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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

作者: 成丹九哥发表日期: 2006-08-10 22:03 点击数: 1231

《病》

那天得闲，翻了翻母亲的自传《平凡的一生》，其中有这么一段：

两年前，（1932年）生母病世后，我生了一场大病—伤寒。住不起医院，只好在家里服点中药。但什么药、什么丹方用尽，都不见效。父亲估计我不行了，暗地要哥哥到棺材铺订了一付薄板。

后来，父亲的朋友为我开一与别人不同的药方(以往医生都开温补药方，这却是凉药药方)谁知这一付药服后，我的病却有起色，连服几付后，人也清白了，肚子也觉得饿了。

病虽稍好，但已骨瘦如柴，头发全落，走路像一岁初学走路的小孩，上下楼全靠哥哥背。

我心里很感激父亲和哥哥，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母亲的这一段《患伤寒》读得我直心跳，尤其是读到妈妈的“哥哥到棺材铺订了付薄板”时，更是跳得厉害。因为，如果那副棺材为母亲派上了用场，那我九哥的心跳、岂不就派不上用场！

读着母亲“得了伤寒，住不起医院”的事，又想起前不久一位网友的来信：（主要内容）

我是安徽某某小学的一名女教师，我叫某某某。我学生的母亲得了“尿毒症”，要做肾移植手术，可手术费要三十万元。我的学生今年九岁。去年的夏天，她的父亲在一次车祸中离开了她们母女。如果他的母亲也去了，他将失去双亲。学校曾组织了几次募捐，向社会呼吁。但无奈，回答都是“我们这里下岗的人很多，力不从心……救救小女孩的母亲吧！！！救救小女孩吧！！！……

一般肯做这种事情的人，除了骗子就是天使。这么好心的女教师，当然只允许是天使。

平时，在马路上碰到要钱的人，我总是给的。“说不定那人是个专业户，给了她钱，她反在背后得意，笑你是个傻瓜。”因各种原因免行善的话，这一定是最合理的安慰。而我却从不在意，反正花钱不多，算挣个合算的积德。

但，是“三十万”人民币，我没有搞错，白屏黑字，她确确实实是这样写的。如果我是个暴富，也许会想尝一次做耶酥的滋味。于是，这封省略收信人姓名的天书，频频来了好几次，也只好等我凑齐了“三十万”，再说。

但读了母亲的文章，得知母亲虽没钱进医院，但还是吃了什么奇人的怪药捡回一条命，故想起写篇文章，说不定哪位深山高人，读了之后，会大发慈悲之心。

为了使我的文章显得更有诚意，特加上讣告：我自己的亲生父亲，也是前不久走了“革命到底”的路。

1983年，在上海读完大学我就去了澳大利亚留学。在国外，我忙于吃喝玩乐，对父亲的病，很少过问。

当然，也只怪澳大利亚，实行的是全民医疗，简单地说就是生病不要钱。任何人都不会有就医的问题。留学生一到校，老师首先会告诉大家：“在澳大利亚，只要是个人，黑人黄人、洋人土人、本国人外国人，只要脚踏在澳洲的土地上，就都是免费看医生的。”我的老师，还生怕我们没听懂，好心地选了些比较简单的词汇：“illness is free.”弄得坐在我旁边的北京佬很有感触：“看人家多民主，连生病都讲自由。”

1988年，我又留学去了挪威。挪威更是共产主义透顶。别说是生病不要钱，连读书也免费。留学读MA不交学费倒拿生活费。这岂只是免费，简直就是挣钱。有这样蠢的事，我当然毫不犹豫就加入了啃书专业寄生虫的行列，也丝毫没客气占了个挪威国民的名额。

有一次，记得是在英国，我弄伤了一只手，被人送到一家大医院。

手术比我想象的要麻烦。手术中，一位穿白衣的漂亮妞一直抓着我那只烂手，边配合医生、边和我聊一些她认为是有趣的事。（据说用漂亮护士接触病人会给人以安慰，聊有趣的事会分散病人的痛神经）其实那番苦心用在我身上很是浪费，当时我并没有工夫去关心那只手痛不痛，因为另一只手，一直摸着口袋里的钱包，忙着算计医药费的事。

奇怪的是，手术后，医院只字不提银子的事。我一路走到医院大门，也没有保安挡路。我想：除非今天上帝要来检查工作，要不准是那医生忙糊涂，把上班的目的给忘了。

等我装模作样想试一试走出大门时，一位小护士把我叫住。（我就知道，世界怎么会这样甜蜜。）她让我在昂贵的买单上签了字，复印了我的护照后，说了声：“take care”（担心）就走开了。

作为华人种，你应该理解我当时的心情。（中国人一向以要钱不要命扬名，更何况一只手呢！）复印了我的护照，还能跑到哪里去？一只手数着我可怜的钱包里，与钱包难舍难分的票据，乖乖地等着。

好一阵，那小护士才返来，有点诧异地看着我：“anything else I can help you?”（还有什么能帮你的吗？）我告诉她：“你最好能帮我把医药费付了。” 说着把钱包递给她。她这才“哈哈”，告诉我：“手术费单会直接寄给挪威，全费将由你的政府负担。”

我激动得冲过去跟她握手，拿着钱包的手不得空，拜托了那只烂手。她很小心地摸了摸我包手的纱布。“使劲啊，反正不要钱，握烂了可以再补。”

“啊---做挪威人真幸福！国王万岁！！”

1996年，我又“转战”日本。开始，很奇怪怎么人人都买健康保险。住了一阵，也卖到我头上来了。原来日本实行的是：政府强制性全民健康保险。也就是说不管你心情如何，政府都从所有在日本居住人的收入中，（当然九哥也没逃掉）每月扣除保险费。“那我这个没有医院爱好的人，不就很吃亏！”不时想骂骂“资本主义强盗”。

不想我头脑发烧，又拿了中国签证返回上海留学，所以A年一年没发多少财。到B年，发现日本政府收我的健康保险费，少得离谱。才知道，原来日本健康保险费的多少，是按一年收入的比率来定的。“这还差不多。”九哥我心里又稍稍舒服了点。

说来也巧，久康不病的我，B年却多次逛了医院。而每次一算医疗费，都令人觉得滑稽。比如这次眼睛动手术，只用了一顿工作中餐的钱，药费就更可廉，都不够来回的地铁费。

在日本呆了四五年，我才体会到：“原来资本主义，倒也有资本主义的办法。”

我母亲患伤寒的时候，是七十年前的30年代。用母亲的话来说，是在那“万恶的旧社会。”没钱上医院，本应是理所当然。

而我父亲生病的时候，已经是新中国的90年代了。

父亲是个革命干部，他为人民谋幸福，献出了自己的一切。最后，就连他那把尸骨，都献在社会主义医院的走廊里了。

当然，父亲不过是一个小干部，能按他的资历享受到相应的待遇，不该再有怨言。

就算我这篇文章刊登出来，感动不了什么深山的高人，相信革命成功已有50多年，为人民谋得的那些幸福，一定也快要轮到那位患 “尿毒症”的母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