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说:作家有两种:一种是解释自己,像海明威式的;一种是到想象中去营造。两种我都在尝试,可我不是作家。
怀旧季节
北京,这个地方其实于我没有太大的意味,但又总在维系着一些什么,或者正是由于它是我生命的出生地的缘故吧,总是有一些看似不太相关的画页,穿插在我的生命中,而它所给我实实在在的其实只有一点,那就是我至今未改的京腔。46年前,我以一丝微弱的生命气息,早于正常婴儿三个月来到这个世界,这应该是一个不太受欢迎的生命,因为那时全中国至少有四分之三的人正饥不裹腹地在生命线上挣扎,妈妈没奶,这个生命虽然瀛弱却也精细而且挑剔,她对一切都不管不顾,只吃精米煮的粥,甚至牛奶都不喝。好在当时全家还在部队,条件相对来说要好些,但爸爸还是从干部食堂转到战士食堂吃饭,因为那样每月就可以为我省下几斤大米。对于这些,我完全没有记忆,所有那时的成长过程都是从奶奶、爸爸、妈妈偶尔闲谈中拼凑起来的。有时候我还是认为妈妈很有些诗意,她说:我们的童年是他们的,而且她也确实是这样做的,我童年的照片她一张也不给我,她的理由是因为那些照片全是孤版,而事实上那些照片只有在她那里才是具有生命意义。我没坚持找她要,就让那些小照片留在她那里吧。
五岁时,爸爸一意孤行地带领全家离开兵营,转业到山西大同。每当提起这段历史,妈妈就有一肚子说不完的怨气,我不理解那个年代人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依现在人眼光来看,任何一个有头脑的人都不会做出那样缺乏理智的决定,爸爸在对那里的陌生程度相当于我们对现在的阿拉伯地区,并且在对那里未做任何的实地考查的情况下,便带着一家老小的户口,一头扎进山西大同的右玉县。同时,我也搞不懂,这么大的事,爸爸妈妈之间为什么不可以商量一下,从而达成一定的共识呢?妈妈当初已经是北京顺义县人民医院一名护士长了,完全有理由保留自己的意见。对于妈妈最终无条件的服从,我有些替她感到委屈,而对爸爸的冲动也觉得有些好笑,他太男人了。对举家北上,我依然没有什么记忆,只模模糊糊记得爸爸妈妈还有奶奶带着我们兄妹三人,到北京动物园的猴山看猴子,我那时只对猴子感兴趣。至于到了山西生活是如何的不适应,仅在那里呆了二个月,爸爸妈妈就让让奶奶带着我和弟弟回到江苏奶奶的老家,我没有任何记忆,后来听奶奶说,是因为我对那里水土不服,起了一身的麻疹,还低烧。对我这样的安排是过渡还是有什么长远的打算,我想爸爸从来没有考虑过,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我的童年从此划了一个句号,也许那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因为我恍惚记得爸爸曾为我扎小辩,而且从妈妈收藏的照片里可以感到那个站在童车后面,一手搂着哥哥的脖子,一手提一串葡萄的小姑娘那满心的快乐。而当我从江苏再回到山西的时候,一切感觉是那样的陌生。
在我有意识的记忆里,那好像是我第一次认识妈妈,而我离开她大约只有两年,这样说似乎有些奇怪,但事实确实如此,因为在此之前的我不属于我,妈妈也和我这两年中所想象的大相径庭,两年里她不断地给我寄漂亮的衣服,让我有理由在小伙伴们面前炫耀。我以为她会非常的想我,会非常的宝贝我,而我接受到的却是嫌恶的眼光,以至于我的整个少年时期都不敢抬起头正眼看着她。当时的场景后来妈妈也多次毫不避讳地提到过,她说奶奶把我打扮成一个十足的乡妞,齐齐的留海,两条又粗又黑的辩子,里面还长着蚤子。从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姑娘变成一个傻妞,让她接受起来确实太有些勉强,或者这是我的错。说起妈妈,我得跳出作为一个女儿的角色,否则我怕是很难理的清妈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妈妈长的很漂亮,是那种贵族式的漂亮,纤纤弱弱却透着一种凛然不可侵犯,有人形容苍白为一种贵族的肤色,但妈妈不是,她的肤色更像是一种白玉,透明而且细腻,从面像看上去妈妈非常善良,而且对待任何人她都显得和蔼可亲,除去对待我和爸爸。如果我把她形容为一位高贵的修女,或者你可以有一个立体的印象,因为这个形容应该还是比较贴切的。时下贵族血统似乎也代表着一种时尚,因此,提到妈妈的血统我似乎也有些虚荣,这种虚荣具体表现在每当一些人提起妈妈的身世时,我便一句话也不愿多说。
三十年代中期,妈妈出生在山东济南的一个官僚家庭,姥爷的名字在一本史书里有记载,他的名字叫周通,史书里是山东腾县的县令,他的模样我一无所知。我只见过姥姥的一张小照,那是一个非常端庄雅致的女人,据说在我小的时候她曾照顾过我,遗憾的是,我记事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她。对于那个家族,我是87年在开封二姨姥姥那里才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妈妈的祖籍在开封,那里有很多故事,如果我写的话要借助史书,而且也不会写在这里,因为那将会离题太远。对于妈妈我也不想说的太多,我想说的是,我的少年时代就是在妈妈那样嫌恶的目光下开启的,从那时起,我便有了一些侧面,妈妈面前我永远的唯唯诺诺,而且,我还知道只有在奶奶面前我可以撒娇。
其实我的整个少年时期也是零乱不堪的,因为那场运动的缘故,我一直过着颠配流离寄人蓠下的生活,江苏__北京__山西,一家人总是四分五裂,以至于我无法拼凑一段完整的历史,那么就让我在这里把江苏和北京忽略不记吧,仅记录一些发生在山西的二、三事件,或者可以大致描绘出我少年时期的大概轮廓。
因为那场运动的开始,爸爸让奶奶把我们带回到他们身边,对于那场运动如何开始的,我有一些印象,那时我和奶奶在江苏老家,只记得大街上一下子热闹非凡,好多人被串成串梆着,胸前挂着各式各样的东西,带着高帽子游街,然后聚集在一个广场上开会,据说那次会场上还踩死好几个人。我们只在大街上看了看热闹,否则的话,那被踩死的或者就有我。我们住的是一个剧团的家属院,院子的后门通向一个鱼塘,不知道是什么人一下子弄来那么多的绫萝绸缎,还有一些顶带花翎,一些人硬生生的就把这些东西统统堆在鱼塘边放火烧掉了,烟雾燎绕了近一周都没有散尽。我对这样的事情全无任何理解能力,只以为这个世界就应该是这样。
山西相对来说好像还比较安静,其实是因为这里的人口没有江苏密集,因此声势也没江苏那么大。不管怎么说这些毕竟和我没有关系。再回到山西,我们住的房子已不是两年前的房子,我们的家已经从西小院搬到了东大院,不管世道如何我还该读我的书,这一点是不变的,但上那所学校没有人告诉我,妈妈让我自己解决,最后结果当然是我哭着回来。后来是谁出面说妥的我不知道,只非常清楚的记得是我的邻居小伙伴把我带到学校,他叫丑大,学名叫张建平,那是个眼睛大大的,身子?C瘦的像只猴子的孩子,我不讨厌他,爸爸妈妈似乎还挺喜欢他,从那时起他便是我的同学加玩伴。
我上学没多久,有一天中午,丑大慌慌忙忙的从外面跑进我家来说:我看到好多人押着你爸爸向这里来了。这简直是天方夜谈,我想都没想就就对他吼:你胡说,一定是你看错了。然而非常不幸的是,他没说错,一分钟不到,一伙人果然押着爸爸冲进我们家,不向任何人打招呼,就在我家乱翻起来。我哇地一声哭了出来,但刚一出声就被妈妈厉声制止了,我只好躲在奶奶的怀里抽泣,那些人把家里翻的一团糟,也不知道拿走了一些什么东西,走的时候又把爸爸带走了,直到好多天后,我才在一个会场上再次看到爸爸,当然他还是被梆着,胸前还挂着一个牌子,我认识那几个字:坏分子。那个场景在我的脑海里定了格,以至于后来电影电视里出现这样类似的镜头,我都会条件反射般地跳转开去。
时间仿佛在那一刻凝固了一般,我们没有了爸爸的消息,也不敢打听,直到一个月后的一天晚上(这个时间后来是爸爸告诉我的,我那时已经没有了时间的概念),爸爸才回到了家中,只记得妈妈把我们拦在里屋,她和爸爸在奶奶那屋里和奶奶呆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爸爸又走了,但这次他没有走远,他被派去挖防空洞,我们可以在每天给他送饭的时候看到他,每天给爸爸送饭大都是由我和丑大一起结伴去的,因为他的爸爸也在那里,至于他爸爸是什么时候被带去的,我没有印象,只听丑大说他爸爸是因为是走资派被带走的,我和丑大因为走资派和坏分子那个罪名较轻有过一些争论,他认为坏分子罪名重些,我则一定要说走资派的罪名重,其实我们谁也不懂,甚至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那个罪名更重。
能每天见到爸爸,我似乎没那么紧张了,防空洞里的气氛也好的多,我和丑大还有其他一些黑五类的孩子们还可以在爸爸他们挖好的防空洞里躲猫猫玩。后来丑大曾用同病相怜来形容我们那时的友谊,我记得那是他很严肃的第一次对我用形容词说话。
没多久,哥哥遇到了麻烦,他的小课桌上不知道被什么人贴满了大字报,哥哥生来倔强,如何受的了这样的委曲,他闹着再不去上学,哥哥只大我一岁多,那时也只是一个小学二年级的学生。没办法,爸爸只得又让奶奶把哥哥带回到江苏老家。接下来,妈妈又被派到五七干校,我和弟弟便和爸爸在一起过了一段相依为命的日子。
爸爸是我一生都非常崇敬的人,爸爸年轻的时候非常的英俊,在北京卫戍区曾两次被选入参加国家大型的阅兵仪式。他十四岁就从江苏农村出来当兵,刚到部队的时候只认识几个字,但他非常的聪明好学而且有悟性,我无法定义他的文化程度,至少在基础学科上,他可以辅导我的初中数学。医学在我认为是一门很难掌握的学科,但在爸爸那里却运用的非常娴熟,从部队到地方不久就成为那里的名医。爸爸在部队的时候他还取得了国家级蓝球二级裁判的证书,二胡拉的也很棒,而且还偷偷写过小说,因了那场运动,那篇小说只开了个头便流产了,我小的时候只偷偷看过一眼,也没记下里面的内容,写的应该是和战争有关的事情吧。
聪明的人往往都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因此爸爸注定要受许多的磨难。(我也缺乏自我保护意识,但我除去会喊上一句: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啊!之外,再也没有其它的办法,这样说有些自我标榜聪明之嫌,那么就当我自恋好了。)但爸爸是坚强而勇敢的,他会承担起所有所有的责任,尽他所能保护所有他爱的人。这也使得我在痛苦无依的多年以后,终回到他的羽翼之下,靠着他坚实的臂膀安静地生活到现在。
在这里再插一段,妈妈也是当兵的的出身,他们是在朝鲜战场上认识的,妈妈晚爸爸一年到的朝鲜,他们的恋爱史在我成人后也曾偷偷向妈妈打听过,但妈妈的口风太紧,任我怎么问,也只得到一个答案:他们经人介绍认识之后,妈妈偷偷将自己的一张小照塞在爸爸的枕头底下,然后就成了。这样的信息我一点也不满意,至今我都不相信他们之间没故事,因为我隐约听妈妈说过,当时爸爸曾追 一个高干女孩子,而妈妈也被众多高干重围着,一个靓男,一个俊女,没故事才怪。
孩子的世界总是单纯的,尽管在学校我也会受到一些来自高年级同学的骚扰,但在本班里还好,老师和同学对我都很好,没有明显歧视的表现,大概是因为我还算是个好孩子吧。而在大院里就更加自由,我们依然无忧无虑的玩耍着所有孩子们的游戏,生活上还经常得到院子里叔叔阿姨们的关照。那时,家里有单车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会骑单车的孩子就更少,我九岁会骑单车这件事让我在同龄孩子中间炫耀了好多年。那时候,爸爸虽然没还被落实政策(这是那个时代的一个专有名词),但医院总要给病人看病,因此,爸爸被允许恢复工作,但晚上要参加政治学习,以便改造思想。因为爸爸经常要出诊,因此,医院给爸爸配了一辆单车,我只用了一两个小时就学会骑单车了,要知道那时候的单车要比现在的单车高大得多,而且还很重,不容易哦。爸爸上班很辛苦,中午没时间给我和弟弟做饭,因此,常常是由我骑着单车到饭店买馒头,我成了那家饭店的小熟客,并且在那里还受到最优厚的待遇,那就是从来不用排队,甚至有时候还会多出一两个馒头。小城不大,多年后,很多人都还能记起我那时小小的身影。
很多时候我还爱呈强,记得有一次课间活动,为了显示自己胆子大,我用树枝挑了一只毛毛虫四处吓胆小的同学,结果犯了众怒,一伙人商量好在学校的大门上放了四条毛毛虫,然后喊我过去给她们讲故事,我信以为真,就跟了她们过去,她们安排我靠在大门上,我不明白她们的用意就靠了上去,这时候,一个女同学也用树枝挑了一只毛毛虫过来,一伙同学四散逃跑,我也跟着跑,就听到后面有同学喊:海湄,你后背有四条毛毛虫,我的天呐!别说四条,一条我也受不了啊,我甩了衣服没命地边哭边跑,一口气竟跑下二、三里路,好不容易才被同学们追了回来,左哄右哄,我才算定下心来。其实我那点外强中干的小把戏早已被同学们看穿,只是看不服我那张狂的样子,才一起商量着要给我点教训。
院子里有几个大些的女孩子,为首的叫李敏,她总能想出好多开心的游戏,跳格子、丢砂包等等,最喜欢的是晚上她带着我们一帮人坐在路灯下讲许多故事。我还喜欢和她弟弟玩,当然,她弟弟也比我大些,因为,他会下腰,还会打空翻,我总缠着他教我,但妈妈不满意,有一次她从干校回来看到我和他在一起玩,不由分说就把我呵斥了回去:挺大的丫头成天和男孩子在一起疯,像什么样子。我亲爱的妈妈,有没有搞错,我当时只有八九岁耶。她的这句话让我记恨了她一辈子。
因为爸爸每天学习要到很晚才回家,每次回来我都是在睡梦中起来给他开门,因此,好多次都被梦厣住,以至于做出一些有悖于常理的事情来,比如莫名其妙地打开所有的窗户、一床一床的叠被子、提起一壶水往桌子上倒等等,还好没有太严重的事情发生。爸爸怕我那天说不定会做出更离谱的事情,于是决定将我和弟弟一同送到北京的叔叔家,同时奶奶带着哥哥也一同到了北京。
当我们全家再次团聚的时候,政局已经相当稳定了,爸爸的“帽子”虽然还挂着,工作却恢复了正常,妈妈也从干校回到家中,从旧的阴影中走出来,新的矛盾又产生了,妈妈容不下人的劣根性越来越多的暴露出来,她总是在找奶奶的茬,然后将无名的火对准爸爸,家里总是硝烟弥漫,我能感觉到爸爸的愤怒,但爸爸从不打女人。我们兄妹三人不得已只能又往返在北京__山西两地。这样的战争一打就是四年,最后,奶奶以自己一人回老家结束了这场战争。
奶奶是我所有童年和少年时期的保护神,爸爸爱我但从不宠我,只有奶奶对我宠爱有加,奶奶几乎包容我所有的一切,连同我许多的坏习惯,比如:啃指甲,撕嘴唇。每当因这些遭到呵斥的时候,奶奶总会说:这丫头缺这个。BBS语言:倒塌,怎么会有人缺那个。用现在一些普遍认识来解释,那应该是一种缺锌的表现,但我也说不清,因为儿子也有这样的坏习惯,肯定的说儿子不缺锌。无论生活上还是心灵里,奶奶代替妈妈给予了我全部的母爱,包括如何处理我的初潮。她从来都是用一种欣赏的眼光看我每一个小小的得意,而当我受到委屈、惊吓或者不知所措的时候,奶奶的怀里始终是我最温暖的处所,我愿我的手永远在她粗糙的掌心。奶奶总是适时地教导我一些做为女孩儿的行为举止,以及待人接物的一些礼仪、礼貌,这些都让我受益终身,而且还弥补了长像不太好看的缺点。记不清有多少个夏夜的晚上和奶奶一起看天上的星星,不厌其烦地听她讲牛郎织女的故事,以至于很小很小的时候我就能认识牛郎星、织女星和梭子星,银河和七星北斗。有时候也听她讲些我不懂的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的故事。
在山西的时候,奶奶养了许多兔子,也养着几只鸡,那是奶奶所有的经济来源,她从不吝惜那些钱,有一段时间,由于爸爸的工资被停,家里经济上一度非常的拮据,奶奶把所有买了兔子和鸡蛋的钱,全部用来贴补家用,这方面妈妈和奶奶比起来,妈妈简直就是葛朗台。奶奶知道妈妈不喜欢我,因此,对我格外的偏爱,每当和哥哥、弟弟起冲突的时候,她总是向着我,这使得哥哥、弟弟非常的嫉妒,常常会在奶奶的视线之外对我实施报复,当然,情况不是太严重,我也就原谅了他们,没向奶奶打小报告,而老实说,我也没有那样的嗜好。奶奶临走之前对我格外的不放心,于是偷偷给了我二十几元钱,要知道那时候的二十几元可以相当于现在的二千元。我那时还没有独自支配这些钱的意识,我只当是奶奶的心意收了下来,我不知道妈妈是真的发现,还是心存戒心,刚送走奶奶,我就遭到妈妈质问,我实在太老实了,妈妈一问,我便全都如数地把那些钱上交给了妈妈。我曾哭着要和奶奶一起回老家,但没被获准。如果我知道从那以后我就再见不到奶奶,我就是拚了命也要和奶奶一起走。奶奶是个基督徒,去年圣诞的时候我在一篇小短文里为奶奶祈祷了,奶奶,你在天堂听到了吗?
我所有幸福快乐的少年时期应该也是在那几年,无论如何,一家人在一起,加上爸爸妈妈工作都忙,即便时不时会爆发一场战争,也不会有太严重的后果。随着掌握的词汇量的逐渐增多,我开始走进另一个世界,书的世界。
我想这是不是该得益于妈妈的血统呢?妈妈虽然出生于贵族,但在那个战乱时期她并没有读多少书,仅仅只读完了小学,而且妈妈也不聪明,她能非常敏感地为我们选一些优秀的书籍,我想那一定是有一些潜在的东西在引导着她。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有幸走进了童话世界,那个年代能读到童话的人并不多,而我的家里却有这样的书:格林童话、俄罗斯童话还有普席金诗集,这些都是妈妈从图书馆里的另室里淘出来的。
那时候的孩子们学习非常轻松,因此,常常有大量的时间去阅读,我除去看妈妈带回来的书,自己也去图书馆看书,那时候读书的人也不太多,因此借了书还与不还也不太有人过问,记得那时我和哥哥曾聚了好多的书,但后来被同学们传来传去也传没有了,想想真有些可惜,我们都不能算是爱书的人。爸爸妈妈从不干涉我们读任何书,也不担心我们读到坏书而受到不良的影响,还常常鼓励我们博览群书,因为那时你即使想找一本性启蒙的书也找不到,哪儿像现在朦胧期的孩子们,家长们处处都要小心。更加幸运的是,我那时遇上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老师,康理老师。
现在回头想想,在那个弹丸之地,处处都有可能卧虎藏龙,记得爸爸在挖防空洞的时候,也结识了好几个非常优秀的叔叔,比如:后来北京农大的教授,陆大彪陆叔叔,他到山西的时候已经是一名研究员了,也许正因为陆叔叔多读了些书的缘故吧,陆叔叔没像爸爸那样傻,把一家老小全迁到山西,他家黄阿姨一直留在北京密云人民医院守候着陆叔叔。后来我路过北京的时候,曾去他们北京的家里探望过他们,这些都是题外话。在现时的社会里,一个北京政法大学的高才生,去一所普通小学当老师,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而我们那时候却有这样的幸运__我四年级的班主任老师,正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北京政法大学的高才生。康老师给予我的一切,直接影响着我那以后的人生价值取向,他甚至是我评判一个异性优劣的标准。他在给了我足以让我为之骄傲的学习成绩同时,也让我产生过深深的自卑,那就是我喜欢的人不一定也喜欢我,希望与失落的反复交替似乎在那时候就奠定了基础。
那时候我的学习成绩非常的好,我所有的聪明在那时候都被康老师调动了起来,康老师教书也的确很特别,记得在上国际歌一课的时候,他不知道从哪儿弄来一个地球仪,一下子便把那个遥远的国度,搬到眼前小小的讲台上来,他还用俄文为我们演唱国际歌,那篇课文早已被我忘记了,可康老师边转动着地球仪边给我们讲课的那神态,却深深印在我的记忆里。那年,我平生第一次被选为语文科代表,而我每次写出的作文则一定被当作范文来读,我的虚荣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彭胀,我成了大家公认的康老师的宠儿,而我也确实很给他争气,在一次全市数学抽测中拿了一个一等奖。康老师不仅给我们上语文课,还经常代我们数学课,有一次,我数学仅考了98分,其实那已经是高分了,但我因为懊恼它不是满分,便当场把卷子撕的粉碎,我从没见过康老师对我发那么大的火,竟然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厉声命令我把撕碎的卷子捡起来,我被吓哭了,边哭边慢慢地捡着那些被我撕碎的纸片,心灵上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伤害,康老师一定是不喜欢我了,否则的话他是不会对我那么凶的,我当时的心里只有这样一个念头,真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
现在分析来看,康老师应该是我第一个崇拜的异性,我很难否认那里没有暗恋的成份。从那以后我经常有意识的回避康老师,我想康老师也一定有所感觉,可没多久康老师就被调到中学教书了,我心里又产生一种前所未有的失落感。非常凑巧,康老师正好教李敏那个班,我和李敏间从此又多了一个话题,让我没想到的是,康老师竟把我写的一篇作文带到李敏他们班读,当然目的在于鼓励他们更加上进,而我心里异常甜蜜。
康老师的太太和孩子来看他的时候,我接到康老师离开我们以后的第一次邀请,请你们一定要相信,我丝毫没有嫉妒过康老师的太太,她的照片我在康老师那里看见过,长的非常漂亮,但她的人比照片要可爱的多的多。康老师当着她太太的面夸奖我,并说对我充满信心。其实在我接到邀请的一刹那,我和康老师的所有芥蒂就已经完全解除。我考上初中后没多久,康老师就调回北京了,我只收到过康老师的一封来信,以后就再也没有康老师的消息,也不知道康老师现在一切都还好不好。
整个初中几乎没什么故事,那时候正赶上回潮,学校里学习气氛非常的浓,我常常被淹没在各门功课的角逐中,而且我还比一般同学更辛苦些,除了每天的学习外,还在少体校打乒乓,我对这项活动从来没什么信心,但这项活动却为我以后的生活里增添了一项乐趣。
两年的紧张学习后,爸爸被派到一个镇医院做院长,随着奶奶的离开,我和弟弟不得已也只好跟随着爸爸妈妈迁到那个镇上去读书,据爸爸妈妈说是不放心我们住校。先是黄帅的“不做五分加绵羊”后又有白卷英雄张铁生,我所受的基础教育基本上停留在初中的水平上了,因为重翻爸爸的历史,我还险些没上成高中。
镇上学校的状况相当的糟糕,物理和化学老师只和我们照了个面就再也看不到身影,我的班主任老师,虽然满腹经伦却没法传授给我们,我们的学生生活几乎被今天学工明天学农占去了,印象中,那时候做的最多的事就是上山植树。就连同学的名字我也一个也没记住。
家里,我和妈妈的关系也空前的紧张,以前有奶奶在,无论有没有爸爸妈妈在家都没什么感觉,那时候突然发觉爸爸经常出差,而爸爸一出差,家里吃饭问题就成了大问题,这里我得说妈妈在做家务方面实在是太弱智,她一人根本无法为我和弟弟做一顿像样的饭,简单的生个火在她都非常困难,老实说,她真不如那时的我,我甚至怀疑,爸爸妈妈把我带在他们身边,其实就是为了身边多一个小使,遇到爸爸不在家的时候,我就成了妈妈的出气筒,洗菜、做饭是她呵斥我的由头,那两年我从没看到过她的好脸色。
其实两年的高中,我们只在学校三个学期,记得在一次上山劳动后就再没到校上学,我的高中毕业证是在插队以后才拿到的。家里是无法再呆下去了,虽然是最后的知青(当然,那时我们还不知道我们会是最后的知青),我还是毅然报名插队,开始了我的青葱岁月,那年我刚满16岁。
我要去插队的地方有一个好听而且充满想象的名字:海子湾。传说那里曾经有一片海子,还常常有鸳鸯栖息在那里。事实上那里地处黄土高原,几乎没人见过海,只有洪水顺势冲开的百转千徊的河道,把那里环成一个半岛。而那些河道多数常年干涸,只有在洪水爆发的时候才汹涌澎湃,有些河床宽阔的足以让人产生幻觉,像是走进无边无际的沙漠。不知道为什么,环着海子湾的那段河流总是蓄积着不知源头在哪儿的水,它们终年顺势流淌着,也不知道流向了何处。
我从接到的通知上看到了几个熟悉的名字,张建平、张欣茹、张驰。张建平当然就是丑大,张欣茹也是我们从前大杂院里的孩子,只不过她住在前院,而且和我们同届不同班,相对来说比丑大接触较少,张驰是我和丑大的同学。我们一同去那里的有十四个人,而且恰好是七男七女,除了他们三人外其他人我全都不认识。
报道的那天,我首先去两年前我曾住过的大院去找丑大,丑大家还住在原来那里,但他家的隔壁却换了新的邻居。丑大妈妈告诉我丑大参加一个绘画学习班还没回来,估计要晚几天才能去海子湾,还好我找到了欣茹,两年没见,欣茹出落成一个大姑娘了,发育的非常丰满,换作现在我会产生一些嫉妒,但那时我还不懂。
我们的带队是上两届的知青,他叫韩杰,这个名字用当地话读出来还没多少感觉,用普通话读的时候就要注意,一定要把字咬清楚,你们可不要为我所误导,其实韩杰除去有时候有些自我,长的有点让人产生如他名字的读音般的一些想象外,还是一个比较率直的人。我们被集中在一个招待所的广场上,相关的领导作完动员报告后,十几辆大巴载着我们这些最后的知青上路了,我们一行十三人(丑大没赶回来)跟着韩杰上了其中的一辆大巴。可能那时的大巴坐位不够多,总之,有几个人是站着的,我和欣茹坐在一起,一个男孩子就站在我们面前,他的样子非常的可笑,可笑的不止是因为他穿着挺括的中山装,还因为他总是傻傻的笑,我不由的也被他引的痴痴的笑了起来。欣茹告诉我说,他叫姚万里,曾和她同过几天班。
大巴车下了公路,在宽阔的河床上蜗牛般行走了好久,终于陷进一块洼地走不动了。那是1976年3月的一个近中午时分,如果我那时有录象机的话,我一定会把那时的场景拍下来,放进某个需要白毛风的电视场景里,那是绝对正宗的白毛风,它不需要任何其它的道具来夸张。寒风就是那样肆意地卷着河床上细细的黄沙啾,啾地从四面八方一阵阵向我们扑来。我甚至无法形容那种苍凉,它没有大漠那样的荒远,也不似废墟有深藏无尽的意境,它大概是上帝不经意间遗漏的一片荒址吧。
一伙人折腾了半天也没把车子弄出来,韩杰告诉我们这里离村子已经不太远了,于是我们一行人,跟着韩杰向村子里走去,后来车子怎么出来以及我们的行里被谁送过来的我都不知道。在我们的住所门口,一个白胡子老头带领着几个孩子敲着稀稀落落的鼓点迎接着我们,韩杰他们那帮老知青竭尽他们所能,为我们准备了丰盛的午餐。从此这个只有36户人家的小村子增添了十四口人丁(我不敢说公民,因为包括我在内,我们这批人至少有四人没有公民权,丑大、欣茹、我和万里还有霍建忠)。这里的知青点也多了我们这届新成员,我总习惯把我们点的成员分为我们这届和上届。
我们上工第一天的活是挑土,好像是在村后面的山凹里,我们一挑一挑地把土从东边运到西边,我有时候为别人装土,有时候自己也挑,那土挑起来真的好重啊,而且我至今也没弄明白捣腾那些土用来做什么,只记得那天的天气冷极了,干着那么重的活身上还直打哆嗦,一个大妈把她身上一件黑褂子脱下来给我穿,那是我和村民第一次亲密的接触,而且大家一致都说,我穿黑衣服很好看。一天下来,我们所有人的肩膀都红肿了。
第三天,风更大了,沙尘暴是近年来天气预报里常见的词,而我们那时候经常遭遇那样的天气。村里没派我们的活,好多离家近的同学都回家去了,和我一宿舍的赵燕和英姐也都回家去了,我一来离家较远,二来也不想回去,宿舍里只有我一人。我实在不想形容我们住的宿舍,但为了衬托我当时那种伤感的情绪,还是简单描述一下吧,那实在是简陋的不能再简陋的一排房子了,村民们大概也考虑我们不会住的很长久,所以才盖的那么的粗糙吧,屋顶到是盖了瓦的,墙是凹凸不平的土坯墙,里外一样的粗糙,里面甚至都没有用白垩涂抹一下,我们不得不把炕上用报纸作成围墙。
外面的天被风刮的天昏地暗,屋里就更显得黑暗,我打开电灯,内心还是被一种莫名的孤寂紧紧攫住,我不由的想哭。就在这时候万里推门进来:给你逮了只麻雀,我看到他手上果真有一只小麻雀,他把小麻雀放开,小麻雀的腿被一根线栓在一只口琴上,我问他:你为什么不回家?他说:昨天妈妈刚来过。我看着那只口琴又问:你会吹口琴?他说:不会,是妈妈看别人买也就给我买了一只。我从口琴盒里抽出口琴,果然是崭新的。我们很随便的聊着,聊到他的中山装,我问他:来插队为什么要穿的那么隆重?他说:我也没想那样,都是妈妈为我弄的,妈妈说,出门还是要弄的体面些。我非常羡慕他有一个好妈妈,我们还聊起那天他在车上傻呵呵的笑,他也没觉得不好意思,只是说,当时觉得挺开心所以就忍不住的想笑。他确实挺有意思,说话总是用文绉绉的书面语言,而我对文绉绉的人向来都非常的友好。临走时,他给我留下了口琴说:你拿去学吧,我没什么音乐细胞。
过了好多年,当我细细回想当时的细节时才想起来,他当时为什么不说把那只口琴送给我呢?因为他从来也没有过把口琴要回去的打算,就连暗示也没有,那只口琴一直到我买了新口琴才还给他,还给他是因为他那只口琴是木芯,不大好清理。而且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他送过什么给我,到是他厚着脸从我这里拿走了那本普席金诗集。但从那以后,我没再孤独,在那个下午我学会了吹口琴,并且学会识简谱,这点在后来连我自己都感到吃惊。
大概过了一周左右,丑大才来到海子湾。再次见到丑大,心里不由得产生许多联想,我们毕竟是青梅竹马的玩伴。他还是那么瘦瘦的,只是更加清清秀秀的像个女孩子,我一冲动便给他写了一首小诗,当然是化了名的,其实那首诗基本上不含有多少感情色彩,是那种四六句,而且写的也相当的烂。没想到这家伙第二天就到处宣扬了出去,我大为恼火,当他问到我是谁写的时候,我抵死也不承认。我不知道那算不算是我写给男孩子的第一封情书,只是从那以后,我对丑大一点感觉也没有了,这点让许多人感到遗憾。老实说,丑大一直对我非常的好,但缘份的事情真的很难说的清。
大概因为年轻人全集中在我们那里,村子里几乎见不到年轻人,很多重活脏活都是我们干,而村里给我的酬劳却很少,点里除去个别老知青可以拿多一点工分,多数人一天最多只拿半个工分。好在我们都没有和村里叫真的意识,否则的话一定要告他们一个剥削童工罪,其实即便有意识也没用,因为那时的法制还不健全。
北方的播种很晚,那阵子村里每天派我们的活,大多是些为播种前准备的活,我们总是被派到马圈、牛圈或其它牲口圈里虑粪,记得我前面说过,我小时候有啃指甲的坏习惯,但从那时起我便不再啃指甲了,因为我的手实在太脏。虑粪这活很简单,几个人围成一圈,每人拿一只粪捶,一下一下捶着围着粪堆转,这活不太累,还可以边干活边说话。我和万里那时候的话最多,其实都是些闲话,根本全都是些可说可不说的话,但我们在一起却总是说起来没完,最后搞的队长都说话了:姚万里一见到女孩子就说起来没完,其实也只有我们两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话才多,只是队长不好意思明说。直到收工万里还忘不了感慨一下:我从没和女孩子这么近距离说过这么多的话。我那时候很八婆,私底下还问过他在学校有没有女孩子喜欢他,当然,做为交换条件,我也把我和丑大从小一起长大的事告诉了他。他告诉我,他小时候一直在镇上读书,有一个家境和他相仿的女孩子经常和他一起结伴上学。我又问他那女孩子长的漂亮不漂亮,他说:长的不难看,就是有点胖。我就对他说:你一定追求过人家。他急的脸都红了:绝对没有的事,我们很少说话的。后来我们两在一起的时候,我常拿那个女孩子来寻他的开心,目的就是让他着急,他着急的样子很可爱。那女孩子后来我见过,确实如他说的那样,我对她的印象还不错。
我一直都在想我和万里是怎么开始的,但怎么也想不起来。很多爱情故事都由某个事件,或某人身上某种特质开始相互产生好感,而我和万里的开始是我想破脑壳也说不清的,你或许可以认为他给我送小麻雀的那幕是我们的开始,但我对你说,那个事件绝对不能构成我对他的爱恋,在我们的爱情故事里,那绝对是一个孤立的事件,我不知道他当时是不是有预谋,而在我这里那件事完全可以忽略不计。我们就是那样无来由的相互吸引,然后又是心照不宣的走到一起。记得有一次全体到公社参加什么会,我们俩边走边说话,上了公路才发现其他人早已经走远,只剩下我们两个人,本来是并肩走着的,等到发现只有我们两个的时候,却又突然拉开了距离,那种突然的无可适从的感觉似乎只有拉开距离才可以平息。这种情况后来在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时候经常发生,有时候两人说着话,说着说着我突然莫名其妙的让他走开,常常弄的他不知所措。终于有一次他似乎是忍无可忍,竟然当着淑英的面质问我:我对你那么好,你为什么要那样对我?结果被淑英好一顿溪落。唉!这个傻瓜,全世界的人都看的出我们之间的微妙感情,只有他好像还在懵懂之中。其实我们自己也都知道,只是我们都不知道该如何是好,要知道当时我只有十六岁,而他还不到十六岁。
淑英只大我两岁,那时却像大姐姐一样处处照顾着我。尤其在这件事上,她特别能够理解我们,因此,那时候有些悄悄话我都愿意对她说。特别让我感动的还有,每次我和淑英结伴回家路过她家的时候,她妈妈总是要做好吃的给我们吃,要知道她们家那时候并不富裕,每月家里供应的面粉也只有几斤,她妈妈全都留着招待我们了,我在她家里受到的是贵宾待遇。这是一个多么善良的妈妈啊!而我对善良的妈妈们从来都非常过敏,每当想起她们的时候都要流泪。
年轻人总是有着挥霍不完的精力,有时候我们边吃饭还边玩着游戏,那天,不知道谁从哪儿找来一条粗大的绳子来,我们便边吃边跳绳玩,万里真是太笨了,一到他那里就卡,我脱口喊了句:姚大嘴,你真笨!他气极了,跑过来狠狠地把我的手反绞到背后:全世界的人都可以叫我姚大嘴,只有你不可以知道吗?我看他另一只手竖的高高的想要打我,便也毫不示弱的紧盯着他的眼睛,他的巴掌最终还是没有落下来,而我的手被他绞的真的好痛。姚大嘴,是大家背地里给他起的绰号,平时好多人都当是他的名字那样叫他,而我从没那样叫过他,那天也实在是说漏了嘴,没想到他那么在意,我的心里又泛起那种酸酸甜甜的滋味。
我还没有描述过他的长像吧,也许因为年纪还小,他那时候怎么看也不能算英俊,只有一张大嘴长的很特别,个子有一米七十左右,眉宇间很宽,眉毛很黑很浓,眼睛不是很大,两肩松松挎挎的,也不是很精神。我当时的尊容估计也很惨,但因为没人在这里给我形容,我就先占个便宜吧。
天气渐渐转暖,河也开了,大家都要回家换些春夏的衣服,每年的这时候村里会放知青们几天的假。可若想要走出这个村子,无论我们怎么走,都要跨过弯着海子湾 的那条河,我们点里的男士们都非常的绅士,女孩子们在这时候绝对享受我们点里的最高礼遇,她们将一个个由男孩子们背过河去,这个传统是我们上届的知青传下来的,我们的点长也一直这样要求着点里所有的男孩子们。女孩子们被一个个背过河去,只有我一人犟着不肯让男孩子背,即便是万里也不例外,结果弄的男孩子们都不好意思了,点长对我大为光火,但他又拿我没有办法,最后我硬是坚持着自己淌过了河去。其实我那样做并不是想证明我的特立独行,只是由于相当的不习惯。那以后每次遇到过河的时候我都要犯一回难,虽然最后还是就犯了,但心里终是有一种说不出的异样感觉,遇上万里背我的时候那种感觉更是越发的强烈。记得有一次我们俩单独一起回家,我在河边和他闹了好半天,最后他都要急哭了,我才爬到他的背上,其实也唯有那个时候可以算是我们的亲密接触。
有时候我也常想,那条河于我们究竟是怎样一种意味呢?它把我们拉近再拉近,近的让我们的喘息都不能自主,近的心跳都可以产生共鸣。而一到了岸上,却又远远的分开,他在马路的这边,我在马路的那边,它就像是一句谶语暗伏了我们未来的命运。
有一根线
叫“穿心連”
尽管你握住一头
我也握住一头
有一场游戏
叫“爽约 ”
尽管你有一张入场券
我也有一张入场券
有一种语言
叫“谶”
不幸你说了
我也说了
于是在一个深秋
你走了
我也走了
唐山大地地震,波及了北方大部分地区,海子湾也没有幸免于难,那是我经历的唯一一次地震,据说震级是6.9级,所幸的是危害不是十分的严重,至少没有人员伤亡。但我们住的房子全都裂开了缝,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于是我们的重点工作转移到工程建筑上去了。在那个点里女的我最小,男的万里最小,因此,我成了大家照顾的对象,万里嘛,由于是男孩子,长的看上去也比较壮,估计得到的多是精神上的关爱。我所受到的直接照顾就是不用到工地上干活,而是留在家里做饭。本来做饭的活是女孩子们轮着做的,由于情况有了变化,基本上就由我和赵燕来做了。这活除去不受风吹日晒以外,还是挺辛苦的。
我一直不大愿意提起我们的生活环境,因为那毕竟是物质的一些东西,但我又无法把精神上的东西分开来说,也只好简单描述一下。我们每天要做上届知青加上我们这届一共二十几口人饭,这在我是从没干过的活,虽然是非常简单的饭菜,做起来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早上四五点钟就要起床,一天还要喂两次猪(是我们知青点养的猪,目的是为了给大家改善生活),晚上收拾完以后,还得把第二天早上的饭准备好。早上的稀饭是在一大锅的开水里冲些攸面,再放些土豆一起煮,干的多是傀儡(头天晚上准备好的),我不知道那两个字怎么写,反正就是这个读音,做法就是把攸面先用少量的开水烫一下揉成绒,或者和煮熟了的土豆一起揉成绒(这可真不好形容),然后上锅蒸。小菜,是自制的咸菜,中午主食也多是用攸面做成的面食,偶尔蒸一回馒头。蔬菜除去土豆就是咸菜,晚上的稀饭和早上相同,干的有时候吃中午剩下的,没有就再做,总之攸面是我们的主食,吃饱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有时候同学们会从家里带些食物,不用说,当然是分而食之了。其实,这已经很不错了,我们第一年吃的是国家供应粮,还有一点点补贴,虽然刚开始的时候觉得艰苦,习惯以后,也就没什么了。我做事一向认真,再多人的饭我也从不马虎,因此格外的比别人要累,而且常常是做出来的饭一抢而光,常把我和赵燕忙的手忙脚乱。好在很多人都愿意帮我们,万里大概是帮我们最多的人了,只要他闲着,让他干啥他就干啥。当然水缸里没水的时候不用叫他自己就主动帮我们挑了,我说过,我们那里的男士都非常的绅士,像挑水这样的活基本上不用我们做。
那阵子村子里非常的热闹,一下子来了好多救灾的解放军,我们一起劳动,也一起联欢,还赛诗,我那时候充分表现出我的音乐“才华”,而万里也把他的文才发挥的淋漓尽致,万里闹着要指导员带他去当兵的事,我印象最深。当时指导员逗他说,如果你五分钟写出一首诗来我就带你走,他果然真的就写了,他写的是什么我不记得,但他的七步诗才却名声在外了。他还非常浪漫的对我说:以后你当个做曲家,我写诗,你谱曲。他说那话时的神情就好像我已经是一个做曲家,而他也已经是一名诗人了。
万里那时候写的多是现代诗,而且多很高调,基本上是一些应时诗,当时只觉得他有些诗人的天赋,但他的诗我并不喜欢,所以,他写的东西我一点印象也没有。而我的诗词基础也就读过一本毛主席诗词,普席金的诗集我怎么读都觉得矫情,它放在我那里甚至连想装门面的机会都没有,因为平时大家都非常的辛苦,基本上没人关心我读什么书。因此,那本普席金的诗集理所当然就成了万里的了。
回头想想,我那个时候很少去用心感受一些事情,意识完全处于直觉状态,因此,读不懂普席金的诗,也就容易理解了,看我给自己找了一个很好的借口。记得我那时候想写日记可又怕别人看,所以就常用古韵的形式写一些四六句,当然很烂,可也很小拽哦。其实如果那时我能读到如“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这样的诗,我可能也会成为一名诗人(我好象是在嫉妒万里)。
房子盖的差不多的时候部队走了,没多久,我也被抽调到公社的突击队,据说是拜我的音乐“才华”所赐,先是断断续续,后来就成了常驻。我们在那里有时候半天干活,半天排一些小节目,可那里的活比在村里时要重的多的多,我常常累的筋疲力尽,而且生活环境也比村里更差。
和万里在一起的时候没觉得有热恋的高潮,可一离开,真的很想念,他去公社看过我,有机会我也回来看他。但越往后,我们见面的机会就越少了,那是因为听说77年要恢复高考制度。我得佩服万里对国家这一举措那敏锐的洞察力,在我们还在观望的时候,他却很快便进入学习状况,并严格地为自己制订了学习计划和学习时间。我也曾想重新拿起书本,可我连平方和、平方差的公式都忘的一干二净,真不知如何重新开始。万里说我懒,不想用功,也许他说的对。
那时候很多地方的知青都开始陆续回城,我们那里除去有一个上学指标和两个招工指标引起一阵骚动外,多数人还是按步就班地在那里埋头苦干着。因为那等好事无论如何也还都轮不到我们,万里干脆请病假回家看书去了,当时他身体确实也不好。
在他离开的那些时候我真真切切地感到了我对他的依恋,记得有次我和张驰结伴回家,因为,我家比他要远,他要送我,我无论如何都不肯,最后,他找来了万里(万里家离他家不远),我不敢否认我没有这个意思,事实上我一直想找个借口见万里,只是不大好意思说出口,张驰真是善解人意,我乖乖的跟着万里到他家吃了饭再由他把我送回家。这种事情其实无论和其他什么人在一起,他们都会一样帮我的,但我似乎只和万里在一起才会感到那么的心安理得。
高考的时间到了,我和哥哥在爸爸妈妈的劝说下,去经历了一下考场的气氛,不用说,我几乎是交了白卷,数学就不用说了,即使是语文的作文,我对它也是一筹莫展,我所有的文思在那一刻全都窒息了。而万里却以全县第二名的好成绩,被上海交大录取。他走的那天我做为他唯一的女朋友被邀请,但在他走的那一刻,无论在心理和地理上我们都从此拉开了距离,我的记忆定格在他在车窗里向我挥手的那一幕。
万里走后,我也就不再去劳动,在家里四处找书看,但我在家里的境遇比从前在家里时更糟,直到考进县里的复习班住进了学校,心里才稍微的安静下来 。真正复习的时候才感觉到,那时候什么最缺,是复习资料。万里给我寄的第一封信里面包含着历年的高考题,我知道,那里也包含着他对我的殷切希望,可那封信周转了三个月才转到我手中,后来他给我寄的信也全都是先落在父亲的手里再转到我的手中。万里他也并不介意这些,每个假期回来,总是第一个去看我,我感动着他对我们往日情感的眷恋,边苦苦的读着书,边深陷在情感的纠葛中。
直到79年,我才考上了雁北卫校,那可不是我所期望的,无奈的是79年的试卷出乎所有往届生的意料,我最有把握的化学仅考了29分,最受益的是应届毕业生,因为试卷偏重实验的题目较多,那就是命运吧。那年的分数线是从本科、大专、中专一直刷下来,我只够中专的分数线,从此,我和大学无缘了。万里那年的日子似乎也不好过,期间因为生病回来一趟,我去看他的时候他也没说什么,当然,当时有好多人围着他,也不好说什么,但后来在他给我的信里却暴露出他的情绪,他说他想我,甚至怪我没去他学校看他,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是好,也许那是我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在他受尽情感煎熬的时候,我却帮不上他。
在许多人的劝说下,我走进了雁北卫校,整个在校期间我的情绪都极为低落,除去应付考试外,根本不用心读书,那时的我可以堪称标准的颓废一族了。第一年暑假的时候,我和万里见了最后一面(这点当时我们谁也没料到),看样子他完全调整好了,所到之处谈笑风生。匆匆的,我们也没说多少话,他整天都被好多人包围着。如果他知道从那以后我们将各自参商又会怎么样呢?我们什么也没有,甚至连手都没正式握过,是不是正因为如此他才走的那样决绝呢?我一直都不相信。
我上二年级的时候,全家回到了江苏老家,虽然还和万里通着信,但他的回信明显没有我速度快。也许是我的敏感,我第一次向他提出了分手,那封信他好像回的比较快,而且信中也极尽缠绵之意,我们又恢复了鱼来雁往的日子。后来他考取了航天部的研究生,第一年在哈工大就读,我们的假期时间相错,要回归的地点也不再相同,所以也就没有再见面的机会。在我实习的那年,他终于说要和他妈妈正式谈我们的事,那是我一生中从未有过的期待,我等的好辛苦,大概三个多月才见到他的来信,答案是:我出局了。那封信是我至今唯一保留下来的一封信。
写到这里我想起来了,万里其实是送过礼物给我的,就在我收到他这封信之前,我收到由他妹妹带给我的一本像册,他妹妹当时什么也没说,我还是预感到了什么,并写信给他说出了我的判断,我那时的心情糟糕透了,因此,那封信的语气也相当的刻薄,而事实证明我的判断是对的。我只是不明白他送我相册做什么用,他那聪明的大脑那时也一定是断路了,我能在那里放些什么?我们甚至还没有开始,就被宣布结束,所有的只是一些切身的感受,而且我没想到的是,那些感受竟让我这一辈子都无法忘记,那本相册至今依然空空的保存在我书橱的最下层。
我还是不去描写我当时的惨状吧,我竭力调整着,幸亏是实习期,如果在学校的话,我不敢说我将会怎么样。实习期间我第一次体会到给人以帮助的快乐,那是一群极弱势的群体,他们需要的不是一般的帮助,他们需要的是性命悠关的时刻的帮助。在那里我学到了在书本里学不到的东西,那就是:对生命的尊重。我还亲眼目睹过一个朝气蓬勃的生命如何面对死亡,那个和我年龄相仿的男孩子,在血色素只有3G的时候还能那么的从容淡定。我终于慢慢的平息了下来,整个实习期间我们再没有书信来往。那时候,他在北京实习,我回家路过北京的时候在北京中关村一次又一次地徘徊着。
实习结束后,我被分配在大同县医院工作。我得承认我无法对那段感情释怀,估计是由于我的反复,我们又开始通信,虽然竭力回避着那些敏感的话题,但有时候还是难免触景生情。那年的寒假他原说打算回来一次,但后来又告诉我说有任务。我本来也没打算要回家,可临近岁末,整排宿舍几乎都空了,我无法忍受那种孤寂,于是我打点了一下回到了家中。没想到等我从江苏回来的时候,门房交给了我一张贺卡,和一封厚厚的信。信里大概内容是说他回来了,想要见我。可我收到信的时候他已经又回了北京,而就在那时候霍建忠来看我,他告诉我,万里回来的时候带了一个女朋友。我明白,他已经完全摆脱了我开始恋爱了。于是,我便再也不去打扰他。我也曾尝试去恋爱,准确的说,是尝试嫁人,但我做不到。我可以有一万个理由留在山西不走,但终被一票否决了。1984年,我最终离开了山西回到江苏老家,同时也将自己彻底的放逐,切断所有和山西有关的信息,直至结婚生子才和卫校的一个要好同学取得一些联系。如今算来我和万里已经二十二年没有彼此的消息。
2006.5.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