任和倚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段时间内，法国国内经济困难，无力继续供给上海租界当局经费，就责令其就地筹款，自行维持。黄金荣乘起献策，建议当局开征“花捐”、“赌捐”、“烟枪捐”和“军士印花捐”等税项，法租界当局一一采纳，缓解一时之需，并带来巨大收益。为了奖赏黄金荣，除准许其组织公开卖鸦片烟土外，后来还索性将“土捐”、“烟枪捐”一并交给黄征收。双方沆瀣一气，均从中获益不浅。

青帮在上海各帮会中称雄数十年，另一重要原因是他们极善于在各派政治势力之间纵横回旋。

　　辛亥革命后，国民党人往来于上海，多利用帮会关系来掩护其活动，当时不少国民党骨干，本身即是帮会头目，如陈其美等，不必有求于黄金荣，但到了20年代初，陈其美遇刺身亡，其他人或身份公开，遭军警追捕，或专注于政治活动，同帮会关系疏远，国民党因此深感不便，这时，黄金荣的势力蒸蒸日上，于是国民党人便转而与黄金荣联系，以寻求其掩护。

　　当年蒋介石蛰伏上海，为了生计，曾找到虞洽卿。虞某人看在死去的陈其美的面子上，总算接济了一些。但虞洽卿是个大忙人，又不愿多掏腰包。蒋不得不放下前革命军团长的架子，穿上旧西装，同陈其美的侄子陈果夫一起做投机生意。1920年7月，虞洽卿创办上海证券交易所，介绍蒋介石到交易所当报行情“划线” 的小职员。交易所里的商人，不少是流氓出身，惯于以少赖多，软骗硬抢的事情常常发生。为了在交易所站住脚，蒋介石经人介绍引荐给黄金荣为门生，黄收下红帖，另择吉日，举行仪式，由徐福生当传道师，正式收纳蒋介石为“门生”。

　　蒋介石自从拜了黄金荣为“老头子”以后，无人再敢来欺侮。不久，他又在别人资助下自立门户，开立恒泰号经纪行，当起炒卖股票的经纪人，为孙中山筹集经费。1921年底，上海爆发金融风潮，恒泰号经纪行亏蚀严重，蒋本人负债达数千元，结果还是黄金荣出面代为了结，并资助蒋介石前往广州投奔孙中山。

　　帮会中曾有传说，蒋介石得了钱，却未去码头，而是先入赌场，把路费输得一干二净，无奈只好又回黄宅。因无颜再见老头子，在门口苦苦徘徊，被“小八股党 ”头子叶焯三看见，问明原委，领他再见黄，获300元作旅资。他们怕蒋光头再去赌，讲明由叶某代买船票，把蒋送上船后再把钱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