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北烟云》故事(连载):
第四十五回 初恋失败调一小 父母为我择婚忙
“早栽秧早打谷,早养儿子早享福”。这是旧中国流传了几千年的封建习俗。记得还是在我只有十余岁的时侯,就曾经有人上门来给我说“长干女”的亲事。听说那个女子比我大好几岁。我当时对此非常反感。后来婆婆和父母亲也以“娃儿还小”为由拒绝了。
解放后,国家制定了新的《婚姻法》,提倡婚姻自由,禁止早婚。从此,也再无媒人提早上门说亲了。在阆中师范学校读书期间,虽然有不少未结婚的女同学,但是按规定在校生是不能讲恋爱的。我当时一心一意在认真求学读书,也从未考虑过要在同学中找女朋友的事。
毕业后参加南部县城关二小工作,又恰好碰上了“三年严重自然灾害”和紧张繁忙的教学工作,加之不久又得了水肿病,身体虚弱得连走路都很困难,所以根本上连想都未想要耍女朋友的事。到了1961年,我的生活和身体情况都逐渐好转了以后,在学校一些老师的鼓动下,才萌发了找女朋友的打算。在当时,城关一、二两个小学,在社会上被称为县委、政府机关领导干部的“桂花园”。学校里面的女教师,大多数都是已婚的干部家属了。少数几个未婚女子,与我也无缘。
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打听到了一位在师范毕业后被分配到了边远山区小学教书的女同学的地址,此后一段时间,双方有了频繁的书信往来。并在后来初步确定了恋爱关系。她后来在署假一次来南部县城时,还主动把我引见给了她的母亲。到了秋季开学后,她被县文教局选调参加了南充师院的短训班学习。后来,我抽调到南充参加地区田径运动会当乒乓球裁判时,还约她出来一起上街散步谈过心。但是,当她在经过大约三个月左右的短期培训结业后,被县上临时安排到了南部中学担任实习教师之后,从此便断绝了与我的一切往来关系。这是我人生第一次谈恋爱,也就是所谓的“初恋”。
初恋的失败,使我对同知识女姓谈恋爱的观点产生了扭曲,甚至“下决心不再找那些自以为了不起的小知识分子作为终身伴侣”。并且随时鞭策自已:“一定要在事业上做出个样儿来,给那些看不起自已的人看看”。现在看来,这也许就是所谓“爱的巨大推动力量”吧!
1961年底,到成都参加市政工程建设的大妹清秀,因工程下马已经回到了家里。因此,在62年春节的大年初一天,我们全家七口人,一道进城,在当时全城唯一的艺新照相馆,照了一张全家福。可是,当父亲看到那照片上
父亲虽然在头一年,用拆盐灶房的木料提前为他自已和母亲各做了一副“老木”(即棺材),以防不测。但是,他还有一件最大的心事,那就是膝下五个儿女中,前面两个大的都已二十多岁,还未谈婚论嫁;后面三个小的学业未成,家里生活难支。他自已年刚半百,事业惨败,病体沉重,实感死难瞑目。所以,他便同母亲一起加快忙着为我择婚。想在他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亲眼看到把大儿媳接进门,以了他心头之愿。
1962年初开学时,学校党支部通知:县文教局决定把我调到南部县城关一小任教导副主任。当时城关一小校长是王家祯,领导决定安排我具体分管学校政治思想教育和少先队工作,并担任政治、体育、唱歌、自然等科任教学。学校原有的教导主任方新民主管教学工作。另外一位同时新提的教导副主任高登奎分管学校后勤工作。
据说,当时城关一小的驻地(后改建为县委招待所,即现在的陵江宾馆),原来是清朝时专门用作秀才和举子们考试的地方,名叫考棚。学校座北朝南,左边是赵家巷,右边接原大礼堂,前面围墙外是西街。当时学校的房屋完全保持着旧时的原样。
从临街新建的学校大门进去不远几步,便横着一道花台,中间一条由几步石梯组成的三米宽的通道上去,便是一道古装的大门。我便安排住在大门左侧靠西一间约十五平方米的耳房里。靠右侧的一间耳房,早先住着教导主任方新民。走进大门内便是一道二十多米长的天井坝。两边各有两排古式平房建筑,分别排列着四间长十余米、装着方格木窗的大教室。再往前走便是一间大厅。最后面是办公室和教研室。靠东临街还有后来修建的两楼一底的多间木结构瓦房。楼上是教师宿舍和部分小学班教室,楼下是学校附设的幼儿园。靠西与大礼堂、南与西街相接的大坝子,除大部分用作操场外,还有一小块在前两年为度过灾荒时期带来的生活困难,临时开垦出来的菜园地。当时的学校场地条件,比起二小的新迁地址来还要好些。
自从来到城关一小后,虽然感到担任了一定的领导职务,增加了不少压力,但是凭着自已一定要自强不息,一定不能比看不起自已的人差劲儿的“无形动力”,尽力把领导分配给自已的任务完成好。
我在年初的升职,也可能对病中的父亲是个欣喜。因为他在人前又听到了大家对他的称赞和恭维声说:“杨老太爷!你培养出了个有出息的儿子!”这也可能是父亲一生中感到最高兴和最满意的时侯。因此,他和母亲一起加快了为我择婚的准备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