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村中，即见团山老寨沉稳持重地踞在新建房屋的仰拱中。一条青石路直通老寨东门，东门旁边分出左右两条环寨的青石路。踏着石板跨入东门，迎接我们的青石小巷犹如一条时光隧道，把我们一下子带到了清朝。

狭窄的小巷曲折回环，两旁不时冒出清朝风格的建筑。插在其间的小商店里挂满了精致的小葫芦、木雕的小脚鞋、如意、小棺材（寓意升官发财）以及稻草编织的“步步高”、小草墩等极富传统汉文化特征的工艺品。偶尔能见到一些小脚老太太，她们或坐在古宅大门口的门枕上，或坐在稻草编织成的蒲团上一边聊天，一边平静地观看着身边各色人物的来来往往。深邃幽远的小巷中虽然没有出现“结着愁怨”的油纸伞，却把我们带到了位于村中间的清朝建成的小四方广场上。

小广场正北面是张氏祠堂，祠堂里供奉着团山村张氏家族的祖先

。

祠堂建于清朝光绪年间，紧闭的大门和压低的屋檐无声地诉说着昔日张氏家族的繁荣。高高在上的祠堂俯视着张家后人沿着青石巷子走出团山，前人的足迹把游子心里的那条青石路延伸出去一段，后人的足迹则更进一步，年复一年，路面青石的棱角没了，石面也光滑如镜了。张氏家族成员在这个村1000余人口中占80%以上的份额，我们不难想象，这样一个兴盛的家族在祠堂举行祭祀的时候会是何等热闹的景象。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张家的繁荣其实就是团山村的繁荣。

张氏祠堂往西出了原来的西寨门不到一百米，屹立着建筑格局严谨的“皇恩府”。该宅子原主人张树元的母亲在丈夫去世后遵循家训，独立将张树元抚养成人，没有愧对张氏家族“一勤天下无难事，百忍堂中有太和”的家训。张树元长大后，承继了明朝祖先们的经商基因，和村人一起外出到个旧替人背锡矿谋生，有了经验和淘到第一桶金之后，他开了自己的矿，由此逐渐做大。得益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张树元达到了事业的顶峰。清光绪二十五年（1900年），发迹后的张树元和同村许多外出从事锡矿生意的乡亲一起还乡建房，同村许多大宅院正是在这个时期同时开建的。功成后的张树元捐官得了红顶子后，周济乡邻，仁义做人，提携本家。在当地颇有口碑。其母也因教子有方，德高望重，被清朝皇室封为“安人”，张树元所建设的宅子因此命名为“皇恩府”。

 皇恩府大门正对面的高大的照壁，向还没有进门的我们传递着这座宅子曾经的风光。门口两旁的石墩上的雕刻随随便便就能吸引人的眼球。谁能想到，石雕工艺如此精湛的石墩仅仅是两个门枕？

跨进大门，张树元的曾孙张立永老人热情地招待了我们。据他介绍，这座宅院采用的是“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的自然组合的建筑形式。整座建筑内随处可见的木雕、石雕和砖雕布局合理，层次极其分明且工艺分外精湛。穿过门内正对门口的照壁，人可以从长长的甬道两边分别进入前院天井。前院天井的地面用石板铺设的极其平整，靠近门口的地方，有一个石砌的大水槽，水槽正面镶嵌着少见的足有两米见方的天然梅花石。这个水槽有一个飘着文化香味的名字：“墨池”，因为它的侧面雕刻着临摹下来的王羲之的墨宝，虽是一个为了防止大院失火而建成的蓄水池，但却很和谐地很前厅门窗上雕刻的“文房四宝”相对应，整个院子透露出一种很弄的传统文化氛围。一个靠锡起家的商人家何以有如此浓厚的文化氛围？答案在张氏家族的家谱上。张家的家谱上有这样一条训诫：“善为至宝一升用，书作两田百代耕”，据记载，张家在清朝初期就兴办起了私塾，而那个时候，当地还是高山环绕，猴子时常上房揭瓦。

穿过前厅进入后厅天井又是别一番景象。各种盆景和花草次第展示着骄人身姿。它们有足够的理由骄傲，因为装着它们的陶盆大多都是清朝的遗物。穿过后院天井便是主人待客议事的正厅。正厅天井和正厅门廊的屋檐、门窗上也雕刻着各种图案。

有意思的是，在正厅的门旁边的柱头上，雕刻出来的凤头与前厅后门旁边柱头上雕刻出来的龙头遥遥相望，龙头略低。在封建社会，龙是皇家的象征，从来都是高高在上的，缘何在这里会比凤凰低呢？原因就在于建造房屋的时间。清朝的光绪皇帝是个傀儡，真正执掌政权的人是慈禧太后——这小小的门柱头，不仅透露出了宅院建造的大体时间，更隐藏着一代封建帝王的无奈与辛酸。难怪怎么看，那龙头都找不到夭矫的韵味。

整座的皇恩府门窗以及屋檐房梁上的装饰极尽雕、镂、镶、嵌之能事，尤其是木雕屏门与格扇窗上的雕刻图案更是丰富，穿漏与浮雕相结合雕刻出来的八仙拱寿、“喜上眉梢”、竹报平安等等图案让人目不暇接。极富有寓意的佛手、石榴、桃子等文化符号在宅院里比比皆是。雕刻图案上残留的金箔让人对这座宅院原来的富丽堂皇和富裕奢华产生联翩浮想。没有雕刻的地方也不会闲着。当年建水本土的“文艺界明星们”挥毫泼墨，留下了穿越百年时空的书画作品。

与皇恩府相比，紧紧连着团山西寨门的秀才府多了些浪漫的味道。秀才府是地道的深宅大院，为清末秀才李贵明兄弟两人所建。因与原来的寨墙相连，为抗拒入侵的土匪，这坐府邸的围墙也修得非常高，墙上还留有小窗口，便于打击土匪。据说村里人依靠着村寨军事化的格局和高墙曾多次打败过前来抢掠的清朝土匪。

清朝末年，世界局势风云变幻，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国际市场上锡的需求量猛增（据张立永老师讲，锡是当时制造军舰的必需材料）。考上秀才的李贵明、李贵谷两兄弟投笔从商，与张树元一道，在原先就经营锡矿、粗锡的基础上，借助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商机，从建水开设的第一家天吉昌商号做起，把天吉昌商号的分号开到了蒙自、开元、昆明等地。他们把个旧的粗锡运至香港、上海等地出口，再从香港买回各种货物进行销售，在赚足了银子的同时书写了清代的“儒商”传奇，也反击了“百无一用是书生”的观点。

踏进秀才府的正厅，八仙桌无声肃立。或许，当年的两位秀才弟兄正是在这张桌子旁边运筹帷幄；或许，就是在他们不经意的举手投足间，个旧的粗便锡源源不断地经蒙自走水路到越南，再经海路运到香港，最后从香港运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世界各国。兄弟两在团山这个小村子里面，实现了他们“锡通天下”的抱负。

秀才府里雕梁画栋自不会少。最值得一提的是东院的秀楼。这里是当年李家小姐的闺房，房子主人告诉我们，过去抛绣球招亲的地方就是这样的秀楼。这个秀楼楼顶建成了土木瓦建筑中极其少见的“转棚顶”（圆弧形的屋顶），其内现留有大量书画作品。秀楼外面朝天井方向的“美人靠”令人遐想万分。夜访秀才府，月光下的“美人靠”似乎还残留着斜倚美人的倩影。朱栏依旧，美人不再。不知当年面带羞涩、团扇遮面的李小姐可用手中的绣球在此找到了意中的情郎？

除了皇恩府、秀才府、张氏祠堂和张家花园之外，团山村具有典型清朝风格的民居还有将军第、司马第、保统府等大院——其实这些府邸里面住的人不是跟府邸名字相同的朝廷要员。他们主要的身份（虽然有人曾参与过护国运动）都是靠锡矿发家的商人。

外秀内幽团山民居不仅有“侯门”的“深似海”，更有举重若轻的文化大胸襟。《枫桥夜泊》脍炙人口，很少有人能轻易地用其他方式再现那种意境。可团山民居就能，而且仅用了小小的四块置于窗底的木雕。不论是雕刻工艺还是意境还原，组合的木雕都能让你感受那种清冷和悠远，让你在看木雕的同时听到寒山寺那苍凉沉郁的钟声。轻轻一挥雕刻刀，经典意境就复原在了木板上，团山民居，让我们彻底折服在了其张扬的大气之下。

因清末土匪横行，富裕的团山人为了抗拒土匪，把寨子修建成了一个小城堡。沿着班驳的古民居一路找去，虽然围墙早已无迹可寻，但东西南北四坐门楼却依然有往日那种震慑土匪的气概。

团山村兴于战争也衰于战争。20世纪三四十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香港受到了波及，其在团山人粗锡贸易中的中转作用降低。但由于信息的不畅通，尝到了粗锡贸易甜头的团山人仍抱着侥幸心理一点点把昔日积累的财富投到粗锡贸易上，投一点被套死一点。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对个旧的轰炸彻底终止了团山人的辉煌。被迫回到家乡的团山人（以张家人为主）为了维持各个大家庭的运转，开始大量卖出家里原先购置的古董和名贵家具维持生计，这直接促兴了上个世纪50年代建水“中街”（街道名）上的古董买卖热潮。

一件件厚重的家具、一各个精美的瓷器从“中街”留向外地，团山留下的，只有那些令今天的城里人不断追捧的清朝建筑群。新中国成立后，锡矿收归国有，原先从事过锡矿提炼和贸易的人再一次走进个旧，他们这个时候创造的财富从一个简单的数据上可以看出来：当时，寄回团山的钱占了外地寄回建水钱款总数的一半！当然，这个时候所有到个旧的团山人都顶着同一个身份：工人。

不管团山人今天靠什么来繁盛兴旺，在战争中衰落下去的团山村总算找到了一些欣慰。知雯园中那座民国时期留下来的法国自鸣钟，虽然不知何时永久地定格在了下午6时10分，但团山的年轮却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在村中那些光滑的青石路面上，今天依稀又响起了老祖宗600多年前建村时那密集的马蹄声。

手记：

月出东山，蛐鸣稻田。夜已经很深了。在如水的清凉里，我和摄影记者坐在入住的“农家乐”平台上望着月光映照下的滇越铁路聊天。

采访中感受到的静谧和从容唤起了我们的“杞人之忧”——我们突然担心后人感受不到这种感觉了。当地的古民居目前仍然是划归入住的私人管理，由于种种原因，少数被风雨侵蚀的民居在修复过程中背离了文物修复中“修旧如旧”的原则，有一家人甚至在气派的门房上面涂上了刺眼的绿油漆，这不能不让人心疼。或许，对于文物古迹的保护，政府力量的投入和干预才是可靠的，也只有政府才拥有大规模调动资源的能力。临走，有老人告诉我们，政府的保护性建设措施已经在论证过程中了，而且各级政府的保护投资也将很快到位。我们的“杞人之忧”在那一瞬间变得名副其实了——挺让人高兴的消息。

2005年6月21日，团山村被世界文化遗产基金会（WMF）批准为2006年世界100个纪念性建筑遗产保护对象之一，我不知道这是光环还是警钟，我个人更愿意把他看做是警钟，因为与此同时，它也被公布为2006年世界百大濒临危险的文化遗址之一。

                      新报“乡村云南”栏目之建水团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