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能够容纳作为一种美学的悲观主义吗？
作者: 陈行之的博客 发表日期: 2007-05-21 13:35 点击数: 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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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零年十月十七日，我女儿十九岁生日那天，我写出了本书第一行文字：“这天风和日丽，青山如同水洗过的一般，晶莹剔透，远远看去，万山之中，有一座山峰鹤立鸡群……”这不是本书开头的文字，而是最后一章最后情节的起首文字。所以，也可以说本书是从最后一章开始写的。
这是我的一个习惯：我认为作家在没有完整结构出他的故事之前不能进入写作，而一旦结构完成，进入工作的最好办法是从最后一章开始。这可能是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它也可能毫无道理，但是目前我似乎难以改变。
能够写出这样一行文字，我经历了一个曲曲折折的过程。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在连续写作和发表十一部中篇小说以后，我认为能够给读者讲述比中篇小说更长的故事了，遂决定写作长篇小说。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社会批判题材，耗费了很多心血却没有最终完成。第二部长篇小说是知青题材系列作品中的一部，这部作品写作完成于一九八八年，我想等全部写作完成以后以三部曲的形式同时出版。
一年以后的一个清晨，我突然产生出了写作本书的冲动，并且毅然停止了正在进行的写作，开始了这项工作。我现在已经记不得本书的最初意念是怎样产生的了，但是我知道，它一旦出现就深刻地影响了我的精神生活，觉得如果不把它写出来，我的整个人生都将毫无意义。
我马上把自己投入了进去，做一个作家这个时候通常都要做的事情：大量阅读，设置人物，罗织情节，寻找意象……我用将近两年时间完成了本书的全部构思，所有人物都形象鲜明地站立在了我的脑海里，所有情节都被我罗织在了特定的背景之中，但是我仍然没有动手写作它。随后，时光一天天流逝，尽管我没有虚度年华，但是就这本小说来说，却始终处在酝酿阶段。
我完全没有想到，我为这部小说所做的技术准备竟整整延续了十一个年头，为它写下的创作札记就达四十万字之多。时间到了二零零零年，如上所说，在我女儿十九岁生日那一天，我才终于写下本书第一行文字。
我还记得当时的情景——我觉得自己的心跳在加剧，一种完全控制了我身心的感觉使我热血沸腾，就像一个从来没有接触过异性的人面对着渴望和你做爱的人那样。一发不可止，简直可以用“行云流水”来形容我的写作状态和速度。
一百天以后，同样是一个清晨，我为主人公谢钢写下了最后一段文字：“他茫然四顾，寻找着上山的路。这时候他才意识到没有带妹妹谢菲一起来是一个多么大的错误。很显然，没有别人帮助，他是上不了山的，永远上不了山。”
在没有任何帮助的情况下——每一个作家写作长篇小说的时候都绝对孤独——我认为我上山了。请原谅我的自信——我攀登上了一座很漂亮的山，这座山是唯一的，读者会从这里看到别处看不到的风景。
这是我准备时间最长、写得最快的一部小说，它也是我写过的长篇小说中最短小的一部。
2
有评论家认为，《危险的移动》表现的是权力覆盖下人的处境的问题，《当青春成为往事》表现的则是人在历史中的位置的问题。我大致赞同这种说法。顺着同样的思路，假如有人问我，本书表现的又是什么呢？我想我可以做这样的回答：它表现的是人失去选择以后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的问题。
这里必须说明，我并不是在初始意义上使用“选择”这一概念的。动物也有选择，比如燕子总是把巢筑在喜爱它的人的屋檐底下，受到侵扰的狼迁徙到远离人类的地方，母狮总是接受最强壮的公狮的爱情……动物的选择不具备理性，某种程度上它仅仅是趋利避害的生物本性的表现，所以，得到或者失去选择尽管也会对于动物个体和种群造成消极后果，但是，这种后果并不触及与理性对应的精神层面的东西，或者换一句话说，它本身无法产生痛苦这种只有在人类理性范畴内才能够产生的精神现象。人是有理性的，如果失去选择，人所感受的就绝不仅仅是寻找不到更好的筑巢的地方、不得不离开终生厮守的家园或者失去一次与异性进行激情澎湃的交配的生物性痛苦。人的痛苦会越过生物性痛苦的狭小地段，进入到广漠的精神领域，并且在那里无限制膨胀，变得无边无际，覆盖辽阔广袤的大地，弥漫深邃悠远的天空。
理性把人类从动物世界中区别出来，同时也把人类的痛苦上升到了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救赎的绝境。中国诗人屈原和意大利诗人但丁不约而同描述了这种绝境，也正因为如此，我才一直把屈原和但丁视为以十九世纪为起点的现代文学诞生以前最伟大的诗人，因为他们最早把艺术探索的触角深入到了人文领域，进入到了人自身。
得到选择和失去选择都需要一个共同的条件，换一句话说，必定有一种东西决定着你得到选择或者失去选择。我愿意把这种东西归结为强力。所谓“强力”，是指人类个体无法控制无法改变却能够对人类个体进行随心所欲控制和改变的那种力量。这是我经常使用的一个词汇。强力的构成极为复杂，它既可能是金钱，也可能是权力，还有可能是其他某种社会力量。它们一旦构结而成，马上就会作用于这个世界，作用于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
不幸的是人类能够在精神领域清晰地感觉它，却无法言说它，无法反抗它。这种处境，曾经被卡夫卡令人心碎地表现了出来，而卡夫卡自身则最终为这种强力所毁灭。只是在卡夫卡身后，人们才突然意识到一直自以为是的人类原来竟处在如此令人沮丧的境地，这意味着文学艺术向更高一级迈进了。整个十九世纪以来的现代文学的意义，实际上也正在这里，或者换一句话说，现代文学只有在获得现代主义的内容和形式之后，才真正进入到了比大地和天空更加辽阔的人的心灵（雨果语），回归到了人的自身。
我这样说，丝毫没有贬低现实主义文学的意思，实际上，我一直认为现实主义文学与现代主义文学之间并非没有相通的东西，它们之间的区别远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巨大。在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探索和表现上，你能够从陀斯妥耶夫斯基和卡夫卡这两个代表不同流派的作家那里寻找到彼此对立的区别吗？没有，没有任何区别。你从托尔斯泰长篇小说那里感受到的震撼，在萨特的存在主义文学那里同样可以感受得到。但是，无可否认的是，文学的现代主义形式比现实主义文学更便于深入人的心灵，在文学表现与人的心灵状态之间，现代主义文学比现实主义文学确实拥有一条更为方便、快捷却又很深刻的通道。
这个通道，就它的文学意义来说，就是作为一种美学的悲观主义。
我总感觉，被悲观主义笼罩的现代主义文学在世界范围内兴起具有一种标志性意义，它说明我们人类正在进入一个极为痛苦的精神成长期。这个精神成长期究竟意味着什么？是向更高一级存有迈进之前的蜕变，还是人类自古以来存有状态的令人痛苦的终结？
这个问题耐人寻味。
3
德国哲学家卡尔•亚斯贝尔斯曾经提出著名的“轴心期理论”，认为在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这个历史时期内，在中国、印度和西方三个彼此隔绝的地区发展起人类的整体意识，“产生了直至今天仍是我们思考范围的基本范畴，创立了人类仍赖以存活的世界宗教之源端。”亚斯贝尔斯举例指出：“在中国，孔子和老子非常活跃，中国所有的哲学流派，包括墨子、庄子、列子和诸子百家都出现了；像中国一样，印度出现了《奥义书》和佛陀，探究了一直到怀疑主义、唯物主义、诡辩论和虚无主义的全部范围的哲学可能性；伊朗的所罗亚斯德传授一种挑战性的观点，认为人世生活就是一场善与恶的斗争；在巴勒斯坦，从以利亚经由以赛亚和耶利米到以赛亚第二，先知们纷纷涌现；希腊贤哲如云，其中有荷马，哲学家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图，许多悲剧作者以及修昔底德和阿基米德。” 按照亚斯贝尔斯的观点，在“轴心期”之内产生了“人类精神的全部历史所依赖的精神成果”，“直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上述引文均出自卡尔•亚斯贝尔斯所著《历史的起源与目标》，本书1949年出版）
假如我们赞同亚斯贝尔斯的观点，承认我们目前仍然处在轴心期思想成果的覆盖之下，我们进行的任何精神探求都能够从轴心期思想家那里找到渊源，那么，现代主义的兴起，又说明了什么呢？
我倾向于认为，这是人类精神飞跃的前兆，尽管它仍旧享用着轴心期精神成果的滋润，但是，显见得这里面已经有了新的精神内容——一种普遍的危机意识。人类或许终结于产生这种意识的现实坟场之中，或许犹如亚斯贝尔斯所言，在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结束之时，人类终究被解放和救赎，向新的理念飞升，体验“涅槃”，与“道”一致，服从“上帝”的意志。这将是一个极为漫长的时期，它将穷尽我们的生命内容，就像一个冰河期相对于一片植被一样。
这样说来，现代主义文学和哲学探索总是具有一种处处能够感觉到的悲观主义气息，实在不是多么奇怪的事情。悲观主义或许在相当长时期内仍旧会成为现代主义文学的灵魂，因为它反映了人类的真实处境，反映了生活本身具有的那种形态。有了这个前提，我们就可以认为，悲观主义作为一种美学，应当获得一种地位。这种地位在人们承认现代主义文学的美学价值的时候已经得到了肯定，作为一种预期，我觉得它的影响还将进一步扩大，在哲学、文学、社会学、伦理学和历史学等一切建构人类精神田园的领域中，被深刻表现出来。
悲观主义与悲剧不是同一概念。悲观主义是哲学的，悲剧则是文学的，基本上是技艺性质的，它们不在一个层面上。具有深刻哲学意识的文学所持有的，应当是悲观主义，而不应当仅仅是悲剧意识。
虽然我们认为历史具有一种向善的本性，人类本性最终能够带领人类走向幸福的彼岸，最终能够被良知所救赎，但是正如我上面所预期的那样，也不能排除我们有可能在一次强力导演的荒诞事件（比如核战争）中全部毁灭。对于毁灭的恐惧就像命定一样控制了人类心灵，当代的历史性事件（“9•11”事件、伊拉克战争、中东局势以及亚洲酝酿着但是还没有爆发为事件的历史演变）都是这种恐惧的表征。
就个体来说，对毁灭的恐惧更是具有一种绝对的意义，因为他的自然生命极为短暂，强力导演的一个小小情节就可能穷尽一个人的全部生命内容，所以，我们在艺术品中诉说这个过程，无可厚非。我曾经主张，应当在文学与哲学中间建立一条通道，所谓通道，就是要在精神领域纳入理性，用微观的形式回答哲学所关注的那些宏观问题。在我看来，这才是真正的文学。
老子言：“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
在一定意义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朝菌，都是蟪蛄。
我们为什么不能在更高的意义上讲一讲朝菌或者蟪蛄的故事呢？
4
本书讲述的正是晦朔的故事，蟪蛄的故事，当然，他们因为人类的理性特征升华了痛苦或者愉悦的感觉，强化了作为生物体的戏剧性精神内容。
白居易慨叹“蜗牛角上争何事？电石光中寄此身”，是因为这个伟大的诗人洞悉了社会人生的全部奥秘，确切地知道了人类身居何处，去向何方，所以才获得一种俯瞰的视角。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生存就是全部存在，时间与空间在这里都体现为绝对意义上的永恒。换一句话说，人生是一个有丰富内容的过程，人们值得在这个过程中寻找意义，值得想方设法将自己救赎，但是如果把它放置在永恒的时间与空间之中，这个转瞬即逝的过程还有意义吗？人类的寻找和对救赎的渴望还有意义吗？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
我这样说，绝不是想赞美虚无主义，我只是在描述人类的一种真实处境。事实上，我崇敬人类一切寻求解脱和精神升华的努力，就像我在本书中描写的那样。我甚至认为，人之所以为人，恰恰是因为人总是不识时务地探寻眼前这个世界和人自身，人生的全部意义都因探寻而产生。所以，最高贵的灵魂往往是那些不安宁的灵魂，在这个意义上，我对书中的人物充满了同情与敬重，他们应当成为所有试图在短暂的人生中寻找生存意义的人的精神先导。
“我们从未寻找过自己，我们又怎能找到自己？”（尼采：《论道德的谱系》）应当有更多的人加入到寻找自己的行列，应当有更多的人寻找到自己，这既是对个体地救赎，也是对整个世界的救赎。
本书写作完成以后，我曾经给几个文学评论家，征求他们的意见，我没想到它会引起截然相反的评价。有的认为它具有迷人的魅力，是一部值得反复阅读咀嚼的作品，一部不受时间限制，具有长久生命力的作品。他们甚至为这样一部作品的产生亢奋不已，给我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建议，比我更迫不及待地希望它早日走到读者中去。这样的意见当然让我很兴奋——并不是因为听到了赞扬，而是觉得找到了知音，他们真正理解了我在作品中隐含着的思索。对那些用思想生活着的人，我始终心存敬意，是他们使我们不再孤独，是他们把枯燥板结的生活土地变成了让人迷恋的芳香原野。
也有人认为我在艺术表达方式上落后于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走过的历程，“如果把它放到十年前，这将是一部了不起的作品。”对于这种意见，我不能苟同。我自认为是一个性格谦虚的人，但是在对这部作品的评价上——至少是在当时——我却有一种几近于顽固的自信：我走的是别人没有走的路，我非常成功地把艺术巨匠们的路汇集成了我的路，我的路是唯一的。如前所言，我相信读者会在这条路上看到别处看不到的风光，看到别处看不到的人，就像书中人物在这条路上看到的那样。
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讲，我更为珍重的是上述并非褒扬的意见，甚至可以说，这些意见最终决定了我对这部作品的态度：将它尘封起来，在我认为能够进行修改的时候，再进行一次修改——它对于我太重要了，我不能够轻率对待它，也就是说，不能让它以目前这个样子出现在读者面前。
我把它真正“尘封”了——在长达五年时间里，我始终没有打开书房里装着这部稿件的抽屉，专心致志地写作其他作品。这期间，我出版了《危险的移动》和《当青春成为往事》。
大约是在二零零六年春季，我手头写作的作品全部告一段落，我开启了封闭五年的那只抽屉，拿出本书初稿，重新阅读了一遍。我经常说，对世界的认识需要社会思想文化发展成果的启迪，五年以后再来看这部作品，一方面，当初激动着我的东西仍然使我激动，另一方面，我也找到了一些不如意的地方——既有内容的也有艺术形式的。
我决定对本书进行最后的润色和修改，再次将自己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之中。
感谢上帝：我得到了非常好的重新写作本书的心境，倾诉和抒发的愿望迅速转化为创作激情，进入到一个作家最为美好的精神享受状态。三百六十个日夜之后，在一个明媚的春日，终于写作完成了它，我可以没有任何遗憾地把它呈现给读者了。
面对着写字台上覆盖在金色阳光下的近三百页文稿，我盘算了一下，我前前后后一共用了十七年时间构思和写作这部并不很长的作品。这句话的意思当然不是说我多么聪明，我只是说，我尽力了，不管是为自己的尊严和荣誉，还是为我所敬重的读者，我都尽力了。
5
这部小说的独特意象，时空交错的艺术特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物处理方式，大量的隐喻和象征，都是我着意追求的。我曾经想为读者做一些必要的解释或者说明，但是我最终放弃了——读者往往比作家高明，何必饶舌？我决定除了交代创作过程以及我在这部作品中所关注的最主要的东西之外，关于本书内容什么都不说。我知道我想说的读者都能够从书中读到。
细心的读者将会注意到，本书与我已经出版的长篇小说风格迥异，表现手法大相径庭。我当然可以说我不想墨守成规，但是，促使我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做出新选择的是作品本身——作品的内容、人物以及隐含其中的哲学意识。如果我仍旧采用现实主义手法来讲述这个故事，它能不能从我所关注的精神领域打动读者？能不能达到目前这个深度？我认为不能。这就是说，一部作品作为一种存在，总是先天地为自己规定着存在的方式，作家在这方面并不享有随意处置的特权。某些情况下，不是作家在选择艺术方式，而是来源于生活的题材在选择，活动其间的人物在选择。这或许正是二十世纪之初现代主义文学不约而同在不同文化区域兴起的原因之一。
至于我以后会不会继续沿用现代主义手法写作长篇小说，会不会就此与现实主义表现方式分手，我认为这不是问题。还是那句话：作品本身决定一切，我将遵循它的安排。
谢谢每一个用智慧和耐心阅读本书的人。
（注：这是我为最近写作完成的一部长篇小说撰写的“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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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确实不会有喜剧的产生
喜剧最适合短小精悍
以调剂人们疲劳的生活
可长篇却是人心需要安静的时候
需要一份与书合二为一的时候
顺着目光找到自己的疤痕
于是有些人更透彻了也更痛苦了
也许有些人更升华了
那就是为数不多的凤凰涅磐
外出中匆匆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