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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以前的刘叔

作者: xiaolingzueiai 发表日期: 2006-10-08 15:31 点击数: 909

一片艳阳之光，让我想起1980年的春天。那是我们搬到西大桥汉祥街29号的第一个春天。说实话，跟随父母从省文联大院那破旧的俄式楼搬到新楼里，我是喜忧参半的。从小环境上讲，新楼房是三室一厅的单元套间，一改共用的又长又黑，我们时常从那里奔跑而过的走廊，一改共用厨房，共用卫生间的令人尴尬的居住条件，这是可喜的。可从大环境来讲，汉祥街新楼的正面正对着街道，背面有一狭小的院子，说是院子不如说是过道。楼东侧是西大直街，楼西侧是许多条小街，基本是平房住宅，治安秩序相当糟糕，经常发生刑事案件，那清明五道街的小混混之斗殴名声，在整个哈尔滨都是最响的，这是可忧的。
在汉祥街三个多月，迎来乔迁新居的第一个春天。当时我在哈尔滨七十三中上高一，因为重感冒，没去上学。拉开窗帘，一片艳阳光芒，一点儿也不客气地扑进屋里。屋里散发着淡淡的涂料和油漆气息，让我时常感到陌生和新鲜。我怀着既有喜悦又有忧伤的一种心情走到凉台上，走进春季的带有潮湿尘土气味和微微流动暖意的阳光。我没有想到在这栋楼里竟然认识了一个三十岁，一个四十岁的两个大朋友。三十岁的朋友是朱奎，他一个劲儿地让我写童话，可我尝试了一下，还是回头写诗歌去了。四十岁的朋友是叔叔级的刘巨兴，最初认识他时，以为他只画儿童画，是个专业画家，后来才知道他在工艺美术设计方面，也是一流高手。就在1980年的春天。刘叔到我家串门儿，一眼看到我刻的贝多芬和我爸爸的头像，他惊异地问：“这是谁刻的？效果好呀。”就在我暗地里发飘的时候，我妈竟让刘叔劝我把长头发剪掉。在人的观念和社会风气极不开化的当时，我留着长头发，穿着喇叭裤，很多人一下就把我归结为地痞流氓。我很清楚这一点，但我就想让他们看看，我如此衣装，却不是一个地痞流氓，而且我自己觉得这样挺好的，从许多年轻人眼里，我能看到他们想做而不敢做的羡慕之光。刘叔看看我，又惊异地问我妈：“这发型不错，剪掉多可惜呀？”
从此以后，我经常去刘叔家了，我找到一个忘年知音。我家在一单元六楼，他家在三单元六楼，但我不觉得来回攀爬高楼会是什么障碍。
刘叔是讨厌绘画中的镜子学说和达·芬奇的，他认为画家用画笔去还原就不如摄影家用镜头去还原了。我从他那儿认识了莫奈、马奈、高更、梵高以及克里木特、康定斯基、毕加索、达利等等一大批巨匠。但深刻地触及我的精神水底的是蒙克的那幅《嚎叫》，那长久的，沉重的压抑下所尽情、淋漓、尖锐地释放与发泄，那画中的模糊扭曲着的嚎叫者，似乎将我内心世界的火山唤醒，并将我内心深处压抑的熔岩顺应画面上绝望之声喷薄而出。
1981年春节的大年初五，我妈代表我们全家和其他几家要好的邻居到刘叔徐姨家做客，在我印象中那好像是我妈第二次喝酒，我们兄妹三个在背后估计，妈妈可能喝了一小杯，三钱酒左右，她回家以后说话的声音明显提高了，她说看到刘叔家的两个孩子，都非常懂事儿，说话的声音都非常好听。我没见过刘叔的孩子，也想象不出他们什么样子，只知道他们说话的声音是好听的，老大是女孩，13岁，叫彤彤。老二是男孩，11岁，叫大雷。两个孩子常年生活在大庆的姥姥家里，根本就不回哈尔滨。就在前几天的年三十半夜，我到北面凉台放鞭炮，看到刘叔正独自在他家小屋雪亮的日光灯下，低着头好像在往桌面的宣纸上认真地画画，还不时地直起身子，仰起脸认真地深吸一口香烟，烟头上的火光一下变得特别明亮特别耀眼。我记得非常清晰，在他像沉思又像享受一样地张开嘴认真吐出烟圈儿的时候，我这边噼噼啪啪放开了迎接新年的爆竹，我也把一句祝福，静静地送到与我们家斜对着的窗户里，送给那个画着画，吸着烟，静静地迎接新年的刘叔。后来我又去他们家给刘叔看我的诗歌作品时谈起了这件事，原来那天彤彤、大雷都嫌哈尔滨没意思干脆就没回来，而当列车员的徐姨又出勤去了上海，所以，刘叔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成了独立王国的皇帝。不过他说他非常喜欢安静，一个人画画，抽烟的感觉好极了。他那天晚上画的是一幅象征56个民族大团结的儿童画，画了一大堆变形但可爱的小娃娃，可那些女孩和男孩都像照片上小时候的彤彤、大雷一样。刘叔在寂寞与沉醉中度过了1981年的大年三十，画了一幅让他自己满意的画而超越了孤独。
每次到刘叔家吃饭，他都会惟妙惟肖地模仿我们熟悉的某些人，若是喝点酒，他会自我表现而纵情歌唱，他爱唱欢快、悠扬的新疆和内蒙民歌，唱到兴头，他还会伴跳新疆舞，跳得一身轻松。我一直认为刘叔是个乐观主义者。
一眨眼就到了1984年，省文联大院里，一栋刚交付的五个单元的新楼房像磁铁一样，把文联住在汉祥街百分之八十的住户都吸过去了。除了张抗抗和赤叶伯伯没动，其他我们所熟悉的邻居，都纷纷开始了蚂蚁行动，在这栋新楼上，我们家是五单元六楼，刘叔家是三单元七楼。这回我们两家无法隔窗相望了，这栋楼不再拐弯而是个“一”字形状的建筑。
搬到省文联之后的几年里，刘叔在全国各地设计监制了许多壁画，他的作品在各省市报刊杂志像雪片一般地发表出来。可以说这是刘叔的一个创作高峰期，也是他遍地结果，遍地收获的季节。从自然规律来看，丰收的秋天之后，必然是结冰下雪，西北风大作的冬天。我们的人生进程也不外如此。只不过是看看我们能不能在命运的掌控下，为自我争夺到最大的空间了。
虽然到刘叔家里他还是时常说笑话，还是时常唱歌。但他独自在路上行走的时候，明显比以前安静沉默，精神上的亮度也明显减弱。
没多久，刘叔从黑龙江省美术家协会调到省文联图书期刊编辑部，从一个专业画家变成一个职业编辑。这一转变可能有许多方面的原因，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没有人理解，重视和扶持儿童美术以及儿童美术画家。也许在美术史上我们找不到大有成就的专职儿童画家，可我们谁又能说安徒生、格林不是伟大的作家呢？刘叔的选择并没有错，他应该像但丁说得那样，自己再往前走。
终于有一次，刘叔对好久没去他家的我说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困惑，他认为自己的创作水源枯竭了，他再也画不出让自己觉得新鲜，觉得有所提高的画儿了。而对于刘叔这么一个争强好胜，一个处处较劲处处认真的人来说，没有新的进展和高度，他是不会动笔的。从此刘叔再也没画一张儿童画出来。
时间比松花江的流速快多了。在我的记忆中，那是1990年初夏的晴朗的一天，我正在给《当代体育》赶一篇明星纪实，赶得我头昏眼花，忙到凉台去放牧自己的目光。正极目远眺的时候，发现从大门洞外向楼院里走进一个时尚女子，蓬开的长发和迈步的身体都像在飘动，黑色皮衣黑色皮短裙，那时候还没流行“酷”这个词，要不然我非得叫这么一声。在她往三单元拐弯时我认出是刘叔的女儿彤彤，那时候也没流行“哇”的一声惊叹，要不然我非得哇一声不可。很少见到，见到也总躲着我的彤彤好像就在几分钟前突然长成了一个女人，一个有活力有风度的女人。半个小时后，我出现在刘叔家里。连续好几天，我都出现在刘叔家里。徐姨和大雷似乎有所察觉，跟刘叔一说，立刻遭到反驳，刘叔认为我只是找他交流创作问题，不可能有其他念头。最终他们没有达成共识。
有人会对我这篇文章的题目画个问号。要解释也很简单，1991年以后，我就管刘叔叫岳父了。我的岳父在儿童画创作上是独树一帜的，他在工艺和装祯设计上更有独特的一手。我就非常喜欢他给1983年第6期《北方文学》设计的由天鹅与丹顶鹤构成的封面，我已将其翻版成黑白画面，展放在家里。碰巧的是那期《北方文学》刊发了我爸爸一篇描写云南罗梭江的散文和我的书法提字。一拿起这本杂志，我就觉得我在精神里，与两位已经过世的老人又回到1983年去相聚了。我的岳父从他绘画的角度给予我许多引导和启迪。《世界美术》这本期刊就是他推荐给我的，当时那上面尽是安格尔、乔尔乔内或拉斐尔前派，巡回画派。现在的《世界美术》已完全是当今各国先锋前卫艺术家与画派的展示平台。我每年都要订阅《世界美术》的潜在因素，就是要表达一种对我的岳父，以前的刘叔的深深的长久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