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北烟云》故事 第四十九回 调入县委办公室 机关值班守电话
《川北烟云》故事（连载）：
第四十九回 调入县委办公室 机关值班守电话
1964年3月，正当我在民办中学的工作感到比较顺利的时侯，城关镇小学党支部书记、二小校长张才伦同志找我谈话说：“县委组织部通知，要调你去县委机关工作。”
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使我既感到意外，又感到兴奋。
在那个时代，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一个入党不久的青年，脑子里面装的全是“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做党的驯服工具”，“党指向哪里，就打到哪里！”等无产阶级的思想和组织观念。只要是党组织的决定，不管它与你自已的兴趣和爱好是否相符，或者是你自已感到能否胜任，都要无条件地坚决执行,丝毫不能犹豫。我得到通知后，就是抱着这种心态告别学校师生，到县委组织部报到的。后来同大桥中学调来的杨兴普一起，同时被安排到了县委办公室。他是我1962年上年调城关一小工作期间，一小女教师杜明兰与他结婚时就认识的熟人。
从学校到机关，我感到来到了一个我完全陌生的环境，要做的是完全陌生的工作。我虽然参加工作时就分配在与县委机关仅有一墙之隔的原城关二小（现县人武部及后院），但平时只从县委、县人委的大门口经过，很少进县委机关里面去过。
那时，从面临文庙街口的原“衙门口儿”（旧时县府的大门）进去，两边都是原有的穿逗式瓦房。只有正前方50米处左右两幢都是一楼一底的县人委和县委大楼，才是解放后拆了过去的“大堂”等旧房后新建的。那两幢大楼的后面，则仍然分别是过去用作“二堂”（现在的职工宿舍楼区）和“大牢”（现在的公安局区）等处的老房子。
那时的县委机关部门比较精简，人员不太多。当时除了县委组织部在各区有一个组织员人数较多而外，县委办公室，宣传部、农工部、财贸部、统战部等部门，加上部长、主任在内也分别只有六、七个人。
当时的中共南部县委办公室就设在靠西一侧那幢座北朝南的大楼的二楼上。此外，这二楼上还住着当时的县委书记齐仕勋和县委副书记张振忠、张云梯，以及县委办公室主任等人。县委大楼的一楼，当时除了在靠西的一头安排晋国强、敬英才、梁德等另外三个县委副书记，每人一间约20平方米的住房外，在一楼东头则是县委宣传部和共青团县委的办公室，以及部份干部两人合住一个单间的住房。我后来被安排同宣传部的姚仕荣两人同住一间、一楼靠北的兰球场边的一间屋子。
当时，原县委办公室的主任正说要上调省委办公厅。此外，还有唐克柱（后任县委办公室主任、南充日报社党委书记）、陈德静（后任省水电厅厅长）、杨光直（后任县人大常委副主任）、周先治（后任县委办公室主任）、陈德猛（后任县税务局长）、彭德明（后任县财政局长）、黎万富（后任县民政局收容站长）等人在县委办公室工作。他们都以非常热情的态度欢迎我们新同志的到来。
由于其他人当时都分别安排跟着县委领导下乡 ，或是组织下乡捡查生产，所以开始时便临时安排我在县委办公室值班守电话。我每天早上总是提早起床，七点钟就进食堂吃饭。早饭后，又提前在七点半钟进入办公室，把原来从未使用过的布拖把在水中打湿后，把设在二楼的三间县委办公室的木地板，擦洗的干干净净。然后用抹布把摆在屋里的六、七张办公桌和所有的门窗全部擦一遍。最后，再把屋里的痰盂拿到厕所里面冲洗干净后放回原处。这一切，都必须赶在八点上班以前做完。好在我当时人很年轻，又身强力壮，每天只要提前半个小时上班，八点以前完全可以做好。所以，这件事虽然感到陌生，但做起来到也并不感到很难。
八点准时上班以后，值班人员的主要任务就是守电话，并且作好记录。除了县委办公室和组织部分别安装了两部电话外，其他部门一般只有一个办公室，一部电话，连正副部长在内的五至六名干部。最多的电话是从地委机关办公室人员用口头发来的电报通知；也有从县级各机关部门，或从区乡打来的电话请示汇报。特别是从地委发来的电报通知，必须用电报簿一字不漏地全部记录下来，然后交县委办公室的秘书或主任转交县委领导看。
打电话和接电话这件现在看来非常简单的事，当时对刚进机关的我来说，则是一项全新的“艰巨”任务。因为那不是现代的自动拨号电话，而是一手拿着耳机和话筒听着，一手用比较原始的手摇发电机先发电，打通电信局的值班员；再等着由电信局值班的话务员，给你接通要找的人的单位的电话，然后才能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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