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遇妓女
作者: 严涛1949 发表日期: 2006-05-20 17:53 点击数: 796
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性交易”的合法化由来已久。既然“性交易” 在这些国家是合法的，那么它就同其他诸如商品交易一样，被纳入了法制管理的轨道，甚至有的国家专门为此立法。因此，卖淫虽然在这些国家是合法的，但也不是可以为所欲为。而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有限制的存在。或者说，这个古老的行业是在有效的控制之下，被管理得井然有序。比如，从事“性交易”的从业人员要向政府主管部门进行登记、申领许可证，每年定期体检，按规定交纳税款，从业人员必须证件齐全、持证上岗等等。有些国家还规定，“性交易” 的经营场所要相对集中（“红灯区”形成的主要原因之一），开业地点要远离学校、机关、居民区等。既使是不在“红灯区”从业的个体妓女也必须遵守法律规定和行业规矩，不得随便上街拉客，只能按规定的渠道为自己做广告，或通过专门的中介公司介绍客户（拉皮条公司）。电视节目中的有关色情内容和广告要在规定的栏目、频道、规定的时间（晚十点半后）内才能播出。否则，违法者将承担法律责任。但是，也有些国家的法律规定，“性交易” 的经营场所（妓院）不得集中在一起。
我到过德国的汉堡，曾特意路过一个“红灯区”。所谓“红灯区”其实就是各种妓院、性用品商店和与性内容有关的表演场所，以及酒吧、咖啡馆等一家挨一家地密集在一起的一条街而已。在那条街上，有关性的巨幅广告和霓虹灯比比皆是，可出了这条街就见不到了。而且我没有发现有妓女强拉顾客的现象。甚至，我听说荷兰阿姆斯特丹的红灯区有活人做广告的现象，一些妓院临街的橱窗里竟站着一丝不挂的裸体女郎，向路过的行人作着各种挑逗动作，但哪个妓院也不敢让妓女直接到大街上去拉客，因为这样做违法。
可是在前苏联解体，各加盟共和国宣告独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旧体制已被完全否定，而新体制还没有被完全建立起来，造成了所谓“法律真空”。因此在社会生活中的各个方面都出现了混乱，在前苏联时期被明令禁止的一些本是社会丑陋的东西像雨后春笋般纷纷露出头来，大有泛滥成灾之势。比如含有“黄色”内容的书报、杂志、音像制品、电视节目纷纷出笼，随之而来的是卖淫现象越来越严重，妓女们拉客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一夜之间，似乎人们忘记了什么是羞耻。我还记得92年时在莫斯科看到的一个电视节目，有两个电视台记者扛着摄像机大白天的在街上采访过路行人。他们专门采访路过的年轻女人，问她们敢不敢当众在镜头前脱光下身的衣服接受采访！还美其名曰“勇敢的向旧观念挑战！” 有些被采访的女人断然拒绝后忿忿离去。可也有不少女人在大厅广众之下脱了衣服，甚至有的女人主动脱光全身衣服，全裸着冲镜头做鬼脸。当时现场围了不少人看热闹，吹口哨的、说下流话的、起哄的此起彼伏。就是这样一个节目，居然原封不动的在黄金时段（晚九点左右）公开播出，真是又可悲、又可怜！要知道，没有限制、无法可依的“性交易” 要是这样为所欲为地发展下去，会是怎样一种可怕的情景啊。
在莫斯科、基辅、明斯克等一些大城市的主要涉外饭店门口，和有外国人出入的公共场所附近，常有一些浓妆艳抹的女郎明目张胆地招揽顾客，而且价钱特别便宜，大概几十美元就能搞定，有的甚至更便宜。我曾几次从饭店走出时，被几个女郎追着纠缠，直到我坐进汽车后她们才算罢休。有一次，我和使馆调研室主任老于一起开车去扎波罗热参加一个合资电视机厂的开工剪彩仪式。那天下午，我和老于一起从下榻的饭店楼上下来，一楼的楼梯口等着好几位女郎，她们唧唧喳喳地跟在我们屁股后面，不断“推销”着她们自己。有一位小姐居然跟到我们的汽车旁，要开门坐进汽车！气得我赶紧锁住车门，狠狠轰了一下油门才把她吓走。更有甚者，妓女都敢追到家里去拉客！我就有过一次这样的经历。
那年夏天，我奉命到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出差。使馆安排我住在他们长年租用的一套民房里。这套民房是三室一厅带厨房、厕所的单元房，位于一个居民小区中一栋楼房的一层，是使馆专门用于接待、安排内部客人住宿用的。
我到达明斯克那天，恰逢是个周六下午，使馆经商参处的小李到机场去接我，他开车把我送到那套客房后就告辞了。临走前小李告我，参赞邀我周日共进午餐，下午小李陪我去逛逛街，一切公事待下周一上班时再说。小李还告我，要吃饭的话，这个居民小区附近就有快餐店。要自己做也很方便，食品店离这儿也不远，厨房里的设备也很齐全----。最后，小李还一再叮嘱我要注意安全，有事可以给他打电话。
小李走后，我到洗手间去洗脸，听到客厅里的电话铃急促地响起来。我以为是参赞打来的电话，就三步并作二步地跑去接。拿起听筒一听，是位年轻的白俄罗斯姑娘的声音∶“哈罗！亲爱的，你一个人来的？” 这姑娘没头没脑的话说得我莫名其妙！弄得我没回过神来。我问了一句∶“对不起！你是谁！我好像不认识你？”姑娘接着说∶“我是娜达莎，你一个人很寂寞吧？我来陪陪你如何？价钱很便宜的，谁让我一见到你就爱上了你哪！” 这时我才听明白是怎么回事。我气愤地把话筒“啪” 的一声狠狠地挂上，刚要转身离去，电话铃又响起来。我再次拿起话筒，还是那姑娘的声音。这回她换了一种腔调，一种娇滴滴的腔调∶“亲爱的！我爱你嘛，让我们成为好朋友好吗？” 我用俄语骂了一句“滚开” ！就挂上了电话。
这两个电话闹得我心绪不佳，坐在沙发上生闷气。过了一会儿，电话铃没有再响，我的心才慢慢平静下来。一看表，已是下午五点多钟，正想出去逛逛街，然后找家餐馆解决肚子问题。
我穿戴整齐，刚要开门，门铃响了。这次我的警惕性提高了，没有贸然开门，而是通过门上的“猫眼” 向外张望。我发现是个大约不到30岁的小伙子，贼头贼脑地站在门外。我隔着门问∶“对不起先生，你找谁？” 小伙子说∶“尊敬的先生，娜达莎是我的妹妹，她要我来找您，她说她很希望能和您成为朋友，至于价钱可以商量----。” 这次我真的是愤怒以极了！我冲门外大喊∶“请你立即离开这里！否则我要打电话报警了！” 我的话音刚落，就听到门外有脚步声渐渐远去，估计是那家伙走了。可我还是不敢开门出去。我想，万一要是那个什么娜达莎和她的所谓“哥哥” 还在门外等着，我若一出去，那个女的强行对我动手动脚，倒反过来一口咬定是我对她非礼，那个男的再一配合，围观的人再跟着起哄----，我可就惨了！岂不是浑身长嘴也说不清了吗？要是真的走到那一步，我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只能任人摆布了！
甭问，现在是我在明处，人家在暗处，人家肯定早就盯上这套房子了，我的一举一动都在人家的监视之下。而且人家已经明白我是独身一人临时来出差的，所以人家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是有目的专门冲我来的。
我打消了逛街、吃饭的念头，重新回到客厅坐下，仔细地分析起目前的处境。我突然想起了苏联解体前，发生在我驻莫斯科使馆的一件事。事情好像发生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们一位年轻的外交官在去哈萨克斯坦加盟共和国首都阿拉木图出差的路上，结识了一男、一女两位苏联人。那位姑娘长得很漂亮，我们的小伙子对她颇有好感，一个劲儿的和那姑娘套近乎、献殷勤。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两个人恰恰就是苏联克格勃的特务。而且克格勃对他发生了兴趣，准备对他进行“策反”，迫使他为克格勃工作。可怕的是，这位年轻的中国外交官对正在悄悄走向自己的巨大危险却丝毫没有察觉。他从阿拉木图回到莫斯科不久，又要到白俄罗斯首都明斯科去出差。于是，克格勃就决定利用这次机会对他“下手” 。
一天晚上，正当年轻的外交官在他下榻的饭店餐厅吃晚饭时，一位男人走过来也坐在这张餐桌边上，小伙子出于礼貌，还冲那男人点了下头，但是没说话。当他吃完饭正结帐时，他突然感到一阵头昏眼花，恰似喝醉了酒一样，其实他一口酒也没喝。他迷迷糊糊地被两个人搀扶着回到自己的房间，然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第二天早上醒来，小伙子吃惊地发现，他正赤身裸体地搂着同样是赤身裸体的一位漂亮姑娘睡在床上。更让他惊讶的是，被他搂着的姑娘不是别人，正是他去阿拉木图的路上结识的那个姑娘！正在这时，房门被推开，走进来几个男人，其中一人把一打子照片甩到床上。一看那些照片，小伙子更是惊恐万状。他从小到大，哪儿见过这阵势？精神防线早就崩溃了，下面的事自然也就无法避免了。
克格勃们给小伙子提了不少问题，其中包括他的家庭情况，使馆内部事务等等，小伙子都老老实实地回答了。这场“谈话” 还被录了音。其实小伙子提供的这些材料算不上重要，但是在那个年月，把那些不堪入目的照片和“谈话” 录音，作为小伙子道德败坏、投敌叛国的“罪证” 也还是富富有余的。事实上，克格勃真正的目的是要控制住小伙子，让他今后长远的为他们工作。
接着，克格勃们给小伙子指出了两条路∶要么为克格勃工作，他会得到很好的保护，还有很高的待遇和报酬；要么去坦白交待，那么这些照片和录音带就会被寄到中国大使馆，而且苏联的报纸上会把他的“丑行” 给予曝光，苏联外交部也要宣布他为“不受欢迎的人” 而把他驱逐出境。当然，克格勃认为，如果小伙子真的坦白交待了，那么他今后的前途、生活以及一切的一切也就彻底完蛋了。因此，他们断定小伙子必定会屈服。最后，克格勃还给小伙子限定了明确答复的时间。
回到莫斯科后，小伙子陷入极端恐惧之中，像得了一场大病。经过反复的思考和内心的激烈斗争，最后终于勇敢地向大使交待了所发生过的一切。这事非同小可，被立即报回国内。国内指示，在克格勃给小伙子限定的答复时间前，尽快将小伙子安全、秘密地送回国内。
为了安全和保密，当时整个使馆百十来号人仅有大使和政务参赞两人知道此事。后来确定要有两个人专程护送小伙子回国，这两个担任此项任务的人直到要上飞机前才知道此事。这件事的确是真实的，绝非杜撰。我曾听使馆的老同志讲过此事，也看过有关这件事的材料，但事隔多年，很多细节都淡忘了，上面所叙述的所有细节不可能都十分精确无误，但基本事实是绝对不会错的。
想到这件事，我的心里也一阵紧张！不过，我的头脑仍然很清醒。我确信，肯定不是什么克格勃看重了我，但并不排除地痞、流氓想利用美色来敲诈、勒索我。所谓“穷山恶水出刁民” ！当时苏联刚解体，白俄罗斯独立不久，整个国家的生产下降、人民生活困难、人们的思想信仰、道德观念陷入严重危机，社会秩序混乱、治安状况恶化，天晓得会不会发生这种事。
谨慎小心总是无大错，既使有百分之一的危险可能性，也要尽百分之百的努力去避免这个危险的可能性。想着、想着，我终于拿定了主意，坚决要求住到正规宾馆去。我想，虽然宾馆门外也有妓女拉客，但毕竟大宾馆有保安，有众多的其他宾客。只要我处处小心，无论如何也比我孤身一人住在那套房子里要安全。
我给参赞挂了电话，把刚才发生的事给他讲了一遍，他听了以后很惊讶，说以前有不少国内来的小组或其他使馆来出差的人都在那套房住过，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类事。最后，参赞还是答应把我安排到宾馆住。可是，我心里还纳闷呢，是该着我倒霉呢？还是另有情况？鬼晓得！
那天晚上八点多钟，小李才为我在“白俄罗斯饭店” 租到一间标准间。待他用车把我送到那里，办完登记住宿手续后，已经九点多了。小李开车走了，孤零零的我早已饥饿难耐。别忘了，直到那时我还没吃晚饭呢！可是宾馆的餐厅已经关门，只有咖啡厅和小卖部还在营业。我没有心情去泡咖啡厅，只好买了一袋面包干和一瓶饮料拿回房间，草草吃了顿晚饭。
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呀，我在明斯克“遭遇妓女” 的故事很快传回乌克兰，传得全使馆任人皆知！成了使馆的弟兄们没事拿我开心的好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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