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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说元青花

作者: 子尘发表日期: 2006-11-15 20:54 点击数: 816

瓷器，因烧成前的可塑性和烧成后所具有的坚固品质，加上胎体上裹有妙不可言的釉彩，商周时期，便被古代的中国先民视作奇巧之物，应用至无所不包的各种生活需求上。
　　元代以前，瓷器表现名堂很多，如：似冰似玉的青瓷，类银类雪的白瓷，仿漆仿铜的酱色釉，亦金亦银的錾花工艺（划花、珍珠地），还有白地黑花和红绿彩等彩绘瓷。但没一个可以真正称得上是划时代的。只有成熟了的青花瓷，因其釉下的钴蓝着色力强，花纹明澈、素雅、耐用，受到海内外人士广泛喜爱，才一统了天下。

　　青花瓷发展概况

　　早在唐代，我国北方的河南巩县窑已开始烧制以氧化钴为着色剂的蓝彩器。陕西省礼泉县的唐代郑仁泰的墓中，出土了一件白瓷罐，盖上带有大片蓝彩（《文物》1972年第7期），这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钴蓝器。郑仁泰是唐太宗手下的一员大将，卒于龙朔三年（663年），葬于麟德元年（664年）。所以，中国历史上的唐代蓝彩器，不但有确凿的实物，而且有具体的年代可考证。还有，唐代重要经济贸易城市扬州唐城遗址，自1975年以来，数次发现了许多青花瓷器残片，有枕、有碗，“特别是璧形底碗残器的发现，完全可以肯定这些青花器属唐代无疑，而且从各方面分析，应系巩县窑所产”（汪庆正《青花釉里红》）。此外，目前较为完整的唐代青花瓷有好几件面世，例如香港大学冯平山博物馆收藏有一件白釉点蓝彩三足罐（图1），传1948年于河南洛阳出土；还有扬州博物馆收藏的唐蓝彩朵花纹盘残件和印度尼西亚岛附近海域沉船出土的唐蓝彩菱形花草纹瓷盘（图2）等（程晓中《寻找中国最早的青花瓷器》、2004年第5期《收藏》）。

　　可是，通过遗存实物的排比情况来看，这些蓝彩器的烧制还不太成熟，有的釉下彩特征并不明显，有的属釉中彩（马广彦、马平《浅谈釉中彩》2004年第12期《收藏家》）。而且，这一烧造技术随着巩县窑的衰落，后来还一度中断，可见中国青花瓷的发展，道路曲折，萌芽状态还相当长。

　　两宋时期，青花瓷烧成极少。1957年考古工作者在发掘浙江龙泉县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金沙塔塔基时，获得一件完整的青花花卉纹碗，并在塔基夯土层中，出土了三件青花碗之口与腹的残片计13块；1970年浙江绍兴在拆除南宋咸淳元年（1265年）所建的环翠塔时，又发现一块青花撇口碗的腹部残片。但是，在浙江发现的上述宋代青花瓷，由于青花色泽灰暗，还算不上是典型青花瓷器。根据胎料和釉汁，其窑口似为浙江江山窑。江山窑建于宋，衰于清，曾出产钴土矿。经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对塔基夯土层中出土的青花残片测试，青花含氧化锰很高，其化学组成接近江山县的钴土料。

　　时至元代，因帝国疆域辽阔，中外贸易繁荣，加上波斯地区“铁钴”来源充足，给青花瓷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平台。尤为重要的是，带有釉下蓝色图案的瓷器，不但受到西亚贵族们青睐，还赢得国内一批有实力的客户群。由此，中断近四个世纪的河南巩县窑的青花烧制技术，一夜之间便在元代后期的景德镇窑完善、成熟。

　　根据成熟青花瓷三要素衡量，即：洁白的瓷胎和纯正的透明釉；釉下花纹用氧化钴料，发色青蓝、明澈；平面彩绘技术熟练，并参酌各个时期青花瓷的生产实况，中国青花瓷器的发展大致可概括为如下几个阶段：

　　唐代至两宋是青花瓷的萌芽阶段。

　　元代后期，由于批量生产及钴料充足，青花瓷成熟一步到位。

　　明初洪武时期，种种原因及进口钴料中断，青花瓷一度衰退。

　　永乐、宣德朝系青花的黄金时代，此时生产的青花是明清以来最好的青花（与郑和七下西洋所取得的青花料有一定关系）。

　　正统、景泰、天顺时期又一次陷于暗淡（俗称“空白期”或“黑暗期”）。

　　成化、弘治和正德是青花瓷器的振兴时期，青花清秀淡雅，质量很高。

　　嘉靖、隆庆至万历前期，青花用回青料，料色浓艳，产量大。但工艺较粗糙，瓷质有所降低。

　　万历后期至康熙前期，是国内市场和对外输出的繁荣期。

　　清康熙朝民间青花瓷进一步发展，是青花瓷的鼎盛期。

　　雍正、乾隆以后，中国青花瓷的生产由极盛走向衰弱。

　　元“至正型”青花瓷

　　至正型青花，具体而言，是指十四世纪四五十年代至元末（1341—1368年）时期的中国青花瓷。这一称谓，源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琉璃厂出现的一对带有“至正十一年”铭（1351年）的元青花云龙纹象耳瓶（图3）。可惜这对“至正型”重器，当时无人识其庐山真面目，便随一位英国青年人糊里糊涂地到了他国。这对现收藏于英国伦敦大维德基金会的元代青花云龙纹象耳瓶（国外学者称之为“大卫德瓶”），均高63.6厘米，通体绘有8道纹饰，其颈部都有以青花料书写的楷体供养铭文，其中一瓶题：“信州路，玉山县，顺城乡，德教里，荆塘社，奉圣弟子张文进，喜舍香炉花瓶一付（副），祈保合家清吉，子女平安。至正十一年四月良辰谨记。星源祖殿胡净一元帅打供。”另一瓶除日期署“至正十一年四月吉日舍”外，其他文字相同。

　　慧眼识宝的另两位西方人士为英国学者霍布逊和美国波普博士，他们依据该对瓶上的确切纪年与纹饰特征，比照伊朗阿德比尔寺院与土耳其托普卡比博物馆传世件以及西方著名博物馆的一些藏品，就此叩开了元青花认知的大门。霍布逊发表的文章《明以前的青花瓷器》（《老家具》、1929年）与波普出版的二本书（《14世纪的青花瓷器》1952年和《阿德比尔寺收藏的中国瓷器》1956年），引起了国外对中国元代青花瓷的瞩目与认定。此后，国内的专家学者，从中国元大都遗址和河北保定、江西高安等窖藏中，又找到一批类似的元青花瓷器。最后，确认了元青花，还认同了元青花“至正型”学说。

　　元“至正型”青花瓷，系景德镇窑在汉文化基础上融合西藏文化（尚钺《中国历史纲要》）及伊斯兰文化（刘新园《我看托普卡比博物馆藏元代青花瓷》）的产物，代表了元代制瓷业最高水平：器物一般高大，胎体坚实厚重；底釉或凝厚、光润，或清亮、透明，釉色以白中闪青者居多，“大体上是早期的釉色青白，而后期的则较白，两者均有垂釉如泪痕”，泪痕呈淡青或灰绿色（孙瀛洲《元明清瓷器的鉴定》，以下简称“孙瀛洲”）；青花以进口钴蓝料为主、呈色浓艳，采用国产钴料的色调深沉；画面满，纹饰密，装饰层次通常为四至八层，多的达九至十一层。整器制作规矩，花纹繁缛、图案精细，给人以一种富丽、庄严的感觉。

　　据粗略统计，全世界收藏的元青花典型器，目前大致为300多件。流散在中国本土以外的“总共不过200件左右”（日本三上次男著《陶瓷之路》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这些元青花分别藏于“英国、法国、美国、印度尼西亚、新加坡、菲律宾、阿曼、日本、印度、伊朗、土耳其等国”，其中，以土耳其托普卡比博物馆和伊朗阿德比尔寺院“收藏最多，前者收藏70多件，后者收藏30多件。国内收藏有120件左右，且大部分是1969年以后陆续出土的”（吕成龙《元代青花瓷器识鉴》，2004年第2期《故宫博物院院刊》）。

　　然而近年来，市场上的元青花却成百上千甚至数以万计地出现。有些藏家，两三年里就可寻觅到“正至型”元青花数十件。台湾一位收藏家手中的元青花，简直富可敌国，在其2004年年底出版的16开豪华本图案中，各式元青花精品总数达270余件，远远多于伊朗和土耳其两国所藏。而市面上类同“大卫德瓶”的标准器，据2004年第5期《收藏家》介绍：“投送与‘至正型’元青花云龙纹象耳瓶同类器物的稿件纷至沓来，天津、陕西、大连、苏州都有投稿，据目前所见，已出现五对同类瓷瓶（图4）。这五对瓷瓶看图片与‘至正型’标准器完全相同，区别只是颈部有铭文或没有铭文（闪淑华《祁门古陶瓷厂与元青花云龙纹象耳瓶》）。”其实，从图片看，笔者认为这类貌似大卫德瓶的“至正型器”，在纹饰上的漏洞还是可以找见的。例如，该瓶颈部蕉叶的边线，被画成几乎呈对等的双边线、且双边线内留白；主题龙纹的颈脖竟粗壮如蛇，有别于元龙的细颈、细脖特征。这些，明显属于破绽。至于上文中提到的五对“大卫德瓶”，爱好者手中实有数字远不止这些，因为更多“大卫德瓶”的持有者，对拥有超级藏品则秘而不宣，怀着所谓“闷声大发财”的心理。

　　元青花为何失踪

　　目前，有关元青花的讨论非常红火。让诸多有识之士大惑不解的是，对于中华民族的这么一大笔珍贵遗产，炎黄子孙以前怎么就视而不见，还要有劳外国学者来指教，其中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实际上，这都是明太祖惹的祸，由于洪武皇帝当时采取高压手段，竟使明清两代近30个皇朝的臣民、乃至我们父辈，在以往600年里，只知有明青花而不知道有元青花！

　　中国历史上，秦朝时曾出现过“焚书坑儒”闹剧，上世纪七十年代也发生过“破四旧”悲剧。那么，在明代立国之初的华夏大地上，是否有过类似的愚蠢行为？答案是非常肯定的。无数事实表明，曾以“驱除胡虏，恢复中华”誓言蛊惑人心的明朝开国皇帝明太祖，对于蒙元文化的载体元青花必定大开了杀戒，而且当时的声势、“万众响应”的轰轰烈烈程度，很可能一如文革时期我们所经历过的“革命”运动，亦是那般波澜壮阔。这样说，基于以下几方面既成事实：一、自明朝建立后，元青花为何只存在于地下、存在于天高皇帝远的国外，而中华大地（地面）上则无影无踪、几乎不见传世品。二、皇宫内承传有序的汉唐至宋元的各式名瓷中，为何独独没了元代青花，若不是明太祖下令剿灭又有谁敢；若不是发生过全国性的惊天动地“声讨”，又怎会波及到内宫。三、知识分子为何违心、连成书于洪武二十一年的我国第一部综述全国名窑的瓷器史专论《格古要论》也不讲真话，面对色泽靛蓝美丽的元青花，作者不以为然地概述为七个字：“白底蓝花者，甚俗”。四、洪武朝官窑器为何要置传统纹饰固有的“共性”于不顾，执意同前朝（元代）花纹较劲（参见下一节）：你右我左；你下我则上。这番意识形态上的针尖对麦芒，意味着什么？而这一同清王朝在纹饰上跟前朝情意绵绵（明末与清初的许多青花瓷，由于纹饰上的过分相近，其年代常让人难以辨识）和在款识上跟前朝卿卿我我（清三代的不少民窑精品、包括一些官窑器，常常无所顾忌地署以各式“大明”年号寄托款）大相径庭的情景，又说明了什么？上述种种现象，只存在一种解释，那就是作为明朝开国皇帝的朱元璋，出于政治动机，把属于中华民族文化精髓的元青花，尤其是一些精美的至正型器，斥之为“异端”，并施行了一项不见史载的野蛮摧残，才导致元青花从中华大地上突然蒸发，才让代代相传相袭的纹饰语言（亦即传统纹饰），在元明时分，出现了骤变。

　　朱元璋是中国“文字

　　”始作俑者（《辞海》“文字狱”），一条人命抵不上一个谐音的历史由此开启。又冒天下之大不韪，让十二生肖中的“猪”（谐音“朱”）从明朝消失。洪武十三年五月，为撤销丞相这一职务、让皇帝能直接统辖六部（吏、户、礼、兵、刑、工），“胡惟庸案的15000人做了朱元璋皇权扩张的冤魂”。据中国明史学会理事毛佩琦教授说，“《明史》还记载说，胡惟庸被处死时，‘反迹尚未暴露’”，而丞相“胡惟庸被定罪的‘通蒙古’、‘通倭寇’这两条‘反迹’，却是在十年以后，亦即在洪武二十三年时发现的”（2005年9月27日、中央十台《百家讲坛》、中国人民大学毛佩琦《明十七帝疑案———朱元璋之胡蓝冤狱》）。由上可知，朱元璋不但荒唐，还对蒙古旧统治者怀有非常深刻的偏见。因而，对于亮丽的元青花瓷，心胸狭窄的明太祖表现出独特“雅趣”，并最终在全国范围内把元青花砸个稀巴烂，再踩上一脚让它永世不得翻身，也就在所难免了。

　　有关明代建御窑厂的时间，史料上有洪武二年和洪武三十五年两种说法。笔者以为，耿宝昌先生的推断甚合客观。即明代御窑厂的建立，当在洪武二年。原因不仅仅“照第二种说法，则推断出洪武时期无官窑瓷器；现在一般认可第一种说法（耿宝昌《明清瓷器鉴定》P9页）”，还因为朱元璋办事向来雷厉风行，一部210卷《元史》不足两年时间便由宋濂等人于洪武三年“匆促成书”。而立御窑厂造洪武瓷封杀元青花，不但较修元史简单又见效快，还可通过社会上层堂而皇之广告天下黎民。这等要事，显然是越早越好，岂能坐等三十年而不求朝夕。

　　大相径庭的元末明初青花瓷

　　元青花，以“至正型”器为典范，还包括“延祐型”和一些形、纹简陋，销售层次较低的青花瓷（图5）。为提高“目鉴”科学性，本文在前辈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公私藏品，就元青花与洪武瓷的区别，谈一些肤浅的认识：

　　1、大花大叶，叶为满色，但花朵不填满色，且外部绘有较明显的空白边线。山石、海水、人物、动物纹等（图6）亦相类，纹饰内露白。明洪武朝，花卉纹多为大花小叶，菊花使用增多，造型规矩，花心均以网格纹为饰，花心至花瓣通常分三层，两层与四层的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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