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报纸定去向（红色圣地系列之二）
作者: huangaip 发表日期: 2007-08-02 16:08 点击数: 529
一张报纸定去向（红色圣地系列之二）
在哈达铺红军长征的五处遗址中，有一处为邮政代办所。这个只有二间低矮小瓦房的邮政代办所何能与毛主席住室、红一方面军司令部、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地址一起被列入国家级文物遗址保护范围，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小小邮政代办所发现的一批报纸，却又一次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改变了中国革命的命运。
从1934年10月21日中央红军撤离江西瑞金开始“战略大转移”到1935年9月12日在甘南迭部召开“俄界会议”，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中央红军的长征始终没有一个明确具体的目的地。其实“长征”这个词也是毛泽东于1935年9月22日在哈达铺团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首次提出来的，10月初到达甘肃通渭后，便以“长征”为题，作了著名的《七律·长征》一诗。所以，在哈达铺以前的长征期间，红军还没有“长征”这个概念，只有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避免红军被覆灭的“战略大转移”的意识。在1935年6月26日四川懋功两河口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虽然提出了“北上抗日”的基本纲领和“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战略目标，但只是一个“大的方向”，红军究竟落脚何处，最终目标地在哪里，包括毛泽东本人在内，党中央一直“心中无数”。在9月12日召开的“俄界会议”上，又提出了“靠近苏联边界创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故而，红军长征虽然有“北上抗日”的大方向，但一直没有明确具体的目的地，可以说红军长征在战略目标上是明确的，但在具体落脚点上却是盲目的。
1935年9月18日，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后，先头部队到达了哈达铺。时任红一军团直属侦察连指导员的曹连德同志按照毛主席“在完成主要任务后，给我们找点精神粮食来”的指示，到哈达铺后，便立即带人找到了邮政代办所。他本人在回忆中说：“邮政代办所当时是一个大院，旁边有一个大旅馆，鲁大昌部队逃走时留下的几匹骆驼驮子和马匹都在那里，我们从驮子里找到一批近期的报纸，发现有七、八月间的天津《大公报》和近期的《晋阳日报》、《国民日报》等报纸，在《大公报》等报纸上都登载有阎锡山的部队进攻了陕北红军刘志丹部队和徐海东率领的红军和陕北红军会合的消息，报上还有陕北革命根据地略图。我长征走了两万多里，没有看到过苏区，一看到陕甘宁有那么大的地方，十分高兴，就赶紧在那些消息上画了红杠杠。报纸后经叶剑英、彭德怀转到了毛主席手里，毛主席看了徐、刘两部会合的消息，和军团首长议论开了，并笑容满面地连声说：好了！好了！我们快到苏区了”。9月22日上午，毛泽东在驻地“义和昌”药铺后院平房里召开了中央领导人会议，进一步分析了形势，研究制定了有关红军今后的发展方向，初步决定与陕北红军会合。是日下午，中央又在哈达铺关帝庙内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作了《关于形势和任务的政治报告》。在这个报告里，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向全军正式发布了“到陕北去”的决定。这是中央红军自1934年10月离开江西苏区，开始长征以来第一次提出明确具体的最终目的地。对此，杨成武将军在《忆长征·哈达整编》一文中，对毛泽东的政治报告作了详细的记述：“同志们，今天是9月22日，再过几天就是阴历十月。自去年我们离开瑞金，过了于都河，至今快一年了。一年来，我们走了两万多里路，打破了敌人无数次的追堵围剿。尽管天上还有飞机，蒋介石做梦也想消灭我们，但我们过来了。过了江西、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过了金沙江、大渡河、雪山、草地，过了腊子口，现在坐在哈达铺的关帝庙里，安安逸逸的开会了。……张国涛看不起我们，他对抗中央，还倒打一耙，反骂我们是机会主义，我们要北上，他要南下；我们要抗日，他要躲开矛盾，究竟那个是退却，那个是机会主义？我们不怕骂，我们要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感谢国民党的报纸，为我们提供了陕北红军的比较详细的消息：那里不仅有刘志丹的红军、还有徐海东的红军、还有根据地！……同志们，胜利前进吧。到陕北只有七八百里了，那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我们的抗日前沿阵地！”
毛主席的这一翻鼓舞人心的讲话，使红军将士在那个破旧的关帝庙里热血沸腾，神采飞扬！经过两万多里的辗转迂回的长征跋涉，红军将士终于看到终点站了，经过两万多里被围追堵截的艰难险阻，红军将士终于望见胜利的曙光了。这怎能不让他们激动万分，欣喜若狂！就在同一天，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在哈达铺写下了《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的文章，一军团一师宣传科长彭加伦创作了《到陕北去》的歌曲。关于毛泽东在哈达铺会议上提出“到陕北去”的决策，除杨成武将军以外，在彭德怀、叶剑英、聂荣臻、肖华、杨得志、李维汉、陈靖等老帅、老将军、老战士的长征回忆录中有记载，都互相印证了“到陕北去”的重大决策确实是哈达铺会议上首次提出来的，而决策的背景就是获息国民党报纸上登有陕北红军的确切消息。这就是中共党史更上“一张报纸定去向”的由来。
党中央毛主席在哈达铺根据一张报纸提供的消息作出到陕北去的重大决策，使哈达铺成为长征红军生死攸关，北上抗日的又一转折点，成为我党历史上战胜张国涛分裂主义错误，挽救中国革命的又一转折点。这一转折实现了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的“精神会师”，从而拉开了三大主力会师的序幕，进而对推动全国抗日民族运动高潮的到来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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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北京８月２１日电（记者 黎云）“长征”一词何时首次提出？解放军档案馆处长宋传富认为：１９３５年５月在以红军总司令朱德名义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中首次提出。
宋传富说，１９３４年１０月，中央红军从瑞金出发时，使用的并不是“长征”一词，而是分阶段使用“突围”“转移”和“西征”；突破四道封锁线以前，红军文献中一般使用“突围”和“转移”；从１９３４年１１月至１９３５年４月，中央红军一直往西挺进，在此期间的红军文献中一般使用“西征”。
目前可查的红军档案是解放军档案馆收藏的一张《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全文共１５６字，以韵律文的形式发布，其中写道：“……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夷人风俗。……”落款是：“红军总司令朱德”。
宋传富说，这张布告尽管本身没有留下具体时间，但从布告的内容可以看出，这是红军在进入或即将进入彝族聚居区时发布的宣传告示。
１９３５年５月１２日，党中央召开会理会议，决定红军经冕宁进入彝族聚居区，到达安顺场大渡河南岸。因此可以推算，发布告的时间应该是在１９３５年５月１２日前后，也就是说，此时红军领导人已经意识到此次战略转移的艰巨性，首次使用了“长征”这个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