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当代大学生诚信的缺失与重建ZT
浅谈当代大学生诚信的缺失与重建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全人类所认同的道德规范。诚信，对于提升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促进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等方面具有重大的意义。当代大学生是国家的未来建设者和接班人，他们的诚信状况将直接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从总体来看，当代大学生的诚信状况是好的，是积极向上的，然而近些年来，大学生诚信缺失的现象越来越突出，对此我们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一、当代大学生诚信缺失的主要表现及其危害
第一，弄虚作假严重。一是考试作弊屡禁不止。大学生考试作弊已经是普遍的不争的事实，而且作弊者队伍越来越庞大，手段也越来越先进，不少地方还出现了以赚钱、营利为目的，有组织、有中介的"职业枪手"队伍。二是学术抄袭司空见惯。抄袭作业、论文移花接木、假想实验数据等等对于不少大学生是家常便饭，"天下文章一大抄，在于会抄不会抄"、"文章=剪刀+浆糊"的观点，在大学生中的认同率极高。三是简历注水花样百出。为了在双向选择的就业竞争中找到好的归宿，不少大学生在个人履历表上大做手脚。于是招聘会上人人都是优秀班干部、三好学生，人人都有一叠荣誉证书，人人都有一流的外语和计算机水平。四是投机取巧追逐名利。在评奖评优上，在入党、竞选干部、保送研究生等问题上，一些大学生不是靠实力去争取，而是想法设法请客送礼，投机取巧拉关系。弄虚作假的直接后果是一方面严重挫伤努力学习同学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是学生水平下降。水平的下降直接影响到就业。在北京、上海、广东的人才市场，大多数用人单位不愿意要应届毕业生，认为他们有文凭没水平。
第二，信用意识缺乏。一是骗贷逃贷。据调查，国有商业银行国家助学贷款坏账比例高达10%，远远高于普通人1%的比例。由于坏帐率过高，今年4月全国已有100多所高校被银行列入暂停发放助学贷款的"黑名单"。更有甚者，少数大学生隐瞒家庭真实情况，出具虚假贫困证明骗取助学贷款。这些骗贷逃贷的行为，致使后来的贫困大学生上大学之路越发艰难。二是拖欠学费。恶意欠费现象在许多高校普遍存在，所欠金额每年都在递增。三是随意违约。大学生中任意变更、撕毁就业合同的行为时有发生，不少大学生签约的目的只是为了解决户口问题，有的是这山望着那山高，一旦目的达到便不辞而别，让招聘单位措手不及，防不胜防。据报载，目前大学生就业遭遇诚信危机，违约罚金已高达3万元。随意违约的行为，致使一些学校声誉造成不良影响，一些用人单位明确表示，从此不到该校招人。
第三，人际关系淡漠。据报载，北京某大学在对420名学生的调查中发现，在"对他人的态度上"，有近一半的受访者缺乏对他人的足够信任感和安全感。在对"与陌生人打交道时要小心"回答中，表示完全赞同的高达45.8%，而完全反对这一说法的只有0.5%，完全同意"在这个竞争的年代里，如果不保持警惕，别人就可能占你便宜"的占32.7%，部分同意的占38.6%，完全不同意的只占2.6%。由于缺乏真诚与信任，于是沉迷于网络虚拟世界，而不愿意在生活中与人交往者有之；背地造谣中伤，偷看他人日记，甚至盗窃财物者有之；为争夺恋人，抢夺升学、留学机会而不择手段者有之；逢场作戏，未婚同居，多角恋爱者有之，于是因恋爱不成而轻生自杀或是凶残报复的事件在高校时有发生。人际关系的淡漠，容易导致学生孤僻、冷漠、紧张、不合群、缺乏责任感，引发心理疾病，不利于学生健康人格的形成和发展，使学校的不稳定因素加大。
二、原因分析
大学生诚信的缺失，实际上是社会、家庭、学校诚信缺失的一个缩影。导致大学们诚信缺失的因素有很多，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1、外部环境欠缺。一方面是来自传统文化中的一些负面影响。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中华民族最可贵的精神遗产。在漫长的中华文明发展史上，虽然形成了诸如"言必行，行必果"、"人无信不立"、"宽则得众，信则民任"、"抱诚守真"、"童叟无欺、公平交易、互礼互让"等有关诚信的经典之句，但是封建社会中的一些歪曲观念，如"山中有直树，世上无真人"、"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等等也流传至今，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大学生们的诚信观念。另一方面是来自现实社会中的一些负面影响。如政治领域中的贪污受贿、买官卖官、数字政绩等，经济领域的制假售假、坑蒙拐骗、偷税漏税等，文化领域的泡沫学术、假文凭、假博士、假职称、假广告、商标侵权、虚假文风等，人与人之间的虚假人情、互不信任等等，总之，从国家信用到金融机构信用，从企业信用到个人信用，几乎都沦落到被质疑的境地。大学不?quot;世外桃源"，社会诚信的缺失必然影响到大学生诚信的缺失。
2、学校教育滞后。一是重视不够。普遍存在重智轻德的现象，德育工作依然是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许多中小学校把政治、历史、地理等人文课程放在了副科的位置。在大学阶段，德育工作的地位有所上升，但也有不少大学忽视德育教育，仍以分数论成败。二是方法简单，内容单一。不少学校以政治教育取代道德教育，片面强调政治上的忠诚，而忽视基本诚信品质的培养，片面强调理论灌输，而忽视实践教育和大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三是学风不正。当前，商业潮流也已涌入了大学，大学在大学生心目中已不再是"学术的圣地，精神的家园"，不少学生都是抱着混文凭的目的来的，再加社会的诱惑太大，学术研究氛围过于混乱，连部分教师也不知道学术方向在哪里，不少学生甚至教师都难以自控，很难静心进行学习研究。四是管理不到位。大学阶段任课教师不管事，班主任名存实亡，不少大学生一进校便完全放松：逃课、上网、睡懒觉、谈恋爱、打工赚钱……，学习不用功，就业压力又大，于是弄虚作假在所难免了。而学校对违纪学生的处理上，也存在一些关系和后门，有的高校为了提高就业率，对学生的造假行为也是睁只眼闭只眼。此外，高校连年扩招，人数大增，生源素质有所下降，也给高校日常管理和思想政治工作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3、家庭教育乏力。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家庭对孩子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也是根深蒂固的。家庭教育的根本是品德教育，诚信教育是品德教育中的一项基础内容。当代大学生绝大多数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生的独生子女，然而他们的家庭诚信教育状况不容乐观。很多家长只关心孩子的学习成绩和日常生活起居，忽视或根本不进行道德品质方面的引导；少数家长全然不管孩子，任凭孩子自由发展；有的家长对孩子的不诚信行为不但没有及时制止，还起了教唆的作用；还有的家长当着孩子的面做一些有违诚信的事情。作为独生子女，由于父母长辈的过分溺爱，很容易产生以自我为中心"，考虑更多的是别人应该为我作什么，很少考虑我应该做什么，更别谈什么社会责任与社会价值了。同时，从小缺乏儿童伙伴，离群寡居，容易形成不合群、自私、胆怯、不关心同伴等不良心理。这些都是影响学生诚信品质形成的不利因素。
4、自律意识较差。 一方面当代大学生涉世不深，很多学生都是到了大学才开始独立生活，独立处世，社会生活经历比较简单，基本上是学校--家庭两点一线的生活，道德心理还不成熟，缺乏理性思辩和分析选择的能力，缺乏对个人与社会、现实与未来、社会的光明面与黑暗面之间关系的全面理解和认识，缺乏对诚信危害性的认识。特别是网络时代每天大量的垃圾信息，生活中的一些诚信者失利，失信者得利的反面事例，很容易使学生无所适从，甚至将一些社会消极现象当作社会本质，形成错误的诚信观。另一方面，虽然多数大学生对诚实、正直、守信、履约等诚信道德的基本范畴讲起来头头是道，口若悬河，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当关系到自己个人利益或安危时，便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使知与行相背离，这主要是意志力的问题。
5、约束机制缺乏。我国现行的诚信教育约定俗成多，约束机制少。在传统社会，诚信是在封闭的生产关系、人员很少流动的社会条件下形成起来的，诚信基本上是作为道德规范，作为一种约定俗成，而非法律规范。人们往往将诚信建立在道德良心的基础上，主要靠传统、习惯、舆论去遵守，因此缺乏严肃性、连续性、系统性等。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诚信问题很难成为普遍突出的社会问题。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开始广泛、频繁、紧密、复杂，在这种关系和环境中，约定俗成对人的行为的约束作用是十分有限的，也是远远不够的。当传统的诚信维系手段渐渐失去了效应，而新的维系手段--与市场经济相匹配的各项规章制度及法制体系，尚未建立或健全时，诚信缺失现象便在各个领域不断出现。正是由于缺乏可操作性的信用约束机制，人们的失信行为得不到惩罚，诚信者的利益得不到有效保障，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纵容了失信行为的一再发生。
三、大学生诚信重建的对策
切实加强大学生诚信的重建不仅是高校也是全社会一项刻不容缓的重要任务。实践表明，诚信的重建不是单纯靠哪一家、哪个部门就能完成的，它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学校和家庭的共同努力和通力合作。
1、营造氛围是诚信重建的前提。教育是在社会大环境下进行的，没有与教育的目标相一致的环境，任何教育都是苍白无力的，因此，营造一个政府讲诚信、公众讲诚信、人人讲诚信的社会大环境非常重要。一是要提高认识。思想是行动的先导，首先要充分认识到诚信的重要意义。要充分认识诚信是大学生健康成才的基础保证，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从而把诚信重建摆上议事日程，切实抓好抓好。二是要加大宣传力度，发挥舆论导向的作用，全方面多角度开展诚信理念的宣传。要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宣传和贯彻《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使诚信理念深入人心。三是规范政府行为，全力打造诚信政府，充分发挥政府在诚信重建中的主导作用。党政领导干部要转变作风，依法行政，在抓好自身诚信的基础上，带动各行各业开展诚信活动，使诚信理念在社会各领域渗透，推动整体诚信意识的提高。
2、加强教育是诚信重建的重点。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是相辅相成的，两者缺一不可。从家庭教育来看：首先父母要努力提高自身素质，做好诚信的表率。其次要把智育放在首要的位置来抓，从小抓好孩子的品质教育。从学校教育来看，首先，要高度重视诚信教育在学校教育中的应有地位。要改变重智轻德的现象，把诚信教育纳入学校德育教育体系，贯彻落实到学校教育的各个环节，从入学教育到毕业教育，从德育课到基础课、专业课，从日常行为管理到各项校园活动，都要把诚信的内容加进去，让诚信的意识渗透到方方面面，渗透到每个角落。其次，要加强管理。要加强教师队伍的管理。在学校办学理念上要坚持诚信原则，排除权（钱）学交易对教学工作的干扰。在师德建设上，要坚决杜绝学术抄袭、剽窃等不诚信的行为。对学生的管理上，每个教师要各司其职，不论是班主任还是普通教师，不论是行政人员还是一般干部，都应该义不容辞。在对每个违纪学生的处理上，要根据校纪校规从严处理。第三，改进教育方式方法。一是由他律型向自律型转变。要着眼于培养大学生的主体精神，引导他们自觉加强学习与思考，将诚信教育的要求内化为自觉行动。二是由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要大胆吸收现代科技成果和最新的管理方法，注意发挥现代传媒尤其是计算机网络的作用，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拓宽教育的领域，使教育工作覆盖和渗透到大学生活的各个方面。三是由灌输型向互动式转变。要克服片面硬性灌输的方法，由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转变为平等、民主的关系，使教育过程成为自主的接受、自主的发展、平等的对话、进而和谐的解决问题，同时，实现教育相长、品德共进的过程。四是由单一型向多样化转变。教育工作方法有多种，如说理教育法、榜样示范法、实践锻炼法、情感陶冶法、自我教育法、品德评价法、心理暗示法等，要充分发挥高校德育方法体系的整体作用，不能孤立地采取某一种方法，发挥各种方法的互补作用，同时，要整合所有的教育资源，利用各种载体，开展形式多样的教育实践活动。五是由封闭型向开放式转变。一方面诚信教育不能仅限于课本和课堂，要走出校门，让大学生深入社会，深入生活，深入群众，在参与和体验中受到教育。另一方面，教育工作者自身也要开放，要大胆学习和借鉴西方一些发达国家诚信教育的好经验，好作法，使诚信教育更富实效。
3、完善机制是诚信重建的保证。制度问题是一个"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问题。因此，诚信重建不仅要抓好教育，培育诚信理念，更重要的是要建立健全相关的制度，对失信行为进行规范、引导、监督、约束和制裁。诚信机制建设主要包括制定信用体系及制度的基础法律，信用中介机构的管理法规，制订对欺诈行为的惩处办法等等。从社会来看，不少地方已经开始了对信用评估体系和失信惩罚机制的探索，如上海市政府已于2000年在全国首创个人联合诚信体系，2002年上半年，又建立了企业联合诚信体系；2003年11月，中国人民银行拟定了诚信管理条例草案等等，这表明诚信立法是大势所趋。作为人才济济、思想活跃的高校而言，有条件也有必要建立诚信教育机制。目前有很多大学如上海大学已建立国内首份大学生信用档案，天津师大推出学生诚信评价体系等等。综合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内容：一是学生诚信档案，诚信档案如实记录学生在校期间学习、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学生的基本情况、品行说明、学习成绩、信用记录、奖惩等情况，实行电子化管理，在学生毕业时，信用档案跟随学生人事档案一并交给用人单位，从而将学生的信用纪录延伸到社会。二是诚信评估机制。对大学生的诚信状况进行定量记载和定性评价，根据评估情况，适时开展各种教育活动，使诚信教育措施的实施在时间和空间上更具有针对性，更趋于合理。三是诚信奖惩机制。将诚信的状况与评奖评优、入党等相结合，对失信行为采取限制评优、贷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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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举国之痛:16年寒窗播下龙种收获跳蚤
关键词： 教育
一，16年光阴，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
俗话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对于许许多多和我一样从小在中国教育体制的阴影笼罩下长大的人，想必大家都在漫长的青春岁月里，为了所谓的应试教育而撒下斑斑泪痕，最后却在进入社会后，发觉在学校学到的东西是如此微薄可怜甚至可笑。我们如农民---农民尚且可以春种秋收，我们所受的教育却相当于16年一季收获，要用一生去赌。当我们付出了人生近20年最美好的时光去耕种这一块人生必种的良田，期望在这片地里能够收获传说中的龙种，结果在20年后发现自己收获的只是几只瘦弱的跳蚤时，人生中这一段最宝贵的光阴已经荡然无存。站在空荡而贫瘠的土地里两手空空欲哭无泪，这是何等窘迫的尴尬人生!环顾中国大地，该有何等庞大的尴尬群落!
人之一生，有几个十六年？
在一生中，又有几个十六年，有那样健康的身体和鲜活的灵魂可以付出？
在这个地球上，每时每刻都有老人去世，又有婴儿诞生，世界如此延续，而在中国，还可以继续推理：在这些婴儿长大后，必将有许多人被投入中国教育体制这个轮盘赌里。这个轮盘赌16年一局，而结果早已为千万人的结局揭晓：就是和千千万万的婴儿的人生一样被打造成千篇一律的庸人、俗人。
让人痛极而笑的是，这些可以用16年赌一局人生的孩子们，还必须要有幸投生在中国比较富裕的家庭，他们被公认为中国最幸福的孩子，因为他们可以上学。为这一局赌，孩子们要押上16年的光阴，许多家庭则要耗尽半生的积蓄!
任何事情都有付出和回报，不如来算一算在中国教育体制里我们的付出和回报吧：
我们的付出：
1，16年人生最美好的光阴：小学6年+初中3年+高中3年+大学4年=16年，如果算上读研或者自学进修的时间则是近20年。
2，16年来自家庭的资金支出：难以计算的对绝大多数家庭来说都是最主要支出的一笔庞大积蓄，如果把这笔庞大的积蓄换算成他们父母为此而消耗的时间和精力，恐怕又是一笔令人瞠目结舌的支出---在许多家庭里，支援孩子读书，甚至成了父母活着的主要目的。
3，生活的乐趣和健康的身体：到底有多少青春岁月开心的笑容为枯燥的学习任务而让步，到底我们为了这枯燥的学习损失了多少健康，绝对是难以计量的巨大损失。
4，16年后为了弥补自己千疮百孔的知识结构而继续付出的终生自学的金钱和精力。
我们的收获：
1，一个亚健康状况的身体：为了这数十年如一日的艰苦而枯燥的学习生涯，我们所损失的健康难以计算。去任何一个大学看看，那些梓梓学子们有几个还有强健的身板和清澈的眼神？越是刻苦优秀的学生，越是豆芽菜般羸弱，手无缚鸡之力。
2，一个扭曲变形的人格：从中国教育体制这个异怪?炉里出来的学生们，有几个懂得正义、良知和公理？有几个怀有拯济万民、造福人类的宏图大志？有几个人仍然可以象小学作文里说的那样，说自己是“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可以说，这么多年来，笔者没有真正见到过一个!大家孜孜以求的是如何出人头地，如何挣大钱。如今的大学校园里，学生们兴趣所在不外是考试，出国，留学，找工作，恋爱，同居，吃喝玩乐。有几个关心世界局势和中国前途？中国的大学生群体，除去他们脑袋里这些年死记硬背灌输进去的所谓“知识”，他们的人格和良知水平和那些没有机会受教育的人们没有多大区别----这么说倒可能是对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们的污辱，许多没有受过中国式教育的人们的人格和良知，真要比许多大学生们还好。许多大学生只所以没有犯罪能力，只是因为他们对良知和对丑恶一样无知罢了。
3,一张冠冕堂皇的大学文凭：这一纸文凭就是中国教育体制对我们16年付出这样如此巨大代价的终极回报，天下能有哪种生意象中国教育这样划算!----12年的辛苦(小学到高中)，一场高考解决！16年的辛苦（小学到大学），一张文凭解决！当我们看到招聘会上汹涌的求职大潮，看到递上各式应聘材料的学生们脸上谦卑的笑容，当我们已经工作的人看到人事处把成堆的应聘材料随手扫入垃圾桶，有多少人会问一问：难道这些有幸可以读书的中国人的命运，就是如此吗？这些学生们象没头苍蝇般在各个城市的招聘会上蹿来蹿去，只为求得一个职位。即使那些清华北大等等名校的学生，可以轻易找到一个收入不错的职位，而一个职位也不过意味着另一个教育轮盘赌的开始：工作，攒钱，结婚，生孩子，然后把孩子再投入中国教育体制这个轮盘赌里，并且继自己的父母为自己付出之后，再为孩子付出自己下半生的精力和积蓄。我们的雄心壮志到哪里去了？我们的远大抱负就是挣钱养家吗？我们再也不敢提“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梦想，只恐别人以为自己头脑有问题。
如果说鲁迅从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看出来“吃人”二字的话，那么我看中国从古到今的历史仍未改变的便是一部“玩人”的历史。王小波书里对当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说法是“不过是做了回sha逼而已”，说白了就是当年广大知识青年被玩了一回。吴敬琏说自己早于2000年就放弃了对中国股市的研究，因为中国股市不过是个赌场，而且是很不规范赌场---赌场里面还有规矩，比如不能看人底牌，但在中国股市，有些人可以看别人的底牌，可以作弊、搞诈骗、做庄、炒作、操纵股价。吴敬琏的话说白了就是，中国股市不过是个玩人的股市。
那个杀害张志新的毛远新被审判后在交代材料中下结论说：“文化大革命错了，完全错了，彻底错了。”-----我们倒底还需要在事后总结多少个“完全错了，彻底错了”的历史错误？到底还要一次又一次地为这些“完全错了，彻底错了”的政策付出多少代价？！
比起上山下乡和股市，中国教育体制玩人的规模要庞大得多。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可以说中国所有稍有潜质的孩子都被玩弄其中----他们是祖国的希望啊，我们怎么能这样对待我们祖国的未来和希望。当我们用着微软的操作系统时，有没有想过，我们已经将多少个比尔?盖茨扼杀在启蒙之中？到底有多少伟大的艺术家、经济学家、科学家...被扼杀在启蒙之中？
三，教育是中国最大的危机
且看小小的瑞士吧，人口仅700万，面积才4.1万平方公里---也就两个北京大小，却有16位诺贝尔奖得主，孕育了世界一流水平的金融、旅游、酒店、机床、钟表、电子和仪器行业。
我们呢？234个瑞士那么大、18个瑞士人口那么多，却连一个土生土长的诺贝尔奖都没有。在许多年的苦苦盼望还是没有实现后，我们的经济学家终于又为我们创新了阿Q理论：诺贝尔奖歧视中国，得不得没啥意思。其实鲁讯先生为我们发明的伟大理论可以套用在任何我们不如别人的地方，那样所有的问题就一了百了地解决了吧？当年慈熙太后不就是这样解决的吗？
回顾我们的政府报告，出现过多少次激动人心的（激动人大代表之心的）重视教育的语句啊：教育是百年大计！再穷不能穷教育！“我们要千方百计，甚至于牺牲一点速度，把教育问题解决好。”“财政再困难，也必须舍得投资把义务教育办好，这是提高全民素质的奠基工程。”
而实际情况如何呢？且看：
政府承诺在上世纪末要达到教育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4%，至今尚未实现；
中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五分之一，中国的教育经费仅占世界教育经费总和的百分之一；
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世界平均水平为5.2%，低收入国家平均为3.6%，高收入国家平均为5.5%。我国的年人均GDP现已超过1000美元，已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而我国的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近年仍徘徊在3%左右,不仅与世界平均水平存在很大的差距，至今连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都不及；
目前全世界宣布实行法定义务教育的国家有170多个，在这170多个国家中，免交一切学杂费的国家达160多个，只有不足10个国家对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收取书本费、杂费等费用，这其中就有中国；
目前我国有2亿左右中小学生，以一个学生一年平均收取各项费用500元计算，一年下来收取的总费用为1000亿元。而据最新公布的一条消息显示，2004年我国仅在官员用车、公款吃喝（相关报道上的用语是“招待费”）、公款出国旅游（相关报道上的用语是“出国考察）三项的花费就达7000亿元；
占中国人口60%以上的农村只获教育投资的23%；在有些地方，7个农民不吃不喝才能供养一个大学生；
今年年初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05年社会蓝皮书》显示，连续多年，子女教育费用在居民总消费中都排在第一位，超过了养老和住房。同时，上海社科院徐安琪研究员的一项调查显示，上海家庭培养一个大学生花费竟高达48万元；
据《财经时报》报道：2003年9月9日至21日，应中国政府的邀请，托马舍夫斯基考察了中国的教育状况。随后，她在向新闻媒体公布材料时，称“中国财政性教育经费仅占GDP的2％，远低于联合国所规定的6%”。而据中国官方的数据，“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已达到了3.41%”；
中国在联合国里，好歹占有常任理事国一席，但是其GDP投入，甚至不如非洲穷国乌干达，也不如邻国缅甸，更不用说还低于印度；
国际中国文化出版社《青年时讯》2004年调查报告：2003年，中国十大暴利行业排行榜上，中小学教育收费荣列第二，仅次于第一名－泡沫产业房地产！
据有关统计：目前中国的大学生30%来自九亿人口的农村，70%来自四亿人口的城市。我国文盲8507万，90%分布在农村；
难道我们就只有将所有学子都拖入应试教育这个无底黑洞的“高考独木桥”这唯一的办法“最公平”吗？难道老祖宗的科举制度要管千秋万代吗？难道举国之智，居然想不出一个比“高考独木桥”更适合的办法来吗？在这“最公平”的高考制度之下，京沪的自行命题、特惠分数线又算什么？
----教育问题应该比长江堤岸的豆腐渣工程严重多了吧，对这种严重投入不足的教育豆腐渣工程，有哪位朱总理再出来怒骂一通？
----中国教育，中国人心中永远的痛！
四，警告教育部官员：勿成为中华民族的罪人
此段标题已经可以表达其意思，勿需多言。本人不过一介草民，如果言语有过激之处，请勿见怪。但是我可以坦诚地说，此文没有任何私心和阴谋，为的是所有中国人共同的期望：愿中国繁荣富强，前途光明。我拥护党的领导，认为持续的改良才是中国前行的康庄大道。看到此文的所有人，如果您有孩子或者将来会有孩子，请扪心自问，本文也是为了您的福利，请勿以有色眼镜看待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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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 梁尚君
女人早晚要上男人的床，上了丈夫的床，等于上了自己的床；上了情人的床，前途无料尽苍茫；上了陌生人的床，眼下说明很时尚......这些各种各样的类型上床的形式，远远没有频频出镜的女大学生上教授的床更令人瞩目。
女大学生的群体一直是被人们羡慕和妒忌的人间骄子，远一点的有林徽因那样才貌相映的留洋学生，曾经演绎出和徐志摩以及金岳霖的经典爱情故事，让世人经过尽一百年的历史，至今仍然念念不忘；可是如今的女大学生的所谓“爱情故事”听起来就有点令人咂舌，只要你的耳朵稍不小心，就能听到媒体里铺天盖地的“好消息”，不是“五十岁教授阳性大发娶二十的学生”，就是“八十岁泰斗搂住上帝送给他的礼物（女人）”
教授们喜欢年轻的女学生早就不是什么新闻了，在国人的记忆中不是没有这样的记录，当年人们对于鲁迅先生的评价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至于他巧妙地让自己的学生上了自己的床，最终当了自己的二奶，始终不能面对自己的家人，一直蜗居在上海的英租界的不光彩经历，被人们以“伟大的爱情”来歌颂，甚至就连那本毫无价值的“婆婆妈妈”的“两地书”也被一些人奉为经典之作。当然最后收益的就是那个一生毫无成就的许广平女士，除了继承鲁迅的大笔遗产之外，还得到不少“美名佳誉”。
既然有那么一个时代的女学生能够勇敢地上了“文学主将”的床，难道经过了漫长的历史锤炼，现在的女大学生就不应该地争先恐后地去上教授的床？
女大学生非常会算自己的命运帐，即使一个普通的大学生，就是在毕业后奋斗几年也未必能够有车有房有地位，甚至说不定在自己结婚怀孕的时候还会被解雇回家。所以那么为什么不提前一步来享受人生呢？只要能够顺理成章地上了教授的床，自己的人生捷径就在眼前清楚的闪烁。
人们只要稍微地回顾一下，就不难回忆那些上了教授的床之后的“女学生”们以后的辉煌人生之路。那个曾经让《乡恋》的歌声恋住多少痴男怨女的李谷一就上了金铁林的床，成了“金夫人”，虽然后来又下床了，但是这床上床下的确实让人们懂得了“学生和教授”的各有所得是多么具有“历史的价值”。还有那个靠《小小竹排江中游》出名的“闪闪红星”李双江，也是“毫不留情”地被他的学生梦鸽上了床，那时候的小梦还名不经传，如今可是非同小可。
人们赞同“条条大道通罗马”的说法，通往成功的路千万条，可是对于女大学生来说，哪一条也没有勇敢地上了教授的床更为坦途。就像开着高速越野车奔驰在高速公路上，既赏心悦目又迅速达到目的地。
女大学生想好了就上教授的床，你可以不学无术，你可以庸庸无碌，只要你找准了上床的教授，仅仅“夫人”一个称呼就能让你无忧无虑地享受到老；女大学生没什么造就无所谓，女大学生没有什么建树也不必忧伤，只要你毫不羞耻上了教授的床，保你用不了多久不是“新星”就是“明月”；假如作为女大学生的你还真的有一点所谓的“学问”，也就不必“继往开来”，找一个类似杨振宁那样的教授，管他多大年纪就上他的床，时刻让他领着你这的“上帝礼物”周游“列国”，无论走到哪里都来一段所谓的“讲学”来满足自己的意淫。
女大学生不都是学“管理”学科的，可是他们确实在管理床铺上有自己的绝招，特别是管理大学教授的床铺更是略胜一筹。那么我们相信教授们肯定会时刻关注家具商店的床铺质量问题，因为他们绝对需要一张结识而又耐用的双人床。
一个人如果从来没有感受过仁爱光辉的沐浴，从来没有走进一个丰富而美好的真理世界，从来没有一个令他/她激动不已、百读不厌的读物，从来没有苦苦地思索过一个问题，从来没有一个让他/她乐此不疲、废寝忘食的活动领域，从来没有过一次刻骨铭心的经历和体验，从来没有对自然界的多样与和谐产生过深深的敬畏，从来没有对人类创造的灿烂文化发出过由衷的赞叹……………那么，他/她就没有受过真正良好的教育。
美国亚洲文化学院 UACA
菲利普 . 泽里库(Philip Zelik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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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深信只有有道德的公民才能向自己的祖国致以可被接受的敬礼。
—— 卢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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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孩子与中国孩子有何不同?
不久前我看到一篇文章，讲去年中央电视台播出一期由中美即将升入大学的高中生参与录制的《对话》节目。在价值取向的考察中，主持人分别给出了智慧、权力、真理、金钱和美的选项，美国同学几乎惊人一致地选择了真理和智慧。而中国高中生除了有一个选择了“美”，没有一个选择真理和智慧，有的选择了财富，有的选择了权力。
接下来是制定对非洲贫困儿童的援助计划。中国学生先是歌颂丝绸之路、郑和下西洋，吟咏茶马古道，然后有人弹古筝，有人弹钢琴，有人吹箫，外加大合唱，最后对非洲的援助计划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只说组织去非洲旅游，组织募捐，还去非洲建希望小学等。有人发问，你们募捐，要我掏钱出来，我的钱都花在什么地方？我们的学生面面相觑，谁也回答不出来。
美国高中生的方案，则从一些也许我们都想不到的社会生活细节，如教育、就业、食物、饮用水、艾滋病、避孕等实际问题入手，每一项做什么，准备怎么做，甚至具体到每一项的预算，而那些预算竟然准确到几角几分。整个计划拿来就可以进入实施阶段。
我把此文贴到自己的博客上，一下子招来十多万个点击，500多条留言。这样一种教育的对比，刺痛了大部分网友的心灵。关于中国教育为什么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原作者萧淑珍女士已经作了颇为深入的分析，我没有必要在此多嘴。但我作为一个在美国生活了十多年的人，有责任和读者们分享自己的观察：美国的孩子与中国的孩子为什么会不同？
不妨从我六岁半女儿上幼儿园和小学的经历说起。她五岁时，参加了女童子军(girlscouts)。这个组织在美国孩子中非常流行，但结构很松散，不过是几个家长凑在一起，轮流志愿带孩子而已。女儿六岁时，童子军派下差使：推销饼干，目的是培养孩子的社会和经营技能。童子军的网站也直言不讳地介绍，美国许多成功的企业家，都是从在童子军卖饼干开始的。饼干一包四美元，至少高于市场价30%。这么教孩子赚钱，是否过分呢？一试才明白，买童子军的饼干，没有人嫌贵。刚开始时，女儿见了哪怕是熟人，害羞得话也说不出来。不过，大人们都特别热情，一看她穿着童子军的小制服怯生生地站在那里，就主动走过来问：你在干什么呀？是在卖饼干吗？我可以买几包吗？就这样在“客户”的引导和鼓励下，她的买卖也开张了。许多买主告诉我们，他们都是在童子军里卖饼干长大的。渐渐地，女儿居然也敢主动张嘴推销了。
饼干有四种，有低热量的，有巧克力的，等等，每次推销，孩子要向人家解释品种，告诉人家买某种饼干的理由，然后算账，四块钱一包，一共多少钱，算术也跟着学了。具体卖的办法是先找顾客订货，登记大家购买的数量，然后“进货”、“送货”、收款，要走整个一个商业流程。几个礼拜下来，女儿居然卖出了32包。总金额128美元。
饼干卖完，大家凑在一起算账，看看总收入是多少，让孩子们讨论钱该怎么花。结论是把钱一分为三，第一部分给组织者，因为人家义务劳动，还要自己缴钱，不公平，所以孩子希望能把志愿者倒贴进来的钱支付了。也就是说，孩子用自己的劳动，挣钱“雇用”了组织的大人。第二部分钱，要捐给那些无家可归者。这特别合女儿的心愿。因为她生在纽黑文，那是个很穷的城市。我们又没有车，买菜来回走一个多小时，把她放在运动婴儿车上推着，一路见到许多无家可归者，所以她不到三岁就有个理想：长大开个餐馆，穷人来吃饭不花钱，她只收富人的钱。第三部分钱，留下来给孩子们开个庆功会。
你如果知道美国是这样培养年幼的孩子，就很容易理解中美高中生的对比了。美国的孩子确实很实际，从小动手，赚钱算账。他们都意识到钱能干许多事情，一分一角也不会疏忽。所以我现在也这样教自己的女儿：你想要什么，必须先干点有意义的事情，比如读书，练琴，帮家长干活。什么都不是白来的，必须自己挣来的。挣来钱后，用我们小时候的话来说，就是要想想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人”了。这种教育，改变了她的价值观念。有一次她妈妈和她讨论阅读，书里面一位奶奶式的人物对自己的孙女和其小朋友们说，女孩长大嫁给王子，这辈子就大功告成了。妈妈问她有什么看法。她马上说那样不好，因为那样一个人只能当生活的“观察者”，没有办法参与，学不到东西。看来，孩子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念，还是要看大人怎么教育。
我们这里大人教孩子什么呢？我们也组织过援助非洲灾民等活动，那都是学校出面进行动员，就像搞运动一样。孩子从中学会的，除了几个意识形态教条外，就是如何打发上面派下来的差使。我们的家庭中，逢年过节，孩子们除了吃、放鞭炮，就是拿礼品、红包，很少有像童子军这样民间自发的组织，由家长通过生活的细枝末节自然地向孩子灌输帮助他人的价值观念。
我更有必要提醒读者，美国的精英高中生，常常自己花钱到非洲等贫穷国家当志愿者，这一经历，有时成为他们竞争进入一流大学的关键。人家那里没有大道理，但生活中的一点一滴，都浸透着这样的道德情操：真理和智慧，是他们的价值；财富和权力，是他们实现这些价值的手段。人生的意义不在于掌握了财富和金钱，而在于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把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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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美国，反思北大！
美国亚洲文化学院 艾蓓达
我在美国学习的第一件事，是基本的讲和写；第二件事，是如何读文献；第三件事，是如何做一个自由的人。回过头来看，北大究竟欠缺了什么？
我向往北大差不多有十年，又在北大学了四年本科物理。北大百年校庆之际，很有一些感触。据我的观察，北大的毕业生谈起母校来，总是以调侃批评为主；而清华、科大的毕业生谈起母校来，总是以赞美为主。北大百年校庆之际，众多的校友已经唱了不少赞美北大的颂歌，北大更是借着人民大会堂大大地张扬风光了一番。所以我想在此做做恶人，品评一下今天的北大和北大人，以维继母校长久以来的自由和批判的传统。
北大是不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学之一？
我想从教学和科研两个方面谈一下我个人的体会。
在北大学的课，不可谓不深不难。四年中的三年，都是在苦读中渡过的。我念书的那几年，读书仍旧是校园里的头等大事，入校时本系的毕业分配竟然是按照成绩挑选。北大理科本科的课程，差不多已经是美国研究生的课程。北大物理研究生的入门课程如高等量子力学，可能连美国名牌大学中某些专业的物理教授都没学过。所以北大的本科毕业生到美国念研究生和考试，并不费力气。可能是基于同样原因，中国大陆留学生在美国念研究生课程并不费劲，因此而自傲并瞧不起旁人的人挺多。但是在北大的几年里，我对科学的经验只是考试和做题，不要说没有学到如何做科研，听过多少科学报告，就是如何查文献也基本没有学过。有外宾的科学报告总有把门的，大四以前根本没有资格进资料室。顺便提一句，北大的科技文献大多是盗版影印的，最新的也是半年以前的；导师不签字，研究生连复印机使用不成；从图书馆借英文科技书一般都是精装旧板，署着“燕京大学”的名，被同学们戏称为“珍本善本科技书”。现在北大似乎建了许多华贵的新楼，我但愿新瓶装了新酒才好。
我在美国学习的第一件事，便是学习基本的讲和写。
语言的听和写其实不是主要的问题，语言的内容才是主要的问题。我们大陆留学生说话，总有《人民日报》的底子，哪怕说点儿简单普通的事，也爱“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弄点什么理论来打底充气。所以在美国，搞文科的学“后现代”那几套最轻车熟路。某些北大的老师，爱在芸芸学子面前，将科学讲得高深莫测，用哪本教材和指定哪本参考书也是攀比的题目之一。实验课也是涵盖得越多越好，哪怕学生们其实是在机械地照单照做照抄。比照一下生动活泼的美国的普通物理，放任自流的物理教学实验，中国的普通物理一上来便是抽象的教条，既象《易经》又象《圣经》。我在美国，才学会如何将一个复杂的问题讲和写得简单易懂，领略到科学的精神其实就是将一个复杂的问题表述得简单易懂。不信你便去听听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科学报告，再去听听研究生的资格口试，一定前者易后者难。可能，讲和写的方式便是带有中国特色的科学精神，我们的老祖宗们便喜欢引经据点地把简单的想法复杂化和神秘化。同样是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中国的“阴阳五行说”便要比西方的“原子说”要艰深博大得多。
不仅说话不同，学习的方式也不同。一般地讲，北大的专业课程总是很难的，老师课堂上往往一句废话也没有，同学们下课便是“消化吸收”和做作业，学得好不好也是看考试成绩来定。不仅学生如此，老师也是如此。在国内参加科学报告时，我经常看到老师们如众星捧月般簇拥着科学名人，几次看见因为一个不深入的提问，台下问的人灰溜溜地无地自容，台上讲的人趾高气扬地不屑一顾。偶尔听到老师谈老师，也是某某于某年某日向某个名人问了某个愚蠢的问题，或者是某某曾受到过某位名人的赞赏。一切有点象武侠小说里高手对掌，一口气喘不对便要粉身碎骨。想必在北大呆久了，在专业上沉默是金；偶尔一开口，也一定要点到穴位上。所以，在北大的几年里，能听到的科学报告很少，倒是关于气功的讲座很多。总之，北大在做学问上，“认真”和“宽容”调和得并不好；学生和老师，在科学的领域里，精神上是不太自由的。
在美国上课，便要轻松得多。课堂上有问有答，老师如鱼得水，学生妙语连珠，彼此汤姆、彼德地称兄道弟。即使是荒诞不经的问题，老师也要借机引申一番。的确，科学上有什么是坏的问题吗？我们如果让中国的“杞人”一直忧下去，不怕他忧变了天——中国便可能是牛顿的故乡和爱因斯坦的故乡。美国学生一般没有中国学生知道得多，问的问题也天真；但好的学生往往能问出好问题，让老师大大地引申一番兴奋一场。和好的美国学生一起上课，仿佛是在看别人在做有趣的猜谜游戏，自己因为预先知道了答案而只能旁观，心中充满懊恼和羡慕。美国学生还有一个特色，就是他们十分热爱自己的专业，比如学生物的从小便做野外观测，案头常常放有自己幼时亲手采来的标本，有的假期依然重操旧业；学物理的十分熬得住，四十出头一无所有依然热忱不减。而决定中国学生所学专业的其实是高考分数和毕业分配，所以中国留学生们在这里一有风吹草动便纷纷跳槽转业。也许过多的知识让我们早熟了，失去了在科学上的童贞和热情。现在，看看国内教育更加起劲地制造小天才和小专家，我但愿中国未来的人才别个个都是小老头了。当然，美国并非到处如此，一般工学院的课堂风格便比较近似于国内。可能，这也正是美国工业界在高科技上拔尖的人物中，工学院科班出身的人并不多。总之，这种培训式的教育严格训练出来的人中，在科技上勤恳有用“成名”的挺多，开辟新路“成家”的不多。
在美国听名人演讲也是如此。名人孤单地来，孤单地去。并不因他有名，台下问问题的人便显出胆怯。在美国，自由的含义之一便是尊重每个个体，哪怕他是多么默默无闻。相反，在中国做个孤独的普通人，是最危险和最寂寞的。一个人稍微在某件事上与众不同一点，便可引祸上身。我们老祖宗的智慧，便是尽量消灭自己的个性，多往人多的地方站。中国近代史上运动来运动去，一大原因便是大家因恐惧而跟着形势走。在中国做学问，也要依附成理；大学各系里的老师往往都是本校本系毕业的同门，学术上以校为派。在美国学界，年轻人总想独树一帜，弄一套自己的理论体系来玩玩。留校教书被当做“近亲结婚”而被人不齿。热爱自由的人说起话来，当然少有顾忌而充满个性，即使说的是科学上的术语。
我在美国学习的第二件事，便是如何读文献。
中国式的读书最适合用来读课本和考科举。书中的每一条都是真理、因为每一条都可能被考到。老祖宗传下来的读书方法是：读书要以书为主，掌握了一个“正确”的理论体系，就是掌握了真理本身，就象武侠小说里的真功夫，都在“秘籍”里一般。迷信理论体系，也是我们中国的特色之一。我们几千年曾捧着孔孟之道不放，孔孟不行了，便去找其它的主义；找到了马列主义，便当做救国的真理；后来又去弄民族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类玄学。“现代化”便意味着当官的都要去弄文凭。辨证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被官方奉为学科学的指南，反过来大学里同学们昏天黑地的看佛洛伊德、康德、尼采和萨特的理论体系，把它们当作“救国救民救自己”的武功秘籍。在北大，“科学”是被当做“真理”来看的。更不幸的是，在中国的其他地方，“科学”是被当做“技术”的工具来看的。而“技术”更是搞“政治”的工具，比如芝麻大一点成果，甚至是抄袭照搬引进别人的，也要和政治联系上、和民族的尊严联系上。
而林林总总的科学文献中，有对的，有错的，所以读科学文献，要怀疑、要分析、要推理、要就事论事、和要旁敲侧击——要“不信邪”，要以“我”为主。美国的研究生课程中，读文献才是重头。发展快一点的学科，如生物，研究生课程常常没有教科书，只有文献，甚至于象听科学报告一样，十几位老师轮流传，每个老师讲他那一方向的科研，留一堆令人头痛的文献。美国教育体制似乎并不在乎给学生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而在乎给学生一个分析信息的方法，“少谈主义，多谈问题”。我因转学生物物理而旁听了一年的遗传学，就是这种风格；第二年正式选课时，发现内容已经有了许多更新，文献有一半是新的。有的老师还要故意给学生指定“牛屎”文章请学生分析，让学生上上大当，让我们明白即使是科学也有不完美的地方和撒谎的地方。遇到问题，美国学者的第一本能便是想想“图像”——想想已知的事实的前后顺序，而不是像我们中国人那样开始一头扎进理论体系，或是象俄国人那样开始解方程式。在美国，一个好的研究生不光要做好项目，还要会看文章、能拿主意、懂得究竟为什么要做这个项目，并能放眼未来。而一个研究生如果只被动地读导师指定的文献，他不会成为一个真正的科学家，最多只能成为一个科学上勤勤恳恳的跟屁虫。可惜，读文献的意识在我们中国留学生中并不十分强烈，许多人一说便是个人手头的项目做得有多好，但对其它人在做什么却所知甚少。在西方，“科学”不是从理论体系开始的，而是从事实和信息开始的；人与理论体系的关系是自由平等之下人人玩理论体系、而不是象在中国那样理论体系一直在玩人人。我这里并不是说理论体系在科学上不重要，而是说理论体系不应管得过宽过细，成为独裁人的思想的东西。在西方，“真理”是被当做“科学”来看的。半个多世纪以后，我终于理解了北大老校长胡适忠告要“少谈主义，多谈问题”的苦衷。
我在美国学习的第三件事，便是如何做一个自由的人。
记得在北大参加“草地沙龙”时，那时北大学生对北大不自由的一致定义便是：一、要上政治课；二、晚上要熄灯；三、早晨听大喇叭；四、食堂太定时……在美国几年后，我对自由的理解完全变了，自由不是无法无天、随心所欲、或是御风而游、心驰神想等等。自由包涵着义务、责任、尊严、尊重、法治、平等、和社会的公正。自由不再是一种个人的状态，自由其实是一种社会的公德。首先，自由的第一要素便是平等。如前所述，我觉得国内的教学是在培养科学上的奴仆门徒。那么国内的科学研究又如何呢？我有一个很有天赋的同学，在北大跟一位有名的学者做研究生，常常私下抱怨老师管得太严了，不容任何不同的想法，当研究生简直就是在当计算器和仪器的按钮。对学生的不尊重发展到这样的一种程度：个别老师在做关键的研究实验时，要把自己的研究生请到门外站着。不仅当学生的没有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尊严，当老师的也没有；小小的名气便是瞧不起他人的基础，四十多岁头发都斑白了还被叫做“小某”、还要去给别人当助手，连独立开课也不被允许。
与此相比，在美国立志从事科学研究的中国留学生便要幸运得多，一上来便能挑大梁，两年以内便在最权威学术杂志上发表文章的人很多。同样的中国人，在海外当当响，在国内窝窝囊，我想制度是主要的原因。美国的研究生导师一般只给学生提供钱和给项目上开个头，其它由学生自己去闯去做。学生遇到问题，老师给出点子和打气。学生做不下去了，老师帮忙转向。学生和老师是十分平等的。有几次我和导师有学术上的分岐，两人拍着桌子对吵——我的导师平时是一个非常温文和蔼的人，也是学术上一个方面的权威——如果导师见的确说服不了我，便与我共同分析一下我的方法会不会损坏仪器、浪费过多的经费和耗费过多的时间，然后让我自己去试去体会。果然有一半时间上我最终明白导师的意见是对的，但是也有一半时间上我能向导师证明我的想法是对的，导师这时便很是高兴，认为我为项目带来了突破。几年以来，我与导师既有争论的时候，也有共同庆贺的时候，导师真心地希望我能超过他，师生的情感日笃。美国人一般十分尊重有主见的人，更看重能坚持正确己见的人。
当然，导师和学生也可能有利益上的冲突。本系与我同届有一位中国学生，不到三年就完成了博士论文的课题，但他的导师不让他马上毕业，阻挠、并在他的论文答辩上使坏。该同学一状告到学校，结果不仅他顺利毕业、由系主任推荐找到了不错的博士后，而且他三年来的成果属于他个人、而与他的导师不再有关联。所以，自由的第二要素便是法治保障下的社会公正。表面上“金钱至上”的美国社会有《反垄断法》和《遗产法》等限制个人财富和自由的立法，就是为了保障个别人的影响力不过度地干涉到社会公正。相反，在法律上少数民族可能拥有更多的个人权利，美国的新闻也更加关注社会上的弱者和受害者。退一步讲，美国是一个自由的社会，在一个地方呆得不痛快，大可换一个地方继续干。所以，我认为北大校友卢刚几年前枪杀导师和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全体并杀及无辜的行为，既是卑鄙的和残忍的杀人犯行为，又是对“自由”的完全无知——而不是象网上某些自封的“爱国狂”所说的那样是个“自卫”的“爱国”的行动：因为他杀了不认同他的美国白人。自由更加重视个人的尊严和个人的责任。
我国司马迁在伟大的《史记》里，为重信义、一诺千金的人专门做了一篇《刺客游侠列传》。反过来看，几千年封建独裁之后，在中国做重信义、一诺千金的人，便如做刺客一般。解放以来，中国有那么多的民族苦难和政治运动，敢于仗义直言的人是那么少，他们和他们家人的结局一般比三千年以前战国时代的刺客更加悲惨；相反，随波逐流落井下石迫害他人的人是那么众多。在我，刚上学便开始学写“在马路上拣了五分钱”、“给军属李奶奶挑水”式的日记，写过无数的决心书和誓言，批判过无数一无所知的人和事，背诵过无穷无尽的政治答题。统治者的心态，是即使不能给年轻人洗脑，也是要把他们变成不敢说实话和负责任的胆怯的小骗子——对于习惯撒谎的灵魂们，重信义、看事实、定量办事的个人，便如刺客一般；按塞万提斯的说法：侠士和好主教大人的故事使胆怯的小市民心安理得，因为他们不会武功不是主教也就不必去想着打抱不平。
所以我们一旦到了一个自由的世界里，应该检讨一下个人灵魂深处撒谎的习惯。我到美国的第一个震惊，便是美国人对“撒谎者”的极度鄙视。个人的言行一致、前后一贯，是美国老百姓判断一个人的“试金石”。几年以后，可能是被“西化”了吧，我对许多同胞的办事方法实在不敢恭维。比如这几年国内的ＴＯＥＦＬ和ＧＲＥ成绩越来越高，许多人便另辟蹊径，给教授写决心书式的自荐信，言辞诚恳、声情并茂；并千方百计找到在这里素不相识的校友做联系人；其实一面已经在暗中着手转校和转专业；来了不到一年，便神秘失踪，把系里和恩师急得团团转——以为出了什么刑事案件；其人千里之外打个电话过来让联系人去给他擦屁股和邮寄行李，苦劝之下也绝不给系里和恩师打个电话说明情况和给联系人留个电话号码。言而无信过河拆桥，这样做其实很伤人心，许多教授已经立誓不从中国大陆招研究生，一些系开始象防贼一样地防大陆来的留学生，老生再也不愿给新生做联系人。其实在美国，转校和换专业是天经地义、受法律和校规保障的。许多人这样做的小算盘，只是多拿一、两个月资助。撒谎的习惯，也被一些人带到科学研究里。有些人对于导师的所有要求，一概满口答应，下来便造数据和程序输出，从并不工作的仪器里也能得出最好的结果，仿佛是在国内做学生实验一般。在民主的社会里，真正的自由是无法“法定”的，多数自由基于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默契。而撒谎的人是无法让别人信任的，我们不尊重自由的结果将是做为整体地失去部份自由。我个人有时觉得在美国最受不了的“妖化”，便是被别人在内心深处当做说谎的种族。
我常常想，北大究竟要为过去的历史事件负怎样的责任。不错，北大也许是中国最民主和自由的地方，但是北大似乎欠缺了什么。从北大发起的历次政治运动，几次改变了中国的历史。历次要求民主与自由的政治运动里，冲锋陷阵的都是年轻的学生。而当你一旦看到这些运动的领导者，都是一些刚上大学的“青少年”，你便不再奇怪这些运动非理性的特征和悲剧的结局。北大的中年老师们曾一再向学生们灌输民主与自由好的理念，风雨既来，他们怕受连累连“幕后”也不愿当，只愿自成一体高谈阔论；风暴一来，纷纷去讲学问做聪明人，使少数敢于坚持社会责任感的老师这样突出和孤独——所以我觉得北大的老师们并没有尽到全部的历史的责任。作为学生来讲，在运动高潮自己对前途也迷茫，就不该再去号召老百姓们去做什么，让群众去为自己铺路和堵枪眼，把人民当作做政治实验的小白鼠；北大的学生们也把历史当成作戏，十分追求戏剧效果，一旦不如意就丢开不管，对于历史也是不够负责任的。
自由的人真正懂得如何尊重他人和他人的工作。我记得中国有一位受尽苦难的老歌唱家，在北大某年校庆时，带着对北大深深的敬意来为北大歌唱，他人老了，一个高音没有唱准，立刻引来台下一片嘘哄之声；我因恰巧坐在前排，而看清了他眼中老花镜后的泪水；不知有多少读此文的北大校友还记着这一幕
所以有时我生气地觉得，北大八十年代的民主热与自由热，不是出于对基本人性的追求，而是出于时尚的偏好。现在，坦率地说，我与九十年代的北大校友很有隔阂，因为他们一般不太看重我们八十年代这一批人视为基本人性的东西，而谈得更多些中国人与西方人在人性上不同，和站在纯粹民族主义立场上的“中华抱负”。几年以来，在与“洋人”们的交往上，我深切地觉得“老中”和“老外”在人性上是相通的，相信众生平等、世界应该大同。而我的许多同学和同胞，在这里不读书不看报也不与洋人交往，却天天大肆批判别人，一直生活在“受迫害”的臆想里。
在北大时人人大谈特谈自由与民主，我们那一代的大学生大概个个如此。而一旦到了民主与自由的社会里，大家往往热衷于破坏与滥用民主与自由的体制。举个例子来说，留学生一般都是自费生，拿Ｗ－２津贴，照理该交税。但大家不交税的办法五花八门，理由也很多很充足：虽然我拿Ｗ－２津贴，但我认为这是奖学金不用交税；美国反正钱多，不缺这一点；我已经交过税了——我的科研比钱对美国更重要；我将来“要回去”，我应该从现在就享受公费生的待遇；美国反正花钱白养黑人西班牙人白人，为什么不能白养几个中国人；美国不是讲人权吗？它就应该讲我的人权，养养我。聪明些的到中国城请人代办偷税。而中国留学生有了小孩却要拿美国的社会福利，因为我们是在养“美国孩子”。有绿卡一定要拿，因为“美国需要我”。来探亲的父母若有病，送到急诊室不要签任何字，让社会福利和教会出钱……其实，讲“人权”的社会里的许多好处，都是别人奉献给你的，现代民主社会的基石之一，便是在自由公开基础上的“公益”二字。税收是按照民主方式定的，在法律监督下使用。也许分配制度不是尽善尽美，但对个人，它不仅提供了比独裁更公平的机制，而且也给个人充分的抱怨修正的机会。如果大家都像某些同胞那样只会索取不奉献，占便宜只嫌不多，那么再好的社会制度也是要垮台的。
“以恶度人”的态度，也被许多同胞用来看美国。美国人笨，做题和考试远不如老子；我们偷税、不讲公德，不是也有美国人这么干吗？美国人让我们上学，不就是想将来靠着我们压榨我们吗？同胞们关起门来私谈，说白人多是男盗女娼，称黑人必叫黑鬼，但对任何对中国人的不利评价都要跳，动辄就是“围堵中国”“妖魔化中国”等帽子。别人说了什么、是不是事实，有多少是事实，都不重要，只要不是正面报导就不行。说实话，每个人到了海外，都有一段对有关祖国的事过分敏感的时期，因为在我们的爱国教育中，有着过多的“受害教育”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民族至上”的旧货，从未客观地分析看待中华民族历史上与其它民族的关系，而一直把自己当做别人的家长和恩人。近年来一些同胞到美国并千方百计地留下来，似乎就是专门留在这里“恨”它的。如此，不仅美国先进的东西学不到，中国落后的东西也看不见；留学爱国的目的又在哪里呢？
尊重他人，也包括尊重他人的信仰。在美国，基督教是主流。一些中国人为了增加社会关系和受教会的庇护，便积极入教和受洗；但私下对宗教并不以为然。国内政治上的积极分子在这里往往是另一种积极分子。其实，没有很多人是傻子，西方的传教士早就观察到：中国人什么都可以信，其实什么都不信。中国留学生应该认认真真地学学基督教深刻自省、平等博爱和切实奋斗的精神——这些我们传统文化中缺少的东西。
好了，我从北大谈起，已经谈到民主、自由和道德上。我所谈的，是北大和我们同胞身上最阴暗的一面。其实我在美国，遇到过许许多多献身科学有所建树和道德高尚的同胞和校友。北大和北大老师留给我的记忆其实是十分美好的，对我的培养也使我终身受益不尽——我写此文，就是缘于“北大精神”的感召，希望整个世界象北大未名湖那般纯洁和秀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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