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农（1）----军代表
陈行之老师要我写一些知青的回忆。
多年来一直不大想去触动14-16岁那22个月中发生的事情，也许和当时的回忆并不美好，简直就是恶梦有关。人大抵是愿意保留美好回忆，忘却恶梦的吧。不过到了这个年龄，一切都已随风逝去，能抓住的，也只是记忆中的一些断片而已。而那断片，又简直不知道是否真的发生过，在过了将近40年后的今天，我又是用一种什么样的眼光来看当时发生的事，用什么样的态度来诠释事件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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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我下去的时候，妈在当军医的姨妈家看病，或是串门。35公里的距离，除了写信，没有联系方法。家里的电话因为爸的被靠边而被拆除了，一部只有在战争影片中可以看到的磁石电话机，就是没有拨号盘而要用手摇把摇铃的那种黑色电话机，早已被造反派拿走，只留下一个控制电话的小闸刀孤零零地呆在窗台上。
我走了，妈还不知道，只有一天时间，来不及通知妈了，是爸利用下夜班的时间（当时他被下放在车间劳动，三班倒）为我准备的东西，其实，也就是抢购到一双比我脚大一号没法穿又去退掉的元宝口胶鞋而已。其他的，他也无力为他钟爱的十四岁的最小女儿准备了。
我走的前夜，军代表在凌晨二三点时敲门，要户口簿，爸上夜班，12点才回来，刚刚睡下。我和没人性的军代表吵了起来，我要他明天再来，好让爸能睡个安稳觉，他象是公安逮着杀人犯一样坚持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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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军代表，让我想起他们之中的一农村兵，利用职务之便，在只有一人值班的广播站，把年轻漂亮的播音员给干了。
那是我一邻居，非常端庄娴雅，家庭也是很有教养的那种。就是这么一淑女，我心目中的偶像，在被那个解放军叔叔睡大了肚子之后，在估计还不到法定婚龄的年龄，被迫嫁给了他。当然类似的这种婚姻在那个腥风血雨的年代里是无穷多之极的。
我记得我和我的同学还为她做过腊梅花，就是用医用试管蘸上融化的腊液做成花瓣，再用筷子头沾一点做花蕊，最后把它们粘到枯树枝上。除了香味，完全可以以假乱真。那可能是那个不寻常的婚礼上唯一的一点小资的东西。
腊液是用腊烛融化的，颜色我们用一点点腊笔放进去，平时我们用黄色腊笔，那次为了喜庆，我们在腊液中加了红色腊笔，我总觉得那红色在溶进腊液时象是一抹鲜血。我们用这一瓶红梅来装扮她那挺着大肚子的婚礼。所有的一切物质准备，都是女方家里置办的，那个强奸犯不但没受到惩办，还白捡一城里媳妇，真是捡了一大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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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因早上二年学，所有同学都比我大二岁以上，而其他学校是有三分之一的升学名额的，象我这种年龄小的就留下升学了。只有我们学校是百分百的下去了，而军代表的头，据说因把我们全赶下乡了而官升一级。
我当时问军代表，下乡有没有年龄限制的，他声音洪亮地回答，干革命不分年龄大小！就这样，我在当少年犯都够不上的年龄，换句话说，我在杀了人都不会判死刑的年龄当上了童农（对应于劳动法中所说的童工），开始了我这一生中的恶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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