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问”与“学答”
送上一则笑话:一条船上有75头牛,32头羊,问船长几岁?你能算出来吗?但有学生能算出来:船长有43岁,为此还理直气壮地列出了算式:75-32=43(岁)。
大家看了学生的答案,一定都会觉得很滑稽,进而对这学生的智商产生极大的怀疑。其实,这并不是什么笑话,而是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张奠宙在我国中小学进行过的一项测验(详文见张奠宙的《创造教育:思考原始问题》),得到答案的学生比例都超过百分之九十。甚至在某些重点高中,仍然有学生得出43岁的答案。由此,我便想到,明明一个无法得出答案的问题,学生为什么会能够得出答案呢?追根究底,还是与我们的教育有很大的关系。
也许有人会说:这道题目本身出得真TMD无聊,给这样一道没有答案的题目让学生做,岂不难为了学生?我倒觉得这道题目出得相当的好,而且在我们的教学中,也应时不时出一点像这样的题。但是依据我们长期的教育教学的思维习惯,如果试卷上果真出现了这样的题,也早已及时的被老师一个传一个地修正,生怕学生答不出标准答案来。其实,这恰恰暴露了我们教育教学过程的一个大问题:即只是教学生做“学答”,不教学生做“学问”。因此,我们的学生在拿到一张试卷之后,接下来就开始紧锣密鼓地求解作答。因为在他们的脑海里,一切题目都是有答案的。既然有答案,那就得要想尽千方百计把它给求出来,求得出、求得准,那就是高分;求不出、求不准,那就是低分甚或一顿臭骂。因此,本着宁滥毋缺的做题原则,行云流水般一通乱做。怀疑批判没了,逆向思维丢了,一切只为“填”满试卷为止。
曾记得多次给学生发放试卷作为家庭作业,有学生马上就跑过来问:老师,家庭作业填完这张试卷就好了吗?听到这里,我马上给他纠正:这不是“填”,而是认真地去思考、去完成,实在想不出来的地方打个问号。很多次都是这样。反正当时听到学生用“填”字来问,我心里确实有点异样。甚至为此感到有些悲哀。然而,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状况,还是由于我们平常过分要求学生得出一个结果,以便有利于自我的评价而养成的习惯。这是应试教育的遗毒。记得当年自己当学生的那会儿,我们的老师在考试前总会反复提醒、再三强调:无论如何都不准给我留下空白。你瞎蒙都得要给我蒙一个答案。正是这种“瞎蒙”的应试技巧,才有了很多文不对题的答案,有了前文所提到的“43岁”。
这种做“学答”的习惯一旦养成,很可能就会影响人的一生,使得人的思维没有批判创新意识。曾经在一家杂志上看到过这样一个事例:有一家公司要招聘 一个经理,来应聘的人很多。老板给他们出了一张试卷做,谁能在五分钟之内做完就录用谁。有这样的好事,应聘人一拿到试卷后,就健笔如飞地做起来,生怕落后于人。这试卷上的题目并不难,都是一个接一个的简单问答,但是题目的数量非常多。如果这样一道接一道的做下去,是不可能在五分钟之内做完的。一些应聘者急得手心冒汗,都埋头刷刷刷地写着。但不到两分钟,就有一名应聘者上交了试卷,其他人都非常奇怪。怎么他做得这么快?老板拿到他的试卷微微一笑,就决定录用这个人了。他随即对其他还在做题的人解释说道:请你们看一看最后一题。原来最后一题写的是:考试只做第二题。其他人顿时都傻了眼。辛辛苦苦做了那么多题都白费了。我觉得这又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学问,就是学习、研究、问难,是一个具有批判意识的思维过程。真正的学习,应该是从学习“发问”开始的。正如张奠宙教授所说,没有自己的问题,就永远没有创造。中国现在特别提倡创新教育,但不教学生做“学问”,不培养学生的怀疑批判精神,所谓的创新将很难实现。而“学答”,就是学习如何作答,或者说,就是学习既得答案。先把答案告诉你,再记忆复习,然后再发试卷给你做,这是很常见的学习与考评方式。大学里的圈重点,再记忆,再考试,就是这种 “学答”的表现形式。它强调的是答案的直接获取,答案就是权威,是不容置疑的东西。你没有理由不记忆消化。而之所以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应付大大小小的考试。答案学得好,作答也就会好,评价也会高;答案记得不牢,作答就发毛,评价就会低。于是,学生明白,学来学去,就是为了把一张试卷有效地填满。除此尔外,都是多余。这样一来,就丢掉了我们的教育真正要追求的东西。
我们中国的孩子是很喜欢做“学答”的。中国的孩子在“学答”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这是其他国家的孩子不能望其项背的。很有说服力的例子就是,我们每年参加奥林匹克数学竞赛的学生都能取得相当骄人的成绩。但是,在我看来,这样的成绩除了证明中国的孩子脑筋不笨外,丝毫不能说明其他问题。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科技创新发明方面,却难得见有多大成果。一个泱泱大国,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每年向联合国申报的创新专利却少得可怜。如果说不是教育的问题,那我只得残忍的追问:难道是我们本身人种的问题?
其实,我们的“学答”由来已久,自从科举考试的制度确立已后,像春秋战国时期的那种“百家争鸣”的现象就已经结束了。所有参加学习准备应考的书生,都是学习圣人之言。仿佛一切学问都已成就,余下来的时间和精力都只是学习罢了。到了宋明理学、八股取士之后,这种“学答”的氛围就演绎到了极至。想来想去,那时候的所谓的“学问”,都只不过是在儒家经典里绕圈子。所有的书生也好,学者也罢,绕来绕去,要么就是中了儒家道德教条的毒而不能自拔,要么就是冠冕堂皇地为儒家学说打广告。自己的思想呢?自己的批判呢?都在强大的儒家学说面前不见了影儿。所以,社会的进步举步维艰,更谈不上有多少创新了。所有读书人的学说,都只是“代圣贤立言”。这里又有一个很具讽刺意味的例子很说明问题:中国古代的书籍是按从上到下排版,外国的书籍则是从左到右排版,所以,中国的读书人在读书时总会不断地点头,好像在说“是、是、是”,而外国的读书人在读书时总会不断地摇头,好像在说“NO、NO、NO”。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不能再只是教学生做“学答”,应该真正的去教学生如何做“学问”。如何懂得去向既得知识提出新的问题。不能只是一味的教学生学会做一张又一张的试卷,或传授一些所谓的“应试技巧”。古语说“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但如果没有一种批判意识,那么从教育意义层面上来说,失去的将不只是颜如玉和黄金屋。如果说有“应试的技巧“一说,这也不是教育应该要追求的。如果“学答”的习惯一直延续,我想,我们的教育也将会在漫漫黑夜里等不到天明。
最后,我想用诺贝尔奖获得者、物理学家李政道的一句话结束我的行文。他说:“屈原的《九问》就是做学问。我们中国有做‘学问’的传统,为什么你们老是做‘学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