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驻外使馆工作的日子之三(连载)
作者: 严涛1949 发表日期: 2006-04-06 11:55 点击数: 618
三、外交信使和家中被盗
驻外使、领馆与国内各政府机关、单位的信息、文件往来除了要依靠密码电报以外，还有专、兼职的外交信使负责传递。外交部有一个专职外交信使队，外交信使的工作责任重大，而且非常辛苦，他们常年“马不停蹄”地奔波在中国通往世界各国的旅途上。
关于临时信使是这样的，现在与我国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有一百好几十个，这些大使馆再加上领事馆及我国驻各国际组织的代表团等，足有数百个之多。如果每一个驻外机构的文件、信函都由专职外交信使亲自传递，肯定有相当的困难，而且也难以操作。
为了便于操作，外交部信使队将世界划分成若干小的地区，每个小地区要根据地理位置和交通状况选择一个国家作为这一小地区的“信使件交换中心”，根据划定的范围，这个被选定的驻该国使馆要“辐射” 本地区周边国家的中国使馆。外交部的专职信使把这一地区各国使馆的信使件，统一递送到“信使件交换中心”，再由周边各国派去的、由本使馆外交官担任的临时信使前往“信使交换中心” 负责把本使馆需要报送国内的信函、文件交与专职信使，再把专职信使从国内带来的信函和文件取走。
担任临时外交信使的人一般应该有外交职衔，持外交护照。临时外交信使在执行任务时，除了外交护照外，还要随身携带大使馆开具的“外交信使身份证明” 。证明中要标明持证人的姓名、护照号码等内容，还要标明其所携带信使件的文件袋件数。装信使件的袋子是特制的，用帆布做成，有点像邮件袋，上面的开口处还缀着一圈铁环，打着铅封。
按照有关国际公约规定∶外交信使在执行任务时，其身体及其所携带的文件袋等不受任何检查，包括海关和安检；各国军、警等人员都应给予正在执行任务的外交信使以通行的便利和必要协助，并有义务保护他们的安全。
在独联体国家中，俄罗斯当然是“中心”，所以驻俄罗斯使馆成了这一地区的“信使件交换中心”，其周边的乌克兰、白俄罗斯等使馆就要定期地派临时信使到莫斯科去。
临时信使是使馆各部门的外交官们轮流担任，由办公室统筹安排。每班信使不允许1个人担任，必须是2人同行。我在乌克兰使馆工作了4年多，共当过2次临时信使，其中1次是在1994年底和“凌总”一起“搭伙” 的。就是在那一次，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至今也没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可以说是个谜。
记得那次我们要乘坐的飞机是早晨8点多钟起飞。和司机尤拉商定，早6点先接“凌总” 再来接我，然后直奔机场。路上一切顺利。一到大使馆，我们立即去机要室交送带来的信使件，可是要领走的信使件却不能着急。因为根据保密制度，一旦信使件领到手就不能离身，要时刻带在身边，更不允许带着文件逛街。我们返回基辅的飞机是第二天下午2点多起飞，要是早早就把信使件取出来不是自找麻烦吗？那就意味着哪儿也不能去，只能呆在使馆招待所的房间里。
尽管“凌总”曾在莫斯科留过学，我也在这里长驻过，可我们还是想在下午出去逛逛，尤其是想晚饭时找家餐馆好好“撮一顿”。于是，和机要员商量好，我们在第二天临去飞机场前再取信使件。那天下午，我们放心大胆地逛了半天街，“凌总” 还给他在北京的女朋友买了件礼物，好像是块有俄罗斯民族特色的女式披肩。晚上找了家越南餐厅，吃了顿越南式火锅。是“凌总” 听说那家餐厅有位叫“春”的越南女服务员长得特别漂亮，才坚持拉我到那儿吃饭的。那姑娘长得的确很美，“凌总” 还用俄语跟人家“臭贫”了半天。
第二天乘飞机回基辅也很顺利。还是尤拉开车到机场接的我们，他首先把我们送回大使馆，把信使件交待清楚，然后把我们分别送回家。我到家时已经6点多了，换了衣服就开始忙乎做饭，刚把饭忙乎熟，还没来得及吃，电话铃响了，一听是“凌总”。他气急败坏地对我说∶“出事了！我家被盗了！” 他还告诉我，他放在大衣柜里的5,000多美元现金全不见了。我想，这是他两年多的工资啊！
乌克兰刚独立就搞起了私有化，一时间，经济、金融、社会秩序异常混乱，银行也在重组、整顿之中，当时还没有外币存储业务，连使馆的外交经费也只好存在德国银行。因此，外交官们只好把工资存放在自己家里。
我放下电话，顾不上吃饭就开车赶到他家。一进“凌总”家门，就见他正垂头丧气地坐在沙发上发呆。我问他报警了没有？他说警察刚走。接着，他详细地给我介绍了事情的经过。
刚才“凌总”到家时，像往常一样在电梯上就从衣服口袋里掏出钥匙准备开家门，可是一到家门口就愣住了！他的家门上帖着封条，旁边还有一位警察守候在门边。警察告诉他，昨天中午一位邻居老太太出外办事，发现他家的门大开着，当时并没在意。下午回来时，看见“凌总” 家的门仍然大开着，感觉很奇怪，就在门口喊了他几句，可是不见任何动静，于是报了警。
因为大家都分散居住，所以为了安全，使馆把每位馆员的地址在警察局进行了登记。警察局一接报警就已经知道这是中国使馆一位外交官的家，因此还是比较重视的。他们派了2名警察去把门关好、帖上了封条，并轮换着守候在那里，直到“凌总” 回来。
“凌总” 和警察共同勘查现场后确认，除了放在大衣柜里的美元现金丢失外，放在写字抬上的一架小型收录机也不见了。而其他东西都没动，也没有被翻过的迹象，同样，大门完好无损，没有任何被撬过的痕迹。
据“凌总” 回忆，那天早上尤拉去接他，因为他刚起床，就请尤拉进屋里等他。“凌总” 曾当着尤拉的面把放在大衣柜里的钱拿出来，从中抽出2张百元的票子，又把其余的钱放回了原处。我问“凌总” 到底锁没锁门？他自己也稀里胡涂记不清了。
从这些情况来分析，小偷似乎知道大衣柜里有大额现金，他是直冲着这笔钱来的。据凌总说，知道他的大衣柜里有钱的只有尤拉1人。因此，偷钱的最大嫌疑犯自然就是尤拉了。那天“凌总” 心情不好，又有点害怕，我特意留在他家，陪了他一夜。
转天早上，尤拉照常来上班，而且并无任何异常。“凌总” 一见他就手指着鼻子质问这事是不是他干的？！尤拉坚决予以否认！两人争吵得很激烈。后来警察局传讯了尤拉，据尤拉被放回来后自己说，由于中国使馆因此事而照会了警察局，要求能尽快破案（确有其事），所以办案人员为尽早结案，企图对他刑讯逼供，并且已经对他拳打脚踢了。还是因为他把自己亲戚中一位在乌克兰小有名气的律师的名字“抬出来”，办案人员才有所收敛，不敢对他再施暴了。案子自然也是查无实据，不了了之。
“凌总” 认定这事就是尤拉干的，所以他俩见面就吵。“凌总” 还威胁尤拉，让他主动滚蛋！可是尤拉根本不卖帐，还理直气壮地到处说“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反正我没干，除了开除我，否则我是不会主动辞职的！”
考虑到这种情况如果再继续下去，会严重影响使馆内部的和谐气氛，和中方、外方工作人员的关系，同时也会影响工作，所以使馆决定辞退尤拉。“凌总” 这桩被盗案到底还是成了“无头案”，他的财产损失也就只好自认倒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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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爱情悲剧”
“L总”在大使馆里是年龄最小的一个，刚到任时年仅23岁。这小子长得白白净净、细皮嫩肉，一张娃娃脸上架着副眼镜，像个小姑娘。他的俄语学得非常好，而且聪明能干，挺招人喜欢的。不过，他的缺点也比较突出，像不少他这一年龄段的、有些才华的男孩子一样，常常表现出过于自负、马马虎虎、大大咧咧、满不在乎，甚至是桀傲不驯。我和他相处了4年（他在我之前调回国内），在这几年中，他的故事最多。
“L总”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系。他大学共上了5年，其中3年是在“北外” ，另2年是在俄罗斯莫斯科“普希金文学院”。这么说起来，他也算是留过学吧。
“L总” 是四川成都人，父亲是四川计委干部，母亲是四川某大学俄语教授。他从小受母亲的影响，对俄语发生了浓厚兴趣，在上高中时，他就已经能看俄文的报纸、杂志和一些书籍，也能看俄语原版的电影了。听说他在高考时，外语（俄语）考了满分（100分）。
据一些外国人讲，如果不见“凌总”的面，只是在电话中与他交谈，根本就听不出是个中国人在讲俄语，他不但发音准确、地道，而且连一些地方土语、俚语、语言习惯都“门清” 。
1992年初，我们首批驻xxx外交官员抵达基辅，暂住在“独立广场” 对面的“罗斯饭店” 。可是，一天三顿的西餐把大家的胃口都吃“倒了”，有人提议能否在我们住的饭店附近租间民房，每逢周日大家就去那里聚一聚，一起做顿中餐吃，这样也能解解馋。没想到参赞欣然同意。“L总” 说他有个同学就住在饭店附近，于是自报奋勇地接下了这个任务。
果然没过几天，“L总” 拿着一串房钥匙兴冲冲回来了。房子的确不错，是一间一套的单元房，就在“独立广场”旁边，离我们住的饭店不到10分钟的步行距离。房租每月100美元。大家对这套房子都很满意，认为又便宜又适用，纷纷夸奖“L总”会办事。
我们第一次去那套房子时，就发现房子的墙上挂着一位年轻姑娘的照片，那姑娘长得相当漂亮，漂亮到什么程度呢？是属于让人们一看她，就有点头晕眼花的那种。大家免不了要追问“L总” 这姑娘是谁？是不是他说的那个同学？“L总” 很爽快地承认了，还给我们讲了一段“爱情悲剧” 的故事。
照片上的姑娘和“L总” 的确是莫斯科“普希金文学院” 的同班同学。当年，两位年轻人在共同的学习生活中相互爱慕，很快坠入“爱河” 。一年暑假，“L总” 没有回国探亲，而是随姑娘到xx度假，就住在姑娘的父母家里。
这姑娘的父亲是铁路局的中层干部，在那栋居民楼里有两套住房，楼上有一套三间的大房，楼下一套一间的小房。老两口有一儿一女，儿子还小，随父母住在楼上，楼下这一间一套的就是姑娘的闺房了。我们那时租的就是那套房。
和所有年轻人一样，他们的爱情很快就发展到“海枯石烂”的地步了。日月如梭，时间过得真快，两年的工夫一晃就到了。“L总”该回国了，姑娘送到火车站（乘国际列车回国）。就要分手了，这一对恋人难舍难分，直哭了个天昏地暗，死去活来！尤其是那个姑娘，恨不得不顾一切地跟着“L总” 一起到中国去！
在站台上，“凌总” 雇了一个搬运工推着行李车帮他搬运行李，由于他和那姑娘的感情太投入，更是为了他们的“告别仪式” 能更“到位”，“L总” 还把自己随身背着的一个小包也顺手放到了行李车上，那包里可是装着护照、车票和钱呢！当然，爱情的力量总是伟大的，他全然没有考虑到这个小包的安全问题，仍然全身心地、义无反顾地利用分别前的宝贵时刻和姑娘搂着、抱着、亲着、吻着、哭着、诉说着----。好感动人哟！55555------
即将开车的铃声终于响了，“L总” 与姑娘最后一次吻别后，正要上车，猛然想起了行李和那个装着护照、车票和钱的小背包，可是连行李带人早已没了踪影，根本不知去向。毫无疑问，是那个搬运工起了歹意。要是别的东西丢了还好说，可是护照和车票丢了可是麻烦事，怎么办呢？只得返回大使馆，办理临时护照，还要重新订下一班的火车票------。
几乎是刹那之间，“L总” 就把装满各种纪念品和衣服的大包、小包行李丢了个精光，从一个即将“满载而归”的小留学生一下子就变成了个“穷光蛋”，变得一无所有了。不过用一无所有来形容当时的“L总” 似乎也不够准确。因为“L总” 的财物虽然受了点损失，可爱情还在，那个乌克兰的妞儿仍然如痴如狂地爱着他，这就足够了。
“L总” 回国后仍保持着与姑娘的通信联系。可是不久，此事被他的父母知道了。他的二老在“反右”、“文革”中都是受过冲击的，早就被“吓破了胆”，属于典型的胆小怕事的那种知识分子。所以对儿子这桩“涉外爱情”坚决反对，毫无商量余地。他的母亲对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他的父亲也苦口婆心地劝说，不断给他施加压力。“L总”是个很孝顺的孩子，经过痛苦和理智地思考，后来还是向二老屈服了。
姑娘听到这个消息，几乎悲痛欲绝！经过一段痛苦的熬煎之后，姑娘为了报复“L总” 的“绝情”，很草率地找了一个美国小伙子，远嫁到美国去了。有关这些消息，“L总” 还是从他的其他同学那里得到的。有意思的是，当“L总” 找姑娘的父母要求租房时，姑娘的父母不但没有怪罪他，反而一个劲儿的向他道歉！说是没能说服女儿一心一意地等着“凌总”。这不知道是因为姑娘的父母不了解情况呢？还是因为中、乌两个民族文化上的差异？
2、“爱情喜剧”
“L总” 这出“爱情悲剧” 刚刚落下帷幕，另一出“爱情喜剧” 又上演了。本来，“L总” 在北京上大学时有位女朋友，她的名字是姓后面加一个“硕”字，我们姑且叫她“硕” 吧。“硕” 和“L总”是高中时的同学，两人双双从成都考入北京的大学，“L总”考入“北外”，“硕”考入“中国政法大学” 。因为是同乡，又是高中同学，他们常有来往，彼此也互有好感。“硕” 是属于眉清目秀、小巧玲珑的典型南方女孩的类型，又非常聪慧，是人见人爱的那种。
如果一定要把“L总” 和“硕” 当时的关系说成是具有恋爱意义的关系，似乎太勉强了。即便是，那也是朦朦胧胧，属于很初级的阶段。因为大学低年级的小男生和小女生们毕竟太年轻了。所以，当“L总” 在莫斯科遇上了那个漂亮的xxx姑娘后，很快就毫无顾及地爱上了。
自从“L总”断绝了与xxx姑娘的书信往来后，就重新把注意力转回到“硕” 身上，他们的来往频繁起来，两人的关系也大有迅速升温之势。年青人嘛，激情总是能一“点”（火）就“燃”（烧）起来的。
1991年底，“L总” 已分配了工作，而“硕” 读硕士研究生也进入了第二年。1992年初，在“L总” 被派到驻xxx使馆工作之前，他和“硕”之间已经到了热恋的程度，爱的如胶似漆了。
按照使馆财务制度规定，馆员因私使用国际长途电话由个人承担费用。“L总” 每个月都和“硕” 通好几次电话，所以他个人的电话费总是在全使馆中最高的。
转眼之间，我们来到xxx已经半年多了，忽然有几天，“L总”的情绪有些低落，显得委靡不振，也不知是什么原因。一天晚饭后，“L总” 来到我的宿舍，他绷着脸，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我知道他有话要讲，就给他倒了杯水，请他坐下慢慢说。“L总”刚一落座，开口就来了一句“我的女朋友要跟我吹了！” 接着，他把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跟我讲了一遍。
原来是“硕”为了写论文到外交部条法司去实习（“硕”学的专业是国际公法），在实习过程中，“硕”结识了外交部条法司一位小伙子。那个小伙子各方面的条件自然不在“凌总” 之下，而且大有相见恨晚之意。小伙子知道“硕” 已经有了男朋友，可是只要没正式结婚，就不算数，就还有机会。于是那小伙子穷追不舍，一通“狂轰滥炸”！把个“硕”弄得寝食不安，不知如何是好。
的确，对于正值妙龄的女孩“硕”来说，“L总” 远在万里之遥的异国，而眼前又是一个同样优秀的小伙子在苦苦地追求，她的心能平静得了吗？不用说也知道，“硕” 和“L总” 之间的爱情正在经受着严峻考验！
“硕” 对“L总” 的态度开始有所变化。“凌总” 是在一次和“硕”通电话时察觉到的。于是，“凌总” 起了疑心，也慌了手脚，立即启动了他的“特别调查程序”，才得到了上面那些信息。别看“L总”平时有点马马虎虎、大大咧咧的，但是在这些方面还是蛮细心，蛮敏感的。
“L总” 的信息来源当然很可靠，因为外交部里不乏他的“眼线”，“L总”的“特别调查程序”就是依靠这些“眼线” 完成的。你想，每年“北外”毕业的学生都会有一些分到外交部、经贸部等外事单位。外交部里“L总” 的师哥、师弟、师姐、师妹少得了吗？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都可能成为“L总” 的“线人”。因此，“L总” 通过他们了解一下这件事，那不是易如反掌吗？
“L总” 给我介绍完情况，又加重语气，一字一顿地说出一句让我目瞪口呆的话∶“我得赶紧请假回趟北京，把‘硕’搞定！上次xxx姑娘的事已经对我打击够大的了，如果这次‘硕’ 真的和我吹了，我也就不想活了！所以我必须回去，既使不给假，我也得走！---” 看L总” 那意思，大有不顾一切的架势。最后，“L总” 请求我到参赞那儿去先替他“吹吹风” ，帮他说通一下。他认为如果直接去找参赞，一旦被当面拒绝就没有回旋余地了。
我来到参赞房间，把“L总” 的事和参赞说了一遍。参赞征求我的意见，问我这事该如何处理？我说如果不让“L总” 回去，万一在这儿出了什么事就不好办了，倒不如跟部里人事司打个招呼，说明情况，给他半个月的假。如果报销有问题的话，就让他自费算了。参赞想了想，似乎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只好点了点头。
第二天，经部人事司二处口头批准，“L总” 可以回国了。半个月后，我去机场接他，一看他那得意的样子，就知道问题已经解决了。“L总” 说，他那天一到北京，就直奔“硕” 的宿舍。因为“硕” 当时还没有正式分配工作，所以仍住在大学的宿舍里。“L总” 坐在“硕” 的铺位等着“硕” 从外交部下班回来。“硕” 一进宿舍的门，发现“L总” 坐在自己的床位上，惊讶得睁大的眼睛，半天都没回过神来！
“L总” 的诚心终于赢得了“硕” 的芳心。那几天，他们俩人同居了。1993年夏天，“L总” 申请回国休假，并打算利用假期与“硕” 登记结婚。这对恋人终成眷属。
“L总”从国内回到xx后是兴高采烈、喜气洋洋，一脸幸福相！不过，他也发了一些牢骚。他说单位负责开结婚证的人太死心眼儿！他回北京探亲时的年龄离单位内部掌握允许结婚的年龄仅差十几天，可人家硬是不给开证明，非要等到他满十足年龄的那一天，害得他不得不推迟婚期----。可惜“L总”的牢骚并没有引起大家的“同情”。“W总”的一句话就把“L总” 噎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W总” 说，你现在发牢骚？你无照经营时跟谁说来着？！（指没领结婚证就先同居）
3、丢失文件
自从我们另租办公室，和使馆分开办公以后，办公条件的确明显改善了，可也带来一些不方便的地方。由于要防止对方窃听使馆电话，所以有些事情不能在电话里说。比如向大使请示、汇报工作，讨论一些使馆内部事务，传达国内文件等等，只能是在使馆的保密室里面对面的谈。另外还有到机要室看文件、收取文件等，也只能到使馆去。我们的办公室离使馆还不近，开车要走20多分钟。
一天上午刚上班，接到使馆机要室电话，让我们派人去取信使文件。“W总” 开车去了，待他回来对文件进行登记时，发现有一份文件不是给经商参处的。其发文单位是“外交部党委国外工作部” ，收文单位是“驻xxx大使馆党委”。打电话一问才知道，是机要员弄错了，再加上“L总”当时也没有认真查收。恰好这时有一份材料需要送到xxx外经部，参赞就让“L总” 再辛苦一趟，先去“外经部”送材料，再顺便把那份错收的文件送还使馆。我眼见着“L总” 收好材料和文件，夹着公文包出去了。
当“L总” 给外经部送完资料，来到使馆“机要室”打开公文包一看，那份取错的文件不见了！顿时把“L总” 吓出了一头冷汗。经过仔细回忆，他断定是丢在xxx外经部的接待室里了，因为他从我们办公室出来后，第一站就是到“外经部”送材料，然后就去了使馆，中间根本没有到其他地方去。他认为一定是在“外经部”接待室从文件包里往外拿材料时，连那份文件一块儿带了出来而自己没有察觉。事不宜迟，“L总” 风风火火开着车又返回了外经部，可是找遍了那间接待室的角角落落，丢失的文件根本毫无踪影，从“L总” 那儿接收材料的xxx外经部官员也坚决予以否认。就这样，那份“L总” 取错的文件不翼而飞了。
那份文件倒也没有什么可保密的，是外交部党委国外工作部对驻xxx使馆党委的组成人员及其内部分工的批复。当然，这毕竟是一次严重事故，“凌总” 还是要承担责任的。他写了好几次检查才过了关，还受到了通报批评的处分。
4、和外交部长“侃大山”
那年江泽民主席访问xxx时，除江主席夫妇以及他的秘书和警卫人员住在乌克兰同国宾馆外，其余包括高级政府官员在内的100多名随行人员都分住在另外两家饭店。“L总” 作为代表团与x方的联络员也同代表团成员一起吃住在其中一家饭店。
按照安排，代表团成员一律在所住饭店吃自助餐。一天晚饭，“L总” 因为临时有事来晚了，他走进餐厅一看，很多餐桌前都坐满了人，他取好了饭，就端着托盘到处找座位，一眼见到钱外长也在一张餐桌前就餐，对面的座位正好还空着，“L总” 毫不犹豫地走过去，一屁股就坐在了钱外长的对面！事情明摆着，如果那里坐的不是外交部长，而是一般随行人员，或是级别较低的官员，对面的座位早就有人占了。
钱外长看着“L总” 很和善地笑了笑。当得知“凌总” 就在驻xxx使馆工作时，就和“L总” 聊起了有关xxx的政治、经济状况来，这正是“L总” 的强项。的确，“L总” 在业务方面比较出色，他人聪明、语言好、平时很注意积累资料、善于动脑筋分析问题。所以，他在给钱外长侃的时候，恰好有机会把他最优秀、最光彩的一面充分地展现了出来，把钱外长都给“侃晕了”！听完“L总” 的一番“宏论”，钱外长大加赞赏，当即指示自己的秘书记下“L总” 的有关情况。此事很快就在全使馆传遍。
有一段时间，大家一见“L总” 就拿这件事和他开玩笑，好像“凌总” 既然被首长看重，很快就会“飞黄腾达”似的。
二个月后，外交部又有一个代表团访xxx，捎来消息说，要使馆有关部门征求“L总” 的意见，问他是否愿意把人事档案关系调到外交部？不知“L总” 是如何考虑的，他婉言拒绝了。
这个故事可能有些“演绎” 的成分，因为我并没有在现场，按当时使馆的分工，我负责接待江主席专机组成员。我也是从大家的传闻中得知此事的，传说人中就有当时在现场的人（使馆中有好几位馆员与“L总” 一样，担任代表团与xxx方的联络员）。“L总” 对大家的传闻不置可否，有时一笑了之。我认为此事的真实性基本可靠。
虽然“L总” 那次没有抓住“机会” 调到外交部去，可是人家在我们部里干得照样很“火” ，今年才满34岁的他已经在欧洲司一处（独联体处）处长的位置上干了3、4年了。据说他多次随我国高级代表团出访独联体各国，也给好几位领导人级的高级官员担任过翻译，得到普遍好评。有消息传，他有可能很快就被提拔为副司长。本来嘛，只要是金子就会发光，无论在哪里！
5、政治态度
“L总” 曾告诉过我，他的一个姥爷（亲姥爷的弟弟）是国民党军官，属于罪大恶极的那种。解放后被关押在监狱里，本来并没有被判处死刑。可是在抗美援朝的敏感时期，他这个姥爷竟敢组织监狱里的“牛鬼蛇神” 们举行暴动。结果是暴动被粉碎，他的姥爷也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他的父母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也不同程度地受到过冲击。这些事不能说对他一点影响没有，他内心深处的不满心理是显而易见的。因此，“L总” 虽然在业务上比较突出，可在政治追求方面却显得很不开展。他说他留学回到“北外” 后，直到临毕业前才入了团，在举行入团仪式时，他故意迟到，结果没有赶上入团宣誓。他还说，在1989年6、4时，他正在莫斯科留学，他曾和数百名留学生前往中国大使馆进行抗议示威活动。当时的大使馆公使代表大使馆出来与学生们对话，“L总” 是带头起哄的“风云人物” 之一，他们高呼很过激的口号，甚至喊了“打倒xxx” 的“反动”口号，还给那位公使提了不少十分尖锐的问题，弄得那位公使非常狼狈。
让“L总” 完全没有想到的是，这世界太小！当苏联解体、xxx独立时，本来即将离休回家的公使又被任命为首任驻xxx特命全权大使；而且特别凑巧，“L总” 转了半圈也被派到驻xxx使馆工作。
记得开始的时候，“凌总” 怕见大使，一见到大使就惴惴不安，全馆开大会时，他总是往后蹭，离大使远远的，生怕让大使认出来。过了一段时间，什么事也没有发生，“L总” 才放心了。事情明摆着，当时数百、上千的青年学生一通狂喊乱叫，早把那老头儿弄得晕头转向了，他能记住谁呀？看来，“L总” 是多虑了。
根据上面的情况来分析，“L总” 的政治倾向性就很清楚了。我们常常为一些问题而争论不休，甚至有时争论得脸红脖子粗的，谁也说服不了谁。他对我们现有的制度、体制持非常激烈的批评态度；他坚信中国迟早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融入世界潮流中去。“L总” 常常用一些十分刻薄的语言来讽刺我们的前辈们前仆后继所走过的道路，还有我们的光荣传统和为之而奋斗的理想。对此，我深深不以为然！所以，我和他的分歧和争论的焦点常常集中在这里。
当然，政治观点的不同，并没有影响我们成为好朋友，因为社会终究是进步了，那个因为政治观点不同就非得斗个你死我活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疯狂时代终于成为了历史，一去不复返了！这是我们两人之幸，更是中华民族之幸！
由于“L总” 的政治倾向和政治态度，他在xxx工作三年多，从来没有提出过要求入党的事。可是在他临调回国内前两个月的一天，突然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交给我，把我惊讶得半天没说出话来！因为就在他交申请书的几天前，他还在大骂------！尽管如此，作为大使馆党支部组织委员的我，仍然郑重地接过了他的入党申请书，并负责任的给支部的其他成员传阅。
交了申请书后，“L总” 问我能否在他回国前解决入党问题？我明确告诉他，入党不是儿戏，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根本不可能。最后，我很认真的将他的入党申请书通过外交信使转回了他的工作单位党委。听说他是在1997年入的党，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成为这个被他多次咒骂过的、被他极其鄙视的政治组织中的一员。这是后话。
1995年秋，接替“L总” 工作的人到任。按规定，在交接工作20天后，“L总” 就要离任回国。我找了一个周末，摆下家宴为“L总” 饯行。那天我只请了“L总” 一人，目的也是为了再和他好好唠一唠。
席间我们都喝了不少酒，大家共同回忆了一起经历过的往事，也畅叙了友谊。可是后来不知怎么回事，话题又扯到了政治上，我们再次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我至今仍非常清晰地记着我当时说过的一大段话。
我说，“我们这一代人虽然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挨饿、史无前例的浩劫------文革，以及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等等，够得上是多灾多难、历经磨难了！可是我们从小所受到的那些教育刻骨铭心，甚至已溶入了我们的血液，烙刻到我们的心灵深处。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这代人才会历经风雨而痴心不改。如果让我们放弃苦苦追求了半生的理想和信念，让我们承认那些曾是精神支柱的东西都是荒谬的，这对我们之中的大多数人来说是很残酷的，更是痛苦的！尽管历史总是要按照它自己内在的固有规律向前发展。可是，对于我们这些“过来人”来说，怎么可能轻易地丢弃用我们父兄的鲜血染红的、以我们最宝贵的青春年华去虔诚追求过的信仰？轻易丢弃那个曾经庄严的梦？！好在自然规律不可违，人的一生不过就是那么几十年，我们这一代人终要退出历史舞台。再过三十年，中国的“天下” 就是你们的了。到了那时候，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的头头脑脑们还不是都要从你们这帮精英中选拔出来？待你们大权在握时，你们想如何改造中国、想走什么道路、实行什么主义，还不是你们说了算？届时，我们这些老家伙们既使有意见又能如何？我想提醒你的是，如果有朝一日你真的有机会进入上层，希望你们能运用和平的、人道的方式改造中国，而绝不要搞报复、搞阶级斗争、搞流血事件那一套！请允许我们这些曾被称为“共和国同龄人” 的时代弃儿们，能够带着那个美好的梦走完人生的历程，带着精神上的满足去“魂归蓝天”，好吗？！”
对于我这段近乎于独白的大段“演说” ，“L总” 报以淡淡的一笑，说，“如果我真能有这样的机会，我会专门发布特赦令，赦免你！谁让我们是朋友呢？！”
我想，“L总” 在他们那个年龄段的人中，尤其是像他一样受过高等教育，留过学的年轻“精英” 之中绝对不是个别的。应该说，他的政治观点和政治态度是有相当代表性的。我还记得有一次，“L总” 硬要拉我和“王总” 去参加一个在基辅的中国留学生的聚会。这些留学生中有不少已经取得了博士或副博士学位。他们有的正准备回国，有的还想在国外再混几年。那天聚会的话题当然少不了关于6、4呀、政治体制改革呀、反腐败呀、中国该走什么道路呀等等。他们几乎一面倒的支持“L总” 的观点，甚至有些人比“L总” 还激烈！可“W总” 呢？要么不表态，要么“和稀泥”，我是显得如此的孤立。
写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了一位前美国总统（好像是杜勒门）曾经说过的话。他说要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国家第三代、第四代人的身上。我们几乎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甚至采取过极端的措施，诸如文革之类的政治运动，以求能阻止这个预言的实现。不幸的是，这位美国前总统的预言在不少国家已成为现实，而在另一些国家呢？也正在渐变成现实！看来，一切都不必着急，时间就是一把利剑，它能解决一切！
我和“L总” 就要分手了。就在“L总” 启程回国前3天，我因有事要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去出差，得半个月后才能回来，所以不能为“L总” 到机场送行了。我出差走时，“L总” 特意把我送到火车站，那次算是我们在xxx的最后分手吧。站台上，我们都依依不舍，多次紧紧拥抱，都流下了不该轻弹的男儿惜别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