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与前沿
我的书架上新添了一位朋友，这就是舒龙新著《客家与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这部由著名党史学家金冲及和客家学旗手黄石华作序、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煌煌巨著，以翔实的史料和谨严的论证，剖析了客家与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之间的关系，展示了客家人与共和国血与火的情结。
客家与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是两个不同范畴的称谓，分属不同领域。乍看来，二者风马牛不相及。正是如此，当舒龙提出这一课题时，有人认为过于牵强，是把红土地文化研究硬往客家拉。就连舒龙本人一时间也对自己怀疑起来，他喃喃自语，“几十年矢志耕耘红土地文化，然而一夜间痴情研究起客家，葫芦里卖的什么药？着了什么魔？”拥有自信的迟疑决不会徘徊很久，舒龙对自己的怀疑是短暂的。当年红土地文化还不被认可时，他一古脑沉入到发掘红土地文化中，许多人也是投来怀疑的目光。面对众人的惊异，作为当事人，他也曾经犹豫，但他最终坚定了自己的信念，他相信自己的眼光。这次，他再一次认定，如同数十年前认定红土地文化大有可为一样，客家与苏维埃革命运动二者间的关系同样是一篇大文章。
因为清醒，所以自信；因为自信，所以执着。在长期的治学过程中，舒龙感觉到，赣南、闽西作为客家的“摇篮”和“大本营”，同时又是中国工农红军与苏维埃政权的“摇篮”和“大本营”，这一重合决非巧合，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事实胜于雄辩，舒龙注重利用大量史实来佐证他的判断。他指出，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到中央苏区所辖区域赣南、闽西、粤北等21个县市，几乎都是客家人聚居地，红色根据地界与客家区域基本重叠。就革命的领导者来说，也是这样，当时红军的重要领导人毛泽东、朱德与广大指战员绝大多数是客家人。在该书第四部“红土地的龙虎榜，客家籍的将帅谱”中，仅中央苏区与红军中县团级以上领导人，就撷取了539人。该书的可贵之处更在于，它从深层次探讨了客家与苏维埃革命运动之间的关系。比如，客家人长途迁徙漫游的生存特性与红军以运动战为特点的游击战术、客家妇女的传统美德与红军的巾帼风采、客家精神与红军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这其间都存在着极为密切的传承关系，具有极大的类比性。透过一系列内在联系，可以非常清晰地感觉到，客家与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存在着一条比较明朗的因果红线。实际上，早在上世纪初，毛泽东就注意到客家与苏维埃革命运动的关系。1928年他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写道，“边界各县还有一件特别的事，就是土客籍的界限。土籍的本地人和数百年前从北方移来的客籍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界限，历史上的仇怨非常深，有时发生很激烈的斗争”。由于其时客籍人大多属于被剥削的工农阶级，对革命的要求特别强烈，这就决定，客家区域具有比较深厚的苏维埃革命可以依靠的阶级基础，这也正是《客家与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一书中所说的红军在客家区域建立根据地的大背景。
从某个角度说，探讨客家与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的关系，是一门边缘科学。边缘科学又称交叉科学，是基础学科及其分支学科之间相互交叉、相互渗透所产生的新兴学科，是基础学科研究深入推进的产物。这诚如舒龙在该书前言中所言，“将客家与朱毛红军结合起来探讨，从红土地到客家文化研究的转型，不是我的人生角色转换，更不是改弦更张，而是把红土地文化研究向纵深发展”。整部著作体现了这一精神，全书围绕“红土地灵，客家人杰”这条主线，牢牢把握客家文化的基因，深入解读了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在客家区域发生、发展的历史必然性。这一解读所努力的方向，是为今鉴古，借过去的辉煌来滋养今人的神韵，激励人们建设更加美好的家园，也即舒龙在书中提出的，“用客观的态度研究客观存在的客家与红色的关系，目的是为了张扬客家创业的精神，在红土地上开发拓展我们伟大的事业”。
边缘决不是无足轻重、可有可无的代名词，恰恰相反，就治学来说，边缘的突破往往意谓着步入前沿。谁尽早地认识了边缘，谁让边缘成为前沿，谁就可以深入到问题的中心。基于此，我们可以认为，《客家与苏维埃革命运动》一书今后可能带来的影响，从根本上说，将是视角的成功，是边缘的前沿化与中心化。
注：《客家与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舒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1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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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est 发表于 2006-10-12 12:32
#3
- 值得一看，红土情网站有电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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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est 发表于 2006-10-11 01:42
#2
- 没有看过这本书，但这篇评论相当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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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相飞 发表于 2006-10-10 19:21
#1
- 请管理员帮忙删去上面的帖子，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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