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摔死的那年夏天,我上高一,我们班转来一个女生。她是随着她父母一起来的。据说,他父亲是“四类分子”。我第一次看到她便惊讶:毛主席万岁,四类分子的女儿竟然这么漂亮!
星期日晚上,同学们从家里带来各种好吃的,交换着吃完,然后就玩儿起了游戏,大家伙发一声喊,都倒立在墙角,看谁坚持得最久。这时候,门外有两个女生敲门,班长便出去了。我们也不以为然,继续玩儿我们的游戏。不一会儿,我便坚持不住了,直挺挺倒下去,喘着粗气向地底下吐了口唾沫。
“谁这么讨厌!”门外一个女生大叫。
当时,我也没往心里去,因为我没有任何恶意,充其量随地吐痰不卫生,那个时候还根本没有不准随地吐痰的纪律,连老师上课都随地吐痰的。
第二天刚一进教室,正好和她打了个照面,我的脸一红。我就这毛病,见了漂亮女孩就脸红,特别是喜欢的。可她却用那美丽的眼睛狠狠地白了我一下。当时我的脑袋便轰地一下,不得了,我什么时候得罪了这个四类分子美女?此后,我便更加不敢靠近她,心里想,此女乃是一朵出水莲花,“可远观,不可亵玩焉”。
再后来,我知道她叫荷菱,姓王。荷与莲是一家,都“出淤泥而不染”。
那时,学校走的是开门办学的教学路线,经常到乡下去支农,到工厂支工。所以,开学不久,就到了黄河边上一个村庄去参加劳动,住在老乡家里,吃在那个村子里。
支农的第三天下午收工后,大部分同学坐着生产队的马车走了,剩下不几个同学也走散了,四面都是茂密的庄稼,我已经辨别不出东南西北,眼看着太阳就要落下去了。我一回头,看见王荷菱在我身后,手里紧紧攥着一把镰刀。但她显然和我保持一段距离,可以感觉到,我加快脚步的时候,她也加快脚步,我放慢脚步的时候,她也放慢脚步。当然,我也有点紧张,因为是第一次来到这个村庄,靠黄河的地方水塘多,太阳一落山成群结队的蚊虫能把人活吃了。这样,我俩就在庄稼地里钻来钻去。为了照顾她,我故意放慢了脚步。
走着走着,就听见“哎吆”一声,我一回头,不见了她人。我就往后紧跑几步,看见她蹲在草丛里,两只手抓住右脚,鲜血从指缝间流了出来。她见我跑过来,咬住嘴唇没说话,美丽的眼睛现出求助的神色。
“噫呀,咋弄的?”我不禁叫道。
她低下头,还是没有说话。我也不知道从哪来的勇气,拿过她扔在地上的镰刀在自己的汗衫大襟上一割,“嗤——”撕下一块,立即蹲在她的对面,伸手抓住她的脚脖子。她略一挣扎,说:
“我自己来!”
我也不管她,好像没听见她说话一样,使劲儿一拽,她失去了平衡,身体往后一仰,两只手摁在地上,脚梁面上的伤口暴露出来,呼呼冒血。我把她的鞋子脱下来,迅速把布条子缠在她的脚上。
血总算止住了,她勉勉强强把鞋穿上,看样子不能走路了。这时的她好像一只小绵羊,可怜兮兮的。我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急得直打转。
“来人呐,有人吗——”我突然喊了一嗓子。
“别喊,别喊!”她急忙制止我。
“那怎么办呢?”我说。
“你替我拿着镰刀,我能走。”她说,其实镰刀就在我手里。
她一咬牙站起来,说:
“你会爬树吗?”
“会。”
“你看那棵树,”她指了指附近一棵小树,“你爬上去看看,村子在哪个方向。”
我就跑过去,登上小树的枝杈,果然看到了村庄,我高兴地说:
“嗯,我看见村子了!”我跳下树来,领着她朝村子的方向走去。
她一瘸一拐地走路,由于紧张,她也顾不得许多了,反而越走越快。走了大约二百多米,有一条水渠拦住了去路,里面的水绿色的,并不流动,水面上漂浮着一层脏东西,看样子大约到膝盖。如果只我自己的话,我可以跳过去,但她不行。我们站在水渠上,从两头瞅瞅,这条水渠很长,大概是黄河灌渠,源头就在黄河边上。她挽起裤腿就要下水,我上前拦住说,你有伤口,弄不好会感染破伤风的!她说,那怎么办?
“我背你过去!”我斩钉截铁地说,不容置疑。
“不行!”她也是斩钉截铁,不容置疑。
“咋回事儿你?咱们不是同学吗?你咋这么不相信人呢!”我有些急了。
她犹豫了一下,便不说话了。我就把鞋一甩,同镰刀一起扔到了水渠的那头,把裤腿挽到大腿上,然后在她面前蹲下来。她脸一红,就爬上了我的背。
人很怪,过多少年再想这个情节,或者作为一个旁观者看这个情节,也许有各式各样的想法或各式各样的怪念头。但在那个时候,真的,我就一个心眼儿想把她安全地送回村子里去,似乎再有第二种想法都是可耻的,不能饶恕的,是对她的冒犯,是对她灵魂的亵渎,也是对我的灵魂的亵渎。
过了水渠,我们都长长地舒了口气。我终于完成了一件任务,我不知道她舒了口气都意味着什么。
她的脚似乎不很疼了,注意力不在脚上,而是静静地看着我洗脚,穿鞋。
“你为什么要背我?”她说。并拿一根茅草在手中玩弄。
“不为什么,你不受伤了吗?”
“之前,你背过另一个女孩子吗?”她盯住我的眼睛。
“背过,背过好多回哩。”穿好了鞋,我把裤腿放下来。
“像我一样的女孩子吗?”
“我妹妹,还有我姐姐。我姐姐才比我大两岁。”
“除此之外呢?”
“女孩子吗?”
“嗯。”
“没有,大概没有,也许忘了。你问这些干什么?”
“不干什么。”她说。
我们又开始向村里走,已经看见村庄了。她反而和我走得很近,几乎是肩并肩。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来。
“你那天,就是你刚来不久,见了我,为什么白我?”我小心翼翼地问。
“还说呢!我和肖燕去你们寝室,你咋吐我们?”
“啊哟,毛主席万岁,我可不知道外面是谁,再说,我们在屋子里玩的正欢,吐了口唾沫在地下,咋还就是吐你们呢?啊——我明白了,你准是以为我吐你们呢?没缘由啊!我有病啊!”
她笑了,咯咯地笑:
“你没病,你没病,是我有病。对不起,是我误会了你!”
“啊哟——误会,你知道你那一眼白得我多厉害吗?吓得我好长时间不敢见你!”
她笑得更厉害了,肩膀都有点颤抖起来:
“不会吧,你那么胆小?”
“胆小,关键是不知道咋回事儿啊!”
“那你为什么不找我说清楚呢?”
“还说呢,我吐唾沫你为什么不找我说清楚呢?”
“说的也是。”
就这样,我们一边说,一边走,不一会就到了地方。那天晚上,找了村里的赤脚医生洗了伤口,重新包扎。第二天,反正也不能干活她就回家了。
等我们支农结束,再回到学校,她的脚已经好了。见了面,我关心地问她脚的情况,她不好意思地把脚伸出来给我看,说原本伤口不很深,已经好了,只是留下一道印儿。她再次谢了我,并且给了我一个小包,打开一看,是件汗衫,新的,白色的确良的。那时的的确良可是高档货了。我说什么都不收,她说不是赔我的,做个纪念还不行吗?没办法,我只好收下,但是,一直都没穿,纪念嘛,不能把人家送你的纪念穿坏了不是。
又过了一个星期,她给我带来一个用白纸包的椭圆的东西,让我猜,我猜了半天没猜着。她便笑咪咪地打开,原来是个金黄金黄的香瓜。这回我没推辞,欣然接受了。
“吃吧,洗好了的。”她笑得很灿烂。
我拿过来喀嗤一下,就咬在香瓜的屁股上。哈,好苦。她噗嗤一下就笑弯了腰:
“傻呀你,香瓜是两头苦,中间甜!”
其实,我是故意的,我知道香瓜的根蒂和花蒂都是苦的。多少年后,我想起了这件事情,从宗教的角度分析,是不是我们感情的缘起不好。中间甜,两头苦,唉!
往后的日子不用多说,她对我比任何一个人都好,包括女孩子。她每次回家总要给我带点儿东西,我不能光要人家的东西,也给她带点喜欢的东西。时间一长,自然而然我们产生了感情,终于到最后发展成了爱情。当然,这种隐私的东西只能在自己心里装着,不能让别人知道,包括自己的父母。
高中毕业,正好赶上恢复高考,她考了一年没考上,又复习了一年,还是落败,就不考了,而我却有一股不考中一个学校誓不罢休的劲头。在学校旁听期间,她仍然经常去看我。对外面我就说她是我妹妹,她也说我是她哥哥。终于,我在恢复高考后的第三年考上了大学。
那时候,不管是什么大学,什么中专,只要能考上一个学校,就是中了状元,将来就会有工作,而且是不错的工作,户口也农转非。不得了,我考上学校的消息传出方圆几十里地,亲戚朋友都知道。老师同学也都高兴。
当我面对面把这一消息告诉荷菱时,她却哭了,而且绝对不是高兴的哭。但她声称是因为高兴的缘故。
关于我与荷菱的感情问题,在进入大学之前就不能再隐藏下去了。那天正好是我的生日,母亲做了一桌子菜,算是过生日更主要是对我考上大学的奖赏。父母高兴得很,姐姐和妹妹更是雀跃。我就和父母摊了牌。
母亲大吃一惊,看看父亲,把筷子放下,嘴里嚼着的菜也没有立即咽下去,而是嚼得更慢了,然后把眼光收回来,放在鼻子底下,足足有几分钟,才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
“不行,这绝对不行!”她声音不大,但如同有一根结结实实的链条牵引着,没有松动的余地。
我哆嗦了一下,本来提着的心提得更高了。
“四类分子,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母亲很严肃地说。
“现在国家不已经不唯成份论了吗?”我小心翼翼地说。
“现在?现在不唯了,你知道什么时候又开始唯了?”母亲的声音突然提高了好几倍。
我把求助的眼神给父亲递过去。可是父亲却假装没看见,低着头吃了口菜,把剩下在碗底的米饭用筷子一粒一粒地收拢来,排队,集合,分组。
父亲是小学教师,他这一生,除了他养的那条狗,谁都不听他的。从教十几年,一直处于挨整的地位,连学生都敢斗争他。母亲一开始是个普通的干部,让造反派打下去之后,也挨了整。但她见势不妙就投靠了县革委会主任,也成了造反派,整起人来更狠。由于母亲的庇护,父亲以后就没再挨整,虽然在外面有不少流言蜚语,但一般的人不敢对母亲说三道四。她像江青一样,说话嗓门儿高,声音特别宏亮,给人一种压倒一切的态势。“文革”虽然结束了,但对她,人们仍然很忌惮,中国的事情,谁知道以后什么样。
父亲的不表态令我很失望,哪怕你就是坚定地站在母亲一边反对我也可以啊。可是,你看他那样子,唉!
姐姐和妹妹更是见势不好,都端了饭碗,夹了点菜躲出去了。
“反正,反正——我们已经定好了,她非我不嫁,我非她不娶!”我吞吞吐吐地说。
“什么?”母亲嚯地站立起来,我没敢看她的脸,估计非常难看,“你们已经定好了!那又怎么样?国务院定了的东西还变化呢!你们,算什么?儿子,你是我儿子,你应该明白你在说什么,你更应该明白你是对谁说话!你要清楚你的身份,你已经是大学生了,是党培养出来的国家栋梁之材。我真不敢想象,像你这样儿女情长的,以后还怎么为党工作?我真为你担心!”
“为党工作就不娶媳妇儿了吗?”我壮了壮胆子。说实话,这是我平生以来第一次对母亲这样强硬。
“为了党的工作,可以舍弃一切,以至生命!”母亲叫喊起来。
这都哪和哪啊,怎么和党的工作扯上了呢。
“我娶媳妇儿跟党的工作挨的上吗?”
“对,就挨得上。你以后要入党,要提干,要管理党的工作。但是你身边却有个‘四类分子’的妻子,你放心,你身边的同志放心吗?党组织放心吗?告诉你,谁都不放心!不放心,好,你的工作还怎么开展得下去?”母亲拍了好几下桌子,把上面的碗筷震得哗啦响。
我的眼泪下来了,而且哽咽起来:
“四类分子……怎……怎么了,四类分子里面就……没有好人吗?四类分子就……都是反革命吗?”
“呔,儿子同志,你说话要注意立场!”
“你没见她人,咋就知道她不好呢?”
“好的,好的,我可以见一见她,也可以和她谈!”
母亲说要见荷菱,要和她谈,这在我心中又升起了一线希望。我觉得她要是见了荷菱肯定会喜欢上她的,说不准,荷菱还能说服母亲。我知道荷菱非常聪明,她语文比我好,更比我有口才。
这样,母亲真的就去了荷菱家一趟。然而,我不知道母亲是怎么说服了荷菱,反正从那以后,荷菱死活不肯见我。
四年的大学生活,我给她写了无数的信,都如数退回,也没能收到荷菱的只言片语,我几乎对生活失去了信心。
学校后面有一个小山包,山上有一片树林,树林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野花。每当我想念荷菱的时候,我就独自一人走上山去,呆呆地站在山包上,回忆着过去的事情,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地回忆。我幻想着能有一天,荷菱突然从小树林里飞出来,和我相会。我采花,一束一束地采,都是荷菱曾经采过的花送给我的。我幻想着我的荷菱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我好把这些野花送给她。
在寝室里,我常常孤独地一个人躺在床上,谁也懒得理会。时间长了,同学们都不理解,他们哪里知道我的心事,他们哪里知道我曾经是个非常活泼好动的少年,在中学时,也是个灌篮高手呢。这样一来,就没有人和我交朋友,认为我是一个冷血动物。
我怨恨,怨恨我的父亲,无能的父亲;我怨恨母亲,霸道的母亲;我也怨恨我的荷菱,你既然让我闯到了你的禁地,为什么又狠心地将我拒之门外;我更狠我自己,为什么要念这个大学?我之所以拼命地去考大学,就是想要将来我们的日子过得更好。我从我的父母身上体会到,我再不能像他们一样生活了。他们这一生究竟有多少爱的成分,都很难说得清楚。虽然这一辈子他们都没有说过一句分手的话,但那是被没有生命活力的像螺丝母和螺丝杆冷冰冰的庸俗的生活锈蚀在一起的呀!我清楚地知道,在我的一生中,什么是最重要的,失去了荷菱,我就是失去了生命,我就是一堆会行动的人肉而已,我念这个狗屁大学还有何用!
大学里,曾有多少女孩子追求过我,都不能动我的心。即使全世界的人,也换不去我的荷菱那双眼睛,我的灵魂早已被她摄了去,我的心中只有她。我发誓,如果我今生今世不能和她在一起,就决不再娶。我要让我父亲那样挨整的奴才和母亲那样整人的恶婆断子绝孙!
后来,我听说她结婚了,嫁给一个转业军人,她也当了民办教师,生活也还算过得去。我的心就此彻底绝望,也稍稍放宽了心,我祝愿她能有个好的归宿。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当我们再见面时,已经是十年以后的事情了。
我好不容易打听到她的住所。不巧,她的第二个孩子刚满月,她正在家里做家务。我敲开她家的门时,她好像看到一个抢劫犯,不知所措,过了很久很久才说出一句话:
“你,原来是——你?”
这显然不是我的荷菱,的确不是我记忆中的荷菱了,不是我梦中经常出现的荷菱了。我不知道我的荷菱怎么在十年间变成这样一副模样:两只眼睛全无一点神采,眼角向下弯去,原来粉红色的鸭蛋脸如今被一副高高的青白的颧骨所主宰。苗条的身材变得臃肿不堪而且微微有些驼背,说话时露出了红红的牙床,偶尔看见附着厚厚舌苔的舌头,与她少女时簿而红润的舌头形成强烈的反差。啊呀呀,我的荷菱啊,你让一个什么混蛋军人把你那样一个精美的雕塑糟蹋成如此的模样,简直是对人类最美好最艺术的毁灭啊。我此时的心彻底粉碎了,我后悔不该来这一趟了。如果我不来,我的荷菱一直在我心中是那样的美好,如果我不来,我的荷菱到我死依然那样鲜艳,她会给我带来多少梦幻一样的美丽,她不会腐朽,不会衰老,她会成为我心中的永恒。可是现在,这一切,就在这一刹那间悄然蒸发了,蒸发得无影无踪了。
我对她似乎也有些陌生的感觉了,因而说道:
“是我,你——还认识我?”
“呵呵,怎么会忘呢!”她的笑声也由“咯咯”变成“呵呵”了。
“那么,这些年,你——还好吗?”
“哼,这你不都看到了吗?”
我的心又一颤,比那年她白我一眼还要命。这无异于在我心上扎了一根带毒的尖刺,无论她怨恨的是谁,对我都是致命的,我都不能原谅我自己。她依然看到我痛苦的表情了,就有些后悔说出这样的话,于是,把我让进了屋。
我坐进了他们家的沙发,一个普普通通的布沙发。茶已经端上来了,放在玻璃茶几上,微微散发着热气。我的嗓子眼儿渴得要命,但不是缺水。
这时候,在炕上的孩子哭了起来,她急忙上去把孩子抱起来,也不回避,把那个白生生的乳房从怀里掏出来,揉了揉,塞到孩子的嘴里。
“这是……第几个孩子?”我问。
“第二个,他爸爸是蒙族。”她平淡地说。
“那么,大的几岁了?”
“九岁,在城关小学念书呢。”
“……?”我还想问点什么,可是嘴张了张,实在没什么可问的了。
“你的夫人还好吗?几个孩子?”她把平时人们称呼的妻子称为夫人,我想是另有用意的了。
“哦,还好还好,孩子——嘛,一个,只有一个!”其实,我哪里有什么夫人,连老婆也没有,孩子就更不用说了。
这时,听见院子里有脚步声,紧接着开门进来个少年,背着书包。我想这是她九岁的念小学的儿子了,白白净净,那明亮的眼睛十分像他年轻时候的妈妈。
“快叫叔叔!”荷菱示意愣了神的儿子。
“叔叔好。”孩子问了声好,并鞠了个躬就上里屋去了。
“大河,上下屋给叔叔拿几个香瓜去!”荷菱对里屋喊道。
孩子答应了一声就跑出去了。
“别,别,快别!”我赶紧制止,可是晚了,孩子已经拿回来了,并且放到盆子里面用水冲洗。
就是那种,那种金黄金黄的香瓜,两头苦,中间甜的。我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悲哀了,假装咳嗽,用手绢捂住了眼睛和嘴。此时的荷菱也似乎意识到了什么,但为时已晚。我尽量忍住心中的痛苦,站起来说,我还有事情。就逃跑似的告别了。
荷菱木木的,我没敢回头。
内蒙古赤峰市元宝山区 红庙矿区中学语文组 云中剑
非常希望有一天也能写出这么好的东西。
忧萍飘过
情感细腻动人,让人读后长叹
只能责怪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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