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老雷,我们相识已经二十多年了,他是个开朗、风趣还有点“嘴赃”的关中汉子。和朋友们每每说起这雷公趣事,常常让人捧腹大笑,就这么一个凡夫俗子吗,却也给人留下不尽的感慨。
雷公的穿戴有些邋遢,裹着棉夹克却系着皱巴巴的花领带,一张黝黑的脸皮上还到处藏着蝇屎似的雀斑,真有点“生产队会计”的土味儿。他的家,祖祖辈辈生息在美丽的浐河滩上。
清澈的河水由城南秦岭深山流出,弯弯曲曲绕过古城东郊向北淌去。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八水绕长安”,其浐、灞两水正是几乎平行的两条姊妹河。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河东盐使朱集羲金笔石碑咏诗入画,镌刻了“灞柳风雪”的长安浐、灞美景。昔日的浐河,曾是绿柳浓荫、鹭鸟欢歌、稻谷如浪、蝉鸣蛙跳,充满了生机的绿色河川。老雷的人生,是踩着青草的露水走出河滩的,又踏着铺满夕阳的落叶回归到了河滩。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青年老雷随着返城知青就业大潮,进了古城一所国家级大事业单位。头些年日子还好混些,当工人吗,旋个螺丝、砸个铁板、锯个铜条倒也罢了。可这儿毕竟是教学科研单位,什么“流体力学”、“多级增压涡轮机”呀,真够难为初中毕业的老雷了,就是想拍马屁都可能拍到驴蹄子上。但那些年也没白过,总算讨上了一个“同工同酬”的老婆。
好在改革开放了,不少大胆的职工下海经商捣腾了。老雷搓着两手老茧扪心盘算:“西部大开发”必然伴随着西部大“开挖”,嗨!我这双手的擅长不就是大开挖吗!他好歹凑了些银子回到家,拜师学艺成立了一家爆破公司,纠集些民工乡党、徒子徒孙干起了打风钻、塞炸药、刨石头、挖土方的行当,也因此,获朋友们赠与雅号“雷公”。
那阵子,老雷着实挣了些钱,他骑着摩托风风火火地来去匆匆,忙的不亦乐乎。两年下来,他的皮包瓷实了,穿起了西装革履。逢见相识的少妇老妻女同事,他总爱嘻嘻哈哈的打情骂俏,撂几句骚哄哄的鸟话。
一日,老雷在菜市场遇见八杆子括不上的“亲戚”王女士。他挤眉弄眼地说:“哟,妹子,还是那么漂亮呀!你老汉咋把你养的?”
“你老婆不也漂亮吗!”,王女士礼貌的答道。
“哪里,哪里,我老婆跟皮球似的,那象你呀,生的凸凹有致,该长的地方都长咧!”他两句臊话直说的王女士面红耳赤,无言以对。
当然,老雷发家没有忘记朋友,更没忘记艰苦朴素。隔三岔五,他常邀请朋友们到最低档的小餐馆喝酒,吃些麻辣烫、凉拌苦瓜萝卜丝一类的廉价菜蔬,害的朋友们时常窜稀拉肚子。
那年夏日,老雷邀请我和几个朋友到他家门前的河滩去钓鱼。昔日美丽的浐河已成了满目疮痍的荒川,河道上千疮百孔、坑洞累累、河床干涸、浐水断流。我们扛着四根鱼杆两个虾笼,好不容易在苇荡里找到了一处水塘。
火辣辣的太阳烤的人皮焦肉疼,直到日落我们也没见到一条鱼的踪影。还好,那虾笼总算网到了七只大虾,哦!准确的说应该是八只虾,那只死虾是老雷从水塘边捡到的。大伙收起鱼杆,老雷的黑脸显然有些尴尬。他叹道:“嗨,好端端的一条河叫人糟践成啥咧!你们向我家走吧,我去方便一下”。
老雷家里已备好酒菜,嫂妇人只待烧鱼烹虾了。我们稍事茶水,老雷提着两只花鸭子回来了。他喜滋滋地喊道:“老婆子,今个发咧!我去苇荡屙屎一把逮咧两只野鸭,快宰了下酒!”
稍许,嫂夫人提着鸭子跑进客堂发问:“老雷,你从那儿逮的野鸭子?腿上咋还绑着红线绳!”
“哦,忘了告诉你咧,鸭子她妈害怕娃丢咧不好找,所以扎了红绳绳”。老雷一本正经的说着,大伙一阵子哄堂大笑。
日子过得真快,老雷的宝贝儿子大学专科毕业了。本该叫儿子在学科专业上发展去闯荡世界,可他老雷偏偏鼠目寸光,信奉“子承父业”,让儿子也干起了打眼放炮挖土方的勾当。给儿子“交底”这天,老雷说:“嗨,我有点老了,我也知道对不住儿子,可这些年创下的家当咋办?空压机、发电机、搅拌机价值几十万哩!还有,这浐河滩让盗沙贼拱出一个个大窟窿,我看迟早要修堤回填,咱得守住祖辈留下的家园呀”。
父子俩辛辛苦苦的又干了几年。老子幕后策划,儿子阵前跃马,他们买了汽车,还在河边的村里修起了一座五光十色的幼儿园。
儿子大了,自当婚娶,在咱农村最大的事莫过于盖房、娶亲、生儿子咧。于是,那年老雷把娶儿媳的好日子定在了建国大节“十一”。
晌午十一点,我和朋友们帮老雷准时接回新娘儿媳。鞭炮齐鸣、欢声四起,村口站满了七大姑子八大姨、四叔三爸二大爷。浩浩荡荡的车队驶进村口,一瞧路中央,叫人笑的差点闭过气去。当街十字,老雷和胖嫂佩红挂绿,被一条绸被面系着双双坐在街心条凳上。两人都擦咧红脸蛋,绿眉毛,那老雷头顶竟被人扎起妖怪似的八根小鬏鬏。细看那胖嫂子,满头插着布绢花,两片儿厚唇抹的血红。不知是哪个坏小子,还掏出个塑料喇叭,非叫嫂子吹吹打打。若不是早知是结婚,真让人以为村里抓了一对神汉巫婆,双双当街示众呢!
礼毕。老雷自知城里的朋友们吃不惯乡下豆腐、肥肉、猪下水一类的流水席,他掏出一把钱来,叫大伙去饭店吃,我们谢绝了悄悄离去。饭虽然没吃,可肚里饱的余味无穷啊。
为了生计朋友们都忙忙碌碌地过着日子,一晃几年没见老雷音信了。大年二十九,我们驾车去看看老雷。天上飘起了细细的雪粒,他家的门庭冷清多了。院子里堆满了生了锈的空压机、铁镐、铁扒、铁钎子。老雷有些驼背了,两鬓生出不少白发。他又惊又喜,执意挽留大伙吃一顿“小年酒”。
席间。老雷说:“这两年生意淡了,浐河滩的路修了一点没钱了,朋友也少了,嗨!这世道,富在深山有亲戚,穷在眼前没人问呀!”。
“生意咋不行了?”,我们问他。
“嗨,就是不好做了,现在干这行的人多了,瞎子、瓜子、瘸子都号称定向爆破专家,市场上中介多、骗子多、混子多、赖子多。去年别人给我介绍了一个什么”局长“,答应给安排活路呢,我宴请三天外加歌舞厅包间,末了还卷走我七千,事后才知道他二大爷外甥的表姐夫才是个什么局长。再说说要帐吧,我确实挣了些钱,可那都是本本上的帐啊,有些还是呆帐、死帐。俗话说:到手的金子隔夜的铜!隔了几年就成了废纸一张。这年头杨白老和黄世仁的资格打了颠倒,每每年关,我忙活啥咧!全是东跑西颠讨钱哩。嗨!流着清鼻涕喊穷叫苦装可怜,必要时还得挤出几滴眼泪”。
老雷诉说着,抹了一把嘴角的菜星子。
这顿饭大伙吃的冰凉冰凉的,哭笑不得,反正是替老雷难受呗。
又一个严冬过去了。
今年春天,朋友们又几乎同时都得到了老雷的邀请。他告诉我们:他兴奋的一夜嘴巴合不拢,市政府为恢复“长安八大景”,正投资几个亿建设浐河生态园呢,他修路的三十万也如数得到发还。
冒着细细的春雨,我们再次来到了浐河滩。河岸上杨柳吐翠,河道里绿水潋滟,坡堤边已是青石壁垒,不远处还修建了一处亭台点缀、花树相辉的水上公园。
老雷居然乔装打扮,带着斗笠穿着蓑衣,雨幕里颇如驾着那“秦皇岛外打渔船”。他迎着我们,远远地站在河堤上向空中挥着手,似乎把那无限的惆怅、烦恼、忧愁和无奈全部抛进这轻盈玉润的春雨中,那沁人肺腑的春风竟把他朗朗的笑声荡的很远很远。
sunweiming于05年春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