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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里的村庄(二)

作者: xiekejiang 发表日期: 2006-08-25 11:26 点击数: 721

爷爷

我跟爷爷一起度过了十七年半的时光。确切来说，他是在我十七岁半的时候去世的，我们在一起相聚的时间，就远远不够这么长了。因为我在小学三年级时就在外村就读，后来的初中、高中更是分别在乡中学和县中学住校，直到爷爷去世，我都回家很少，且因为父母和叔叔分家单过，就算回家一趟，也见不了爷爷几个小时的。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鲁西地区农村，还于贫困中保留了好些传统的散发着儒家学派古董气的东西。子不言父过，这个信条在这里是奉行不移的，而且还加以延伸升华，就算是关于长辈的历史、嗜好和秩闻什么的，也被晚辈们视为禁忌，轻易不会触及。往往一个人的外号满村老少皆知，他的儿孙却不知道；要是有人给儿孙指出其父辈的外号，便往往会讨来一场好骂。

我说这些话的意思，就是说明我的父亲，他轻易不会在我面前谈及他的老子也就是我的爷爷，村里别的人也不会在我这个孙子面前讨论关于孙子他爷爷的话题。结论就得出来了——我对爷爷年轻时的历史几乎一无所知，我所知道的爷爷，也就是他在七十岁以后直到八十五岁去世这一段时间的印象。

但从他去世后在上坟时姑姑们的絮叨之中，我还是知道了一点关于爷爷年轻时的事情。

爷爷是个文盲这就不用说了，那个时候穷人家的孩子有几个是进过学堂、见过书本子的呢？爷爷的要强好胜在我们那里的十里八乡却是有了名的。和他那个时代的穷人一样，他当过地主的长工，但他却不像其他大多数穷人一样只满足于养家糊口。靠看他年轻力壮的筋骨和与生俱来的狠劲，在几十年的奋斗之后，他竟然挣到了属于自己的二十亩地。可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地契在手里还没有暖热，就遭遇到了共产党的土改，一声响都没有听到，就归公了。

爷爷没有表现出一丝毫的心疼和不舍。受了半辈子的剥削压迫，使得他对新中国新社会充满了宗教崇拜式的热爱，他喜欢贫下中农这个称谓，并为交出土地而自豪不已。

听父亲说，爷爷交出土地后为生活所迫，曾经闯过关东，还要过饭，推过独轮车，什么苦都受过了，但爷爷被问及这些事的时候都是微笑不语，那似乎都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故事。在爷爷漫长的一生中，最让他感到自豪的，是带着大姑推着独轮车“参加”了淮海战役。而且因为“战功赫赫”，一字不识的爷爷和大姑还都入了党。他们是整个村庄中的第一批共产党员，也是那个时期村里仅有的两个党员。这个身份在当时的农村可是不得了，是“可以代表党说话的”，拥有绝对的权威。爷爷也是颇为看重这一点的，不论什么时候在什么场合，就属他的嗓门最大，看着谁不顺眼，他都可以骂几句“他奶奶”的，没有人敢还嘴。

这些就是我所知道的关于爷爷年轻时的所有历史资料。而且由于是口碑相传，还可能有相当一部分不是十分客观的。

儿时对爷爷最深刻的记忆，是通过两件和他有关的道具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件是一张硕大的狗皮褥子。和当时大多数农村的家庭一样，我们的家族人口众多。爷爷和奶奶一共生了三个儿子和三个女儿，在我记事的时候，大姑和二姑已经出嫁，二叔因为婚变自杀，三叔在北京当兵（那时我们多么以他为自豪呵），一个四合院里，就住了爷爷奶奶、父亲母亲、三姑和我这么六口人。当时我们家的小四合院的结构大约是这样的：堂屋也就是北屋两间，兼做厨房和客厅（农村是没有客厅这个称谓的，只是来了客人要坐在堂屋里说话吃饭的），东屋一间三姑住，西屋两间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放柴草，另一部分父母居住。这样的分配是极为合理的，但有一个问题，可能大家已经注意到了，那就是“我”没有地方住了。不怕，那时我还太小，就和爷爷奶奶挤在堂屋里的那张大火炕上。夏天不用说了，到夜晚只要不下雨，大家都会跑到房顶上去睡，最难忘的是寒冷的冬天。一天三顿饭的烟火，早把堂屋的大火炕烧的暖暖和和的，吃罢夜饭就该睡觉了，我会第一个爬上火炕，占据最里边靠墙的位置，爷爷和我睡一头占据了大炕的中心，奶奶在“下头”睡。奶奶晚上要纺线的，我总是会在那如豆的灯光下和纺车时断时歇的嗡嗡声中入眠。

儿时记忆中的冬天好冷好冷呵，和现在的冬天相比那简直就是两个世界。虽然烧了火炕，被窝里还是冰凉冰凉地，稍微一掀被角，那钻进来的风都是刺骨的，像是来自地狱的某一个角落那头似的。在三九天气，脸和耳朵被冻烂，手脚肿起老高，三十年前北方农村的儿童，都有这样的刻骨感受。我是幸运而特殊的，因为我有爷爷的热肚皮和他那张硕大的狗皮褥子。那是一张黄色的狗皮吧，或许是灰色的呢，记不太清了。不过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躺在狗皮褥子上，感觉到狗毛痒痒地扎在光屁股上，一大片温暖的气息就包围了我那弱小的身子。爷爷还会用他那热烘烘的肚子紧贴着我的全身，在那些北风吹出尖锐哨声的寒夜里，没有比这更幸福的回忆了。

还有一件道具，在白天和爷爷形影不离的，是一个做工很考究的枣木马扎。从我开始记事起，爷爷就始终坐着或拎着那个马扎的，和那个被磨得油光锃亮的铜烟袋锅子一起，成为他老人家的随身招牌。爷爷有“绞肠沙”的老毛病，发作起来会疼得满头流汗，他总会在这个时候俏俏坐到家人看不到的角落里去，轻轻地哼着，脸上竟还带着笑容。我是会看到这种情形的，因为我那时和马扎、铜烟袋一样，也是爷爷的随身招牌之一。爷爷一边哼哼着，一边是冲着我笑的，免得我害怕起来声张，让父亲和姑姑们听到。到医院去治么？开什么玩笑！那时的农村人都不知道医院的门是朝哪个方向开的。等爷爷哼哼完了，他一脸轻松地站起来活活筋骨，仿佛打了一个大胜仗似的，我这时就会替他拎起那个小马扎，爷儿两个到胡同外的“崖子头”上去。摆好马扎，爷爷会像将军坐帐似的稳稳坐定，我则在附近找小伙伴们玩，或者听其他坐在“崖子头”上的老头们说古。爷爷的坐功很好，只要不犯肚子疼，他会一坐就是一大晌，到吃饭时了，他会大喝一声：“小，家走吃饭！”我就会颠颠地跑回来帮他拎起马扎子。

那个比枣木马扎子还要古老的铜烟袋，之所以没有被列为联系起回忆爷爷的经典道具，那是因为由于爷爷的“绞肠沙”越来越厉害，他又总是没命地咳嗽，大家在他八十岁前后就将其没收了。爷爷当时可能是找过几天的，找来找去找不到，也就这样把烟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