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脸(第三章)
三 荒漠里的风景
狂风从荒漠上扫过，像无数的战马奔腾向前，黄沙、碎石和尘土，紧随在它的身后。有一些小树，眼看着就要成为一道风景了。狂风，号召它的随从立即予以清除。
——《士鸣日记》
傍晚，石道泉在经过林氏宗祠的时候，看到山门西侧的偏房里亮着一闪闪的火光，心想这是谁住在里面呢？就走过去一看，在昏暗的灯光下，他看出这是右派章士鸣。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男人，他戴着一付黑框的近视眼镜，见有人来了抬起头来，脸上立即堆着笑热情地说：“喔，是……领导同志。请坐，请坐！”章士鸣本想叫对方职务方面的称呼，如书记、队长、主任等，但他在慌忙之中竟忘记了到底该怎么叫了。
“章老师，你在写什么呢？”年轻人竟很有礼貌地说。
“没写什么？没……没写什么东西，啊……请坐，请坐啊！”章士鸣说着就站了起来，让坐，他很感动，有人叫他“老师”了，且还是个县里派下来的干部。
“章老师，我是来慰问来的，也向您表达我的歉意，表达我本人对您的歉意。”
“不能这样说的，我是犯错误的人。”
“其实，说实在的话，我也不知道，您到底犯了什么错误的。”
“我也一样，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错在哪里……真的，我不知道。”章老师嗫嚅着说。
“您是一个有知识，有教养的人，是一个教师，是一个正直的人，但我不能保护您。在这个形势下，我感到无能为力了。这个时代的政治需要您扮演这样的角色，您又不得不忍着。我也只能说一些这样的话了。您要自重呵，等待，等待，等着有那么的一天您能重新走上讲台。”
“真的是太感谢你了。那么些年了没有人这样对我说过话。十年了，你知道我是怎么过来的么？”
“听了你的话，我是很难受的。一个像您这样的人，居然受此大难，何异于人间地狱，水深火热。”
“噢！不能这样说的，不要这样说的。”他连忙一脸惊恐地起身阻止。“不要因我而害了你呵！不要随便说这样的话的。”
“非常抱歉，章老师，我也是读书过来的人，与你也是有相同的心的。由于年龄上的关系，我对你的事知之甚少呵。”
“您想知道我的经历吗？我的经历是一段一个知识分子受屈的历史，也是中国有知识有抱负的一代人的艰难经历的缩影呀！”
“章老师，我很想了解您，知道您的更多的事。也就是说很想读读十年来的中国知识界的那段活生生的历史。”
“如果你真有此心，那么，就看一看我的笔记吧，是关于我的经历的记录。”
“如果你真的信任我的话，你就让我好好读一读吧。”
章士鸣从床底下取出一口笨重的木板箱，打开来，取出几本厚厚的笔记本来，端到这位文革特派员的前面。道泉双手捧了过来，又放到桌子上。说道：“让我拜您为师吧，让我做您的一个迟到的学生吧。”
“那么，我们就算是认识了，但我必须告诉你，请你无论如何不可以把这事讲出去的。我只怕累了你。我目前不是一个老师。我是右派，在外人眼里我是一个罪人。”章士鸣说着时，石道泉说要告辞了，于是章老师就把他送到了山门外，为了免予被外人看到，不敢远送，作别之时，两人竟有依依惜别似的深情。章老师站在山门口的廊柱下望着隐入夜色中的石道泉，直到人影不见了还是像一尊塑像一样一动不动地伫立着。
石道泉回到家中将那些笔记本子先在枕头底下放好，然后选取记述最早的那一本来细细地看着。（本书作者在扎引时省去了一些诸如时日、气候、场景描写、或者认为与本书主题无关的一些内容。为了减少篇幅，保持事件的连续性，在引述时作了一些必要的概括。）
以下是五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至五九年十二月三日的内容，是记在同一本笔记本子里的。
太阳又升起来了，那只小鸟又如约一般的在我的小窗前，在枯楝树的光光的横枝上啼鸣着。我说小雀呀，我要离开你了，我不再住在这里的时候，你还是这样叫着吗？明天太阳升起的时候，你还叫吗？我是再也听不到了，我很早就要上路了。
我要离开这座教工宿舍楼了，因为我要到校办农场里去劳动了，我不再教书了，我不再是一个教师了。
天黑的时候，我到了围墙外坐在山脚下啜泣了一场，我像一个受到千万委屈的小女孩子。望着我曾经教过的教室里，我的学生们正在夜自习，熠熠的灯光从玻璃窗上照射出来，我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泪水夺眶而出。
农场在离学校五里外的一座矮山脚下，有一排十几间低矮的瓦房，是五年前学校从小学校分出后成立独立的初中部的时候建造的。附近两间草房依着一口大池塘是我的住处，还有一个阿姨和一个跛足的中年男人，他们已经干了好几年了。这里养了二十头肉猪和两头母猪，屋后是几十亩土地，看得出来本来是种植红薯的，现在已经收获了只留下一大片的广阔的白地了。成群的麻雀在这里找食，人走近了竟然一点都不怕，只是跳得稍微远了一些。池塘水面平平的，岸边的水草已经干枯了。
学校总务将我送到这里的时候，向两位作了简单的介绍，两个人眨巴着眼睛没有说一句话，脸上也毫无表情，好象跟他们是根本没有关系一样。
我把全部家当都带过来了。不过是一口樟木板的箱子，这是一口很厚重结实的箱子，妈说曾是外公的遗物，我带着它上大学，装满我的衣服和书本等东西，毕业后就带到任教的学校了，现在又跟着我来到了农场了。
我的床本是一张狭小的旧门板，我用两条长板凳支起来再铺上稻草和已经破了的席子，再铺上我的铺盖。跛足的那位师傅姓张，名叫国安，比我大了八岁，我就叫他张师傅了。他很少说话，不知他的心里是怎么个想法，不知如何向他沟通。我不知如何参与他们的劳动，但我想这是不会有多大的难处的。毕竟是粗活。
猪圈里很臭，走了两次，是送猪食去的，我帮张师傅把猪食抬过去，顺便看看猪。这些猪们见了我闷声不响，但见了张师傅却嗷嗷嗷地直叫。可见猪也是认得人的，理解人意的，只是不会说话罢了。
老阿姨可能近六十岁了，张师傅叫她春香姐，我就叫春香阿姨她几乎整天都在不停地忙碌，我想要是评劳动积极分子的话首先应该评给她的。只要她能做的，只要她来得及做的，她都做。由于做惯了，熟练了，做起来的速度也快，工作的效率也是很高的。她可以很快就刨完一箩筐的番丝，很快就扫净十多间猪圈外的地面。她烧猪食时火又猛又节省柴。她起床最早，睡得却很晚。她是从不计较报酬，从不叫苦喊怨的。我想既然到了这里，我也应该磨练出这样的一种精神品质的。然而我的心里真的是好苦呵！
一连十几天没有走出过校办农场，也没有见过另外的人，我掰着指头也算不准到底是星期几了。那天下午突然来了一班学生，他们是在劳动课的时候来收了番薯的白地上种植马铃薯的。我很想见我的学生，我很怀念那从前的生活工作和相处的情景，但当学生们出现在池塘的那一边正向农场走过来的时候，我心慌了，胸中觉得从来没有过的烦闷。于是我想躲起来，但这里是绝对没有地方可以躲藏的。我怎么会怕见我的学生了呢？我不是一直都在想念着我的曾经朝夕相处的学生吗？学生在屋后的地上忙着。我透过猪圈的小窗深情地看着，一个个地默叫着每一个人的名字。我是爱着每一个学生的。学生们可能没有料到他们的老师会在这里养猪。学生们可能早就是将他们的老师给忘记了吧。这个时候，我倒真的希望他们能把我彻底地忘了，甚至见了面也不认识，岂不更好吗？！然而他们并没有忘记。当劳动休息的时候，他们拥到了我的住处，但没有看到我的身影，就打听我了。阿姨跑过来喊说：“章老师，你的学生来看你来了。”她反复地喊了好几遍。这个时候喊我“章老师”却反而很刺耳。教师是我引以为光荣，引以为自豪的职业，“老师”是我听熟了，听起来很舒服的称呼，此刻听起来为什么就不自在了呢？
我是不能在又脏又臭的猪圈里躲下去了，我走了出来，但吃了辣椒一样，像偷了东西一样，我不安，我尴尬，我不敢正对我的学生，我的眼圈红了，鼻子酸了，泪水喷涌而出，我从猪圈里走出来，看见我的两个班级八十三个学生向我走过来了。我下了决心，勇敢地迎了上去，却突然目眩，头晕，眼前一片漆黑，只得靠着一根晾晒衣物的木柱。
学生们轻轻地唤了一声老师，便泪水涟涟了，即使心肠最硬的男学生也无语凝噎了……
一天晚上，在我估计学生都在晚自修的时候，我跑到学校后面的围墙外，站到一块石头上，将下巴扣在墙顶的砖头上，透过玻璃窗看着学生在自习。晚自习结束了灯熄来了，人走了，我依然站在那里，泪水将围墙顶淋湿了。
此刻我真的觉得仿佛自己是一个被抢走了孩子的母亲，多年以后，还能听到孩子熟悉的啼哭声。
石道泉看到这里不禁鼻子发酸，眼圈发红，掉下几滴泪来，取出手帕来擦了擦又继续看下去。
很快地我就成为农场里一个主要的劳动力了，凡是一切重活，全都由我做。每天早起我要担满一大缸的水。不管是担水，还是担着猪食分送到了各个猪圈里去，都是我的工作内容。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我学会了所有劳动技能。
为了减轻孤寂的心理压力，我埋头做一切事，我并且还有许多创造性的发现，使工作的效率大提高。我本是一个热情而又喜欢与大家相处的人，但到了场里后，我的所有的这方面的天性都受到了压抑。我的两个同事，几乎是不说话的人，我曾有几次想与他们说话，想了解一些他们的情况，了解他们各自内心的想法。但这是很难办到的。我与他们的差距实在太大。我还发现他们两人之间也是好似不相识似的，绝没有开怀大笑的时候。他们只知道干活，一切其它的生活内容都变得次要的或者是可以疏忽和省略的。我有时也吹会儿笛子，拉几下二胡或者唱一段以前唱熟了的老歌。我是为自己唱的。我的嘴巴唱歌给我的耳朵听。我发现自己歌诵方面的天赋全都消失了，唱起来的歌，哪象是歌声，简直是疯子的狂叫。我想，过不了多久我会发疯的。
一个月后，我居然习惯了这样的生活。我找到了新的朋友，我学会了与猪们的交流。我说话的时候，它们也会侧耳倾听。在我歌唱的时候，也能哼几段小曲与我应和。我觉得它们是最忠实、最单纯、最值得我投入感情，建立友谊的伴侣。
农场里的最重要，也是最实用的技术就是为母猪接生。这个工作本来是由那个阿姨做的，但那天她去了她女儿家了，正好那天她女儿也做产，她去为女儿接生。我们料定她是不会来了，天又下起了暴雨，眼看着母猪就要出生了，连血水都流出来了。后来小猪的头都出来了就是身子出不来，我叫了张师傅帮忙，他也十分焦急，也说无能为力，我只得大胆地跳进了猪圈，把另一头猪也打了出来，免得生出来的小猪被踩死。母猪躺在干草铺的地上，我想生不出来，小猪可能要憋死的，就捋起袖子，一手半探进阴门，另一手捉住小猪的前腿和头部，然后小心地拉出来放在草地上，小猪还没有死掉，还会动弹，后来就能挣扎着爬起来了。后来小猪一个接一个地出来了，。我也因此溅了一身的血水。在我全神贯注地做着这事的时候，春香阿姨已经回来了，她站在猪圈外默默地看着我做完为猪接生的全部活了。我抬起头来的时候，看到她，她也正看着我。“以后，就你来做吧，读书的人聪明。”她也没有多说话，我们看到她浑身就淋得像一只落汤鸡一样。她因为不放心母猪要做产，就冒着暴雨跑到场里来了。后来几天，我看到她哭了，哭得从来没有过的伤悲，张师傅告诉我她的女儿难产死了。她听说女儿肚子疼，知道她是要生产了，就去守候着，但又好些了，不疼了，似乎又不象是要生的样子。她惦念着场里母猪要生产了就跑回到场里，谁知她走了没多久，她女儿就真的要做产了。春香阿姨是当即就赶回去的，但她赶到时她女儿已经不行了，她看着她妈想说什么，又说不出来，眼睛也渐渐地合上了。
春香阿姨像讲一个十分感人的故事一样，反反复复地讲了多次，我也常常陪着流泪。我在心里暗暗地想：或许，她如果不冒雨赶到农场来，一直守着，她的女儿就不会死的，老人会有抢救的办法的吧，我想这是肯定的，但阿姨只是摇着头，泪水不住地往下流。
我想要是我早一天学会那为母猪接生的技术，早一天让她放心，她也不用急着赶回场里，她女儿也就不会难产而死了。此事也脱不了我的干系呀。
……
石道泉看到这里翻过几页，心想，让一个大学毕业生，一个优秀的中学教师去养猪，太不合理，国家百废待兴，尤其是教育工作人才缺乏，却要将无辜的教师去养猪，损失的不是一个人的问题了，全中国又有多少这样的悲剧呢？他摇了摇头，又接着看下去。
冬天了，某日，天忽然噼噼啪啪地下起雨来了，场地上还晒着番丝干，要是淋湿了就会烂掉，春香阿姨在门外喊着，我就披了一下衣服就冲进雨中将晒番丝的竹笠一张张地叠起来然后盖上稻草。天气确实是很冷的，等我们全部收了后，回到屋里时感到牙齿都在打战了，整个身子全都淋湿了。第二天就发烧了。春香阿姨给我摸了摸头，捏了捏手，走出去，过了半个钟头给我端来了一大碗的烫药，也不知是什么药，只叫我趁热喝下，我也管不了太多就真的趁热喝了下去，也真奇怪，出了些汗，就感到热也退了，感觉也轻松多了，头也不晕了，气也不急了。在我生病的几天时间里，她每天都要在我的床边坐上好几个小时，也没有说别的话，只把她女儿桂芳只小了我两岁以及她是怎样死去的事说了几十遍，也流了几次眼泪，也引得我也流了不少的眼泪。她还骂她女婿如何的老实不懂事，不识一个字，只知道木做（精神麻木只管干活，不长心眼儿），要是嫁个有文化的，女儿就不会死了，还表扬我那天为母猪接生的事儿，她说人与猪没有啥两样，生不出了帮一下忙也是能出来的，出来了就没事了，孩子也不会掐死了，娘也不会流血死了。我忽然想到了渠里的水从上游流下来，要是有一块石头堵住了，就流不下来了，只要把那块石块搬了，水就自觉流下来了。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水本身是向下的呀。如果我是春香阿姨的女婿，眼前是妻子在生孩子，我未必就会像为母猪接生那么沉着和勇敢，因为死了母猪和小猪毕竟也是无所谓的，要是换了人，就不一样的呀。要是看着女人的阴门流血不止，那我能有什么办法呢，还不是一样的束手无策吗？……
在道泉的脑海中突然浮现出了晚霞映红的血色的樟溪，他不禁啊地叫了一声，闭上了眼睛，那一幕血流涓涓的情景却更加清晰。他的心口在怦怦直跳。
道泉将笔记本子合上，想，怎么啦，怎么会想到这里去的呢？产妇的阴门流着的血水与晚霞映红的樟溪到底又有什么相同之处呢？这个右派心态不好，笔记本子中尽记一些使人看着不愉快的事。然而他写这些难道是为了给别人看的吗。
他想，从刚才看过的地方再接着看下去，但再也找不到刚才看过的地方了，于是就随便地翻了一处接下去看着。
……
收读了父母的来信了，但我不让他们知道我的目前的处境的，因为父母要我胸怀大志，志存高远。我目前的处境肯定会使他们失望的，为什么要使他们都为我而流泪呢？我回信说我现阶段经常外出考察，很少在校，如果你们来了，见不到我也一定是太没意思了，所以你们不必来的，我工作很忙。我还是抱定教育富民教育强国的主张，并立志为我国的教育事业作出不懈的努力。当一个教育家，必须从基层的教育工作的实践开始不断地摸索经验……我向父母撒了谎了，父母从小教育我要做一个诚实的孩子，但我除了撒谎外还有什么办法呢？我捧着信纸哭了。我忽然想起十几岁女童为了不饿死而卖身的事。如果不卖身，她就会饿死，与其饿死还不如卖身。为了不使父母为我伤心，我撒谎了，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吗？我为此宽恕了自己。
上午从学校过来的一个老师，塞给我一封信说是他偷出来的，他说还有好些我的信件，都被大家拆了相互传阅了，又送学校及有关部门检查过了，是否在搞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上级领导认为小资产阶级情调极浓，此风不可长，要在适当的时机进行批判。我愤怒极了，为什么个人的通信自由的权利都给剥夺了呢？这些信件或许在某次批斗会上成了批判揭发的材料了。
这些封信是爱莲寄来的。她在信中责备我不给她写回信。她已经给我写了不少信了，可是我没有收到。不知她都写了些什么了？她是那样的爱着我，可是虽然我也一样的思念着她，但我还有什么办法呢？难道我可以连累她吗？难道我还可以误了她这一生吗？我不能那么做的。即使她依然爱着我，即使她不嫌弃我是一个右派，但我必须坚持不能使我们之间的关系再发展下去，但也不能让她知道我目前的处境。我给她写了信了，我在信中说：我目前在外面流动着搞工作，很少在学校中也不能及时收读她的来信。对于结婚之事，我不想再谈下去了。我向她讲了几点理由，我们各处一地，工作不能分到一处，处于两地不能调到一处也不是十分方便，我不想让我们的关系再继续下去了。当初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与现在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都是我们当初始料未及的。为了不耽误各自的青春，不影响工作和生活还是另作打算的好。为了能收到她的来信，我在地址和姓名栏中写上校办农场张师傅收。果然在一个星期后，我收到了她的来信了。正如我所料到的那样，她竟然不相信我的话是真心话，一定别有隐情。
她在来信中写道：“你真的那么绝情吗？你真的有了新的朋友了吗？这是我给你的第十五封信了。可是一直没有你的回信，你为什么那么狠心，竟然不给我回信，难道真的有朋友了吗？但我依然不能相信你的话，一定另有原因。在你告诉我有了新的朋友后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曾经骂过你，恨过你，我把你的来信都烧了，甚至于不想再看到你的名字，再也不想给你写信了。但你在我心目中是不可磨灭的，我不能忘却我们的恋情。当我回想往事的时候，忽然，我醒了。我感觉到一定是我自己错了，你不可能另有新欢，这与你的作风和人品完全不相符的。请你告诉我，到底为什么原因？在我写完这封信，当你收到这封信的时候，让我们再好好回想一下我们的过去……”
“鸣，你一定有什么事瞒着我，你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了。你不会有那么坏的心的，你一定是有什么事了。我爱你，你不会抛下我的，不管怎样你不会去爱别的人的。你当初的誓言，至今还在我的耳边响着呢。带着你的呼吸、带着你的体温、带着湿漉漉的气息，你的与我说过的话，永远在我的耳边回响。我要来看你来的，不管你是否愿意，我要用我的眼睛来证实你的话是不是真话。”
如果她真的来看我，那我怎么办呢？这不等于告诉她我的处境了吗？她一定能猜到我的处境的。
我一直在等待着她的来信，我每天都要化几个小时的时间看着远处的的转弯处的路口，因为邮递员骑着自行车总是首先出现在那个山口的。接连一个月过去了，连他的影子都没有，就好似邮差失踪了一样。终于有一天邮递员送来了一封挂号的大信封，我打开一看。却告诉我一个最坏的坏消息，那是爱莲工作的单位写来的。
信中说他们是在整理爱莲遗物的时候才知道我是她的男朋友的，因为有我给她的许多信件。他们认为有必要把她死亡的消息告诉我。她是在赶车途中被车子撞死的。在她的行李——一只简单的旅行包中发现有一张第二天开往宁波的火车票，由此可以判断她是来看望我的……此刻我的悲痛是无法用言语形容的。
从那天开始我一连病了一个多月。我病得很是奇怪，当天下午我就感到天旋地转，我慢慢地走回屋里，后来就感到冷，耳朵嗡嗡的作响。接着眼睛也看不清东西了，就好似失去了知觉一样。我躺在床上，像在做梦，只隐隐约约地听得春香阿姨在说话。她的话也像是在说梦话，像很远的地方飘过来的瑟瑟作响的枯树叶的声音。还记得她说我发热了，中邪了，得了魔了什么的。十几天后我才听清楚了说话声，后来也渐渐的能看到东西了。两条腿就像不是生在我的身上一样，不听使唤。春香阿姨一有空就坐在我的床沿上，她把一些活儿带到我的床边做，不时地观察我的变化。后来她告诉我发病时候的情景，着实使她吓了一跳，以为好端端的一个人就这样不行了。
这件事是我的终生的痛。从此以后我不再谋求任何的发展了，只是死心塌地地像一头猪一样地一天天地打发着日子。我曾经是一口清水涟涟的池塘，一下子变成了一潭死水，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源头已经被切断了。我曾经是一棵青枝绿叶的树，一下子就枯死了，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根下失去了养份的供给。我感觉到爱情是我力量的源泉，爱情是我与困难作斗争的力量和勇气。从那天开始我似乎感到太阳已经没有从前的光彩了，草木也没有从前的鲜亮了，溪水也没有从前的清澈了。
石道泉闭上了眼睛，将头向后仰过去，又仰过去，长长地叹息着。什么是右派？为什么他是右派呢？要是他不是右派呢？他这样想着又翻过去了好几张，又继续看下去。
……从很小很小的猪仔到又白又胖的肥猪，最后被车子运走，这就是我们三人的劳动，是我们工作的全部过程。当我们送走了一批大猪后，母猪很快又生产小猪了，又从小猪养到大猪，再又送走。这样循环往复着。我的眼睛就像双镜头的特殊的摄影机，摄下了我的两个同事的照片。每当大猪出运的时候，春香阿姨总是要偷偷地抹眼泪，我是多次看到过这样的情形了。然后她就像一只粗粗的木桩一样一动不动站着，看着车子将猪运走。这个时候我们都是很难过的。我们并不会为了亲手养大的猪被不计较任何报酬就运走了，而是为猪的命运而担忧着。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我们养的猪被运走了，是不是需要经过我们同意，是不是应该给我们报酬，就像奶牛从来没有想过，人们从自己身上挤了奶是不是合理。一切的一切都是应该的，合理的，就像小草是从地里长出来的一样。我们的工作积极性也是与生俱来的，我们的创造力也是与生俱来的，绝不会受到某种想法的干扰和影响。
在养猪的两年时间里，我的头脑被简化了，不必复杂。无需计较猪的重量、猪肉的价格、肥料的数量、成本的投入、利润的多少,一切的一切都可以不必操心。我们可以回到三岁的幼童时期，当有人问起猪的时候，只要回答说“很多很多”、“很大很大”、“很重很重”、“很胖很胖”就可以了，而无须说得很具体的。用不了几年时间，我们的头脑就会简化了，退化了。而退化和简化的结果是我们都会不知忧愁，不会痛苦、不会悔恨，所以就很幸福了。情况确实如此，我现在已经不怎么的难受了。竟然觉得养猪也很不错了，长年累月的工作买不起一顶草帽也很合理了。
……
石道泉看完一本的时候，鸡已经在静夜中啼鸣了，他觉得应该睡觉了，但没有多少睡意。他洗了脚，躺在床上，却很久都难以入睡。
第二天，道泉上午开会，下午整理资料，但心里却时刻惦念着这个受屈的老师。当太阳就要下山的时候，他想过去跟他聊上几句，说几句宽慰和同情的话。双脚就向祠堂走去了，突然想起，他是一个右派，我是一个干部，往他那里跑不合适啊，要是被人知道，被人盯上了，说我与右派分子靠拢，或者说是右派分子笼络干部，也是辩不清楚的。于是又走了回来。想道：在这个村里，能像章老师那样有文化的人，恐怕再也寻不出第二个了，他的学识，他的才华不被人接受，他的为人不被人理解，是一个异类了，而最能理解他的也就是我一个了，我是应该保护他、安慰他的，其实我们都没有自由，不能表达我的爱，不能表达我的恨，只能是暗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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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688 发表于 2006-11-17 19:39
#1
- 文革那时的无奈,多想为正义者出口气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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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est 发表于 2008-05-22 13:26
#2
- 很同情处在动荡年代的知识分子，真是生不逢时！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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