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北烟云》故事(连载):
第三十八回 谷仓里头装糠壳 干部做假骗全国
1959年的冬天,在我回家养病的日子里,有一天忽然听到院子里面的人大声地喊叫说:“你们看那对面的马路上,哪儿来的那么多的大客车呀?”
当时,房子周围原来茂密的竹林和树木都已经基本上被砍光,用来作了公共食堂煮饭时的烧柴。我站在屋子里朝南的小木窗前,便可以看见300多米外的公路上,从未有过地停放着十多辆大小客车,以及像蚂蚁牵线般地人流,走向对门狮子嘴山下公路附近那个名叫转角湾儿的生产队。后经打听,方传说:“是全国粮食现场会的人,来那里参观公社的粮食仓库。”过后,又听有人背地议论说:“那转角湾儿里用来让人参观的满仓冒漩(即用围席做成的粮屯)的稻谷全是假的。除了面上盖的一层稻谷,底下装的全部是糠壳。”这些当干部的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能有那么大的胆子吗?当时,我有些不敢相信这些话是真的。听说,当时公社还是上了《人民日报》的“全国红旗先进单位”呀!
后来,我在假日和假期回家时,常听当地对干部弄虚作假不满的农民摆“龙门阵”说:金兴公社所以全国出名,原来他们有很多的“新招”。
这新招之一,是一律不准农民各家各户私人养猪,由各大队(即村)普遍集中修建所谓的“万猪场”,统一养猪。也许当时其他地方都是这样干的,其实并不算什么新招。公社的示范万猪场就修建在我老家所住的窑湾里。那是将农民原有的一套大院的房子强行拆除后,改建而成的长约40多米,宽10多米,有地圈30余间的大型养猪场。湾内20多亩好地,全部用作饲料地,种了白菜、萝卜、南瓜、冬瓜和牛皮菜等青饲料。并从大队提留了足够的猪饲料粮。看这准备工作,不要说真的能养上万头猪,养上大小三、五百头猪,还是可能的。
有一次,当我抱着好奇的心里跑到这远近有名的“万猪场”里参观时,看到的却是冷冷清清的场面:不但那多数的猪圈都空着没有养猪,少数几间猪圈里总共也只有几十头的猪,除了骨瘦如柴的母猪,就是毛长肉少的“老膘货”。我不知道这里究竟养出了多少“肥猪”。当我奇怪地打听:“有那么多的饲料,为啥养不好猪”时,听到的是十分不满而又风趣地回答:“那些东西都叫‘秃尾巴儿猪’吃了!”
我把这话思考了老半天才回过神来,觉得实在有些好笑,不由得又想听个究竟。最后我终于弄明白了。原来,在那公共食堂开办之初,大家都是“敞开肚皮吃饭”,结果不到一年时间,大队仓库里的粮食很快就被吃光了。当公共食堂里面的饭吃浠了时,公社、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就经常偷偷地跑到这个所谓的“万猪场”里来,找到饲养员把提留的饲料粮拿出来煮饭吃。那地里的蔬菜也经常被本地和附近挨饿的人偷盗。这样一来,真正用来喂猪的东西就越来越少,猪怎么能长得好呢?但是,为了掩人耳目,每逢上面要派人来捡查或组织参观时,公社和大队干部只好弄虚作假,提前把附近大队养猪场的猪集中到这个“万猪场”里来。等上面来捡查和参观的人走了之后,再送回原处。不过,这些情况当地的老百姓都看在眼里,只是瞒着上面来的“钦差大臣”们一帮人罢了。
干部们的新招之二是修建红苕大屋窖。公社化后,集体土地所产粮食全部集中在大队统一管理。以生产队为单位成立的公共食堂所需的粮食,完全由大队分配。除了稻谷、小麦和包谷外,红苕就是当地农民的主食和养猪的主要饲料。这里的农村有红苕半年粮之说。但是,由于红苕所含水分很重,保管不好很容易腐烂。农民们过去一般采取挖小型地窖的办法进行保存。
当时公社的领导干部们,为了把红苕的分配权也集中到大队统一掌握,便想出了要修建像装其他粮食那样的大粮仓――即大屋窖,用来装红苕。于是,他们组织群众在地面修建起了号称可装几万斤的“万斤大屋窖”。结果,由于装满红苕以后,不易通气散热,产生的高温、高湿很快便使窖内大量的红苕发生腐烂变质,无法食用,导致严重缺粮。
为了向上隐瞒事实,保住“全国红旗单位”称号,少数干部又采取高压的办法,千方百计堵住农民的口,不准任何人向上反映真实情况。所以各个公共食堂只有靠给农民吃烂红苕、苕皮、苕叶等东西煮的浠汤饭过日子。由于吃不饱肚子,干活没劲不说,不久还造成不少人也得了严重营养不良的水肿病。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61年,中央决定将农村的基本核算单位,由公社下放到大队、生产队,并撤消公共食堂以后,才逐渐有所好转。
注释:南部在线:陵江博客2006年12月评为“精品”文章。
第三十九回 朱德探亲过南部 二小迁出西门外
1959年底,我请假回家养病,大约经过了20多天的调养后,身体健康有了很快的恢复,便又回到了学校工作。
第二年春天到来的时侯,学校便开始组织教师学习“南泥湾精神”,自已购买了锄头、夹背等生产工具,利用星期天动手将学校院墙外的两块约一亩多面积的空操坝开挖出来,种上了南瓜、丝瓜、甘兰和牛皮菜,实行生产自救,慢慢地使生活条件有了一些改善。
开国元勋之一的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元帅,就是在这一年的春天经过南部县城回仪陇马鞍场的。朱老总来南部县城的那天,轻车简从,没带好多随从人员。不像现在有些地方,省市领导下去,大车、小车都要跟一大串。
那时南部县城的人本来也不太多。加上那时不准农民赶场上街,路上也没有多少行人,但还是组织公安人员和地方干部,在车子经过的西街和正街站了岗,不准人员通行。后听当时在场的原县委机关通讯员杨光直说,朱总和他的夫人康克清等一行人,在那天上午抵达南部县城后,在县委机关食堂吃的午饭。饭菜很普通。其中有从乡下找来的嫩碗豆和用红苕油炸的“苕泥”,是专门请了饮食服务公司当时的著名厨师做的。为了饮食的安全,朱总的通讯员先用筷子亲口尝了之后,其他的人才入内进攴的。午饭后,稍事休息,并与南部县委领导和机关接待的人员合了影,便出发经过盘龙、楠木到了朱总的老家仪陇县。
当时,原南部城关二小就在县委机关隔壁的现人武部里面。为了保证朱总一行人的安全和休息,县委通知城关学校,那天中午从十一点起,一律安排学生连续进行课堂自习,不准出声,也不下课出教室活动,以避免学生吵闹喧哗。直到下午两点多,朱总一行人离开县城后,才通知学校放午学。
也可能就是因为这次中央领导来南部县城后,县委领导认为城关二小离县委机关太近的原因吧,所以从1960年秋季开学起,便把学校迁出这里,搬到了与此隔河相望的西门外公路边原做县委招待所的地方。也就是现在的城关二小的驻地。
我不清楚,这里是否就是解放前的建南中学的老房子。因为那里面的房屋布局,完全就是一所学校所需要的。原来临近公路,以状元桥为界,东北两个方向均是状元溪,南至西门桥,西南角至扎花厂(现为县教育教学研究室和瑞安路),后面为农村新华四社的水稻田(现为状元桥市场)的好大一块地方,作为当时城关二小的规模,已是同原来的校址差不多。只是房屋虽然也都是老式平房,但没有原来的历史悠久和结实。但因其所居地理位置原在一土台上,依势而建。前面朝东边的围墙外,是一块位置最低的水田,后来平整为学校的操场。现在这里已经是学校的大门和大街门市部了。
进入校门之后,当时有一块空地,由东向西的修建了中间高两边低的共四排一十二个平房教室。在西面最高处是前后两排教学办公室、老师寝室、厨房、食堂和吊脚楼木板厕所。我第一次在这里正中靠北的位置,住上了一个约有六平方米大小的单间平房。
学校迁出西门外后,原来的地方改做了县委党校,种菜的土地没有了。我们只好到北门外的红岩子嘉陵江边的荒沙滩,以及炮台山、晓霞观山上,找荒空地方种瓜菜和堆堆红苕。同时,利用那里原有的猪圈,学校伙食团开始自已养猪。又利用厕所里的人畜粪尿,同金兴黑水塘的农民换取蔬菜。再加上由国家通过北门蔬菜大队分配供应的一些蔬菜和食品公司每人每月供应的一斤猪肉等副食品,大家的肚子要比前几年吃得饱多了。学校教师的身体健康状况逐渐好转起来。我和那些从未经过煅练的年轻老师一起,在星期天用学校统一购买的较小的粪桶,把厕所里的水糞,从西门外的学校,一直挑到二三里外的晓霞观山上和红岩子河坝去浇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