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怪圈”的现代解读
作者: 陈行之的博客 发表日期: 2006-09-04 11:44 点击数: 2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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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顾炎武、王夫之齐名，并被称为“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之一的黄宗羲（1610-1695）对皇权专制主义的批判，超越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因而特别为人们所注目。他的某些思想，甚至使人想到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的某些主张，具有一种人文主义的温暖气息。黄宗羲对中国上自三代下至明朝的历代赋税制度进行的反思和抨击，击中了皇权专制主义的要害，有的时候简直是在直接进行政治控诉，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当代人的尊重——我们能够想象，在那样一个皇帝让你生你不敢不生，让你死你不敢不死的时代，黄宗羲，作为一个皇权笼罩之下的政府官员，要说出那些针砭时弊的话，需要多么超人的勇气。
最近读到我很敬重的一位学者写的《威权主义与“黄宗羲定律”》一文，深受启发。这篇文章从社会学、政治哲学方面对黄宗羲定律产生的历史和社会原因进行了深刻的分析。这些分析直接导向了对威权主义的批判，因此，在思想意义上，这已经不是一篇谈论黄宗羲定律的文章，而是一篇分析和批判威权主义的檄文。在目前的此类行文中，我认为此篇最为让人警醒。
因为这篇文章的内容，同时也因为我目前看到的一些事情，因此，我对于所谓的“黄宗羲怪圈”给以了一定的注意。这就是撰写这篇文章的来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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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定律”这个概念是当代著名学者秦晖先生最早提出来的。“黄宗羲定律”究竟定律了一些什么东西呢？《威权主义与“黄宗羲定律”》认为，中国皇权专制社会历来有“明税轻，暗税重，横征杂派无底洞”的弊病，专制王朝的财政费用刚性增长，而苛捐杂税丛生，税收中途流失和官吏贪污中饱私囊等，成为专制政府难以克服的弊端，历朝历代都面临这样的问题。在皇权专制制度的威权必须维护，皇权和封建国家的财政来源必须确保的前提下，并税、除费和简化税制，就成为税制改革的一种主体性思路，这就构成了中国皇权专制社会税制改革的一些基本特征：每一次改革都是在财政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每一次改革都是在农民负担异常沉重，对苛捐杂税已经无法忍受的情况下进行的，每一次改革都是正税、杂税合并一体征收，并承诺不在正税之外征收任何税费，并且每一次改革都只是暂时使“向来丛弊之一清”，收效与一时而无法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其中长期效果甚至无一例外地与初衷完全相反。这或许可以称之为“黄宗羲定律” 一种便捷和概括的解释。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是历朝历代的官吏无能吗？是他们提不出更为深刻的长期有效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吗？不是。这里面有极为深刻的社会原因。
在一定意义上，所有的经济问题最终都是政治问题。哈耶克作为经济学家，但他更是一个政治哲学家；凡是深刻的经济学毫无例外都是政治学。《威权主义与“黄宗羲定律”》的研究方向毫无疑问是正确的。所以，它从黄宗羲所着重批判的税赋制度问题转向了对政治制度的考察，从而揭示出中国历史上根深蒂固的“威权主义”的精神和制度结构是“黄宗羲定律”产生和长期发生作用的深层次原因。
威权主义的基本特征是，过于集中的权力运作；没有或者缺少法律的约束；权威性不是来自被统治者的认可，而是来自被称之为来自权威者本身天赋的某种特性，如神的意志，专制君权的嫡传，统治者所具有的超凡品格，国家的神圣使命，等等。威权主义反对以法治国，反对权力分散，不接受用法律限定的权力，主张建立一个高度集权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威权主义的一切政治主张几乎都是从政府需要出发的，基本上代表的是一种官僚系统的力量，维护的是官僚主义的既得利益。正是中国皇权体制的专制性及其对社会的超强控制，造就了财政专制性质的“黄宗羲定律”。久远的历史文化的滋养发展到极为完善坚固的中国专制的权力制度，因为自身不可克服的内在规定性而不断地、一次次地以“税制改革”的名义加重农民负担，并且把自己完全置于与农民阶级对立面，直至走向灭亡……成为不断被复制的过程，“黄宗羲怪圈”也就必然会成为封建王朝无法摆脱的噩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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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权主义与“黄宗羲定律”》认为，在皇权专制与农民的对立关系中，农民阶级从来就是只有义务而没有权利。地方官员打着“圣旨”、“上谕”的旗号畅通无阻地征税，征收多少全凭一时一地的需要，全然不顾农民的承受能力，对纳税农民不承担任何法律和道义上的责任。于是，就发生了这样一种不断出现的状况：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膨胀，土地相对减少，大量土地更是通过大土地所有者疯狂的兼并活动急遽地集中到极少数人手里，加上专制国家的机构和官吏的数量越来越多，也越来越腐败，从而对农民剩余的汲取也越来越多，印发诸多社会矛盾并促使其越来越激化。中国皇权专制社会的政府是一种典型的无限政府，这种皇权专制的政治结构意味着皇帝拥有一种不受限制的权力建立一个庞大的行政体系，包括众多的行政机构、专职官吏和职业军人，以充分体现皇权的威严和高度控制整个社会的需要。问题是，这样一个庞大的并且是越来越庞大的政府都是建立在底下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脆弱的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换一句话说，政治上的集权要求有大量的官员和军队为之服务，要求有大量的财政经费以供其消费，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就将难以承受如此沉重的负担。既然中国的皇帝建立的政府是无限的，他所拥有的征税权也是无限的，得不到任何有效制约，于是，税赋、徭役便随着政府的无限扩张而无限发展，越征越多，越征越重，成为破坏社会再生产能力，导致财政危机和政治危机，引发周期性社会大动荡的基本因素。社会和人民不得不用有限的资源来养活一个越来越不受限制的越来越庞大的政府。过大的政府必然妨碍经济的发展，不良的经济又会带来大量的事业人口和贫富分化的社会结构。在这种情况下，当一名政府官员就比从事任何其他职业更加稳妥可靠，于是，人们想方设法挤入官员的行列，整个社会形成一种典型的“官文化”，一切事情都是官说了算，腐败便不可抑制了。
文章指出：任何社会都有腐败，但人类社会的历史也无情地表明，只有无限政府的腐败最为严重，是一种不可遏制的腐败。在这样的社会中，官员们关心的已经不再是公共事务或公益事业，而是如何保护自己的职位和利益。即使他去做某件事情，首先考虑的也是乌纱帽，而他的上级对他提出工作要求，也以职位相威胁，整个社会都围绕着“官”字打转，官的利益第一，农民则成为满足权力阶层最大利益的工具和牺牲品。只要中国的政治制度和财政体制是专制性质的，只要不限制政府的权力，政府仍然是无限制的政府，中国就永远无法走出“黄宗羲怪圈”。
文章最后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找不到有效的和持久的摆脱威权主义和无限政府的制度安排，是无法跳出“黄宗羲怪圈”的。这种制度安排就是政府的规模、职能和权力以及财政税收的制度与政策受到法律的限制和人民的监督，人民的权利受到法律的保护，形成一种宪政的体制。否则，历史上曾经发生的一切都是无法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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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回顾一个历史镜头：二零零三年三月十六日上午，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第六次全体会议，经投票表决，温家宝以压倒性的赞成票成为国务院总理。与此同时，胡锦涛签署第一号国家主席令，任命温家宝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温家宝不止一次谈到了农村税费改革问题。在参加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湖北代表团会议的时候，温家宝诙谐地说：“谁要是把税费改革弄清楚了，可以给他一个博士学位。这项改革太复杂了！”“历史上税费改革进行过不止一次。像唐朝时的‘两税法’、明朝时的‘一条鞭法’、清代时的‘摊丁入亩’等。但每次税费改革后，由于当时社会政治环境局限，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会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准，走向了原先改革目的的反面。明清思想家黄宗羲将这种情况称之为‘积累莫返之害’，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黄宗羲定律’。”
说到这儿，温家宝略作停顿，然后郑重地表示：“我想我们不能陷入这个怪圈，一定要跳出来。要下大力气减轻农民的负担，今后每一年中央都要在这方面进行投入。办法就是改革不适应经济发展的上层建筑，主要是精简机构、精简人员。政府一定能够把乡镇机构精简下来，一定能够把过多供养的人减下来，一定能够走出黄宗羲定律的怪圈。”他的话获得全场热烈的掌声。
时间——或者说历史——过去了三年多，目前情况怎样了呢？我觉得情况很不好，或者换一句话来说，现实离温家宝总理的愿望和要求还差得很远很远。
先说一说似乎与所谓的“黄宗羲定律”不那么直接有关的事情：据报道，目前我国某些垄断行业与其他行业收入的差距，收入水平与其贡献和价值背离，已经在社会上引起广泛而强烈的关注。二零零六年四月十七日，国家发改委发布《电力行业二零零五年运行分析及二零零六年趋势预测》报告指出，二零零五年电力全行业亏损，亏损额达一百二十七亿元。在“全面放开电煤价格”的大背景下，这份报告迅速被解读为一份“电力涨价报告”。很多人认为，继二零零五年五月一日我国首次实行煤电联动，全国销售电价平均每度上涨二点二五分之后，电力行业正等待着国务院批准第二次煤电联动方案。电价“涨声”开始风生水起。而人们在听取“涨声”一片时，却惊异地发现，这些“亏损”行业的员工，依然享受着高工资、高福利。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二零零三年，全国职工的平均年工资为一万四千零四十元；其中，非垄断行业的农林牧渔业职工工资为六千九百六十九元，电力、煤气、水等垄断行业是一万八千七百五十二元。一项来自福州市的统计数字则表明，两年之后，这种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二零零五年，福州市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供应业的职工年平均工资达两万八千零九十二元，比二零零四年增加了五千三百三十二元，在十九个行业中增幅最大，接近百分之二十；而一般行业的工资增幅不足百分之十。“亏损、涨价、高工资”，这些关键词之间匪夷所思却根深蒂固的关系似乎让很多人释然：自己对“垄断福利”的不平，可能并非源自“眼红”，而是因为它与我们每个人的利益相关。这些表面上的单位内部福利，最终都会变成服务成本，由政府和公众埋单。
我们再来引用另一组数字。据调查，某市电力集团公司一名普通职工的月工资不到六千元，但是加上奖金、住房公积金及各种补贴后，其年薪可达到十五万元，相当于全国职工年均工资的十倍。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按细行业分组，二零零零年工资最高的是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当中的航空运输业，两万一千三百四十二元；最低的是采掘业当中的木材及竹材采运业，四千五百三十五元，两者相差四点七一倍。二零零四年工资最高的是金融业当中的证券业，五万零五百二十九；最低的是农、林、牧、渔业当中的林业，六千七百一十八元，两者相差七点五二倍。从二零零零年到二零零四年，四年间，行业差距扩大了一点六倍。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两到三倍，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更大。
表面上看起来，这些数字与所谓的“黄宗羲定律”涉及的内容不那么直接，但是请不要忘记，社会财富是一个总量，一部分人的占有就是一部分人的不占有；一部分人的非法占有就意味着一部分人的利益没有被法律保护，被非法流失掉了。改革开放以来，垄断行业利用垄断所造成的优势，将国家利益部门化，将部门利益个人化，大量国家资财转化为私人财富，间接地导致了政府管理成本的无限制上升；政府管理成本无限制上升又必然导致政府加大在自然资源土地、矿产、税收上的攫取速度，加大对于普通民众利益的剥夺，进而造成“国富民穷”的局面，即：政府掌握大量社会财富，而大多数民众生活在贫困之中。这已经不是预言，而是地地道道的无情现实。中国过低的工资水平，缓慢的工资增长速度，非常清楚地说明了权力和资本对于普通民众的榨取到了何等猖獗和肆无忌惮的程度。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认为，某些垄断行业的高额利润和非法分配，扩大了社会运行成本，剥夺了本应覆盖全民的利益，或者更直言不讳地说，这些数字恰恰说明我们正在步入“黄宗羲怪圈”的某种阶段性环节之中。
我们再来看一看另外一些事情：中国扶贫基金会新长城项目部（一个专门资助贫困大学生的机构）二零零五年公布的《中国优秀特困生调查报告》显示，我国在校贫困生的比例为百分之二十（也就是说，每五个大学生当中就有一个是贫困大学生），约二百四十万；特困生则为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约一百六十万。二零零四年，我国城镇居民年平均纯收入和农民年平均纯收入分别为九千四百二十二元和两千九百三十六元，如果按照每名贫困大学生每年平均支出七千元计（含学费、生活费和住宿费），一个本科生四年将至少花费两万八千元，相当于贫困县一个农民三十五年的纯收入（这还不包括这为学生的衣食住行所花的费用）。我认为这个“相当于”相当残忍。我没有国外的数据，无法说明他们的子女教育费用在家庭收入中占据多大的比重。我要说的是，面对这样残忍的数据，任何人都会想到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究竟是什么东西造成了农民的大面积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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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数字不足以说明问题，那么，让我们看一看身边发生的事情。
近年来中央很重视干部的教育培训工作。中共中央日前印发了《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试行)》，根据《条例》，省部级、厅局级、县处级党政领导干部每五年应当参加至少三个月的培训。干部的教育培训情况作为干部考核的内容和任职、晋升的重要依据之一。胡锦涛总书记对加强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也做出了重要指示，他明确指出要“联系实际创新路，加强培训求实效”。很多人也认识到干部培训工作的重要性。但是，这件十分大好的事情，到了下面，又变味了。
据媒体报道，近些年来，全国各地党政机关纷纷兴建“培训中心”，这本来是着眼于提高干部职工队伍素质，建立学习型社会的好事。但记者调查后却发现，其中的一些培训中心成为集餐饮、住宿、娱乐、休闲、培训等为一体的豪华宾馆，越来越偏离了“培训”的本意。一部分“培训中心”存在重复建设、盲目攀比、奢侈浪费等现象，有的甚至变成领导干部用公款“吃喝玩乐”的场所，滋生出大量腐败，严重影响了政府的形象，应引起有关部门高度重视。据北京市纪委监察局透露，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北京这类具有住宿餐饮娱乐等功能、独立设置并在市编办登记的培训中心共有五十四个，其中经费形式为财政全额拨款的单位十一个，一九八六年至二零零零年建立的单位有四十七个，占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七，这期间是成立的高峰期。“全国各地风景名胜区，比如北戴河、庐山、黄山、葫芦岛等，都能看到各种‘重量级’的单位和部门建的‘培训中心’，其中一些已经偏离了培训本意。”
目前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培训中心”究竟有多少，不得而知。但从媒体相关报道看，各地改制的机关酒店，无论数量还是金额，都不是个小数目。可以认为，目前很多“培训中心”已违背初衷，成为利用便利条件大肆拉关系、钱权交易、请客应酬、公款吃喝玩乐的地方，甚至成为变相创收私设“账外账”、“小金库”的隐蔽场所；有些培训中心每年都需要财政或者是预算外资金补贴，成为年年亏空的“无底洞”。这样的“无底洞”，成为某些权贵“权力寻租”的黑洞。
最近，我读到一篇这样的报道，具体描述了“培训中心”进行所谓“培训”的真实情景。材料来自北京某局。据知情人透露，这个局每年都要组织员工到自己的“培训中心”培训，时间一般两到三天。他们是怎样“培训”的呢？每天开半小时的会，然后就去桑拿、美容、唱歌、打保龄球等等，每人每天消费标准1000元。结业的时候，每人还能够得到一张购物消费卡。
这是在培训吗？这分明是对国家和人民财富的巧取豪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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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周边甚至于北戴河地区由不少中央各部委的“培训中心”，这些所谓的“培训中心”正是没有监督的权力恶性膨胀带来的消极后果之一。很多“培训中心”目前已经成为集餐饮、住宿、娱乐、休闲、会议等为一体的豪华宾馆，称谓腐败聚集的场所，称谓权钱交易的场所。最近打着中央要求公务员必须经过培训的幌子建设的“培训中心”，从一开始就打定了主意要把它建设得“几十年不落后”，这样一来，不知道又会有多少国家的银子付之东流。
前几天一位朋友打电话给我，说刚从青岛回来，给我带回来一些海产品。中午，我们就找了一个地方小聚。朋友很健康，皮肤呈现出发亮的褐色，就像地中海的人。原来他最近参加了一个会议（顺便说一句，朋友是公务员），会议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三天，在北京市郊区属于某某部的一个“培训中心”里进行，后半部分则是到青岛参观游览，海产品是会议发的。朋友喜欢文学，经常有散文作品见诸于报刊，但是，我总觉得他没有在作品中体现只有他才具有的洞察力——他是一个对体制弊端有深刻了解的人。这样，他就成为了我观察生活的导师，我们经常在一起谈论一些与文学有关或无关的话题。
这次也是这样。朋友用近乎于文学的语言向我描述了参加会议的情景：朋友去的那个“培训中心”在北京周边类似的培训中心中属于最普通的那一种，却也设施完备。朋友绘声绘色地向我讲述：丰盛的晚餐以后，朋友到游泳馆游了一会儿泳，然后在环境优美，风景如画，有山有水有楼台亭阁的培训中心院落散步，不知不觉走出了围墙。围墙外面是一条尘土飞扬的简易公路，坑坑洼洼，到处都是垃圾、瓜皮甚至于大便，在一条散发着恶臭的河边，朋友竟然碰到一个面对夕阳像诗人那样沉思的青年人，就走过去搭讪，聊了起来。黝黑的青年人显然没有料到一个干部模样的人会跟他说话，一开始有些慌乱，目光中带着警觉。我的朋友面目和善，很快就取得了青年人的信任，青年人就大声说起自己的经历：他今年十九岁，是从河南信阳来的，在附近一家建筑工地打工。因为没钱，他小学没毕业就辍学了，三年前开始到河北一带打工。在邯郸为一家建筑材料公司打工的时候出了工伤（他给朋友看胳膊上的巨大伤疤，说当时骨头露出两寸多长），他不但没有得到一分钱救治，就连在那里打工的工钱也没有要回来，原因是，那家建筑材料公司的经理威胁他说：“我认识公安局局长，你要告就告去。”结果他就不敢去告，“我听说有人因为告状真的就给抓起来了。”
沉默了一会儿，青年人突然严肃地问我的朋友：“公安局局长管多少人？”朋友一时回答不上来，就说：“你们那个经理要是真的认识公安局局长，这个公安局长至少能够管到你，所以你要是被抓起来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青年人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他曾经向朋友表示等有钱了还要到那里去打官司，要工伤赔偿，他现在一定是在盘算打还是不打这个官司。青年人目前在这里做泥瓦匠，每个月挣六百元，还要刨掉吃饭的钱。“能按时拿到工钱吗？”朋友问。他笑着说：“要，就能拿一点儿，不要，人家就不给。”朋友问能不能吃到肉，青年人大声笑起来，好像朋友在说一件十分荒唐的事情：“永远没肉，连油都没有，盐水煮。”他们二十个人睡在一个工棚里，不能洗澡，也不能在工地洗，实在脏得不行了，就到河里泡一泡。朋友很吃惊：“啊？！就这条臭河？！”青年人也笑了，“所以我们从来不洗澡。”我的朋友问现在家乡怎么样？他说，乡上的干部胡说八道，吹嘘说亩产达到了一千斤（其实四、五百斤都不到），三天两头到村子里罚款收钱，收了钱就盖办公楼，剩下的钱都私分了。“你说俺们手里还能有啥钱？”
“他沉静地看着我，”朋友对我说，“问我：你是大干部吧？你一个月挣多少钱？我觉得很难回答他的问题，就遮掩了过去。”我看着朋友，说：“这不过是某种不值得大惊小怪的日常生活罢了，你应当为没有看到更尖锐的贫困感到庆幸。”朋友叹了口气，说：“也是。”
我的朋友继续向我描述：“一墙之隔，我们这些公务员——或者换一句话说，我们这些人民的公仆——回到了环境优美的培训中心，回到有空调的房间。服务员又送来了新的果盘，办会人员已经把价格昂贵的纪念品分送到每一个房间；隔壁房间的人又开始了“钻桌子”（扑克游戏），热闹非凡，这样的游戏往往要进行到深夜两点；另外一些人，正在三五成群地走向保龄球馆，或者穿着拖鞋去蒸桑拿浴……”
我看着朋友，突然想到了被称之为“黄宗羲定律”或者说“黄宗羲怪圈”的那种东西，想到《威权主义与“黄宗羲定律”》中的那些话语……但是我没有说什么——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有了一种厌倦的感觉，什么都不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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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论者指出，那些掌握公权力的人将利用垄断市场获得的高额利润的大部分用于内部分配，致使其收入远远高于其他非国有垄断行业的收入水平，形成的高工资、高福利，本质上是一种腐败。与我们通常意义上的“腐败”不同的是，他们的这种行为并没有被法律所禁止，甚至也没有为政府的政策所禁止。腐败是公权力行使者利用公权力获取非法利益的，无权无势的企业中的员工以及任何不掌握公权力的普通老百姓，是谈不上公权力腐败的。作为国家企业所有者的人民及其代理人的政府竟然从这些企业中的不到任何好处（不交利润），那么，事实上也就丧失了政府和人民兴办这些国有企业的意义。
这真是一针见血。
现实有时候会聚集成为某种不为任何力量所撼动的强力，即使是领袖、政党和政府，在这种强力面前有时候也莫可奈何（你能说我们的政府在反腐败上的力度不够吗？你能说巨大的行政成本是中央政府所愿吗？你能说党和国家队巨大的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没有采取措施进行调节吗？），社会的演进总是循着它自己的路径从容不迫地行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难免会缅怀起历史，等待一种超然的因素来为现实做出说明。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难题，任何难题的破解，都离不开思想者的思想探索。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是一项亘古未有的艰巨事业，更需要大规模的思想探索以及基于这种探索产生的思想成果。可惜的是，我们目前看不到这种局面，正因为如此，像《威权主义与“黄宗羲定律”》这样本应当成为改革开放事业思想探讨标识的文章，无法在主流思想理论报纸杂志上发表，人们甚至可能对于作者的姓名都很生疏，他们在民众之中还不为人所知……这至少说明，我们的思想的流动还有很大的局限，这种局限给改革开放事业带来的影响不可低估。
凡是有一些阅历和思想的人，阅读这样的文章，都会有一种醍醐灌顶般的通彻感觉，这些伟大的学者打开了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帷幕，让我们看清了历史，也看清了现实。在我看来，这样的学者才能够被称之为学者，因为他们揣着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这在今天是多么难能可贵呀！如同前面所言，我们很难在主流报刊上读到这样的文章。如果你知道这类文章不能给作者带来任何好处，相反，却有可能得到你想象出的一切危险——被学术界逐出的危险，被边缘化为可有可无的危险，影响职务升迁的危险，被降职的危险，被上级领导追究的危险——你就会更加赞叹作者的勇气。
人都是血肉之躯，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现实处境，一个父亲，一个母亲，都承担着对子女的责任，对家庭的责任，因为表达思想而招致危险，哪怕是被学术界边缘化的危险，对于一个以学术研究为生命的人都是致命的危险，都足以使最大胆的人退避三舍，更何况更危险的危险？所以，对于说出真理的人，我们一定要怀有一种神圣的敬重，要知道他们不容易，非常非常不容易。
中国的良心，往往就这样一点一点被扼杀，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那些西装革履、正儿八经的所谓学者，住在高级饭店里，席间享受美酒佳肴，晚上洗一个桑那浴，在麻将桌上忙一个通宵，然后坐到华丽的会议室里，庄严地讨论与人民的生活状况和现实生活没有任何关系的话题……无数以学术研究的名义撰写的垃圾占据着宝贵的出版资源，无数花花绿绿浅薄无聊的作品充斥在每一个角落，而真正的思想被剥夺了任何表达的机会：一本书，仅仅因为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农民的处境，就遭到了查封；一本小说，很可能因为表达了深刻的思想或者描写了不被容许描写的内容（并非色情）而被拒绝出版（出版社的理由是：“怕惹麻烦。”）；一本刊物，一份报纸，也很可能因为发表了类似于《威权主义与“黄宗羲定律”》这样的文章而遭受制裁：改组报社或者杂志社的领导班子，撤换主编……
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对于思想和事实的恐惧竟然到了如此草木皆兵的程度，究竟是为了什么？当有关部门调动起所有宣传舆论手段，制造与现实世界完全风马牛不相及的假象，关闭历史的帷幕，阻挡人的视线，遮蔽人的心灵的时候，你会认为他们是在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吗？我不这样认为，相反，我认为他们至少是在玩忽职守，就他们所做的事情的本质来说，客观上等于在对这个国家犯罪，对这个民族犯罪。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西方人在精神上寄托给宗教的东西，中国人往往寄托给历史。比如正义——在西方，上帝主持正义，上帝通过惩罚不正义而弘扬正义；在中国，上帝换成了历史，即历史主持正义，历史通过惩罚非正义而弘扬正义。西方人让上帝裁决人间的善恶是非，中国人让历史裁决人间的善恶是非。无论是宏观的国家事务，还是微观的人际交往，中国人都坚信历史深处有一种积极的力量分辨着善恶，主持着正义，相信任何不义都最终能够得到历史的惩罚。那么，面对历史，我们能说我们一定能够走出“黄宗羲怪圈”吗？！我们能够创造新的历史吗？！我们无法知道。我的期望仅仅是，温家宝总理的铮铮誓言——“我们决不会让‘黄宗羲怪圈’再一次成为现实”——不要落空，否则的话，我们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个人，都将付出代价，当然，还有政党和政府。
从这个角度说，听一听写作了《威权主义与“黄宗羲定律”》这种文章的思想家的话是有好处的，至少比听那些制造虚假繁荣和种种形象工程以求进取的各级官员的胡说八道要有用的多，尽管思想家的话不像下级官员的话那样好听。
我是多么希望我们的祖国不要被“黄宗羲怪圈”所困扰啊！然而，我们对于现实生活中的任何被我们所担心的东西都无能为力，那些睿智的专家学者肝脑涂地地呼吁和讲谈都无能为力，我们区区草民再说什么？有什么可说的呢？
（2006-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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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
借这个机会，我也想对文学博客网表示感谢，感谢你们对拙作的热情推荐，使更多的人看到它们．我更想替在文学博客网上做文学之梦的文学青年对你们表达感激之情，你们做了很多园丁的工作，及时地给与了他们阳光和雨露，而这是很多出版单位、很多网站做不到或者不屑于做的。从网友们的作品中，我看到巨大的希望，我一点儿也不怀疑，这里会升起文学之星，那时候，人们不会忘记这块滋润了他们的土地．
陈行之
２００６－９－５
希望先生珍重身体，文如泉涌，写出传世的文章．
改革难。
那也是顶,支持!
祝愿一周都快快乐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