樱花路四号楼系列之二:《阿拉在太阳旗下》(一)
一、 “伺呐窟”的阿珍
根据张三的情报和要求,九哥决定写这篇《阿拉在太阳旗下》。夫妇妻子叫“阿珍”,丈夫叫“阿珍男人”。
话说九哥搬出樱花路四号楼后,张三马上就搬进了九哥的那一间,而把自己靠厕所的那一间介绍给了一位叫阿珍的上海妇人,做了个两面好人。(樱花路四号楼后来自动解除了一楼男、二楼女之分的传统)“这对我又没什么损失,省得再来个什么汗森、麦克、斯迪文之类的洋鬼子。”张三说。
九哥呆在樱花路四号楼时期做了点好事,还因略通各国语言文化,(主要是好管闲事),曾解决过一些国际纠纷。离开时东家破例把租房时的礼金还了给我,并要奖给我一份经常来“解决国际纠纷”的钟点工。九哥因喜欢人群,(主要是闲得无聊)没有利润也经常去樱花路四号楼看看。所以,阿珍我也认识。
第一次见到阿珍、是我搬出樱花路四号楼不久,张三来电话说九哥忘了点东西在四号楼。等我去看的时候张三又说已经拿到阿珍的房间去了。我便又跟着他去了阿珍的房间。所谓忘了的东西,原来是我从挪威带来的那套旧铺盖。本打算搬后等收垃圾日丢掉的,只因张三换房子手脚太快,就没好意思去拿,一拖就忘了。
阿珍是位年近40的上海妇人。就是从她疲惫的脸上,也看得出她当年的姿容。不是九哥自己的东西,没好意思多看,只是因把垃圾堆在了人家的家里,反复表示了very sorry,并用我忘得差不多了的上海话说打算捆好花点钱找人丢掉。“侬也算半个上海人,不要跟阿拉讲客气,我帮你丢掉好了。”阿珍说。(其实,那套铺盖后来一直用到她同老公离婚,之后又被阿珍男人继承。)
交谈中,我得知阿珍像许多中国女留学生一样,也是做“晚上工”的。她在一家“伺呐窟”(SNACK)里面做。那是个“卖笑不卖身”的地方。
“我也只能卖笑不能卖身。” 阿珍说。
“别那么悲观,看人家日本老阿姨,都子孙满堂了,还在卖。”九哥开玩笑地。
一巴掌落在我的头发上。“我是讲我有男人的。”阿珍装得生气地,也或许是把真生气做成装生气的样子。
“是啊,是啊,要是没老公,早就卖上了。”张三同九哥对相声。
阿珍又是一巴掌,这回落到了张三长头发的脑袋上。“跟侬(你)讲,阿拉(我们)女人一个人在外面,就是不肯卖,也有的是坏人以为你要卖;还总有些老在打主意想吃豆腐。”
“为什么吃豆腐?吃肉不行吗?”张三是北方人,可能真的不知道“吃豆腐”就是“占女人便宜”的意思。但为什么占女人的便宜叫“吃豆腐”,九哥也不清楚。大概是豆腐比较便宜吧。
“女人一个人在外面容易吗?”阿珍继续说着:“阿拉男人是医生,依(他)长得老高老大的,等依来了阿拉就有依靠了。”阿珍越说越动感情,这样下去,怕是负不起责。张三和我只好逃之夭夭。
那次见面后不久,接到阿珍一个电话:“九哥今天有事吗?”
“有什么事吗?”
“要没事来玩玩吗?”
“找九哥玩!你不是有男人的吗?”九哥可不敢吃熟豆腐。
“我是说来我们店里玩玩,好吗?”
原来阿珍在那家“伺呐窟”里当上代理“妈妈”了。那几天连着生意不好,阿珍只好到处拉客,竟然拉到了九哥,这么个9分正经人的口袋里来了。
去一次“伺呐窟”的椅子费大约是一万日圆,另加酒钱、小姐小费,总差不多要上两万。九哥除了9分正经外,还滴酒不沾,怎么会去那里潇洒。
“就算是帮阿珍个忙,为人民服务做好事。”阿珍到底不愧是搞专业的。
“钱花在自己身上舍不得,但‘帮忙、做好事’却很有满足感。”九哥也属于这一类。再说去了解了解日本资本主义有多堕落,买点教育人民的素材,这个钱也花得值。于是换了身衣服,喷了半瓶香水就出了门。
阿珍的“伺呐窟”在一座大楼的地下室里。正面有一个小吧,阿珍坐在里面,柜台里面摆着好多酒瓶,每个酒瓶上都挂有写着顾客名字的小牌子。那是常客们上次没喝完下次再来时用的。小吧前面围着一排沙发,沙发前面摆着些小茶几。我被安排坐在最靠小吧的柜台边,因此可以看见屋子里所有的人。
因为九哥不但懂中文而且嘴又油,怕来几句国语相声弄得大家不好意思,阿珍叫了位能讲点英语的菲律宾小姐陪我。那小姐悄悄告诉我,这家店除了她和一个韩国人做“外卖”,其她都是些“君子只能动口不准动手”的中国小姐。她说冷,双手在我大腿内侧搓了几把,发现九哥迟迟不发热,便很快失了兴,把目标转向一个老头。一会,跟着那老头“外卖”了。
其他的中国小姐好像都没空,阿珍只好坐过来,边陪我边照顾店。我闲着也是无聊,干脆同阿珍说我来装个“boy”,(就是帮着打扫照顾店的男人)于是我在屋子里走来走去,观察学习起别人来。
坐在最靠门口的是一位公司职员模样的中年人,陪他的是一位中国北方小姐。据阿珍说,“她刚来时简直就是个乡下妹子,日语又一句不懂,真的是可怜她,才收她做了个打杂的。谁知小姑娘并不满足如此,很快就……”
旁边也是两位公司职员模样的,一位年轻,一位老点。他们一个劲只管自己谈着什么,旁边的两位小姐好像很受冷落的样子。
再移过一对,是一位大小姐被两位看上去有身份的中高年绅士夹在中间。阿珍告诉我那大小姐叫“真优美”,以前在国内是大学的钢琴老师。因书读得多,有见识、日语又好,是店里的看板人物。“她的客人尽是些有脸面的。她这样的,才不是看着”伺呐窟“这几个铜钱才来的。”
据说‘真优美’的房、车、学费、生活费都有的是人抢着付。九哥也一看就猜出来,年过35的‘真优美’,决不是日语叫“水商壳”这类行当里,靠女人那点本钱过日子的。
“木村先生的条件实在太厉害,我真的无能为力。”其中一位绅士说。
接着“真优美”左边一句,右边一句,又左边几句,右边几句……
“好,今天就借着‘真优美’的气氛……”
于是、他们三人干了三大杯。就这样,一桩在谈判桌上可能永远达不成协议的买卖,“就借着‘真优美’的气氛……”
在日本,这么个经济发达科技先进的市场,人情的营养是否真的够用?仅仅那两个小时的体验,九哥就觉得在“伺呐窟”这块招牌下,是否也应该加上些功能小标签,比如:出气桶、感情发泄、心理调整、言论自由、面子节省、社会润滑油、袈裟for生意甚至政治……
对于“卖笑不卖身”这种至少在表面上出卖感情的事情,作为欧洲公民,本来以为是最不可接受的。不要提大家熟悉的欧洲绅士,一句侮辱的话,就会亮剑决斗见生死。就是去问问欧洲的妓女,提出的口号也会是“你可以玩弄我的肉体,但决不可玩弄我的感情。” 在这种文化里生活的人们看来,自己的人格、尊严、感情、笑容是肉体不可比拟、具有金钱买不到的神圣。
离开阿珍的“伺呐窟”后,她追了出来,说:“你今天帮忙辛苦了,我解释了半天,老板终于答应只收你半张椅子费。”说着硬是把5千日圆塞还了我。“侬也算半个上海人,不要跟阿拉讲客气呀。”
才交了5千日圆的学费,九哥对“伺呐窟”存在的意义,就不配理解得更深。
接过钱,不知为什么,阿珍又扯起四号楼的事,说昨天楼里公共老鼠家族的大儿子居然把她刚买的新套装咬了个大洞。“吓死掉了!真想赶快搬掉。等我男人来了就好了。”
据说,在“伺呐窟”工作的小姐,收入并不低,就是不算店外客人的援助,每月20至30万日圆,每月去掉5万日圆的学费,余下的就是穿衣吃饭交通交际… 花个5、6万日圆住房子,不应该有问题,更何况阿珍做到了“妈妈”的级别。而她、为什么偏要窝在樱花路四号楼靠厕所,每月才3万日圆,这么个便宜得不能再寒酸的角落里?
“一个人太辛苦了,我必须多存钱,交学费买签证,赶快把我的男人弄过来。”
有一个称之为自己的家可以回,回到家有一个可以依靠的男人。这是件在一般女人看来理所当然,而阿珍三年多来起早贪黑地做,盼望实现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