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回 金兴开办联立校 放下古书读高小
自1945年春天起,我在本村太洪观的保国民学校发蒙读书以来,至1948年底的四年中,除了读一些新学的国语、算术外,还按照旧时私塾的惯例,从“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的《三字经》和“赵、钱、孙、李;周、吴、郑、王”的《百家姓》,以及“天生物,人最灵”的《天生物》到八部《四书》,都逐一完成了认读和背包本的任务。
在当时,国民党政府军在东北与华中地区与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展开激烈的内战中遭到了惨败。著名的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都巳基本结束。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百万大军正在准备横渡长江,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芨芨可危。受战争的影响,战区及其附近的不少大专院校学生纷纷离校,返家避难,寻求生机。而当时处于大后方的四川,虽然也由于国民党政府忙于四处强拉壮丁、集训乡丁,谣言不断,而且物价飞涨货币贬值到处充满着紧张的气氛,但表面上还是一片虚假的繁荣景象。
巳有数百年没有直接遭受战争之苦的川北人,对于即将面临的解放战争并没有感到多少恐惧。因为战争毕竟还是在离他们十分遥远的地方进行。因此,在我家所在的金兴场的一些政要人物,为了谋求政治和经济利益,他们便在一九四八年底,一起筹划着要把附近各保的初级保国民学校联合起来,在金兴场的旧文庙里,创办一所新型的高级联立完全小学。这所学校建立有乡保各政要参加的负责菅理的董事会,由一名领头的当地的县参议员任董事长。聘请有办学经验、大学学历的范熙民任校长,以及数名有大专学历和教学经验的人员任教员。一切就绪之后,金兴高级联立小学于1949年春正式成立,并开始招生。
原太洪小学被撤消后,三十多个大小学生全部被转入金兴联立小学读书。我被编入高小五年级一班。这是该校当时唯一的一个高年级班。由于是新建学校,学生的文化水平和年龄都相差很大。我当时刚满十岁多,是班上年龄最小的;年龄最大的学生有二十多岁。原有的文化水平相差更大。有几家有钱人家的子女,原来是在县城读的新式学校;大多数学生都同我一样,在本地村级的保国民学校读的古书。
对于我这样的学生,除了国语、公民、地理、自然、历史是新课外,比较困难的是算术。因为,在读私塾时虽然也有算术课,但那只是一个摆设,很少上过课。现在虽然上了五年级,还得从学阿拉伯数字:1、2、3、4、5、6、7、8、9、10和简单的加减乘除运算开始。初学笔算虽然对于多数原来读古书的同学来说都比较困难,但我好像也并未多费好多功夫很快就掌握了。
我当时感到最困难的是学校规定每周星期六下午要上一节讲演课。每个同学都要走到讲台前面,面对全班同学发表一番演讲。我小时的性格本来就是比较腼腆和内向的,当我按照老师安排的顺序被逼走上前台时,头上直冒热汗,脑子嗡嗡作响,一片空白,事先想好要说的话,全都跑光了。只有硬着头皮,前言不搭后语地胡乱讲几句下台过关。当然,有这种感觉和情况的同学也很多。甚至有的虽然被逼走上了前台,面对全班同学站立了许久,仍然讲不出一句话来,只有让他回到原位上去。我觉得学校安排这种活动,虽然使不少同学当时感到很为难,但确实使我们从小便可以受到面对众人说话的训练,起到破胆的作用。只要有了几次这样被逼上台演讲的机会之后,以后再面对众人说话,或在课堂上起立回答老师的问题时,胆子就大的多了。
金兴联立小学创立时的师资力量是很强的。除公民(即政治)课由董事会的当地政要,如当时的县参议员、仁字袍哥大爷杨国风等人担任外,校长范熙民、教员马长健、马震环、徐卫华、杨大同等,都是具有大专学历和有社会名气的知识分子。因此,学校现代教育的教学水平当然就比过去的私塾要高得多了。
我在金兴联立小学刚刚读完五年级,也就是1949年底的时候,国民党军队在国共两党的内战中节节败退。中国人民解放军像秋风扫落叶一样,闪电般地解放了大西南和南部县。从此,我也开始了新的学校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