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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慨 发表日期: 2007-04-16 16:32 点击数: 1445
回顾五十年前的“反右”运动
康 慨
1957年6月8日,北京《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这篇社论非等闲,它吹响了“反右”的号角,是“反右”的总动员令。此后的一年时间内,全国上下掀起了“反右”的狂风巨浪,全国五百万知识分子,有十分之一,即五十万人被打成“右派”。其中不少人禁不住挨斗自杀而死,苟活下来的有的押送到监狱或劳改场所服苦役,有的发配到农村过着艰苦的岁月,这些人在社会上居于“贱民”的地位。他们虽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但这时他们的知识已全无所用,他们所从事的是力不能胜的繁重的体力劳动。
60年代初,部分“右派”摘了帽,叫“摘帽右派”,社会地位仍是“贱民”。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右派”成为第一批被斗争的“牛鬼蛇神”,不少人被殴打致死。后来“文革”斗争方向转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右派分子”才被视作“死老虎”而被“革命群众”撂在一旁,仍居于“贱民”地位。
什么是“贱民”?
被打成“右派”的作家刘宾雁对自己经历过的“贱民”身份有如下的描述:“贱民,谁都可以骂你,侮辱你,你不是一个平等的人。你在潜意识中不停地想到:‘我是右派,我是右派……’象块石头压在心上。你想做点好事,不让你做。比如你见一个小孩在剥树皮,想劝阻他:‘你不能剥,剥了树会死的。’他父亲马上过来说:‘你有什么权利管,你什么身份?’连小孩都会骂你:‘你管得着吗?老右派!’”
另一位被打成“大右派”的老报人徐铸成,这样描述他的“贱民”生涯:“‘右派’帽子一戴,朋友见了面赶快走开;他要是和你打个招呼,有人打他小报告麻烦就来了。邻居也不敢和你接近,只有户籍警常来‘看看’你。家庭里除了老伴照常友爱之外,连儿子都会对你白眼相加。这种精神上的凌辱,想起来就一身冷汗。”
五十万知识分子,究竟做了什么大逆不道之事,被惩罚为“贱民”呢?
他们什么也没有做。不少人只是在中共号召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包括大学生)帮助党整风的情况下,向中共或个别党员提了一些温和的批评意见,就被“以言治罪”打成“右派”。大多数被打成“右派”的人甚至什么也没说,只因为毛泽东提出“右派分子”占百分之一、二、三,不超过百分之五,于是机关、学校的党委为超额完成百分之五的指标,就把一些知识分子莫名其妙地打成“右派”了。举几个例:
大学生某因书法较好,帮同学抄大字报,被打成“右派”;
共青团干部某在学习会上提出一些反面问题启发其他同学深入讨论,被打成“右派”;
预备党员某上书党组织,反映同学正在热烈讨论的“一个党员同学是否有某种特权的问题”的各种看法,他本人既没有写过大字报,也没有对党提过只言片语的意见,就因为这封“上书”被打成“右派”;
为了凑够“右派”指标,某班级正在讨论谁应被划为“右派”,一时提不出合适人选,这时有一个同学内急,当他从厕所回来,大家已把他划上“右派”的名额了。
1979年,绝大部分“右派分子”获得平反。1980年中共中央发出第六十号文件,宣布章乃器、徐铸成、王造时、龙云、费孝通、钱伟长等二十一个“全国性影响较大的爱国人士”的“右派分子”属于错划,应予改正。还有五个至今未被改正,他们是:民盟副主席章伯钧、罗隆基、《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民盟上海市负责人陈仁炳、作家林希翎。
那么,上述五个“大右派”一定是反党急先锋了?现在重读当年对这五位的批判文章,所谓“章(伯钧)罗(隆基)联盟”,不论怎么批斗,都没有任何证据。言论上最尖锐的是储安平,他在1957年6月1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说:“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储安平的意见提到“老和尚”头上,而且涉及“老和尚”过去的承诺以及权力分配的问题,当然是很敏感的。但他也不过是响应党的号召,向党提提意见把了,他本人并没有在报上发表他的言论,而是《人民日报》要发表他的讲话的。
“整风”变为“反右”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提出要整党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提出“放手鼓励批评,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在这之后的《人民日报》社论又强调“对批评者应该明确采取保护态度。
整个5月,中共在全国范围内号召帮助党整风。许多机关、学校,甚至以是否积极向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作为是否爱国、爱党的标准,或以之作为考虑吸收入团、入党的条件。即使这样,由于肃反运动刚过去两年,不少人心有余悸。由其是民主党派,提意见时顾虑重重。
帮助党整风的人,不是自己跳出来要给党提意见的,而是中共再三动员、邀请才诚惶诚恐地说了几句逆耳忠言。因为是整风,当然不能象庆祝党生日那样歌功颂德,而是应该批评党的缺点,揭露党的错误,这样才有利于整顿好党的作风,这也是党要求这么做的。然而,6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说:“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下,少数‘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甚至公然叫嚣要共产党下台。”
为什么会这样?“整风运动”变成了“反右斗争”!直到《毛选》第五卷出版,才认识到个中玄机。
“阳谋”
《毛选》五卷记载,1957年5月15日,毛写了一篇《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发给党内干部阅读。毛在文章中说:“在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现在右派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诱敌深入
聚而歼之。”又说:“右派的批评往往是恶意的,他们怀着敌对情绪。”“为了达到他们的企图,他们不顾一切,想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刮起一阵害禾稼、毁房屋的七级以上的台风。”
毛发出这个“内部指示”之后,5月19日的《人民日报》社论仍然说:“在这些日子里,党外人士对我们的党和国家工作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基本上是诚恳的,绝大多数意见是正确的。”到了5月31日,《人民日报》社论还说:“最近期间党内外提出的对于党和国家工作的批评和建议,虽然并非完全都对,但是绝大部分都是正确的。”
数天后,《人民日报》脸色一变,发表那篇令人蒙头转向的社论《这是为什么?》了。同日,毛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一个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指示》说:“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在高潮未落之前,“高等学校组织教授座谈,向党提意见,尽量使右派吐出一切毒素来,登在报上。”然后,要“巧妙地推动左、中分子发言,反击右派。”(《毛选》第五卷)
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亲自撰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社论揭开“反右斗争”的谜底,说:“党的报纸在一个时期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不予回击,是‘阳谋’。”又提到,右派分子“是有罪的,‘言者无罪’对他们不适用。”
毛承认“反右”运动是一场精心谋划的斗争,毛称之为“阳谋”。既然是早有预谋的斗争,那么运动开始时种种的承诺不算数也就可以理解了。
可怜善良正直的中国知识分子!
2007年3月28日
76年9月9日是一个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日子,全世界人民心中永远不落的红太阳毛主席他老人家逝世了,全中国都陷入到哀痛之中。老人家的健康情况事先没有向全国人民通报,因此让一直以为老人家可以万寿无疆的人们感到措手不及,以至于犯了一些技术处理方面的错误。
辽宁省北部昌图县八面城公社有个姓刘的老农,正赶上亲戚远道来串门,买了点肉也没顾上听广播,全家忙火包饺子招待客人,压根儿就不知道发生了老人家已经去世这件天都快要塌下来的大事, 一家人和亲戚吃饺子其乐融融。同村邻居感到这一家很不正常:别人都在悲痛之中他们怎么还能吃得下饺子?在中国只有过年过节才能吃上一回饺子,怎么偏赶上老人家去世吃呀?过去皇帝驾崩全国都得服丧一百天,根据这个级别推算无论如何也不能当天就开荤吧?于是报告给大队书记,大队书记又报告给公社的派出所,派出所的几个人用手铐把老刘家人给带走了。派出所把老刘家人关了七天,了解到其它地方也有一些吃的不符合精神的类似现象,老刘家人又是在不知道情况的条件下错吃了饺子,不知者不怪,上面暂时还没有什么新的具体指示就把老刘家人给放了。后来有人向派出所所长问及此事,那所长也很无奈:“有人来揭发检举,我们也不敢不抓,否则就会犯包庇罪。”
昭乌达盟的平庄矿务局下面有个矿,干体力活的矿工们平时都喜欢喝点酒,老人家去世那天下午大家都去听了广播,回到宿舍已经到了平时喝酒的时间,年轻的矿工徒弟说在这节骨眼上喝酒恐怕不合适,两个年龄大喝酒总能喝出许多道理的师傅说:"你们不懂,喝酒更能寄托我们的哀思。"弄点小菜就喝,开始还闷声不语,几杯喝下肚哀思就看不太清楚了。第二天“喝酒更能寄托哀思”这句传了出去,矿上的派出所带走了这两个矿工,说他们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关了一个多月,俩人写了不少认罪检讨才放出来,在里面一口酒也没喝着,憋坏了。
我那时在发电厂食堂吃饭,食堂管理员安排了几天茄子云豆素食,一方面考虑这阶段大家都很悲哀吃不进去,也不容易消化吸收高脂肪食品,更重要的原因是没有中央文件指导工作,何时开荤这个分寸自己不容易掌握。过了五六天,听说电建公司那边的食堂已经开始卖酱肉了,食堂管理员感觉冷拼盘也是肉,炒菜里放些肉也不会违背老人家的革命路线,逐渐过渡回到了以前的状态。
五七年大鸣大放的时候老人家用了一个计谋:让人们充分发表意见,叫做引蛇出洞,然后聚而歼之,正式注册了552877个右派分子,还给发了隐形的帽子,强制参加劳动改造。一个那么伟大的人物使用这种下三滥手段对付手下臣民实在不够磊落,后来听到一些非议又做了这个阴谋叫阳谋的解释,反正老百姓懂得阴阳的不多。不过此举真正教育了广大人民群众,从此不要随便再说真话,有话直说是会要命的,要兜圈子说话,搞点阳谋。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老百姓已经很少象右派们那么傻实惠的,讲话技巧普遍有所提高,就是表达的比较曲折费劲。
喊万岁喊万寿无疆的时候,只要识数的人心里都明白:人是活不了一万岁的。但是所有人都千万遍地高喊,首先自己要感觉喊的很真诚,不说实话心里也能做到很平静。尽管几亿人那么用力地喊万岁都白喊了,看不出有什么医疗效果,他老人家还是该走就走了,让大家没有一点儿思想准备。那时我正在发电厂子弟学校当代课老师,总结悼念老人家活动的情况时,小学二年级的刘老师汇报说她班上学生揭发一个男生龚四,说他开追悼会时哭不出来就往眼睛上抹唾沫,装哭!连小学二年级的孩子都开始练习搞阳谋,虽然不是很成功还被别人看出来了。但是那孩子不装的话也很成问题,别人都能哭出来,你怎么就不能努力呢?至少是缺乏对伟大领袖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不能说别的孩子都比龚四会装,我那时已经是成年人,也流过泪,说我装我也不能承认,但是大家都懂得当年在那种环境气氛里就应该哭出泪来!哭不出来就会有跟不上形势的感觉,后来有人议论演员很不容易,需要啥时候掉眼泪就能掉眼泪,我觉得没什么了不起,其实普通老百姓都能做到,每个人都必须在社会的舞台上进行表演,只是在社会政治舞台上表演的人物演技好一些。
林彪深谙韬讳之计,看的比较透,以前曾教给大伙:“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林的意思是:啥也别说啦,提意见的是右派,唱着颂歌去执行没毛病。可是林彪本人也没做到久假不归,一直装到底毕竟是很痛苦的事。人们挖空心思地编一些动听的句子表达对老人家的忠心,张嘴就是什么:“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无比英明,无比伟大,无比亲切,无比幸福。”,“我们世世代代跟着您永不变心!”,“一句顶一万句。”...这里难道有一句是有用的真话吗?中国人由于领袖喜欢听假话,逐渐适应了说假话的社会环境,熟练地掌握了在各种政治运动中说假话的技能。
那时所有人都喊过要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老人家健在的时候听见这样的口号能挺乐呵,舒服。粉碎四人帮时,毛主席不在了,保卫毛主席就免了,可是全国就没看见有一个出来誓死捍卫他的革命路线的,发的誓也不用算数,整个把老人家给泡了。老人家后期也才发现唱颂歌的比提意见的要可怕六倍,提意见的即使错了也是实话,好对付一些;听颂歌虽然当时晕忽,反应不过来,事后总是感觉不对劲儿,拿他们也没有什么好办法,老人家一生乐此不疲地与人奋斗也感觉越来越不好斗,人们整体的阳谋水平提高了。老人家著作中特别喜欢引用中国的成语,但是在他所有的文字记录里从来没有提过“良药苦口,忠言逆耳”这句,不知是对这个成语有什么看法还是学习的时候没重视。老人家经常用过一句话:“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是中国人形容某些蠢人的一句俗话。”不知道最后把谁的脚给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