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博客网 >> 原创文学 >> 长篇小说 >> 都市生活小说 > 《芭蕉树下》 > 《芭蕉树下》

《芭蕉树下》怀旧中篇小说之一

作者: 成丹九哥发表日期: 2006-09-19 23:38 点击数: 3231

《芭蕉树下》怀旧中篇小说之一

一、引子:憋了我25年的秘密

九哥是何许人也？最最简单明了的介绍是“一个城里人”。具体一点是“定居在日本名古屋的挪威籍华人。”但这还算不上太具体，因为我不是生来就住在名古屋，在那以前是住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在奥斯陆以前我还曾住过澳洲墨尔本。再追根下去，可以追到我的学生时代上海，出生地湖南长沙，甚至追到我的祖籍湖南新化。说了一大通，无非不是想说明：我生在城市长在城市，是一个地道的“城里人”。

我，虽说是一个地道的城里人，却有着一位农民兄弟。我姓成，我的农民兄弟姓田，所以显然我们不是血缘兄弟，而是结拜兄弟。

一个地道的“城里人”，凭什么要跟“乡巴佬”结拜兄弟？那是因为田兄救过我的命。为了田兄那番救命之恩，自1978年分手后，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

祖国改革开放后，我生父重病住院，我曾回乡搬田兄的大女儿，我的大“侄女”军花（当时18岁）来省城专业看护我的父亲。田兄也从乡下行程两天赶到省城看望。后来，我把军花的妹妹三花也接到了城里。两姐妹一边帮着我亲兄弟家里做家务，一边在外面学做缝纫。住了好几年学成后回乡当裁缝去了。

所谓“田兄的救命之恩”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那是1977年，我当时在湖南省京剧团乐队拉提琴，被当作省属机关工作队的队员派到湘西去推广良种。一天，我晕倒在田里，脸部完全被水田淹没。是我的田兄及时抢救，生命才延伸到至今。那便是我们结拜成兄弟的由头。

此事在当时当地传为佳话，省里还有人下来接见过我。要不是我九某平时表现欠佳，我的故事，应该是值得上报纸上电视拍电影的。

但是，在这个讴歌“贫下中农和国家干部亲如兄弟” 的动人篇章里，却有着一个秘密，一个除我以外，绝对没人知道的，当时被人知道了就不得了的，一个见不得人的秘密。

今天的九哥，不但已脱离了组织20余年，还早就换了国籍；国家的农民政策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时工作队的领导和同志们也基本离休的离休，下岗的下岗，我的那个秘密大概不会再给任何人带来灾祸。所以我觉得是把“憋了我25年的秘密”解放出来的时候了。各位先别急，待我从头道来。

二、下乡的由头

那天，在名古屋的家里，为了省掉那一万日圆的安装费，自己动手装了个BS天线盘。调试着天线盘的角度，电视里便出现了个熟悉的小平头。那是日本国家电视台NHK做的一个“介绍在美华人、奥斯卡作曲奖获得者谭盾”的节目。“二十多年不见了，他老弟还是那个改不了的小平头。”我想着，又为他高兴又为自己嫉妒。于是想起了这段往事。

1977年，我才20出头，在省京剧团当小提琴手。那天晚上演出，却发现旁边没有谭盾，便问了邹队长。老邹说组织已决定让谭盾参加省属机关工作队，马上就要去湘西推广良种。我对着邹队长开了个玩笑：“要是我是共青团员，也够资格去。”

如果没有这个玩笑，这个世界上可能会多出一个叫“九哥”的杰出小提琴家，更可能会少出一个叫“谭盾” 的著名作曲家。

第二天，邹队长通知我，组织尊重我的请求，让我代替谭盾下乡。因为正好谭盾向组织提出了“正努力学习，准备报考1978年文革后第一界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其实九某当时也在积极练习，准备报考次年的上海音乐学院。但是“要是我是共青团员，也够资格去”是从我口里流出来的水。我当时以为“男子汉出言，驷马难追”是真的。只好硬着头皮接旨。

团领导交代我：“省直机关工作队已经派下去两个月了。参加工作队的人一般都是党团员。组织之所以让你非团员的小成去，是给你一个学习锻炼的机会。你要去的那个生产队，有省直机关工作队的甘队长在，只因为甘队长有时需要去上面开会，所以只有甘队长不在时，让你帮着看一看。平时，你的任务主要是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临走前。团里的邓秘书再三逼着我去买了几斤面粉。他帮我炒熟。因缺油，面粉炒得发黑，一股焦味。他把炒好了的面粉放进一个铁制的大桶子里。说：“这样，在习惯农村生活环境以前，你至少可以抵挡一阵。”我当时很是怀疑有把那些黑糊糊的东西带下乡的必要。“我们伟大祖国的农村，到处是鱼米之乡，那是出粮食的地方。如果农村都没有饭吃，那城里人不早就都饿死啦！”

邓秘书不由我声辩，硬是把那桶面粉塞进装着我所有家当的麻袋里。（那麻袋还是邓秘书的私有财产，直到现在，我都还没还给人家）他一扁担把我送上了开往湘西吉首的火车。等车开了，我向邓秘书招手时，看到他眼神里的几分担心，才意识到，一个人出远们，我小九还是第一次。

到了吉首，我挑着沉重的担子转长途公共汽车，又想过要丢掉那个既占地方又占重量的铁桶桶。几下决心，还是没忍心丢下邓秘书的那番情意。好歹到了凤凰县，见到了工作队的甘队长。

甘队长首先表扬了我自备干粮，继承了“红军闹革命”的光荣传统。再反复叮嘱我不要暴食，要细水长流。并建议我买了三盒最便宜的饼干。跟着甘队长在县里住了两天，我被茶田公社的人接到了公社。

那天正好是全公社省工作队的同志们集中学习。（每个月集中一次）餐桌上大鱼大肉还有酒。我虽誉名九哥（酒哥），却是滴酒不沾之徒。正像许多朋友给我的中肯评价：“不抽烟不喝酒，就玩女人。”那天，却被工作队的新哥们灌得烂醉，像堆烂泥般粘在地上。（那是我人生仅醉过的两次之一）

三、下乡头一天的遭遇

朦胧中，我感到巨痛，惊醒后发现自己躺在一张床上。几只… 且叫它们的学名“老鼠”吧，总有一尺之长，连尾巴的话，把我枕头边的饼干盒子啃开个很大的洞，饼干粉末满床都是，一些还弄到了我的身上。所以那些热情的耗子在帮我清洁身子时无意咬到肉才醒了我的酒。

请展开您的想象力：“一个城里伢子，一个文艺战士，睁开眼睛，发现自己一个人，坐在一张巨大古迹般的木床上，黑洞洞的，只有几只赶也赶不走的造反派耗子陪伴”将是幅什么样的图画。

后来才知道，我在公社被灌醉后，没办法，工作队只好罚那些灌我的小伙子们，把我和我的东西送到了我所属的生产队。因为他们先来，比较有经验，故特意把我的饼干盒子放在了我的枕头边，以便于照顾。

一整夜，我不停地挪动，不记得花了几十个小时才熬到天明。

早上，我打开重重的木门，发现门口有一小块平地。有两个孩子，三四岁的带着个一两岁的，坐在我的门口。看着她们贪厌地吃着自己地鼻涕，我把从耗子口里争夺过来的几块残缺递给了他们。大的接过来，给了一小块给小的，然后拖着小的就跑了。

等我回进房间，把我的东西整理了一下，准备去找组织，我的门“吱”地被人推开。我乖乖，我的门前坐满了孩子，总有几十条吧。（当地管人不叫“个”叫“条”）看见我，孩子们中有些起身准备逃跑，但看到我满脸舞台经验的专业微笑，大家好像放心了些。那是些什么样的孩子呢，详细的我懒得去描绘，反正，“他们是在陈放了数月的垃圾箱里搅拌出来的”，还要算是比较文雅客气的写实。一方面九某有天生爱小孩的毛病，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自己“同志”（当地管党的干部叫“同志”）的身份，我对离我最近的几个孩子头，做了做抚摸的手势。那几个孩子立刻将手抬起，以代替了口里的舌头向我伸来。我庆幸还留有些昨夜通宵不眠而保卫下来的饼干残骸。与其说是“递”，还不如说是“丢”到每只色彩斑斓的小爪子上。最后的几只手分不到，只好把残骸变成更小的单位。

正当我慢慢品尝“救星”的滋味时，一位身穿军装的中年人跑了过来。

“原来是新来的小成在这里违反纪律，害得我门口也围了一大群。”

他自我介绍姓黄：“就叫我老黄吧。我是你旁边二队的。正好今天大队几伙计碰头，我领你去。”

在碰头会上，我得知我所在的芭蕉大队分四个生产队。第一生产队最穷，所以派了工作队甘队长再搭配了我这个非党团小萝卜。二对是那位北方的南下干部老黄。三队是非党人士老林，一个戴了副眼镜文质彬彬的广西人。四队是组长老刘，也是个硬邦邦的南下干部。算起来应该有五位同志，但甘队长因上面有事，暂时不在生产队，那个暂时，一直暂时到一年的工作队基本结束。

会上讲了许多和农民打交道的纪律和注意事项，现在我都记不得了，唯一记得清楚的是“绝对不能私自给农民，还有他们的孩子食物。绝对不能暴露自己带了干粮。绝对不能透露我们干部每人每天从国家那里有一毛钱的生活补助。”

散了会，老刘组长把我带到我的食户田家。（一般是住在哪家就吃哪家，但因为我的住家是妇女主任，丈夫不在不方便，故寄吃在最困难的田家）

田家老人解放前是雇农，老太太曾被土匪霸占，想必年轻时有几分姿色。解放初期老太太跟着田大爷从土匪窝逃了出来，才一直受到阶级保护。

家里有三兄弟，老大系老太太与土匪之子，早就外搬，一直受气，连老太太去看望都要等天黑以后。老二结婚有女儿三个，（军花二花三花，后来又有两朵花）是个赤脚医生，也就是我后来结拜兄弟的那个。老三当时还是单身。

头一天的饭菜，其实不是饭菜，是用少许米饭，加一些南瓜叶子南瓜花，或者一些红薯藤，还有些什么我搞不清，混合做成的粑粑。惟独我的碗里，老太太背着孙女们给放了一小块肥腊肉。我城里的那点老底，再加上一天前公社那点新存，怎么也没能把那顿“忆苦餐”礼貌下去。

回到住处，天已见黑。一开门溜进一女人。借着微弱的煤油灯光，我发现那姑娘很年轻。她轻轻说了些什么我听不懂，大概也是想要点吃的，说着搂起上衣露出奶子。这可了不得。我九某当时刚20出头，还是处男一个。吓得我连忙往外跑，跑去敲隔壁妇女主任的门。

等主任闻风出阵，那女人已逃得无影无踪。

“这事一定是二妹，以前也是，只要有同志，就来讨吃的。好吃懒做的资产阶级。”妇女主任梅菊很是非分明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