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世界性因素对影响研究的创新性发展（一）
作者: dgeky 发表日期: 2006-08-23 17:29 点击数: 1773
摘 要：影响研究是比较文学中历史最悠久的基本方法。在20世纪中国文学进入一种世界性的文化格局时，原来在研究封闭形态的文化交流关系中应付裕如的影响研究方法，现在显得捉襟见肘。机遇与挑战总是并存，本文力图阐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世界性因素对影响研究的创新性发展。
关键词：影响研究；世界性因素
由陈思和教授提出的研究“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中的世界因素”的主张，曾引起深入、广泛、持久的激烈讨论。在20世纪中国文学进入一种世界性文化格局时，在这种全球化语境中，如何看待影响研究，如何有效地进行中处文学关系的影响研究，看来不仅需要我们深入反思和探讨，更需要我们努力创新和开拓新的研究思路。
一、关于影响研究
（一）何谓影响？
何谓影响？比较文学界至今都无统一认识。法国著名文学史家朗松在《试论“影响”的概念》一文中说：“真正的影响，是当一国文学中的突变，无法用该国以往的文学传统和各个作家的独创性来加以解释时在该国文学中所显现出来的那种情状。——究其实质，真正的影响，较之于题材选择而言，更是一种精神存在。而且，这种真正的影响，与其是靠具体的有形之物的借取，不如是某些国家文学精髓的渗透。”[1]J•T•肖也说过类似的意思：“一位作家和他的艺术作品，如果显示出某种外来的效果，而这种效果，又是他的本国文学传统和他本人的发展无法解释的，那么，我们可以说这位作家受到了外国作家的影响”。[2]他还认为，影响“是一种渗透在艺术作品之中，成为艺术作品有机的组成部分、并通过艺术作品再现出来的东西”。[3]比较学者们对影响所作的界说大都强调它的外来性和隐含性。一方面，这种影响无法从本民族文学的传统和作家的各种因素作出解释，因此，它是外来的；另一方面，这种影响表现为一种精神渗透。它消溶于作家的创作中，因此不着痕迹。
就中外文学关系而言，凡是从国外传入中国的任何一种思潮、任何一部作品，都有对中国文学发生影响的可能性。就作家个人的创作而言，作家生命中经历的一切事物、一切情境，包括他阅读既有文学作品的情境，都会成为作家的生命体验，进入他个人的意识表层(极小部分)和意识深层(绝大部分)而积淀起来，从而对其创作产生必然的影响。以鲁迅创作为例，我们只要确证鲁迅读过尼采的著作，就可以说他的创作必然受到了尼采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是永远的，决不仅仅限于《野草》或《狂人日记》。当然，这种影响可能很大，也可能很小。要确定这种影响在作品中的具体表现，要确定这种影响的意义，还需要做其他工作，即借助于各种手段全面地研究鲁迅的生活和文化修养，研究他创作的文化背景，而不仅仅局限于分析其作品的主题、结构和语句与尼采的相同、相似或相通之处。我们无法通过实证方法为鲁迅与尼采间的“接受/影响”关系画出一条确定的线路，只可以勾划出一个大致的轮廓。也就是说，线路的两端是清晰的，中间地段则晦暗不明。起点是鲁迅读过尼采的书，终点是《狂人日记》和《野草》中有尼采式的语句和孤独，中间地段就是作家鲁迅的心灵，是这个心灵的无意识迷宫。因此，我们的学术目标应该分为两重：第一重是确定有无影响关系，第二重是确定这种影响的意义。要做到前者，需要实证、考据；要做到后者，需要更加全面地分析、考察，即把作家的创作活动放在世界文学的背景下进行全面的比较研究，包括进行文艺心理学的研究。而精神分析学的研究乃是突入无意识迷宫的重要手段。
（二）影响研究发展的几个阶段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50年代，是实证研究与影响研究形影相随的第一阶段。梵•第根在1931年出版的《比较文学导论》中对比较文学对象和方法的论述，比较集中体现了法国学派的观点：
真正的“比较文学”的性质，正如一切历史学科的性质一样，是把尽可能多的来源，不同的事实采纳在一起，以便充分地把每一个事实加以解释；是扩大认识的基础，以便找到尽可能多的种种结果的原因。总之，“比较”这两个字应该摆脱了全部美学的涵义，而取得一个科学的涵义的。[4]
对当时的法国学派而言，比较文学研究是以“事实联系”的实证为核心、以坐实两国文学之间的因果关系为旨归，研究的方法和要求就是精确地“刻划出‘经过路线’，刻划出有什么文学的东西被移到语言学的疆界之外去这件事实。”[5]这一方法的理论依据在于，各国文学的发展都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影响的。以欧洲为例，历史上各国之间大规模的文学交流就至少有三次：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时期、浪漫主义运动时期。就中国文学来看，它的发展也不是封闭的；如果说中国文学在古代主要更多受到印度文学影响的话，近代以来则置身于欧美文学的广泛影响之中。而中国文学自古以来对周边民族文学的深刻影响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这是从大的方面来说。从个别的作家来讲，他的创作也绝不可能不受影响。前者一直是国别文学研究的内容，而后者则成了比较文学研究的起点。从历史上看，各国发展比较文学最先完成的工作之一，都是研究本国作家与外国作家的相互影响，清理本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相互关系。
第一阶段影响研究的特点，正如韦勒克、雷马克等在“比较文学危机”之争中所指责的，是“陈腐的十九世纪唯事实主义、唯科学主义和历史相对论。”[6]其毛病与成绩都与梵•第根对影响研究定义所作的“科学的涵义”有关。因此，一方面如韦勒克对其“一大功绩”所肯定的：“它关于连贯一致的西方文学传统由无数互相关联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交织为一体这一概念，显然是正确的(并且已找到大量事实证明此观点)。”[7]但另一方面，法国学派影响研究方法上存在的最大缺失就是过分拘泥于实证，表现出渊源与影响的机械主义观念，只注重出源、媒介、途径的研究，没有从接受的角度研究受影响的一方“保存下来的是些什么?去掉的是些什么?原始材料为什么和怎样被吸收和同化?结果如何?”等问题，忽视了作品的文学价值和美学分析，忽视了“文学性”问题。另外，对“影响”概念也存在机械、僵化的认识，把文学中的“影响”看成是“如影随形，如响应声”这样机械、简单、直接的模仿与被模仿关系。将复杂的文学关系和文学现象狭隘化、简单化。
自70年代起，影响研究已不再囿于“实证研究”而重视起“美学中心问题”，并从输出影响转向主体接受研究的第二阶段，尤其是西方汉学研究和中西文学文化关系研究，还出现了从欧洲中心的传播范式向中国中心的接受范式的转变。与此同时，西方比较文学界对影响研究也从接受主体方面，提出了新的主张和认识。Ｊ•Ｔ•肖将“影响”这一关键概念界定为：“影响与模仿不同，被影响的作家的作品基本上是他本人的。”[8]韦斯坦因也认为，影响“在大多数情况下，无论如何，都没有直接的输出或借入，而文学摹仿的实例要比多少都有创造性转变的实例，稀少得多。”[9]前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会长迈纳教授则进一步认为：“通常所说的‘影响’意味着甲把某种东西送给乙，而实际上谈论接受更准确一些，乙选择来自甲的某种东西。”[10]荷兰自由大学教授、在比较文学界相当活跃的著名学者伊布什，也在《文学的接受》一文中充分肯定“杜利幸（前捷克比较文学家，著有《文学比较论》等书–––笔者）提出的关于比较文学的理论反思有所创新。当他使接受主体，而不是影响主体变成确定影响类型的因素时，他就等于站在了接受研究的阵地上”，并主张，即使是资料的历史研究，也应“植根于更为广泛的为科学和社会所丰富的概念范围之中。”[11]
而到了当今全球多元文化时代，在他们反思比较文学及其整个理论的第三阶段中，其最具价值的认识是，对“欧洲中心痼疾”及其认知模式的质疑，并提出了跨文化影响研究的新思路。文学与文化转型的关系十分密切，比较文学把自己的研究领域由文学向文化拓展，不仅是外界大气候的作用，也有它本身内在的契机。两位前比较文学学会会长迈纳和佛克马同时发现，旧影响研究模式对“跨文化”比较文学研究的无奈。前者说：“一旦把‘影响’的观念从欧美背景中抽出来，它就不象大多数人想象的那么简单了。”“跨文化比较文学与我们更熟悉的文化内比较研究之间仍然存在着某些差异。……跨文化比较研究的格局与相对应的文化内研究的格局不同”；后者也说：“总之，跨文化的检验——对结果的检验曾过久地被限制在一种文化范围之内，现在它已经扩展到世界范围——会为我们对科学假设普遍有效性的期望提供一个基础。”美国的希伯尔斯教授在《多元文化主义时代的比较文学》一书中撰文指出：“欧美——或者全世界——的文学文化理论都是欧洲的理论，后者对多元观的理想也是带有欧洲特性的理想。”英国的苏珊•波斯奈特在其专著《比较文学——一个批评导论》中进而提出：“现在已到了我们确认比较文学的后欧洲模式的时候了，应重新考虑文化认同、文学经典、文化影响的政治含义、时期划分和文学史等关键问题，并坚决摈弃不顾历史的美国学派和形式主义研究。”
由此看来，已有的影响研究显然不能解决当前的一些问题。
——入水文光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