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镜听”与“欢镜听行道”
作者: 欢镜听行道 发表日期: 2006-07-02 15:13 点击数: 1196
一．“欢镜听”缘起
古代，西域有一个小国家，名叫龟兹（今新疆库车县一带）。龟兹国人，上至国王、下至平民，大多信佛，东晋时期玳高僧鸠摩罗什就出身龟兹王室，不仅如此，龟兹还是欢乐之国，人人能歌善舞，是著名的歌舞之乡。据史料记载，龟兹国王经常带领乐工深入山川采风，听风听水，从大自然中汲取音乐素养，再从梵音中捕捉音乐灵感，谱出一曲又一曲天籁之声。唐朝大诗人王建曾在《霓裳曲》中留有诗句：弟子部中留一色，听风听水作霓裳。今天，人们广为所知的《霓裳羽衣曲》，实际上源自《婆罗门曲》。还有，镜听这个词现代人很陌生了，在古代，镜听是术艺界的专业术语，一种占卜仪式，这是狭义的镜听；广义的镜听包括了诸如天象、人事、算命、占卜、风水、取名等术艺活动。唐朝大诗人王建曾在《镜听词》中说：重重摩娑嫁时镜，夫婿远行凭镜听。
——作者姓名“欢镜听”由此缘起。
二．“欢镜听行道”来源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欢镜听第一次走出四川盆地，登上海南岛。上岛的第一天，最让欢镜听惊奇万分的是阳光如千万颗银针般扎下来，皮肤有一种打火罐的暴烈痛楚。海南岛上的阳光跟他过去的生活环境四川盆地见到的日照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在四川，每当阳光穿过厚重的雾霭时，原本睡意十足的黄狗会兴奋跳跃起来，汪汪的狂吠声中饱含着对阳光的歌唱，甚而，那些瘫痪的床上多年的患者都会双眼定定地勾扯住屋外阳光透明的脚趾，用渴盼的颤声提出到外面晒晒太阳的要求。几天后，他忽然听到大街上传来兴高采烈的声音：“乌云来了。”的确，天空忽然阴沉起来。先，一片薄薄乌云如邻家有女初长成般羞怯地缓缓飘来；后，一大片浓重乌云如一家有女百家求似的追求者急急地赶来；再后，便隐隐响起结婚多年彼此生厌的恶夫追打弱妻时咚咚奔跑的雷声……对于这种乌云遮住太阳即将打雷下雨的前奏气象，欢镜听在四川盆地见得多了，一点都不新鲜。然而，让他惊奇的是，海岛上的人们对于乌云的到来不仅不反感不厌恶，相反他们像迎接新娘子进门般地一脸喜庆，一些大街上行走的女孩子先是相互牵着手雀跃不已，继而欢快地拍起巴掌。一时间，他如坠五里雾中，乌云满天居然被海岛上的人们视为幸福时光。这件事让他学到了一个见识：人生之旅是有阶段的，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人生位置，很多时候人生就是在不同的旅途上寻求某一阶段的合适位置，或者是某一阶段的人生定位。如同灿烂的阳光照射四川盆地，千万个四川人由衷地歌颂它，相反，让四川人厌恶的乌云移位到海南岛上，同样有千万个海南人在歌颂乌云，天上的气象如此，地下的人事也如此。他将这种天气与人事的变化理解成某种意义的“行道”，从此，“行道”二字铭刻在他心中。
——公元二00六年，欢镜听开始启用新笔名：欢镜听行道。
三．磨难尚未尽
2004年，经中共江津市委、江津市人民政府研究同意并上报重庆市有关部门批准，将欢镜听列为特殊人才特招进重庆市江津文化馆，成为国家事业单位正式编制内的文化干部。
欢镜听由衷地感谢各位领导的关爱与栽培，然而，他心中有两大遗憾难以启齿：第一，由于他只有高中文凭，虽然作为“特殊人才”特招了，但是没有按照“特殊政策”办理，参照应届中专毕业待遇，一年见习期满后，聘为管理员二档，外边人可能不好理解管理员二档，说白了，就是“初级”都达不到，也就是说，工作能力出众，被江津市人事局考评为“优秀”同时创作能力也出色，已经创作、发表、出版十五部文学作品的欢镜听，最终连“初级职称”都沾不上边，在重庆江津文化馆现有十三个在编人员中，他的工资收入排列最后，每月494元，加上69元的津补贴，合计563元，重庆江津文化馆没有任何福利，靠这点微薄收入，他无法维持自己与刚上初中的儿子最基本的生活，无奈之下，他利用业余时间，背上竹背篓，手持电喇叭，成为一名兼职拾荒匠，一边游走在江津城的大街小巷一边高声喊道：收书本报纸。有一次，在江津某机关家属院，一位中年妇女出售一捆旧报纸，忽然，欢镜听发现一位年轻女人坐在屋角，双手捧着一本他创作的长篇小说津津有味地读着。他故意对年轻女人说：这本书的作者跟我是朋友。年轻女人抬起头瞄了他一眼，吐出三个字：冒皮皮。冒皮皮是本地方言，包含了撒谎、说大话等等。年轻女人没想到，她面前这位拾荒匠正是这本书的作者。因为经济条件差，欢镜听最害怕接到各类请柬——人们戏称为红色罚款单，偏偏在他小有名气后，这类红色罚款单常常不请自来，最多的一天，他接了五份红色罚款单。更让他难过的（真的，难过！）的是，主人在他的请柬里，还特意附上几行文字，这些文字虽然表述不同，但是核心内容是一样：你是江津城有名的大作家，能够请到你，我感到万分荣幸。欢镜听自己从不“祝生”，也从不欠他人似红色罚款单的人情。真要说“欠情”，不知有多少人“拖欠”他的人情。有时候，面对那侵略者般的红色罚款单，欢镜听有一种生活在殖民地、劳动成果被他人掠夺殆尽的感受。开初，自小受“中国是礼仪之邦”文化熏陶的欢镜听，无法垮下脸收各类红色罚款单，可是，等到他为应付这类罚款已经欠下上万元的债务后，他只好硬起心肠，采取逃避战术，不再缴纳红色罚款了。第二，不知什么环节出了问题，欢镜听还有五个月见习期工资没有领到，每月496元，五个月合计2480元，直到他写作这篇文章时（2006年6月18日），快两年了，仍旧没有领到这笔2480元欠薪。
作者简介：中国“欢”姓第一人
欢镜听行道，本名：欢镜听，男，生于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六日。现居重庆江津市近郊几江河畔、鼎山脚下之江津城，供职重庆江津市文化馆。欢镜听人生际遇充满传奇色彩，他把这段曲折经历写进纪实小说《逃亡时期的神秘爱情》。二00三年，他经过深思熟虑，改名换姓，从此，不仅官方户籍档案上有了欢镜听这个罕见的姓名，而且，有关部门通过全国查询得知，欢镜听是中国第一姓“欢”的人，“百家姓”中创造出了一个新姓氏：欢。
2008年9月9日中午，美籍华人、电影导演柯枫先生打电话给欢镜听，柯枫说：他根据欢镜听部分人生经历改编拍摄的电影《八百棒》于9月18日至28日在第五十六届西班牙圣塞蒂安国际电影节上展映。片名《八百棒》取自欢镜听接受中央电视台“新闻会客厅”栏目、香港凤凰卫视“冷暖人生”与“鲁豫有约”栏目专访时讲的故事——在欢镜听的家乡重庆市江津区，民间流传着一种说法：一个人来人世间走一遭，他（她）没有经历过诸如结婚、生子等事情，那么，就不是一个完整的人，这样的人即便到了阴曹地府也会被阎王打“八百棒”，又叫“八百杀威棒”。
欢镜听，笔名“欢镜听行道”，男，1965年12月出生于原四川省永川县朱沱乡金翠村，后迁居原四川省江津县德感坝五里坡。不到十五岁便独立谋生，少年时代当挑夫（重庆人俗称棒棒），成为汗流浃背、磨骨头养肠子的苦力人；青年时代进入工商界，当过推销员、企业厂长、商贸公司总经理等职，当过逃犯（后来，欢镜听把这段人生经历写成长篇纪实小说《逃亡时期的神秘爱情》）；坐过牢，在牢房中与死囚们同吃同住，并替死囚们写遗书（后来，欢镜听把这段人生经历写成纪实文学《我为死囚写遗书》）；中年时代走上自由撰稿人之路，《重庆晚报》、湖南《三湘都市报》、《成都晚报》、《长沙晚报》、湖北《十堰晚报》、《长春晚报》等全国多家报刊连载其作品，尤其是四川《天府早报》，为欢镜听开设长达近四年的作品连载专栏。2002年，欢镜听一年内创作并成功出版六部长篇小说，在重庆文学史上创下一个“先例”。2007年9月，经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批准，欢镜听成为重庆市江津区第一个中国作家协会会员；2008年元月，中共重庆市委组织部、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重庆市人事局联合筛选“首届重庆市宣传文化系统五个一批人才”，仅有高中文凭的欢镜听从众多竞争者中胜出，成为重庆市江津区第一个“五个一批人才”入选者。迄今为止，欢镜听已创作、发表、出版十五部文学作品，约四百万字，其中，《我为死囚写遗书》在2006年引起强烈反响，中央电视台、香港凤凰卫视、北京电视台、上海东方卫视、重庆电视台、河北卫视、黑龙江电视台、湖南卫视、《新京报》、《南方人物周刊》、天津人民广播电台、日本《朝日新闻》、意大利国际新闻社等海内外众多媒体纷纷推出专访报道……综合海内外各媒体的报道内容，最重要的有三点：第一、这是中国第一本真正把死囚当作“人”来写的书；第二、这是一本满怀人道主义情怀、对生命充满敬畏的书；第三、这本书深刻地揭示出“真正的危险往往隐藏在日常生活中”。
欢镜听独特的人生经历在海内外媒体公布后，引起多家影视公司与影视制作人的关注，其中，就有柯枫先生。从2006年到2008年，在长达三年时间中，柯枫先生与欢镜听保持长期电话联系。遗憾的是，由于路程遥远，柯枫虽然把欢镜听的部分人生经历改编拍摄成电影《八百棒》，可是，两人至今尚属神交——严肃意义上讲，柯枫早在2006年就通过中央电视台、香港凤凰卫视等媒体“认识”了欢镜听，欢镜听却不识柯枫的真面目。
二００八年九月九日中午，美籍华人、电影导演柯枫先生打电话给欢镜听，柯枫说：他根据欢镜听部分人生经历改编拍摄的电影《八百棒》于二００八年九月十八日在第五十六届西班牙圣塞蒂安国际电影节上展映。片名《八百棒》取自欢镜听接受中央电视台“新闻会客厅”栏目、香港凤凰卫视“冷暖人生”与“鲁豫有约”栏目专访时讲的故事——在欢镜听的家乡重庆市江津区，民间流传着一种说法：一个人来人世间走一遭，他（她）没有经历过诸如结婚、生子等事情，那么，就不是一个完整的人，这样的人即便到了阴曹地府也会被阎王打“八百棒”，又叫“八百杀威棒”。
欢镜听，笔名“欢镜听行道”，男，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出生于原四川省永川县朱沱乡金翠村，后迁居原四川省江津县德感坝五里坡。不到十五岁便独立谋生，少年时代当挑夫（重庆人俗称棒棒），成为汗流浃背、磨骨头养肠子的苦力人；青年时代进入工商界，当过推销员、企业厂长、商贸公司总经理等职，当过逃犯（后来，欢镜听把这段人生经历写成长篇纪实小说《逃亡时期的神秘爱情》）；坐过牢，在牢房中与死囚们同吃同住，并替死囚们写遗书（后来，欢镜听把这段人生经历写成纪实文学《我为死囚写遗书》，电影《八百棒》便取材于欢镜听这段特殊的人生经历）；中年时代走上自由撰稿人之路，《重庆晚报》、湖南《三湘都市报》、《成都晚报》、《长沙晚报》、湖北《十堰晚报》、《长春晚报》等全国多家报刊连载其作品，尤其是四川《天府早报》，为欢镜听开设长达近四年的作品连载专栏。二00二年，欢镜听一年内创作并成功出版六部长篇小说，在重庆文学史上创下一个“先例”。二00七年九月，经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批准，欢镜听成为重庆市江津区第一个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二00八年元月，中共重庆市委组织部、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重庆市人事局三家单位联合筛选“首届重庆市宣传文化系统五个一批人才”，仅有高中文凭的欢镜听从众多竞争者中胜出，成为重庆市江津区第一个“五个一批人才”入选者。迄今为止，欢镜听已创作、发表、出版十五部文学作品，约四百万字，其中，《我为死囚写遗书》在二00六年引起强烈反响，中央电视台、香港凤凰卫视、北京电视台、上海东方卫视、重庆电视台、河北卫视、黑龙江电视台、湖南卫视、《新京报》、《南方人物周刊》、天津人民广播电台、日本《朝日新闻》、意大利国际新闻社等海内外众多媒体纷纷推出专访报道……综合海内外各媒体的报道内容，最重要的有三点：第一、这是中国第一本真正把死囚当作“人”来写的书；第二、这是一本满怀人道主义情怀、对生命充满敬畏的书；第三、这本书深刻地揭示出“真正的危险往往隐藏在日常生活中”。
欢镜听独特的人生经历在海内外媒体公布后，引起多家影视公司与影视制作人的关注，其中，就有柯枫先生。从二００六年到二００八年，在长达三年时间中，柯枫先生与欢镜听保持长期电话联系。不过，遗憾的是，由于路程遥远，柯枫虽然把欢镜听的部分人生经历改编拍摄成电影《八百棒》，可是，两人至今尚属神交——严肃意义上讲，柯枫早在二００六年就通过中央电视台、香港凤凰卫视等媒体“认识”了欢镜听，欢镜听却不识柯枫的真面目。
根据“欢镜听”部分人生经历改编拍摄的电影《八百棒》于2008年9月18日在第五十六届西班牙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上首映。网络上搜索“欢镜听”三字，可得到很多资料。欢镜听，笔名“欢镜听行道”，男，现供职重庆市江津区文化馆。片名《八百棒》取自欢镜听接受中央电视台“新闻会客厅”、香港凤凰卫视“冷暖人生”与“鲁豫有约”栏目专访时说过的一个中国民间传说故事。
根据“欢镜听”部分人生经历改编拍摄的电影《八百棒》于2008年9月18日在第五十六届西班牙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上首映。网络上搜索“欢镜听”三字，可得到很多资料。欢镜听，笔名“欢镜听行道”，男，现供职重庆市江津区文化馆。片名《八百棒》取自欢镜听接受中央电视台“新闻会客厅”、香港凤凰卫视“冷暖人生”与“鲁豫有约”栏目专访时说过的一个中国民间传说故事。
希望欢镜听能写出更加有力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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