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博客网 >> 大杂烩 >> 旅游/自然

双N评论仇勇：红色朝鲜里的天真汉

作者: dodoplan 发表日期: 2007-06-29 09:46 点击数: 423

红色朝鲜里的天真汉

1

不是为好奇所惊异，而是去寻找相似性。

我们乘坐的从中国丹东开出驶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新义州的列车只需要短短几分钟，马上进入的就是另一个世界。不允许携带手机和电脑，不允许随便拍摄，不允许大声喧哗。江彼岸的中国城市高楼林立，游人如织；江此岸，只可见废弃的游乐场，着装整齐的出游姑娘，和黝黑严肃的工人、铁路官员以及人民军士兵。一样的阳光下。

在朝鲜的这几天里，我能记得向火车挥手致意的从稻田里直身的农民，无处不在的政治标语和口号以及他们的誓言，早晨上班的急色匆匆着装整洁的男男女女，舞台上的有着出色歌喉和表演的“少先队员”们，以及用整肃的意志、崇高的荣誉感和色彩斑斓的舞蹈编排而成的阿里郎表演，这一切无法不让人惊叹。

这是安东尼奥尼镜头里的中国么？还是特鲁多和赫贝尔两位来自加拿大的天真汉所经历的中国？

我自己最喜欢的一张照片。破败中开出的娇嫩之花

有时候，你会觉得这就像是多重的中国。他们的物质经济就像是中国的1980年代初，而他们的政治生活又像是再往前的1960年代，但若仅从这些接待外宾的“导游”身上看，你又恍若身处于21世纪初。

她们知道Internet，但不知道Google；知道微软，但不知道苹果电脑和iPod！

我们被牵引着参观了无数的社会主义奇迹和革命历史记忆。专门供奉全球157个国家（157个国家！解说员自豪地介绍说）送给金日成主席的礼物、135个国家送给金正日的礼物的国际友谊纪念馆，它们是两座由巨大的岩石修砌而成的建筑（没有用一根木材！解说员自豪地说），并不高级的水磨石地面和雕琢粗陋的壁画，迷宫一样的回廊，特别地，还用巨幅的画框装裱了世界上其它国家对两位领袖的新闻报道。这些的确是作为一个家庭值得拿出来介绍的藏品：一节完整的防弹列车车厢，一辆崭新的丰田轿车，没有使用过的苹果台式机和富士施乐复印机，还有来自中国四川、山东等地的公民（的确是这样标注的）送的民间工艺品。是的，这两座花费5亿美元修建的城堡仅仅是为了展示朝鲜第一家庭的私藏。

凯旋门——标记着1945年，金日成从这里进入平壤建立北朝鲜的红色政权；中朝友谊纪念碑——为人们提供了缅怀中国人民志愿军丰功伟绩的地方；金日成铜像广场和万景台——后者是金日成故居所在地；被俘获的美国间谍船——再次印证了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的论断；板门店——让可耻的美国人丢尽脸面的纪念地……在上述的几个地方，导游建议我们以20元/束的价格购买鲜花以表达敬意。我们还被安排观看了一场小朋友们的文艺演出，以及阿里郎表演。另外，还到社会主义的专供外宾消费的商店里购物，商店的售货员都长得很漂亮，而且会说中文。

一个典型的朝鲜火车站，它们都长得差不多是这个样子

总共有650多名中国游客此次来到了朝鲜，丹东电视台还将此作为五一期间朝鲜游人数达到高峰的新闻进行报道。毫无疑问，对朝鲜来说，我们就像是一车皮的外汇，有意识的政治宣传已经淡化了，整个行程里更多了商业的味道，热情的朝鲜导游建议我们中午品尝一下人参炖鸡，价格是每只260元，我和同行的两个小姑娘因此吃掉了一位普通的朝鲜劳动者两个多月的工资！

缓慢的生活，在臆想中的严密控制之外的闲散，并不令人过多惊奇

整个平壤就像是一座巨大的舞台。男人们身着黑色的中山装或咖啡色的金正日夹克，年轻女孩子们则一律套裙，白色丝袜，可能亦略施粉黛。早晚的上下班高峰时间，整个城市都可见四处散流的人群，但却笼罩在一片奇特的沉默气氛之中。或许有两位相遇的人停下来交谈，就像是两只蚂蚁以触须交换信息。
对我们这些异国观光者来说，接触和观察他们的生活，是禁止的。这一点随后得到了模糊不清的证明。
我们在一次饭后的自由活动时间，无意中拐入一片居民区。随着携带蔬菜和其它日用品的平壤居民越来越多，我们突然发现自己置身于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处自由贸易市场中心。很显然，这些交易似乎并未充分合法化，他们沿街摆放，有卖小米的，有卖蔬菜的，有卖棉被的，有卖会来回摆动的金色的自鸣钟的，一看便知，他们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之外，试图出售这些生活物品以换取一些货币自由。

我们的出现很快被发现了。人们警惕地注视着我手中的照相机，并在我们经过时收起标注价格的纸板，并遮挡面孔。毫无疑问，我们不受欢迎，并且很可能给我们自己和他们制造不必要的麻烦（所有被我在这一天摄入镜头的人们，会接受组织的审查吗？）。
当我后来无意中和随团导游提起这些自由贸易市场的存在时，这位一向温和并活泼可爱的姑娘突然间严肃而紧张地质问：谁让你们乱跑的？你们怎么能自由活动呢？
可是，与对你们的国家的好奇相比，我们更愿意知道和接触你们普通人的生活和悲喜。

整个国家被包裹在一层厚厚的意识形态的纯洁的壳中。不过我相信这层壳实在是脆弱了。与外界信息交流的阻隔让民众相信生活只有一种形式，事实上，统治国家的最好的武器就是对信息供给和流出的控制了，就像《再见，列宁》里，儿子给母亲制造的社会主义幻觉：在东德巨变后，他只不过用一台电视机就成功地让母亲相信国家仍在党的领导下，窗外突然挂出的可口可乐广告，不过是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一次批判地引进。
我们所下榻的羊角岛饭店在美丽的大同江中心，它是平壤接待外国游客的最高档饭店。在经过的走廊上可看到关于金正日如何深入田间关心农业生产，或者任何宣传社会主义成就的图片，不过，几分钟后，我们就置身于赌场、歌厅和桑拿中心的十字路口。设于地下一层的小型赌场有大约6张赌台，有百家乐、押大小和21点，当然也有老虎机，最低投注额是10美元，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是来自中国丹东、大连的东北小伙子和姑娘，他们每月可拿到2000元人民币的酬劳。而获得这样特殊经营权的，人们相信也只有澳门的何鸿燊有这样的资格。而所谓的桑拿中心，则提供色情服务。
它们是社会主义朝鲜的租界地。
让它们与这个纯洁的国家保持道德上的隔离的，是对朝鲜人禁止入内的禁令。但我仍有疑问：“你们知道在这座酒店的地下一层，有一个赌场吗？”
“知道啊。”导游姑娘回答我。
“你们不觉得它不应该存在吗？不觉得这是很奇怪的事情吗？”
“因为外国人需要这些，所以就给他们玩去好了。我们是不可以接触的。”
但我其实并不满意这样的回答。即使在物理上与之相隔，但这样的事实难道不会对纯洁的社会主义价值观构成挑战和困惑么？
这个话题很快就在我们的交谈中流走了。当时我们坐在这座酒店一层的酒吧里，两位导游姑娘：李英娥和李敬爱试图通过我了解一些事情，但我自始至终不确定她们到底想知道什么，想要什么。或许她们只是想和一位外面世界的人聊聊天，但或许还有别的目的（这一点我不久之后就猜到了八九分）。
在这种情态下，我总是蛮书呆子气的。我向她们谈起两个世界的异同，谈起生活的无限可能性，并悲观地预言这种阻断信息的保护会脆弱得经不起外部花花世界的任何一点冲击。她们笑着反驳我，似乎并不在意结论，还和我探讨起著名的主体思想来（马克思主义与朝鲜实践结合的哲学，与中国版本相比，谁更能解释和指导我们的未来世界呢）。
我很好奇地问她，身上这套漂亮的套裙在哪里买的，多少钱。
她穿起来的确很美，但就款式而言，不过是中国1980年代流行的样子，剪裁得极为保守，在左胸口还缀着一朵巾花。
她说，在外汇商店买的，20（？）欧。
也就是说，她的这套衣服已经相当于朝鲜普通收入者2个月的工资。我怀疑她的家庭的经济支援能力恐怕难以到达这样的档次，一个能想到的途径，就是向我们这些假外国大款们索要财物吧。
果不其然，在即将离开朝鲜之际，另一位导游姑娘李敬爱成功地把我随身携带的MP3索要走了（但是没有数据线和互联网，她如何更新歌曲呢？），据我所知，她还请求另一位游客买了一套化妆品送给了她。

我从这两位姑娘身上看到了一点点朝鲜即将破裂的未来。她们已非固执的单纯，多了很多的灵活性，可能只是很难从以往的政治思想教育的窠臼里走出，但显然，她们正在热情地感知和拥抱外部世界。不过，我难以想象的是，资本主义的一切奢靡、浮夸和散漫气质是如何在她们的内心深处，与社会主义的清规戒律达到相融洽的地步。

3

但在更多时候，朝鲜，由金日成家庭控制的这个国家，被传言和迷雾所笼罩。
人们传说着21世纪的金太阳金正日将军的腐朽生活，他像一个西方大亨一样享用着来自伊朗的鱼子酱，丹麦的猪肉，泰国的芒果，他还偏爱鱼翅羹和麦当劳汉堡，一位他注定会极度反感的厨师在离开后回忆说，他还是一位轩尼诗干邑的爱好者，并拥有高达1万瓶储藏的酒窖。
这些乍看起来并不过分，他富有整个国家。但与他的尚处于配给制中的人民相比，一位国王的骄奢会毁掉整个社会主义制度的清洁和高尚。人民恐怕更难以接受的是，他的长子金正男的放荡生活，西方媒体称，这位可能的接班人长期住在澳门，喝酒、赌博并“在宾馆的床铺上享受买来的春”。
朝鲜在冬天有着难以想象的寒冷。过去，人们像中国东北一样住在烧热的炕上。后来，平壤也建起了高层住宅楼，政府设计了地板供暖的方式，现在，“一般的居民也可以在高层住宅里享受到暖气了！”我们随团的李姓男导游介绍说。

这是一个貌似平等的国家，人人都具有相同的生活方式、收入水平以及对领袖的崇拜。除了权力。在这种平等下（是否让你怀念起中国的1950、1960年代？），事实上，遮蔽了由权力制造的不平等。那些高级官员和有着特殊权力的人，享用了这个贫瘠国家里的有限资源。而在中国，1980年代以后的大多数人都无法忍受因财富多寡而区分出来的明显的不平等。但如你所知，这只不过是一种自欺欺人的骗术罢了。
但这一切不可为人民所见。整个国家只有一个电视频道（《再见，列宁》里的儿子的把戏），我们所住的羊角岛饭店里有了CCTV-1。政治宣传随处可见，这让所有来到此地的中国游客有些不适应了（忏悔吧，我们已在资本主义的温床上缠绵太久啦）。
阿里郎表演真是无与伦比。这是一场超过10万名演员的大型团体艺术秀，它似乎是社会主义文化的精髓，展现了人也可以像机器一样完成一丝不苟的大规模调动和安排，并在此过程中强化了集体主义的重要性，很显然，这只会让参与其中的每一个人自觉到个人的渺小、无力以及对集体的紧紧依附。由此推之，党的绝对领导和统一意志就变得多么地重要和英明伟大了。是的，就连观众席上的我们，亦被这种几万人同时迸发出来的热情、技巧所感染（我们祈祷张艺谋能够为北京奥运会设计更高级的开幕式吧，否则，他可以让贤于朝鲜人了）。

在朝鲜的第二天，我们访问金日成铜像广场时，碰到了众多到此行礼的新婚爱人。据说，人民已经养成了这样的习惯，在正式举行婚礼前，要在这里向伟大领袖献花、致敬（然后才算“奉命”组成革命家庭？）。

在朝鲜的日子里，所有的一切都让人联想起“那个中国”。看看两个加拿大人在1960年受邀访问中国时的见闻：
“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所蔓延的道德主义令拉丁美洲客人感到最为痛苦。没有饮料专卖店，没有妓院，没有舞场，没有夜总会，只有电影和演出，而且即便是电影和演出，在道德方面，也是那种能让魁北克省审查委员会狂喜的那一种。
“中国的女性非常善良，但是带着一种冷冰冰的味道，而且穿得也很朴素，极少色彩，就像我们的修女一般，她们不能容忍外国客人对她们有一丁点儿注意。我们在想，如果某个参观者胆敢坚持对女翻译开玩笑，他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
“前门饭店也如寄宿学校一般阴沉凄凉，九点钟后，一切都入睡了，和毛领导下的中国一起。”

这是安东尼奥尼回忆里的1972年时的中国：
“这里，每天早晨，从五点半到七点半，马路染上了一片蓝色，成千上万的蓝衣人骑车上班，川流不息的自行车队占据了整条大街、整个城市，那种感觉就像是八亿蓝色中国人从我们的眼前走过。”
“在中国人身上，到底有什么东西打动了我？他们的单纯、他们的诚实和他们之间的互相尊重。
“在南京时，一天我去邮局发封电报。他们给了我一张老样子的单子，比我们的电报单大许多，我开始写意大利语，过会儿我感觉到有东西压在右臂上，它妨碍了我写字。我抬起头，发现一小群人围在我的身边，大多数是孩子。中国的孩子特别可爱，这些人一个攀在另一个人的身上，都趴在桌子上，他们的头包围了表格，鼻子离我的笔仅三手指的距离，这是为了就看个明白我怎么写西方字母。我不知道怎么来描述他们眼睛中的惊讶。中国孩子们的、经常也包括大人的眼睛，总是充满了好奇，就像刚出生的孩子开始学看东西一样。
“一名邮局工作人员用缺乏自信的英语问我电报的目的地。‘意大利。’我答道。她不懂，不知道是什么。我给她写下来，她看了一眼，然后边笑边跑向另一个房间。通过玻璃门，我看见她拿着我的纸条向她的同事咨询，所有的人都走到挂有地图的墙前，开始在图上寻找并终于发现了意大利，一个人用手指着那个地方，所有的人都笑了起来：这个国家那么小，几乎都看不见……”

安东尼奥尼的描述，曾让我在行驶的公交车上热泪盈眶。我能感到我与那个过去的中国的相遇，并承认与其血脉相连。
在朝鲜也是。我在心底里为他们愚蠢的坚持（给我们看美好的一面，而刻意隐瞒那些糟糕的状况），纯真的热情，和对外部世界的欲拒还迎而有所感。在他们面前，我们就像是背叛的一群人，反过来以享乐主义的态度来嘲笑他们的无知，并炫耀，勾引。
而他们就是生活在被敌意环绕的世界中的一小群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