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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出深圳打工生活回忆录

作者: 美桀CHEN   发表日期: 2007-10-29 23:37  点击数: 633


亮光电子厂的门口己排了长长的一条队,和上次一次,清一色的女孩子。我赶忙把行李放在保安室外面。望着前面十几个女孩,我忽然感到害怕,这次从厂里出来我几乎是孤注一掷的,今天要是进不了亮光,我难道要一个人再到山上过一夜?
  好在那女孩这次态度还算好,连我的身份证和毕业证都没看就让我进去了。当看到我带着行李时,甚至还让我把行李放进了保安室,然后把一起见工的十六个女孩一起带到饭堂考试。
  饭堂虽然比较阴暗潮湿,但很宽大,里面排着很多长条的饭桌和凳子,还有电视机。这一切都表明,这个厂比前一家厂各方面要好得多。所谓考试其实都是非常简单的题目。比如,一千克棉花和一千克钱哪个重?五分之一等于几?总共有五十个同类型的题目,对我来说,连思考都省了。
  当我做完整张试卷时,人事部那个女孩又给我一份表格,我也很快就填完了。这时,很多女孩还在“吭吭赤赤”地答着题。我们答题时人事部那个女孩一直象老师一样监视着我们,从她的左脸着的厂牌上我知道,她叫刘媛。因为我答得快,她转来转去也很无聊,竟然跟我聊起天来,这让我感到受宠若惊。
  我这才知道,刘媛也只是个高中毕业生,不过家是在县城的。其实她可以复读的,但她一直不喜欢读书,于是家人便拿钱让进县城的一家电脑培训中心学习电脑,学成后她便来了布吉。虽然她只是会打字,但再上高中毕业证,便很顺利地进入了一家小厂做文员,后来嫌那厂不好,就跳槽进了现在的亮光。
  我听了她的话,心里闪过一丝希望的亮光来。前段时间我和丽娟找工作的时候,也看到过电脑培训中心的,如果我有钱了也去学电脑,不也可以象刘媛一样做文员了吗?我正想问刘媛关于电脑培训的事,可惜很多女孩做完题目了,她便中断了和我的谈话。
  题目虽然简单,还是有许多女孩没做出来,有一个女孩把五分之一等于几都做错了,她说等于0。5。不过刘媛还是让她留下了,甚至两个不会写字的人,刘媛也没有让她们出去,而是让别的女孩给帮她们填上了入厂表格。
  因为进这个厂要交100元押金的,除了三个老乡在厂里做事的女孩带了钱,别的人都没有。这时也差不多要下班了,刘媛便让大家带了钱和行李明天早晨再来上班。这让我很是郁闷,虽然我百般哀求她给我安排住宿,她还是断然拒绝。她说她也好难做事的,上面若知道了会骂的,她冰冷的眼神让我怀疑刚才在饭堂和我推心置腹谈话的那个人是她。(呵呵,其实深圳就是这么现实,后来我才体会到的。。。)不过她终究不是赵小姐,答应下班后会去宿舍告诉丽娟我在外面。万般无奈之下,我只好难过地将行李提到了保安室外。
  我站在门外等了好久,又害怕又无助。好在刘媛说话还是算话的,大约六点钟时,丽娟果然出来找我了。跟她同来的,还有一个高瘦的女孩子,女孩子看上去很成熟,丽娟叫她阿宽。
  听说我没地方住,丽娟也急得不行。旁边的阿宽却神秘地说:“这有什么难?丽娟进去拿一件工衣再借一个厂牌给她,让她混进去住一夜不就得了。”
  我现在象海中溺水的人,听了这话,仿佛抓了一根救命的稻草一般,求救地望着丽娟。
  丽娟却担心地问:“要是被保安看到了,会不会开除?”
  阿宽道:“你放心,我老乡没地方住都是这样混进来的。不过住一天两天行,时间太长了不行,宿舍的人会去投拆的。反正她明天就上班了,查到也不怕。“
  听了这话,丽娟转身跑回厂里。再出来时,她手里提着一个包,包里果然是一件粉红色的工衣和另一个女孩的厂牌。步聚是:阿宽在外面帮我看行李,我和丽娟非常非常自然地进厂。一切顺利后,丽娟再出来和阿宽一起把我东西提进去。
  换上大小合适的工衣,望着保安室门前那个严肃打量着进入员工的保安,我心里象十五个吊桶打水?D七上八下的,尽量自然地和丽娟手挽着手向厂里走去。
  大门口的保安目光似乎并没有在我们身上多停留,我正要松一口气时,忽然听到他怒喝一声:“站住!”我浑身的血液立刻凝固了,连脚步都抬不起来了。那个保安直直地向我们走来,我心想:这下惨了,连丽娟都连累了。
  谁知那保安却和我们擦身而过,我回头一看,只见我们身后有一个穿着蓝工衣的男孩,他愣了一下转身便想跑,却被身材魁梧的保安一把抓住了。尽管男孩拼命挣扎,但于事无补。我和丽娟这才双双松了一口处,但是非之地不敢久留,她拉着我趁着混乱一口气跑到了宿舍。
  丽娟的宿舍在三楼,房屋虽然半新倒也干净。房间内靠墙壁两侧分别放着三张上下铺共六张床,两张床的空隙有一条狭窄的过道。原来每个楼层有十几个房间,每个楼层的尽头有一个很大的卫生间,卫生间是两用的,一半做厕所一半做冲凉房。里面到处污迹斑斑的,散发着一股说不出的臭气。
  丽娟房间的人跟她都是一个部门的,昨天上了通宵今天便放了假。年轻一些的大约都出去逛街了,里面还有两个三十多岁的妇女在织毛衣。一个黑瘦的妇女操着浓重的河南口音,另一个白胖些的一听声音就是湖北老乡。丽娟叫那个黑瘦的妇女为郭姐,那个白胖的则称刘姐。
  两人一边打毛衣一边聊天,看到我进来便问长问短的,很热情的样子。我这才知道我戴的厂牌就是刘姐的。大约是湖北老乡,刘姐才肯借厂牌给我用,一般厂牌是不外借的,因为如果借用的人出事的话,被借的也要承提相应的责任的。丽娟将厂牌还了她,说了很多感激的话。
  丽娟让我在她床上坐下,又吩咐我不要乱跑,便下楼去提我的行李。不一会儿,她和阿宽提着我的行李上来了,白晰的脸蛋累得通红。望着丽娟苹果般美丽的脸庞,我非常感动。我暗想,我要把丽娟当成我的好朋友,一生一世。
  当晚,我冲了一个舒舒服服的澡,换上干净的睡衣和丽娟躺在她的床上。这是自来布吉后我们度过的最开心、最惬意的一个晚上,我们甚至说了许多悄悄话。我这才知道,自丽娟进厂后,陈刚几乎每天都来。他现在厂里没货很少上班。他知道丽娟喜欢喝豆浆,但厂里是没有豆浆的。于是每天早上他都会送一份豆浆给丽娟,这样每天早上丽娟都可以喝一杯新鲜的热豆浆。为了送豆浆方便,他甚至和保安部一个叫李连平的四川保安成了朋友。
  听丽娟说着这些,我真的好羡慕。丽娟说他们再打几年工攒够了钱就回家,然后结婚生孩子。  
  第二天一早,丽娟还是从陈刚给她的两百元零花钱中拿出一百元给我去交押金。在接过那一百元的时候,我知道,我在布吉终于安定下来了。
  亮光厂虽然是8:00上班,但7:30就要集合点名。所以他们多数是6:50起床,6:30就有少数勤快的起来了,生活区新的一天又开始了。人们慌乱地纷纷从各自的宿舍中端着洗涮用具向卫生间冲去,害怕晚一分钟就会迟到。洗涮完毕又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去吃早餐,听说还要做操、唱厂歌、喊口号,这一切让我觉得十分新鲜。因为前一天刘媛吩咐我们8:00再去饭堂报到,所以我并不着急。
  没有厂牌和厂服,我不敢走出宿舍,但房间内依然清晰地听到工厂区传来“齐步跑”的声音,然后便是高亢激越的厂歌和响亮的口号声。特别是厂歌的内容,让我觉得好生奇怪,竟然出现“服从长官”的字样。“长官”这个词,虽然我知道类似于以前电影中共*产*党军队中“首长”的称谓,但对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我来说,毕竟是一个陌生的词汇,而且在以前的电影中大多是国*民*党军队中的称呼。不知道丽娟他们唱这个厂歌是什么感觉,我心里那是相当地百感交加啊。
  时间掐得很准,在厂区所有的声音平静之后,上班的预备铃声也响了,我这才赶紧走出门,向饭堂方向急步走去。
  饭堂里昨天那十几个女孩子都到齐了,又等了一会儿,刘媛才拿着一堆厂牌走进来。我们大多都很自觉地交了一百块钱押金,有一个女孩说借不到,恳求刘媛让她先进厂,刘媛拒绝了,女孩只好含泪走了出去。我们交了押金的人便可领到各自厂牌和十五天的饭票。这个厂的员工是真正的包食宿的,每天四块钱,早餐一元,中餐和晚餐各一块五毛钱。十五天饭票就是60元,这让我感到非常满足。
  最后刘媛又发给我们一个巴掌大的小本本,小本本是厂规厂纪,上面写的是注意事项和处罚条款,刘媛大致讲了一遍厂纪厂规,便叫我们看扉页上的厂歌,说等一下保安部会派人给我们军训。
  果然,不一会儿,一个保安员健步向我们走来。
  这个保安员长得黑瘦,颧骨高耸,表情看上去非常呆板刻薄,当他操着浓重的四川话自我介绍他叫“李连平”时,我一下想起丽娟昨晚的话,原来陈刚新交的朋友就是他啊。也因此,我对他产生了一丝好感。
  李连平主要负责教我们军训和广播体操,他说亮光厂运用的是军事化管理,我们要象一个军人一样严格要求自己。军训就是立正、稍息以及向左转、向右转等。让我吃惊的是,就连军训的基本要领竟然还有很多人不会。想想也理解了,她们大多是小学或初中毕业,记得那天填表时还有两个不识字的。而且有一个女人年龄都30岁了,她叫金三玲,长得矮小瘦弱,衣着非常寒酸。她也是刚从家里来这儿的,因为水土不符,都感冒好几天了,时不时地擤一下鼻涕。
  虽然这些简单的动作我都会做,且做得很熟练,但还要陪她们一起练。李连平的态度严肃认真,脸阴得仿佛拧得出水来。他一遍遍大声喝斥金三玲,可怜他越喝斥金三玲转得越错,到后来就根本分不清东西南北了。看她的样子,难过得好象要哭出来似的。李连平却不依不侥喝斥得更凶了。仿佛每喝斥金三玲一句,他脸上就掠过一丝得意的表情。我在替金三玲难过的同时,对李连平也越来越厌恶了。
  在最后集合的时候,李连平再次用浓重的四川普通话重申:“训练或集合时,有事一定要喊报告,教官问明情况,允许了你才可以做你想做的事。”
  他话音刚落,一直吸鼻涕的金三玲再也忍不住了,急急地喊一声:“报告。”
  我们都想笑又不敢笑,李连平厌恶地看了她一眼,但还是没好气地问:“什么事?”
  金三玲涨红了脸,嗫嚅道:“擤鼻涕。”
  我们拼命压抑着,但还是有人笑出声来。因为有言在先,李连平只好不耐烦地说:“去吧去吧。”
  金三玲到附近一个垃圾筒里鼻了鼻涕又回来了,李连平继续给我们讲话,无非是训练应该注意的项目云云。这时,空荡的院内忽然有一个矮胖的五十多岁的老头远远地朝这边看着。李连平小声说:“这是林老板,你们认真点。”他的神情愈发地严肃认真起来。这种变化来自看到“林老板的哪一瞬间开始。
  我感到站在我左边的金三玲鼻子吸得越来越快迅了,但李连平故意看都不看她一眼,金三玲没机会喊报告。正在我们都为他担心时,我看到她低了头,将一只手抬起来。那只手再放下时,手里明显多了一点东西,她的鼻子也同时停止了吸动。
  我立刻明白了,恶心地差点吐出来。好不容易下班铃声响了,我却一点胃口都没有。我不知道我是恶心金三玲,还是恶心李连平,亦或是恶心所谓的军事化管理?
 碗筷依然是自己带,饭堂人很多,打饭的共有两个窗口,一个是员工窗口,一个是职员窗口。职员窗口人很少,员工窗口却排了长长的两队。虽然如此,我们还是不能去员工窗口打菜的。菜虽然是一样的,但他们可用的饭票是两块钱,两荤一素。而我们的可用饭票只有一块五,一荤两素。这都是丽娟告诉我的,我们现在一个厂里,以后就可以在一起吃饭了,这让我刚才还很郁闷的心情好转起来。
  一荤两素的菜是可以随便选的,有点象外面的快餐。米饭虽然没有霉味,但非常粗糙,间或还能吃到沙粒或别的东西,我还是很开心。这个厂的饭菜不但比我在前一家饭堂的菜好得多,就是比我在家里吃的也好得多。我选的荤菜是鸡杂炒韭菜,虽然鸡杂不多,但味道极好,很下饭。菜则一个是绿豆芽一个是小青菜,满满的一碗,再加上饭,这是我来布吉后吃得最饱也是最好的一顿饭。想到以后每天都可以吃到这么美味的饭菜,我就对这家名叫亮光的厂充满了热爱,以后亮光就是我的衣食父母了。
  我边狼吞虎咽边连连感叹:“要是我妈和我弟在家里也能每天吃到这样的饭菜哪该多好啊。”
  丽娟却并不应和我:“我刚进厂时也觉得好吃呢,现在一点都吃不下,难吃死了。”
  我惊奇地抬头一看,她碗里的饭菜都快吃完了,便笑她:“一点吃不下你不也吃完了吗?”
  丽娟哭丧着脸说:“有什么办法?不吃肚子饿怎么上班啊?”
  我并不以为意,感觉是她太娇气了。
  虽然厂纪厂规上明文规定不许带饭回宿舍吃,但我吃饭的时候还是不时看到有人打了饭放在茶缸里,并不去打菜而是躲躲藏藏地走出饭堂。问了丽娟才知,她们是为了省钱。饭堂规定一顿一定要打足一块五毛钱的菜,有的人为了省下那一块五毛钱到隔壁的小店里换日用品,就打一顿菜吃两顿饭或干脆白饭加榨菜。我心里一喜,原来饭票还有这个功能,那以后我每月就可以多寄点钱回家了。
  下午李连平教我们广播体操,广播体操就是现在中学生做的那种。上过中学的都会做那种操,但金三玲和其余几个小学毕业或不识字的却不会,教起来颇有难度,一直到下午下班她们还没学会。
  不过据说以后,新入厂没满一个月的员工每天早上都要接受这种军训和广播体操训练的,所以只要不是傻瓜,每个人都会学会的。
  当下午的下班铃声响起时,每个人都长舒了一口气,我来亮光厂的第一天就这样结整了,明天要正式开始上班了。我不知道等待着我的,又将是什么?
  我们这批十五个人,生产部要十三个,注塑部只要两个。我也搞不清什么是注塑部什么是生产部,不过我和一个叫柯兰兰的女孩子被分进了注塑部。注塑部员工宿舍并不是丽娟住的那栋,而是在饭堂所在楼层的五楼,正好从饭堂入口处的一个楼梯上去,屋内床铺摆设和丽娟宿舍一样。
  五楼住的全都是注塑部女员工,501到505住的全部是A班员工,506到510全都是B员工。柯兰兰被分到502,是A班,即现在的白班;我被分到506,是B班,B班现在正在上夜班。我进去时,她们都起床吃饭。我把东西放在最左手第二张床的上铺上,便也拿着碗筷去饭堂。
  丽娟听说我分在注塑部,很为我高兴。她说注塑部虽然味道大一些,但每月有60块钱的补助费;虽然有夜班,但半个月的夜班,每天都有两块钱的夜班补助,上夜班还有一块钱的夜宵票。所以,注塑部的员工工资比生产部高得多。丽娟车间的女孩听说我分在注塑部了,纷纷夸我命好。
  夜班是晚上八点上班,七点二十五,我便和夜班的六十多个女员工和六个男技术员准时站在注塑课每天训练专用位置。指挥我们向左转、向右转、唱厂歌、喊口号的夜班组组长张培。张培大约二十七八岁的年纪,看上去很黑很壮实。我因为没穿厂服,很是显眼。点到我名字时,他便交待一个叫吴少芬的女员工带我,巧的是,吴少芬正好住在我下铺,长得很白净,笑起来很甜。
  张培交待完毕就是注塑课的马课长讲话,马课长不过一米六五的个子,人很瘦小,和张培差不多的年纪,说的是乡土气息很重的湖南普通话。他竭力挺直了脊梁,看上去一副神圣不可侵犯的样子。
  八点差五分,我们准时进入注塑车间。还没进车间我便闻到了一股刺激的塑胶味,非常难闻,我晚上吃的饭差点吐出来。吴少芬说闻惯了就行了,她介绍说说车间有38台注塑机,38台注塑机整齐地摆放在房间里。看到我们来,白班的女孩子便起身到中间的一个很多长条桌和凳子的地方,吴少芬说她们去削披锋(呵呵,懂塑胶的人就知道了,其实很简单)。
  吴少芬带我到一台注塑机前坐下,注塑车间有一百三十多人,除了十二个男技术员、两个班的组长及马课长,其余的都是女员工。在注塑部,女员工有一个统一的称谓就是“啤工”。很奇怪,这个”啤”字在这里并不念“啤”酒的“啤”,而是念成“瘪三”的“瘪”。
  不时有添料员将各种各样的塑胶小颗料和染料放进注塑机内,我们“啤工”的工作就是负责把注塑机内成型的各种塑胶零件摘下来分类放好,有毛边的削去毛边,毛边行话叫“披锋”。当吴少芬将我的右手拇指和食指用医用白胶布缠好,并递给我一个缠着透明胶的小刀片时,我的“啤工”生涯便正式开始了。
那些零件从注塑机里出来时,就象一条条树枝上结的果实,大多数是黑色的,我看到别的注塑机台前也有其它颜色的,非常可爱。这些小“果实”有的自己会从树枝上掉下来,有的要我们用手摘下来,然后“果实”分门别类放好,把树枝扔在一个大塑料筐内。
  刚从注塑机出来的小零件是烫的,所以不要立刻去摘。有时候,那些小树枝会因为机器不好或别的原因出不来时,我们要把手放进机器里去拿的,好象除了烫并没有别的危险。因为没有经验,我的手总是被烫。最烦的是削披锋,开始的时候觉得很好玩,但削的时间长了,拿着小刀的右手拇指和食指便很疼。我看了吴少芬的右手,有的地方裂了几个口子,有的地方还掉了皮,比我妈妈的手还粗糙。
  我问她:“会流血吗?”
  她笑笑:“开始的时候会,因为那地方皮肉很细,时间长了就没事了。”
  因为无聊,我们便讲话,我才知道,她男朋友就在我们这个班,叫卢猛,是个打料员,有时也会过来加料。正说着,卢猛就提着一包料过来了,浓眉大眼的,非常帅气。卢猛冲我友好地笑笑,偷偷递给她一把瓜子。
  鼻子渐渐适应了车间的那股塑胶味,手上的工作也顺手了,感觉时间也并不那么难挨。十一点半的时候,我们每人得到一张宵夜票,宵夜票是一块钱的,只有一碗汤米粉。因为注塑机是不能停的,我和吴少芬轮流去吃,快迅吃完再换她去吃。否则注塑机前的桌子上要堆很多零件的。吃了米粉,磕睡却上来了。
  那个困呀,恨不得倒头就睡。当然是不能睡的,就是趴在桌上休息一下都要被罚款的。到午夜两三点的时候,这种困简直达到了极致。为了驱走瞌睡,我使劲揪着胳膊上的皮肤,想让自己清醒些。可平时很敏感的皮肤却因为困而麻木了一样,揪了再疼也没了感觉。我只好不停地瞅着墙上的钟,希望过得快些、再快些,可那钟上的三根指针好象也睡着了似的,很久很久才动一下子。那一刻,我真恨不得时光象流水啊。
  最后实在受不了了,我只好借口上厕所,然后蹲在厕所里合一下眼睛。第一次,我大约合了五分钟,第二次十分钟,第三次我再想进厕所时,吴少芬不干了。
  她生气地说:“你是新员工,我跟你在一台注塑机上己经很吃亏了。你看看桌子上堆这么多货,你要是再这样跑厕所,我们明天要加班到十点钟也做不完呢。”
  一直在车间巡视的卢猛听到动静走过来问:“怎么了?”
  我吓得大气都不敢出,吴少芬冷冷地看了我一眼:“还能怎样?有人偷懒总是跑厕所!”
  卢猛厉声说:“杨海燕,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羞愧难当,低着头讷讷说:“我,我第一次上夜班,太困了。”
  卢猛斥责道:“你来这里是上班的不是来睡觉的!这次就算了,下次不许再这样!”说完怒气冲冲地走了。
  经此一吓,我的困意全消,只是我再也不想跟吴少芬说话了。我很心寒,真没想到,上半夜还对我热情有加的她怎么下半夜就翻脸了?真的是翻脸比翻书还快呢?我好想哭,虽然我总跑厕所是不对,但你可以直接提醒我啊,没必要发那么大的火还要到组长面前告状吧。我越想越委屈,一不小心便感到左手无名指一阵剧痛,原来是不小心削到了手。
  我呆呆看着越流越急的血,正在不知如何是好是,吴少芬递过来一块药用脱布,我不相信地望着她,她轻声说:“贴上去。”
  想着刚才她的表现,我犹豫着不肯接那块胶皮,她无奈地说:“你别生气,你困我也困的呢,一困心情就不好,看着这么多货心里烦。”
  是的啊,我困她也困的呢。我脸色这才缓和过来,接过胶布把伤口缠上继续做事。虽然我己经够努力,但因为是新手还是慢了许多。本来我们每天正常上班是12小时,早上8点即可下班的。但因为送到生产部的零件有退货,我们还是要加两个小时的班。所以八点钟匆匆到饭堂吃了早餐后,仍然进车间做事,直到十点钟我们才下班。
  一直工作了14个小时,回到宿舍,浑身都象散了架似的,走路都不成直线了。虽然天气热,个个浑身臭汗,但回到房间我们还是倒头就睡。再次醒来时,己经是晚饭时间了,于是匆匆吃了晚饭回来继续睡,真是恨不得连吃饭的时间也可以睡觉。因为七点二十五,我们还要准时集合,又一个漫长而痛苦的黑夜即将开始了。
  因为上夜班并不要吃午饭,所以每天可以省下一块五的饭票,如果一个月上半个月的夜班,每个月就可以攒22。5元的饭票,用这22。5元买洗衣粉、牙刷、牙膏、洗发水和肥皂等等日用品足足有余。这样的话,我每个月的工资全部可以寄回家呢。事实上,宿舍里的很多人都是这样的,还有两三个结过婚的人,她们经常打一份菜吃两顿,或者自己做菜下饭。
  她们最常做的菜是腌菜,就是菜市场快收摊时去买一些便宜的萝卜或青菜,然后撒上盐放在一个坛子里腌起来,过几天就可以吃了;她们和我一样,大多数喜欢吃辣,因为新鲜的辣椒不好做,只好买回辣椒粉,辣椒粉放点开水再加点盐就可以了。偶尔,也会有人买回海带,用小刀切成一条条的,放上辣椒粉放上盐就是一份美味了。用这个方法,她们每月最多能省下100块钱,100块钱可以到小店换回八十块。家在湖北大山里的罗小花说,八十块钱在他们那儿可以派大用场呢。说这话时,她脸上溢满了幸福的笑容。
  罗小花今年三十五岁了,她是亮光厂最早的一批老员工。十年前建厂时只有七十多个人,现在一千多人。人虽然翻了十几倍,但她的基本工资,只是由210元长到了280元。十年前她只能领到两三百块钱,这几年加班费另算了,还有健康补助、夜班费什么的,她每月可以领到550元左右。
  在亮光厂,我们现在新进厂的,基本工资只有240元,每年长10块钱,长到280元便不会再长了。也就是说,如果我今年正常上班的话,每月基本工资可拿240元,再加上加班费、全勤奖、健康补助及夜班费什么的,可以拿到500元左右。当然,前提条件是不迟到、不早退、不请假、不旷工、不违反任何一条厂纪厂规。
  500元对刚到布吉的我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字。如果和前一家的每月两百元左右比,实在是翻了一倍了。这样一想,我觉得虽然加班多点,夜班难熬点,军事化管理严格点,在这厂里做还是很不错的呢
  因为和丽娟不在同一个车间,她上的是长白班,我们半个月几乎都没见到几次面。偶尔碰到也是匆匆说几句话便走开了,因为实在是太忙了。
  我每天在车间、饭堂、宿舍这三点一线忙忙碌碌,连思考的时间都没有。我很快融入了亮光厂紧张有序的生活。因为我和吴少芬是上下铺,上班时又经常分到同一台注塑机,所以我们几乎形影不离。
  半个月过后,我们终于上白班了,她男友卢猛也和我们一起转了班。因为是打料员,他衣服上、头发上每天都布满了一层厚厚的粉尘。让我惊讶的是,一天到晚和各种各样的塑胶原料打交道,他竟然只偶尔戴一个口罩。据吴少芬说,口罩是两个月发一只,要是丢了就得自己花钱买呢。
  我们都知道塑胶粉尘对人的身体很不好,不要说打料员,就是我们这些坐在注塑机前的所谓“啤工”,长期闻着这气味也是对身体不好的。虽然每个人都知道这个道理,但为了那每月几十块钱的健康补助,还是有很多人争先恐后想进注塑部呢。
  注塑部是没有任何休假的,半个月转一次班,转班的时候就当一天休息了。这天我几乎一天都在睡觉,直到吃晚饭时才起来。正好这天丽娟下班得比较早,我们便出去逛了一下。虽然没钱买什么,但还是很开心。
  回到宿舍,己经九点多了,我刚一进门罗小花她们就冲我不断地眨眼晴,一脸诡秘。在我们宿舍,每个人的床都是自己的一方小天地,床上除了一年四季挂着蚊帐,大多数人还挂着床帘的,但一般睡觉或换衣服时才将床帘挂起来。现在正是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候,吴少花的蚊帐和床帘却挂得严严实实的。我疑惑地顺着罗小花她们的目光望去,只见在吴少花的床前,除了摆放一双她常穿的紫色方口皮鞋,竟然还有一双男式黑皮鞋!
    吴少芬的床上睡了个男人!这个想法在我脑子中一闪而过,我探寻的目光落在罗小花身上,她诡秘地笑笑,冲我做了个“嘘”的手势。那个男人,是卢猛无疑了。
    我轻手轻脚地爬上床拿了换洗的衣服,又小心从吴少芬的床底拖出冲凉的桶和盆子。我希望在冲冰和洗好衣服后,卢猛能离开宿舍。在我拿水桶的时候,我看到吴少芬的床动了一下,连带我的上铺也“咯吱咯吱”地响起来,接着吴少芬的下铺便传说她的一声压抑着的呻吟。宿舍的人也听到这声音了,她们有的露出心照不宣的笑容,有的人则厌恶地皱了皱眉头。
    我逃也似地走向洗手间。睡了一天,再加上上惯了夜班,现在乍一换白班,生物钟还没调过来,一点也不困。冲好凉便洗衣服,快洗完时,罗小花也拿着洗涮用具进了洗手间。
  我小声问她:“那个,那个人不会在宿舍过夜吧?”
  罗小花暖昧地笑笑:“进都进来了,他难道不在这里过夜吗?再说了,他上白班经常在这里过夜的。”
  经常?想到一上白班我的下铺就会住着一男一女,我郁闷地说:“厂纪厂规上不是说女工宿舍不准男工进的吗?”
  罗小花冷冷地看了我一眼:“规矩是死人是活的,再说带男工进来过夜,宿舍里又不止她一个人。”
  听了这话,我想到罗小花也是结过婚的人,她老公在厂里做清洁工,便再不敢说一句话了。
  当晚睡在床上,想到下面是一对年轻男女,那感觉要多别扭有多别扭。我尽量不翻身,因为一翻身下面的床也会连着一起动。床的质量很差,一动就“吱吱呀呀”地响。就这样别别扭扭的,不知什么时候才模模糊糊睡着。在梦里,我睡在一条船上,那船飘飘荡荡的,四周都是茫茫的一片大海。
  我在害怕中从梦中醒来,发现自己是躺在床而不是船,这才放下心来。可奇怪的是,床也象船一样不停地晃动,同时传来“吱吱呀呀”的响声,且偶尔伴随一男一女轻微的喘息。我忽然明白我的下铺正在发生着什么事,顿感羞惭难当。
  可下铺的两个人并没有因为我的羞惭难当而停下来,床依然是不紧不慢地晃动着。我在黑暗中睁大眼睛,我捂住耳朵好想让世界静止下来,但是没有用。正在我度日如年时,床忽然象暴风雨来临似的,更激烈地抖动起来,然后就是男人剧烈的喘息和女人压抑的呻吟,最后一切归于平静。
  第二天起床,那双男式皮鞋己经不见了。吴少芬一脸红晕,热情地分给宿舍里每个人一只小苹果。我也分到了一只,却一点也不想吃,因为我一夜没睡,困得要死。
  第二天中午吃饭时,丽娟看到我没精打采的样子就问我,我将夜里的事跟她一说,她恨声说:“怎么哪个宿舍都有这样的人啊,我们宿舍也是的。你记得上次那个郭姐吗?她老公还是别的厂的呢,每个星期都会混进来住一晚的。”
  我疑惑地问:“为什么她们不租房子呢?真搞不懂她们。”
  丽娟道:“租房子要花钱呗,他们想省钱呢。”
    我叹道:“唉,说来说去,都是钱做的怪。”
  丽娟接口道:“可不是嘛,反正我们过年就去陈刚厂里了,管他们呢。我上星期转正了,以后每个月就可以拿30元全勤奖了,也可以辞工了。”
  我问她:“转正有签劳动合合同吗?有没有办理工伤保险、养老金什么的?”
  丽娟抢白道:“你比我还天真!我们车间进厂八九年的老工人都没见过工伤保险、养老金长得什么样子呢?劳动合同全厂一千多个人只有两百人签过,这两百份劳动合同都是应付上面检查的,除了每年签一次名,他们都不知道里面写的是什么呢?”
  我气愤地说:“他们这样做是违法的。”
  丽娟无奈地说:“我刚进厂也以为是,后来听老工人一说也麻木了,知足吧,你前面进的那个厂不也是这样吗?”
  我更加郁闷:“那转正和不转正不是没什么区别了吗?”
  丽娟苦笑道:“区别还是有的。转正了工厂统一办理暂住证,每人一月五块钱,一年60元,从第一个月工资中扣除。”
  我惊叫:“现在都快十一月了,现在办理只能用一个月了,也要扣六十吗?”
  丽娟干脆地说:“当然。”
  我彻底无语了,或者,我也象她一样麻木了。正如丽娟所言,宿舍内带男工进来过夜的,真的不止一个人,我们宿舍12个人,有10个不是结婚就是有男朋友的,其中有三四个是经常带老公或男友进来过夜的,这三四个人中就包括罗小花。我忽然从原来的讨厌上夜班变成喜欢夜班了,上夜班最起码睡觉时不用在床上晃来晃去,不要听到那“吱吱呀呀”的声响。特别是宿舍同时有两个以及男工在里面过夜时,夜半醒来,那才叫一个壮观。
  这样难堪的局面直到十二月份中旬才得到彻底解决。大约是有人匿名举办了,保安部在一个半夜时分突击检查宿舍,竟然抓到近二十个在女工宿舍过夜的男人。这些男人有五个是外厂的,这五个男人的老婆当即被开除出厂,还有十五个男人被全厂通报批评,并男女双方写了检查贴在通报栏里,且双双罚款半个月工资。
  这次突击检查我们正好上夜班,吴少芬她们虽然幸免于难,却再不敢带男工进来了。不久,她们四个人就合伙在外面租了一间小房子,约定每对夫妻每月可在那间小房子过夜一周。
  我们宿舍终于清静了。不久,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也结束了“啤工”生涯。

我原先以为注塑部只有38台注塑机,其实这是不准确的。原因是注塑部一个角落里还有一个小房间,那个小房间里还有8台注塑机。亮光厂主要生产塑交产品,属三来一补企业,以相机和玩具为主。因为这些产品都是中低档的,所以镜片要求并不高。那个小房间里的8台注塑机就是为了生产镜片用的。
  那8台注塑机的“啤工”和外面38台注塑机的“啤工”是每天轮换的,大约是十二底,我和吴少芬被轮换到那个小房间里。小房间只有一个窗户,常年开着空调。虽然如此,里面还是闷得要命。最主要的是,因为房间不透风,塑脱的味道非常大,刚进去我差点没喘过气来。不过因为是生产镜片的,环境要求较高,进去时要换上里面特有的拖鞋并戴白手套。
  那几天,8台注塑机一直在生产一种新型镜片,我和吴少芬就是负责这台注塑机的“啤工”。瘦小的马课长带着文员孙丽不断地进进出出。孙丽是个江西女孩,戴着一副眼镜,虽然不漂亮,但身材很好。几天以后,她就和我们熟悉了,相互之间也说说话。
  孙丽今年22岁,是师范生,毕业后就来了布吉。我原以为她的工资会很高,没想到竟然只是600元每月!这让我很是吃惊,原来孙丽因为没有经验,是以储干的身份被招进来的,所谓储干就是储备干部。和她同时招进来的还有二十多个人,他们进来就被分到不同的部门实习,她做文员还算好的,和她同来的几个大学生还被分到一线组装相机。
  她对自己的前途很是迷茫,招他们进来的老板说做得好可以给他们加工资的。他们那一批人来半年多了,有的现在是部门骨干了,有的却还在一线拼死拼活做工人。孙丽说这话时神情十分沮丧,我却从她的沮丧中看到了希望。亮光厂在这点很好的,不象内地机关或企业那样,仅凭文凭决定一个人的前途。
  如此,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也是和她们站在一个起跑线上的,不是吗?
  正在我这样想着的时候,马课长进来了,他要把我刚刚捡出的一组镜片拿给负责生产的老总过目。那组镜片我己按他的吩咐放在一张16开大的白纸上了,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才能原封不动地将这张16开的白纸拿到老总面前?
  我早知道马课长能做到今天这个课长的位子,只是凭他八九年的注塑机经验,事实上,他连初中都没有上完的。此时,面对整齐摆放着镜片的这张白纸,马课长显然有些束手无策了。他尝试了几张方法都不行,便开始征询孙丽的意见。
  孙丽更是笨手笨脚,其中有一次还将摆放在白纸上的镜片差点弄乱了位置。马课长不满地“哼”了一声,挥手让他退到一边。但他自己,依然是束手无策的。当他尝试着将眼光移向我的时候,我知道机会来了。
  我胸有成竹拿过旁边一个盛装镜片的纸盒,纸盒比16开白纸略大一些。我先是将纸盒平放在那张16开的白纸边,然后用手轻移那张白纸,很顺利地便将那张白纸拖进纸盒内了。这是物理学上最简单的位移,我奇怪大学毕业的孙丽竟然会想不到?当看到白纸上的镜片端端正正在躺在鞋盒里,我看到马课长眼光一亮,微笑着冲我点点头。
  孙丽也赞赏地望着我,表情很是复杂。我忽然想到我来布吉的目的:也许说白了就是个“钱”字吧,安陆人对钱是特敏感的,呵呵,我没有上大学,我相信,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凭我的聪明和勤快,我一定要比上大学的同学们生活得更好!
  现在看来,我来深圳是对的。湖南外出打工的人几乎都来广东,而来广东又多以广州、深圳与东莞为首选。而来深圳大多又以龙岗区为首选,我所在的布吉属于龙岗的一个小镇(其实说小也不小,比我们安陆的人口要多几倍吧),治安总的来说只能用一个“乱”来形容。从今天的事情来看,只要足够的聪明和勤奋,我相信我会比那些上了大学的人生存得更好,比如刚才那个孙丽。
  只是我没想到一切会来得那么快,第二天早训时,马课长便在讲话时宣布,以后由我做B班的统计员。听了这话,所有的人都齐刷刷地将眼光望向我。我也感到很突然,一时间手足无措起来。
  我们注塑部四十多台注塑机的产量是由专门的统计员统计的。统计员都是“啤工”出身,现在我们这个班的统计员文秀和另一个班的统计员不但是长相极为清秀的女孩,还都是在厂里有一定靠山的。我刚来厂被便如此提升,实在让很多人吃惊。
  文秀其实是主动提出不做统计员的。原因是她家是在大山里,小学里读的是复式班,老师只有一名。虽然她也想学好,但那名老师自己不过是个初中毕业生,她又能学到什么呢?进厂后因为马课长是她表叔,便让她做了统计员,但她每天把报表做得乱七八糟,为这,挨了张培和马课长不少骂。文秀说,她才不稀罕这个统计员呢,她还是想做啤工,虽然累点苦点,但没有压力。
  望着文秀如释重负的脸,我真是百感交加,为文秀也为自己。是呀,她和我一样,并不是我们不想上进,并不是我们生来就苦于贫穷,但很多客观的条件制约着我们,让我们无法上进、无法不贫穷啊。
  正如文秀说的那样,她对数字真的非常不敏感,但她削的披锋却又好又快。并且,她在教我做报表时,非常耐心,面面俱到。
  当从文秀手中接过纸、笔、直尺、计算机时,我真是百感交加。这些东西一度曾离开了我,如今又回到我手里,我一定不要他们再从我手里溜走。但我的两只手,能永远握住这些东西吗?虽然统计员和啤工在工资、待遇及上班环境各方面没有任何变化,但统计员在注塑车间是相对清闲的工作,并且有一张小小的办公桌。我每天的工作就是每一小时统计出45台注塑机的产量。而每台注塑机啤出多少零件,根据注塑机时的时间也可以算出来的。但多数啤工心里都记得清清楚楚,所发只要稍稍会眯加减乘除及百分比的算法,这工作是再简单不过了。大多时间,45台注塑机并不全部开机的,所以玩的时间相对多一些。
  因为做统计员,我和张培便熟悉起来。做为组长,张培是很清闲的,他喜取笑我:“你又可以摸鱼啦。”
  第一次他这样说的时候,我傻傻地问:“车间里哪有鱼摸啊?”
  听我一说,他和身旁几个人哈哈大笑。我从他们笑声中知道自己会错了意,便又以为“摸鱼”是词牌名“摸鱼儿”的简称,后来才知道是我想得太多了。
  原来在这家厂里,“摸鱼”就是偷懒、闲逛、混日子的简称,据说厂里的台湾人喜欢这样说。因为这个词实在是形象、贴切且俏皮活泼,很多大陆人便也喜欢说这个词了。
  一般来说,上白班气氛严肃一点,因为上到老板、课长,下到人事、稽核及保安,他们个个眼睛睁得老大,不停在厂区转来转去监视着我们一言一行,支辄罚款。但夜班就不同啦,除了不时有保安进来转一下也是走走形式,我们几乎处于无人管束状况。只要不过份,张培也并不阻止的。因为毕竟,夜班太难挨了。
  厂里十分之八、九是女孩子,其中尤以生产部和注塑部居多。但生产部的女孩子大多数是紧挨着坐在一条拉上,就连上厕所也要申请离岗证。离岗证每条拉只有五个,也就是说一条拉最多不得五个人同时离岗,且明确规定上班时间上厕所不得超过五分钟。所以要想和流水线上的女孩子说悄悄话操作难度太大,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我们注塑部就不同,一般一两个女孩子守在注塑机旁,所以夜班巡罗的保安最喜欢往我们注塑部跑了。
  我时刻记着自己来深圳的目的,所以并不太喜欢说话,无论是和张培、车间技术员还是保安,我总是礼貌而有分寸地和他们接触。时间久了,他们也不太爱搭理我。但偏偏李连平一见到我就亲热地打着招呼,仿佛我是他几世的至亲似的。虽然丽娟一再说我们和李连平是邻县的老乡,但想起那次他对金三玲的态度,我对他没有一丝的好感。
  李连平几次在我这里讨了个无趣后,也看出了我对他的冷淡。有一个夜班,他竟然在吃夜宵前神秘地走到我身边,然后偷偷摸摸把三张夜宵票放在我桌子上,得意地说:“这些都是你的了。”
  我们每天的夜宵票只够吃一碗汤粉,尽管夜宵有麻辣串、炒菜和鸡腿卖,但那大多是为管理阶层准备的。象我们这种普通员工偶尔吃一次便是奢侈的。望着三块钱夜宵票我暗想:要是买素麻辣串的话,可以买六串;要是买荤麻辣串的话,可以买三串;要是买鸡腿的话,可以买两只。就算什么也不买,还可以到小店里去换一只牙膏呢,牙膏能用一个月。
  所以,看到这三张夜宵票,我仿佛看到了垂涎己久的麻辣串、香喷喷的鸡腿和洁白的牙膏。但我知道,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尽管我很想把夜宵票立刻据为己有,但我还是淡淡地问:“不是一个人只能得一张吗?你怎么会有三张?再说我吃了你怎么办呢?”
  他眉毛一挑,骄傲地说:“你也不看我也谁呢?饭堂老板是我哥们,不要说三张,问他要三十张也是有的。”
  他的骄傲刺伤了我,我艰难地咽了一口唾味,狠狠心将夜宵票往他面前一推:“谢谢你了,我一碗米粉就够了,吃不下这么多。”
  他明显一愣:“怎么?你不要?”
  我看都不看他:“是的,我不要。”
  他脸色一板,随即怒道:“你这人真是不识抬举!我好心好意给你夜宵票你却不要,从来没见过你这样的!”
  他刚说完,柯兰兰过来找药胶布,一看到桌上三张夜宵票,眼睛立刻一亮:“这夜宵票是谁的?能不能多给我一张啊?”
  李连平拿起夜宵票往她手上一塞,连声道:“拿去,都拿去。”仿佛故意是做给我看一般,他还从口袋里掏出几张夜宵往桌上一放,大气地说,“谁要谁来拿,夜宵票,发夜宵票喽。”话音刚落,便有几个女孩过来把夜宵票抢了个精光。在我看来,他这次所谓的豪爽完全是一副流氓作派,我更加看低他了。用家乡的两个字来形容他“发抛”但有的时候,你越想离某人远些,某人却越和你走得更近。
  现在我虽然和丽娟同一家厂里,但我们却很少见面。我有几次在饭堂里遇到丽娟,只见她原来红润的苹果脸憔悴得不成样子,人好象又瘦了几圈。我害怕地问她:“脸色这么差,是不是有什么病?要不要到医院去看看?”
  丽娟苦笑道:“不是有病,我们车间人都这样。这段时间厂里赶货,天天加班呢。”
  我不服气地说:“我现在每天都要加两个小时的班,十四个小时处于塑胶气闻和粉尘和包围里,也没你这样瘦。”
  丽娟差点哭了:“你们好歹也可以睡个整觉啊。我们生产部每天加班到深夜两三点,第二天还要照常上班。再加上冲凉洗衣服,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要是有人问我现在的理想是什么,我就会说,我最大的理想就是能好好睡一觉。”做过工厂的朋友,你们能体会得到吗?
更令人郁闷的是,虽然因赶货各个部门加班加点忙得不可开交,可每天早上7:30的做早操、唱厂歌、喊口号这一系活动却是雷打不动的。因为这些活动,我们要比正常上班时间早起来半小时,可睡眠不足的我们,是多么想利用这半个小时好好睡一觉啊.
  周一至周日,这些活动虽然同一时间,但各个部门是由不同人指挥的。不过每个星期一,所有部门员工都要全体集合一次。相关领导站在主席台上将厂里上一周发生的一些大事及下一周的工作任务交代一下。这段时间因为赶货的原因,产品质量明显下降,厂里己经连连接到三批退货了。
  所以这周一的集体早会时,鉴于最近退货率上升,尖嘴猴腮的生部总经理在主席台上宣布特殊时期特殊对待,即:原先生产部流水线退货是属于整条拉的,现在则责任到各工序,次品是要哪道工序出错的就处罚哪道工序,直到责任到人。次品能重装的重装,损坏的则照价赔偿。总经理的话音刚落,全体一阵哗然,特别是生产部,更是群情激愤。
  看到这样的反响,站在主席台边一直没吭声的林老板满面怒色,他示意总经理下去,自己站在主席台前,冷冷地扫了全场一眼,用台湾普通话威严地说:“这是厂规,有谁不服气的吗?”
  全场立刻鸦雀无声,当然没有人敢说不服气。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林老板的脸上渐渐有了笑意,他正要开口说什么,人群中忽然传来一声惊呼:“啊-”我们循着声音望去,只见生产部那边站得笔直的队伍有些乱,原来是有人晕倒了。
  有人晕倒,林老板面不改色心不跳,仍然在主席台上大声说:“安静,大家安静,不会有事的。”人都晕倒了还说不会有事?站在我旁边的吴少芬小声对我说,林老板他们说话时间太长了,几乎每次赶货开早会都有人晕倒呢。不过确实是不会有事的,这些人大多是因为加班时间太长困的。
  说话间,晕倒的那个男孩己经被人扶回了宿舍,早会正要继续进行时,又是一声惊呼,又有一个人晕倒了。我吃惊地看到,晕倒的人竟是丽娟,我赶紧不顾一切地跑过去。望着丽娟苍白的小脸、紧闭的双眼,我吓得呆住了,流着泪哀求生产部课长:“送她去医院吧,再不送医院她会死掉的。”
  生产部课长有些为难,低声说:“去医院很麻烦的,需要钱,又不算工伤,她只是困了,会醒的。”
  我气得浑身发抖,正想自己扶丽娟去医院,李连平不知从什么地方冲了过来,伸手探了探丽娟的鼻息,二话不说,背起丽娟就往厂外跑去。我也想跟着出去,却被门口的保安拦住了:“有没有出厂证?”
  我懵懵懂懂地说:“什么出厂证?我没有。”
  保安不耐烦了:“MD,上班时间外出要有出厂证,否则一律不准外出!你又不是新来的,连这个也不知道?”
  可出厂证还要课长签字并规定时间什么的,我恨得连连跺脚。用脚指头都想得出,B班的统计员只有我一个人,不到万不得己,课长是断不会同意我外出的。我无奈地看着李连平背着丽娟渐渐远去,只能暗暗在心里祈祷她平安无事。
  好在不到九点钟李连平就过来告诉我,丽娟患有严重贫血,早上只是暂时休克,现在经医生抢救并无大碍。他通CALL了陈刚,现在陈刚正陪丽娟在医院挂水呢。
  听了这话,我放下心来,感激地说:“谢谢你。”这次丽娟多亏了他,可见以前我是冤枉他了。当时许多人在场,只有他不顾一切将丽娟送往医院,可见他还是很重老乡及朋友情义的。
  晚上吃饭时就看到丽娟了,脸色虽然还很苍白,但面前放着一个一次性饭盒,笑得象一朵盛开的小菊花。我心有余悸道:“早上吓死我了,你还笑得出来?”
  她打开饭盒,使劲嗅了嗅鼻子:“医生说是累的,睡一觉就没事了。快趁热吃吧,陈刚刚送来的,我最喜欢的辣椒炒肉丝,他说以后只要不加班每天都会送一份辣椒炒肉丝呢。”
  望着一饭盒色泽可人的辣椒炒肉丝,我使劲咽了口唾沫,羡慕地说:“有人疼真好。”
  丽娟笑眯眯地说:“你想不想有人疼啊?”
  我边贪婪地吃着辣椒炒肉丝边随口道:“想啊,当然想。”
  丽娟脱口而出:“李连平怎么样?他说他很喜欢你呢。”
  李连平?听到这个名字我坚决地摇摇头。若说十九岁的我从没想这个问题是假的。特别是目睹厂里很多同出同进的情侣,再经过前段时间吴少芬那几对夫妻生活的耳沾目染,我也是很想找个男朋友陪我渡过这繁忙而枯躁的打工生活的。也许李连平本质上是个好人,但做我的男友,他想都别想!
  虽然我直接向丽娟表明了我的立场,但李连平从那以后,却总是隔三差五地以老乡和陈刚朋友的身份到注塑部找我聊天。时间长了,人家都以为他和我真的恋爱了。这边人把“谈恋爱”叫“拍拖”,甚至张培他们闹着问李连平要“拖糖”吃,这让我苦恼而又无奈。
  时间在我的苦恼而无奈中迎来01年的元月15,我会永远记住这个日子的。因为这天,我领了11月份的7天工资,人民币9。5元整。
  拼死拼活做了7天却只得了9。5元的工资,我一遍遍望着那张细长的工资条,实在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直到现在我还一直保存着这张工资条,也许在我人生也后的道路上永远都不会忘记它。
  上班7天基本工资是56元(除每月转一次班可以休息外,没有休息日,基本底薪240元除以30天,即得每天正常班为8元);补助为7元(应为健康补助,全厂只有注塑部和涂装部有此补助,因为气味太大,但工资条上没有“健康”两个字。以前此项补助为每天2元,自本月起改为每天1元计);夜班费14元(以每天2元计,我上了7天夜班);加班费52。5(每小时1。5元,我加班41小时,即每天除8小时以外均为加班,但周未及所有节假日均不另算);全勤奖为0(上满30天才有30元全勤奖,所有未上满30天班员工,无论病假事假或早退迟到均没有全勤奖),按以上计,我7天应得工资为129。5元。
  本月扣除款项为:暂住证60元(以每月5元计,一年为60元,新入厂员工均需要本年度暂住证,无论何时何地进厂办理,均需60元。我直至12月20拿到本年度暂住证,也就是这个暂住证只有10天有效期);冬季厂服,也就是俗称的工衣每个两套,每套30元共计60元(厂服面料均为涤沦,做工粗糙,黑暗中磨擦生电常产生火花)。
  当我拿着这张工资条走进宿舍时,舍友们正兴高采烈地拿着工资条和她们自己用小纸条记录的加班及被罚款项逐一对照着。本月宿舍工资最高的是罗小花,六百四十五元。这个数字不要说是在注塑部的普通员工内,就是在全厂普通员工内也是极高的了。
  当我哭沮着脸说自己只得了9。5元时,吴少芬不以为意地说:“这算什么,我第一个月上了8天班还被倒扣了一、二十块钱呢。”
  我好奇地问:“怎么会倒扣?”
  她轻描淡写地说:“和你一样,主要是两套工衣和暂住证的钱,幸亏夏天工衣没冬天工衣贵,要不扣得更多;一次是不小心迟到了半小迟按旷工半天计,旷工半天倒扣一天工资;还有就是宿舍没在规定的12点之前熄灯,每人被罚了5元。”
  这一下挑起了话题,宿舍人议论纷纷。总的来讲,虽然注塑部工资不算太高,但在亮光厂内算是高的。生产部常上白班,有时赶货赶得辛苦,但没货做时也只能拿到三、四百。还有就是,亮光厂不扣电费、水费、伙食费,工资相对周围的别的厂还算高的,且准时出粮(就是发工资),很少拖欠。象我们这样没有技术的人,拿到这个工资己经不算少了。听她们这样一说,我也就对9。5元释然了。正如她们说的那样,只第一个月是这样,以后会好起来的。但愿吧,也许真的一切都会好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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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est 发表于 2009-06-08 18:47
#5
好真实的故事
guest 发表于 2009-06-02 16:20
#4
很纪实,很感动
guest 发表于 2008-01-18 18:11
#3
应该都是过去的事情了吧?
现在在美桀过得怎样呢?
guest 发表于 2007-12-24 16:57
#2
这就是现实,看到这篇文章,我哭了一种本能的想哭,难道这就是当今的打工生涯吗?虽然我没有经历过这种生活,但是我感觉这就像过去那些非人的生活.真实而又残酷,祝愿天下所有的好人都能拥有一份美好的生存生活,让明天变得更美好!
guest 发表于 2007-10-30 11:11
#1
这只是一个纪实故事,没有美好,只为生存,真实而感人!
共5条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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