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北烟云》故事(连载):
第九回 母推凉粉父赶场 经营盐井穷变富
据说在公元二十世纪的三十年代初,我的祖父曾经佃过别人的盐井来熬盐。但后来由于染上了吃鸦片烟的恶习,加上经营不善,欠了别人不少的债务无力偿还,只好停业退佃,关闭灶房,去做摇着货郎鼓转乡卖针头麻线等小百货的小生意。
公元1935年祖父因患“湿瘟症”无治病逝后,又遇上了丙子、丁丑连续两年的严重干旱。戊寅年虽然是大丰收,却又逢我出生,添了人口。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计,父母亲只好下决心做小生意,一起用人力推石磨做凉粉,到附近的双桥子乡场上去卖。
在我儿时,常听婆婆和母亲说起川北地区的一句民谣:“要说苦,推豆腐”。那推凉粉和推豆腐可是一模一样的活。在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巳经十分发达的今天,人们吃的大米、白面和凉粉、豆腐等食品,已经完全是用机器加工生产。而就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人们还是用牛力和人力来推磨、拉碾加工大米、白面。那推凉粉、磨豆腐的活,更是要全部用人力来做。父母亲一起开始做凉粉卖的时候,虽然我可能还只有两三岁,可他们那起五更睡半夜的情景,至今仍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
在那个时代的农村里,到处都有用坚硬的石头打制的各种石磨和石碾。那直径八十公分左右,厚二、三十公分左右的大石磨,是用牛拉动用来磨麦子或包谷等干面粉的;那直四、五十公分高二十多三十公分的么磨,一般可用一至二人推动,既可用来推干粉,也可用来磨黄豆、碗豆、红苕等水粉,供作豆腐、凉粉用。一般情况下,母亲在白天干完了外面的农活后,傍晚时分一人用力一圈又一圈地推动么磨。每次要把用水泡涨了的十多二十斤碗豆磨成细浆,至少要花一个多甚至两个时辰左右。然后再用丝织的罗筛,将磨细的豆浆中的粉子不断地用清水滤了出来,装在一个大陶瓦盆里进行沉淀。等到后半夜粉水基本沉清后,再将瓦盆里的清粉水轻轻地泌干,只留下比较干的粉子。如是碗豆粉子,则可直接将接近盆底部份的浓度较大的粉水倒在大铁锅内用柴禾烧开,一边用右手握住撖面棒搅动锅内的浠桨,一边用左手慢慢地将粉子勾兑成的浠桨倒入锅中,用慢火煮熟后,凉冷即成凉粉。
在做各种凉粉中,要数做红苕凉粉的技术性最强。它首先需要用山坡上砍来的带咸性的黄荆棒,或者用包谷杆加入清水中烧开后,熬成咸水,然后将红苕粉子用清水勾兑成浠浆,慢慢搅入用柴火烧煮着的咸水中,待熟透后,即成红苕凉粉。搅红苕凉粉的关健在于掌握熬咸水的浓度。如咸水的浓度过低,则不能成粉,而是一锅浠汤;如浓度过高,搅成的凉粉则过于坚硬,没有什么吃头。咸水的浓度掌握恰到好处时,则搅成的红苕凉粉十分柔软,香嫩可口。再加上特制的红辣椒油和香料,吃起来满口胶糯,麻辣清香,异香扑鼻。真可称当地一绝。
父母亲和婆婆一起在家把凉粉做好后,到场上卖凉粉就完全是父亲的事了。为了方便在十分拥挤、三天一场的当场天卖凉粉,家里专门做了一张宽约四十公分,长约两米的长方形条棹,以便用来放置凉粉、香料和碗筷。还有两条供顾客坐着吃凉粉的长板凳。如果是在冬天,则专门备有一台可移动的小柴灶和小铁锅,以保证顾客能吃到放在锅里炒热了的另有一番风味的热凉粉。由于父亲坚守“宁可亏已,不可亏人”的人生信条,为人朴实,待人热情,凉粉儿生意做得十分红火。
父母亲在一起卖了几年凉粉,赚了一些钱之后,大约是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又开始佃盐井,自已搬盐水、么牛驮炭、点火熬盐。以后又开始花钱买“死井”和打新井。虽然投资增大,但盐井的产权是归自已,也省去了佃钱。
所谓“死井”,就是过去被丢弃了的废盐井。记得父亲买下这种“死井”后,便请来附近一位由外地迁来名叫姚朱伟的专门会掏死井、打新井的匠人,自已同他一起学习掏死井的技术。我那时大约巳有六、七岁左右,出于好奇,常在空时跑到掏井的工地上去看玩艺儿耍。我对那些掏井的工具和技术特别感兴趣。因此,我一边看,一边想那些工具能起什么作用。比如,那长约一米,粗约十二、三厘米,重约达一百余公斤的大铁杆,是专门用来冲含白水的主井“阳窍”的;那用三块长约一米五左右的楠竹片做成的、在三个脚尖上分别捆绑着铁倒勾,中间用个小园环撑着的“大三爪”,是专门用来挖抱“死井”阳窍中的污泥、碎石和废竹的;那长两米多,粗约五厘米的小杆,是专门用来冲“阳窍”以下的含盐层的所谓“小眼”的井孔的;那外面用三片小楠竹捆扎在中间一根尖端带着三根小铁倒勾,长约两米的小铁杆,则是用来掏取含盐层的小孔井眼中的污泥和杂物的。
掏修旧的“死井”或打新井时,一般的程序是先清理完充满白水的“阳窍”中的污泥、杂物后,再把用优质木料挖成中空外面用慈竹捆扎的“木竹”,裹上用桐油和细石灰调成浠浆浸泡的棕片,一节接一节地下到“阳窍”中将地表层的“白水”(即清水)隔开;待过去一、二个月“木竹”内外的桐油石灰收水干硬之后,即可开始用小铁杆和小三爪清掏“小眼”了。把过去长期沉淀在“小眼”中的污泥和杂物清理干净后,即可用吸水的吸筒每天定时地搬取地下含盐层中的盐水了。
做盐井熬盐虽然比搞农业生产有利可图,但那起早贪黑和熬更守夜的辛苦程度,却是常人所不愿忍受的。特別是在剛开头时,由于缺少本钱,请不起盐业工人,只有完全靠自已动手干。如每天按时从盐井里搬取盐水;自已搭建熬盐的土灶和过滤横桶;把自养的耕牛训练成驮牛,做好牛驮子,亲自么着驮牛到东北方向十多里外五面山下嘉陵江边的元坝口儿,或南部县城北门外炭圈子或红岩子河坝边的码头上驮回熬盐的煤炭;当大木横桶中的盐水积累到足够熬一灶盐的时候,便亲自点火,白日昼夜不断地加炭熬盐水;当大铁锅中熬开的盐水浓度越来越大后,便要将其舀到用稻草灰和木炭做成的过滤横中过滤,去掉杂质,然后继续放在盐灶上另外的几口大铁锅中继续不断地熬,直至把水份熬干,剩下白色晶亮的食盐。就这样巡回不断地熬,直到把存放在大木横桶中的盐水熬完时,便要熄火下灶。等到从盐井中搬取的盐水再次积累到足够多时,然后重新点火,继续熬盐。
在经营盐井时,虽然全家人都很忙碌辛苦,但它也确实用汗水和辛劳给家里带来了比单纯经营农业要好的经济收入。到了四十年代末临解放前夕时,家里吃饭的人口,除了有祖母、父母亲、我和大妹清秀、弟弟自宝等六人外,还有雇请来的三、四个盐工和一个做家务的女工,共约十余人。不但用盐业赚来的钱新买了一些盐井,新盖了比原来更宽大的瓦灶房,而且还新买了一亩地和一块柴坡,使我家从三十年代的破产贫苦农民,逐步上升到了在当地比较富裕的殷实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