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王朔评金庸说开去
不说，还是说
——由王朔评金庸说开去
二十世纪行将落幕之时，王朔突然摆开阵势，做起了批评号称这个世纪文坛泰斗的文章。第一个被瞄上的是制造“成人童话”的武侠小说家金庸，接下去据说还有“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和“人民艺术家”老舍等甚有口碑的大文豪们。
在往常人眼中，文人相轻，文坛是非多。今天，文人们的笔墨官司再度为媒体找到了爆炒的卖点。王朔扬起一把火，马上惹出一阵蜂鸣，原本略显静寂的文坛变得沸沸扬扬起来。有批评就会有反批评，有附和就会有歧议，既然下了热锅，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的铜碗豆就要劈劈剥剥响上一阵子，争议是不可避免的了。
就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而言，文学批评不仅正常而且很有必要。然而，任何文学批评都不宜脱离形象地反映现实生活的具体作品，评论家首先应该对作品有所认识，否则批评就是瞎胡闹。我以为，比较普遍的文学批评方式可以归纳为两类，一是“就事论事”式。评论家沉迷于对象（包括作品、作家、文学运动、文学流派及文学批评自身等）本身，剖析其思想性和艺术性，比如金圣叹点评《西厢记》，高屋建瓴、穷曲极微，将作品妙处尽悉指示出来。二是“望文生义”式。评论家以某个对象为引子，由此生发开来，王顾左右而言他，完全遁入另一个空间，阐述自身对人生世事的看法。这其实属于另一种意义上的再创作，与原批评对象关联不大。李贽笔下的《论语》即是如此，他借评点儒家经书，纵论自己的人生感悟，读者如若不知李贽的真实用心，倒以为他强奸了圣人的本意。
健康有益的文学批评总是充满理性的，它体现了文学的本真。那种打着批评的幌子，泼妇骂街式的“文学批评”，看上去不美，也丧失了从事文艺工作这一高尚精神活动的意义。据历史上的教训看，有些所谓的文学批评确实是弊大于利，有碍于文学的进步，甚至会阻碍社会的发展。一是业外人士尤其是特殊利益集团所作的批评。对一个人一件事一部作品，外行人喋喋不休，很可能就带有某种意图，其每每表现为不着边际无中生有，上纲上线借题发挥，把自己的意图强加于被批评者身上。著名长篇小说《红楼梦》曾被封建统治阶级斥为“淫书”、“邪说”，现今不大受好评的《金光大道》在当时倍受推崇，就是耳熟能详的例证。二是看人不看艺的批评。在批评者眼中，作家于我是恩是怨，作家本人在价值评判上与时代主流是否完全合辙，是衡量被批评对象是非优劣的唯一标准。这样的批评未免小家子气，常常流于偏颇有失公允，至多可以算作是人物评点，称之为文学批评实在不敢恭维。试想，谁能因为李煜不会当皇帝而否认他在我国词史上的地位？谁能因为雷锋思想崇高而授予《雷锋日记》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三是以市场占有量大小得出的评价。文学这种精神产品往往曲高和寡，通俗乃至庸俗一些可能反而更受亲睐。不妨预见，如果黄色小说允许公开流通，它的读者一定不会太少，毕竟学坏容易学好难，何况人们的文化素养整体上还不是特别高。
批评应当具有理性，面对批评同样要有理性。对也罢，错也罢，心平气和地领教，扪心自问地反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如果像阿Q那样，癞头疮被揭了便暴跳如雷，委实不足为训。被批评者得学会兼容，学会辨别，须知文学作品向来是见仁见智，在不同评论家眼里，同一批评对象完全可能会有不同看法，无谓地取己所好，厚此薄彼，只会让人觉得缺乏自知之明，遗人笑柄，于自身水准的提升也毫无裨益。
行文至此，当抱拳致歉：金“大侠”，王“顽主”，以及各自标下的大将们，尽管诸位方家“剪不断，理还乱，是笔战”，奈何迄今为此，“大侠”的书我没读过一部，“顽主”的书我没一部读过，要说对二位作品的具体发言权，我是没有的，我还是脱下自己的衣服捉自己身上的虱子去吧。
注：此文写作于1999年11月，曾在赣州晚报刊出（有删节），今天放在这里，仍然可以算作我对韩寒式“文学批评”的基本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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