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北烟云》故事 第四十八回 我去民中搞辅导 关心教师面貌新
《川北烟云》故事（连载）;
第四十八回 我去民中搞辅导 关心教师面貌新
在二十世纪的五十年代末的“大跃进”的高潮中，南部县也在炮台山下修建了一所中等师范学校，主要招收南部、仪陇两县考生。但是，由于正赶上三年严重自然灾害的生活困难时期，所以到1960年秋季后便停办了。
当时的南部县城关原来在新后街有一所城关民办小学。新建的南部师范停办后，县上决定把空着的校舍交给当时的城关镇，扩大办成一所民办中小学，以解决部份无业人员就业和学生上学的问题。除原有在新后街的小学班继续开办之外，另在原师范校址新开了小学四、五、六年级和初中班。主要招收城关和城郊附近的学生，共三百余人。
我到民办中学上班时，原在那里担任校长的吴从金已离开学校回文教局去了。他当时并未向我办什么情况交接。我只有诚恳地首先向原在那里工作的教师们请教。
原来由城关镇任命的教导主任陈德悦，是南部中学解放后的高材生。我在南部中学读初中时，他比我高一个班级。在我担任学校当时少先队的副大队长时，他担任少先队大队长。他十分坦诚地告诉了我当时学校教师的一些具体情况。我再通过一段时间的具体接触和了解，很快就基本上掌握了民办中小学过去的情况和在在的问题。
原来，民办学校的教师全部是从城关镇的闲散无业人员中招聘来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具有高中或大专学历，而且具有比较丰富的教学经验和工作能力。他们中如刘越和樊越等这样的人，过去本来就是南部中学有名望的语文和数学教师。只是他们在前些年的政治运动中被打成了所谓的“右派分子”或“消毒分子”，因而被开除公职，没有了饭吃。后来都被安排到了民办中学担任教师。还有一部份人，他们过去是南部中学高中毕业的高材生，主要因为家庭成份是地主、资本家或工商业兼地主出身；或是家里的直系亲属去了台湾，是所谓的“台属”；或是家里有人在香港，等等“政治条件不合格”，而没有上成大学。但是已经在民办学校工作了几年，有较好的工作成绩。总之，这些教师都有各种各样的，有的甚至是很沉重的“政治包袱”。
他们消极地吸取过去的历史教训，在党委、政府派来的领导干部面前，唯唯诺诺，规规矩矩。说话做事小心谨慎。自已生怕再犯什么事，又丢掉了现在这个虽然不怎么样好，但是确也来之不易的饭碗。由于学校在学生中片面强调进行所谓“阶级路线”和“阶级斗争”教育，因而使他们这些人在部份学生中也受到政治上的歧视，上课时不尊重他们的劳动成果，不遵守课堂纪律。严重伤害了这些教师的尊严和教学积极性。因此，他们在上课教学时，也是只顾讲课，不敢管人，讲完课了事。同时，他们中的一部份人，也存在着自视清高的坏毛病，不甘示弱。他们在表面上“一团和气”，实际上则又互相排斥和看不起别人，影响了相互之间的关系。
在部份成绩优秀的初中学生中，不少人也是因为家庭出身成份的政治条件问题，没有考上南部中学，因而到了民办中学读书的。由于当时学校片面地进行所谓“又红又专”，反对走“白专道路”的教育，致使他们怕别人说自已“又白又专”，也不敢大胆认真读书。从而也影响了学校教学质量的提高。
再是学校教师的生活条件很差。教师伙食团长期管理不善，大家都在放学后回到自已家里吃饭，或自已烧小锅煮饭，极为不便。
通过一段时间的了解和接触之后，我对学校和教职员工各方面的情况，基本上做到了心中有数。我决定从二小搬到了民办中学山上住宿。并首先亲自动手帮助解决学校伙食团的问题。通过整顿内务，具体落实了炊事管理人员，使大家能够吃到比较好的饭菜。然后动员大家都在学校吃饭，让大家首先吃饱了肚子，保证了教师的休息和办公时间，然后才能安心工作。以后又经常个别听取他们的意见，关心他们工作中出现的困难问题，帮助他们消除思想上的疑虑，逐步建立起了相互理解、相互支持，共同求得民办学校发展的信心。
1963年3月5日，毛主席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后，我又及时抓住有利时机，向全体教职工和学生正确宣传讲解了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教育学生正确对待家庭出身和自已前途命运的问题，建立正确的师生关系和明确的学习目标；帮助有“政治包袱”的教师维持课堂秩序，肯定他们的教学工作，树立他们的工作信心和在学生中的个人威信；经常主动征求学校原来的负责人对学校工作的意见，注意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并且配合一道
由于学校教学秩序和学生思想素质大大好转，学生考试成绩大幅上升，入学人数不断增加，学生家长和党政领导赞声不绝于耳。1963级的初中应届毕业生升学率大大提高。在1964年秋季初中毕业生考高中的升学考试中，升学率甚至超过了南部中学，据说名列全县第一。创造了民办学校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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