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星上了天，红旗就要落地？-----由“神六”想到的
作者: 严涛1949 发表日期: 2006-11-17 07:33 点击数: 435
“神六”成功发射和安全、胜利的返回令包括港、澳、台及海外华人、华侨在内的所有炎黄子孙无不欢欣鼓舞，杨眉吐气，我作为一个中国人自是不例外。用一位航天技术方面的权威人士的话说，“神六”在轨道上运行时，当费俊龙打开轨道舱的舱门，跨入轨道舱的那一刻开始，标志着中国人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向世界证明，中国已经进入了国际航天俱乐部的大门，成为继美、俄之后的第三个航天强国。费俊龙跨进轨道仓的那一小步，代表着中国在攀登航天技术高峰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
在“神六”成功发射后的那段时间，我和小区里几位天天在一起散步的老伙计们也都非常关注“神六”的运行情况，热切地盼望和祝福“神六”安全、圆满地返回的心情溢于言表。那几天，大家聚在一起的中心话题都在围着“神六”转。
一天，大家在散步时闲聊，有人提起几十年前的一些政治口号，引起了我们这些“共和国龄人”的共呜，也引起了大家的议论和思考。根据大家的回忆，这些口号大约是在六十年代和“文革”中被提出来的，那时，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还年少，但这些政治口号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却十分深刻，至今想起来，真是让人啼笑皆非，我们这代人对这些曾经大张旗鼓进行宣传的口号恐怕是终生难忘了。
那个年月，美、苏两雄争霸，在军备和征服太空方面竞争尤为激烈，1961年4月，苏联在相继发射了几颗人造卫星之后，又首次将人(加加林)送入了太空，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航天器的载人飞行。其时，也正是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和矛盾逐渐公开化的阶段，还爆发了两党之间的大辩论，并使国家间的关系也开始恶化。我们严厉批判当时的苏共背叛了马列主义，实行的是一条修正主义路线，是要在列宁的故乡，世界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搞资本主义复辟；而苏联人也指责我们是搞教条主义。记得毛泽东还在一段有关选拔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的讲话中，还专门提到要警惕像赫鲁晓夫式的阴谋家和野心家钻入党的领导机关的问题。就是在这样的“政治大气候”下，一系列“反修、防修”的口号便应运而生，批判苏联“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口号就是其中之一。“文革”中，这类口号更多，也更“邪忽”，比如说，为批判刘少奇的所谓“唯生产力论”及“白专道路”，强调要政治挂帅，突出政治等等，曾提出过一个非常荒唐和可笑的口号，即“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那么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是否卫星上了天，红旗就必定要落地吗？我想没有人能说清楚，因为说“浅”了不能达意，说得太“透”了犯忌。当年的苏联人死抱着高度集中统一，又僵化呆板的计划经济体制不放，还强迫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不折不扣地效仿，否则就对人家横加干涉，弄得不少国家怨声载道。当时的苏联，其国内也危机四伏：由于官僚主义盛行，腐败问题严重，人民群众的总体生活水平多年没有明显提高，而且远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再加上执政党在内、外政策上的频频失误，使人民群众对执政党已失去了信心。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当政者为了与美国争个脸面上的高低，楞是“瘦驴拉硬屎”，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去“拼”航天，虽然也取得了骄人的成就，却最终无法解决日益尖锐化的各种矛盾，难以支撑危局，活生生被美国给拖垮了，以至于落了个执政党在苏联已经苦心经营了近一个世纪后，被老百姓赶下了台的下场。
苏联解体，政权易手，放弃原来的社会制度，推行私有化，实行西方式的民主政治，这一切都是明摆着的。如果我们把党和那个主义当作一面旗帜的话，它当然是红色的，若就此而论，说他们是“复辟”了，是“卫星上了天，红旗落了地”倒也贴切。但是，按照过去所宣传的说法，一旦资本主义“复了辟”，政权变了颜色，广大劳动人民将重新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处于被剥削、受压迫、遭奴役的悲惨地位，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整个国家和民族也将遭受深重的灾难。然而，事实却是前苏联人民积极地促成并平静地接受了这一现实。不是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吗？那么，前苏联的变故又说明了什么呢？当然，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遇此重大变故，要说毫无损失和影响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阵痛”过后，谁又能说前苏联人民重新为自己选择的道路就是一条“死亡之路”，就是一条通往灾难的危险之路呢？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和适应，这些前苏联国家不也正在逐渐摆脱因变故而造成的危机，走上正常发展的道路吗？他们的日子不是也过得越来越好了吗？但毕竟，他们所采取的“休克疗法”使他们的国家和人民都付出了比较沉重的代价。
所幸的是，我们的情况与前苏联相比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的执政党高瞻远瞩地顺应了世界潮流，主动地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采取灵活务实的政策，鼓励多种所有制形式的发展，选择市场经济的道路，使我国的生产力水平和综合国力迅速提升，人民的总体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在这样的大前提下，我国的航天技术也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有人评价说，我们与前苏联各国所走的道路从本质上讲是一样的，只不过所采取的具体方式不同，他们采取的是“急变”；而我们用的是“渐变”。在市场经济的规律中有一条重要的原则，那就是以尽可能小的代价换取尽可能大的利益。相比之下，我们因改革所付出的代价就比他们要小得多，因为我们没有经历社会大的变故，也没有经受那么大的“阵痛”，而不但取得了经济的巨大发展，也保持了社会的发展和稳定。由此说来，我们的卫星上了天，可是旗帜不是照样在高高飘扬吗？
有人质疑，我们现在搞的还是社会主义吗？这个质疑倒是让我想起了邓小平他老人家说过的一句非常著名的话，就是“管他白猫、黑猫，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小平同志因为这句话在“文革”中可是没少被“折腾”。还记得改革开放初期发生在理论界的那场关于“姓资？还是姓社？”的大争论吗？那也是在“邓大人”确立的“不争论”、“摸着石头过河”的务实原则下才平息下去的，否则怎么会有今天的大好局面呢？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如今所走的道路究竟叫什么主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主义能否给人民带来实惠，只要这个主义能让人民的日子越过越好，能使国家强大、人民幸福安康，那么这个主义就是好的主义，又何必在乎它姓资还是姓社？如果用“文革”中及以前曾流行的理论为标准来衡量今天的事，我们似乎也有“复辟”之嫌！既然“复辟”于国、于民都有利，那么“复辟”又何妨？再说了，我们是在执政党坚强有力的领导下，有组织、有纪律、打着“初级阶段”的旗帜，慢慢地、渐渐地、一点点地“复辟”着，远比他们“老毛子”搞的那套“急变”方式要名正言顺得多。
不可否认，我们改革的成就不小，可问题也不少：比如严重的腐败问题，比如过快、过大的贫富两极分化问题，比如较高比例的失业问题，三农问题，以及诸如社会道德水平下降、出现信仰危机等等、等等问题。其实这也不足为怪，谁让我们是处在“初级阶段”呢，在所难免嘛。他们发达国家在“初级阶段”时所出现的问题也不少哇，有些问题还挺残酷的，以至引起了社会动荡，甚至引发了革命，相比之下，我们今天的情况不是比他们当年要好多了吗？话虽这样说，可有了问题总要设法解决才对，那么沿着继续改革的道路义无反顾地走下去便是唯一的出路。换句话说，就是继续“复辟”下去，“复辟”得越彻底越好。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与国际社会的主流接轨；才能建立起完善的法律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才能积累起强大的物质基础，以便更好地造福于民；才能最大限度的克服人的惰性，而激发起每个人奋发向上奔好日子的积极性；才有可能运用各种有效的机制去抑制两极分化及打击和遏制腐败，将贫富差距限定在相对合理的范围，以维护社会的基本公平和正义，使所有百姓都能从改革中受益。
最近不知从哪儿冒出一种说法颇有意思，它说我们过去所实行的那个主义虽然剥夺和消灭了有产者，却使广大人民都成了无产者；而现代西方发达国家所实行的那个主义却是消灭了所有无产者，而成功地将大多数人转变成了有产者。这种说法是否正确俺可不敢妄加评论。但事实是，我们过去所讲的全民所有制只是听起来很动人，而实际上，这些“全民的财产”对于每个具体的劳动者来说，仅仅是一幅美丽的图画，是个画在纸上的大饼，要说那时的全民所有制工人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并不为过，因为那时连住房也靠企业分配，房子的所有权并不归个人所有。“股份制”这个词现在对于不少人并不陌生，而它的确是西方那个主义的产物，很多企业中的普通员工通过购买股票和入股等方式已把自己变成了有产者，他们不再是仅靠出卖劳动力的、被雇佣的劳动者和资本的奴隶。我们现在一些企业不是也在搞“股份制”试点吗？在不少发达国家，所谓“中产阶级”在全体国民中所占的比例很大，而且越来越大，但最富有的和最贫困的人所占比例却很小，尤其是对穷人来说，还有完善的和覆盖面相当广泛的社会保障体系来确保他们的基本生活需求。
综合本文的基本观点，是否可以这样说，我们的卫星虽然上了天，可旗子并没有落地，至于那旗子的颜色嘛，您说哪？不过，只要能国强民富，只要国人能扬眉吐气，只要能振兴中华，只要旗子不倒，谁管它是什么颜色。
本分类其它博客文章
《小说阅读网》精彩小说
这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黑白猫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