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李白的争论
作者: 海浪秋风 发表日期: 2006-06-08 09:19 点击数: 1579
同屈贾的争论
呵呵，对于李白的才我还是坚持自己原来的观点对于李白的人，因为历史面前那么多的例子。具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我还是觉的您的评论有些片面，如果说他是个势力的人，那么如何写出了：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汪伦只是个造酒的布衣，那么他的势力又在哪里表现？如果他是势力的，那么为何在王昌龄被贬为龙标尉后写下了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所以对于您所说的杜甫和李白交往一事，我不是很赞成，虽然历史也许在沧桑中已经模糊不清了，谁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交往，可是在他们的诗歌中还是可以看到些端倪的，〔1〕“开元二十二年，李杜初识在兖州，是无可置疑的历史事实”。论证“杜甫因父寓家兖州，……开元二十年春，比李白早两年有半即至兖州”。这一论点发中以有详加论证，是有意义的。李白诗《东鲁门泛舟二首》，作于移家兖州之翌年桃花夹岸的早春。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中有“醉舞梁园夜，行歌泗水春”，与李白在初春时节月下泗水泛舟时地相合，透露出李杜同游的迹象。闻一多《少陵先生年谱会笺》谓“白家本在鲁郡。公《送白二十韵》曰‘醉舞梁园夜，行歌泗水春’。知白游梁园之次年春，已至兖州”（《少陵先生年谱会笺》）。两人在兖州相聚，当早于此时。数年中同往来于此地，因得相识相聚。只是尚难得查到可靠的证据。天宝三载，李白沼许还山，出长安行至梁宋（旧说洛阳），与杜甫相遇，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诗中有“乞归优诏许，遇我宿心亲。未负幽期志，兼全宠辱身。”《赠李白》中有“李侯金闺彦，脱身事幽讨”。味诗意，其时已深为相知。通常以为此时李杜初聚，恐未确。杜甫作于这次相聚之前的《饮中八仙歌》中，生动逼真的塑造李白形象。早于此时就结下的深厚友情，还见于杜甫的多首诗中。
杜甫诗《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中写道“余亦东蒙客，怜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李白鲁郡送别杜甫的诗中有句，“醉别复几日，登临遍池台”在兖州两人一同泗水泛舟，一同步石门、登尧祠、访范十、游甑山……携手同行，踏遍鲁城大地，当也曾同上兖州城楼。杜甫《登兖州城楼》诗中，“浮去连海岱，平野入青徐”句颇近李白，与李白诗句“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徕”。与“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句式像似，视野更开阔。
还有您文中提到的，其中《戏赠杜甫》可以确定是伪作。这个资料或许可以说明下〔2〕《戏赠杜甫》一诗，因未编入唐人选本曾遭到洪迈、陈仅等人的误解，以为是“好事者所撰”，“定是伪作”。郭沫若、安旗、郁贤皓等先生力作辨误。细审此诗，绝非伪作，且是唱和之作，作于访范之后走出范十的村庄行经甑山（饭颗山）时。两首七绝正引伸出一段李杜交谊的掌故。兖州的甑山，即李杜相逢作诗的饭颗山。对此，樊英民先生与余都曾据《滋阳县乡土志》和《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多方考证，撰述为文。
弄清作诗的时间，便不难解读这首诗。两人从范氏庄返归鲁城，谈话仍兼戏谑，李白口占一诗：
饭颗山头逢杜甫，头戴笠子日卓午。
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
有感于此诗，杜甫以《赠李白》作答：
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
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
杜甫访范诗以“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开头。将南朝诗人阴铿比拟李白。李白便讥杜甫以“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因此，杜甫放言谓李白飘泊无定、愧对葛洪、空度时光、“飞扬跋扈”，似嫌过分之语，也正是两人交情笃厚的见证。其间夜同眠，日同行，长时相聚，亲如兄弟，这两首兼带戏谑的诗的产生，有着深厚的感情基础。
以“痛饮狂歌”“飞扬跋扈”写李白，以“作诗苦”写杜甫，道出各自的特征，皆极真切。此二绝，真情毕现之外，可窥得人物个性、形象、语言。确是重要的作品。唐人未选入集，大概因诗句率意之故。
对于李白来说，他的性格决定了他的一生，而性格的形成也许有您文中说的原因，是因为赵蕤的影响。可是这也只是一部分吧，如果一个人性格的形成仅仅可以因为一个人，那么是不是太绝对了？李白之所以称之李白，就是因为他只是李白，他的性格形成是很多因素的。从他的求官的历程上可以看出，他的为人就是一种盲目的追求。尽管很是坎坷，可是却是一种执著了。所以沦落人是不能用在他的身上的。
李白也在追求一种道家的长生，也结识了很多道教的名人。道教主张“重人贵生”，追求现世生活的美好，鼓励信徒积极生活，对社会抱入世的态度。向往自由无拘束的追求，以大鹏自比、不肯枉道而屈身的品格等等。我想这也是影响他的性格的一部分因素。
使他总是积极的去面对人生。虽然也可能是一种失败，可是却总是不气馁，在失败后又充满希望。
在从夜郎大赦重获自由后，他还是那么的乐观，那时候他已经57岁了，这对于一个屡屡受打击的老者来说，难道不是很可贵的吗？
至于他是否忠，我们站在历史的肩膀上看去，已经不重要了，为什么呢？因为当他处在一个又一个漩涡的时候，可能会失去方向，也可能是因为其他一些原因吧。李白的政治理想比较宏伟，他曾经自比孔子、管仲、诸葛亮、谢安、李斯，这些都是主张积极入世的人物，他所设想的从政之路似乎不是那种踏踏实实从初级公务员和基层知识分子作起的“中央常委之路”，而常常幻想奇遇，或者被上峰破格超拔。李白还有很多具有先秦儒士所提倡的节用爱民、选贤任能、毁玉沉珠等等主张，这些主张体现在李白很多古体诗和一些文赋中，比如《明堂》、《大猎》等篇中。基本上说，李白的这些主张都是迂阔不切合实际的，完全是自我感觉良好满脑子幻想的迂腐书生的纸上见识。所以当李？以平乱为号召，带兵沿长江下。李白写出了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李白以谢安自比，表示了愿意为国出力、平定叛乱的志向和信心。如果是他知道李？要叛乱，那么还会写出静胡沙的诗句吗？
ps：〔1〕〔2〕这里借用了一些关于李白和杜甫的文章，本人没有如此高是水平。只用来作为论据，呵呵
屈贾反驳：天和地的辩解的答复如下：
一、第一有问题的是你说李杜“情如兄弟”，这一点基本上不可能，尤其不可能从两人的诗文往来中看出这一点。你用杜甫的诗作来证明，其实是不正确的。首先杜甫写给李白的诗，说明的只是他对这段友谊的观点，而不能因此也说明李白和杜甫一样，把杜甫看成自己的生死之交。最明显的，还是要从李白的诗去看。例如《沙丘城下寄杜甫》诗云：“我来竟何事？高卧沙丘城。城边有古树，日夕连秋声。鲁酒不可醉，齐歌空复情。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只到了最后一句，才略略表达了思念之情。而如果你看一看李白其他的诗作，例如“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云帆望远不相见，日暮长江空自流”，就会合容易发现，所谓的“思君若汶水”，只不过是李白的写作套路。也就是对谁都可以来这样一下表达，和情场浪子对女人的海誓山盟一样，不能够完全当真。
二、你说李白应该不势利，从那几句我前面说过的可以对谁都来一下的诗来证明，也有些强词夺理了。我说过，势利只是李白的一个小毛病，而且这个毛病还不是很严重（况且人格保罗万象，势利毕竟不是主导李白为人处事的主要性格）。因为他出名太早，名声又太大，显然很难有人能够在这样的社会地位中，保持自己的平民作风，李白也是。 而李白从小学习王霸之术，按照这种教育所产生的效果，势利之心绝对在所难免。即便我们这些并不学王霸之术的人，都会有势利的时候，何况李白呢？
三、李白参与永王叛乱事件不能说无所谓，因为这关系到对李白人格的确定，所以无论从文学史还是文艺批评的角度去看，都是很重要的。因为进行文艺批评时，显然不是社会学架构下的简单的形式和社会背景描述，更重要的是作者本身的人格在创作时的能动作用的研究，才能够正确理解作品的意义。例如在你对李白的理解完全出于“一个对李白历史和性格的了解完全来自于其诗文”的现代人，没有和其他资料进行比较和分析，你眼中的李白就成了一个仅仅潇洒、飘逸……的谪仙人了。而李白显然不是这么完美的人，否则他怎么会在政治上表现出那么大的不确定性？如果流放夜郎获赦后所表现出来的政治热情，你认为是一种乐观的话，那么你对于人的道德观和价值观的理解肯定是出现了偏颇了——我在《匡山书院》中明确说了，永王事件对李白的意义不在于他参加了哪一个派别，而在于他在这次事件中表现出来的，那种“相时而动”的枭雄特征，而这种特征一般人不会喜欢的。
其他的我不逐一说明了，但你引用的资料是有问题的。闻一多看李杜，更多的是以现代人的角度去看的，并站在文艺批评的角度去说的。《匡山书院》却是站在史料学的角度去谈问题的，你用文艺批评的结论来证明历史学的错误，是不是有问题呢？例如《戏赠杜甫》，你用《赠李白》来说明其是李白的作品，就算是从文艺批评的角度去看，也未免太牵强了。两首诗显然不像是唱酬之作，《唐书》李杜传里还专门说到了李白嘲笑杜甫像饭颗山的事情，你应该找来看看，或许对两人的性格会有所了解。同时，你应该多总结一些唐诗写作时，一些共性的东西，例如唐朝人在社交上具有其他时代所不具有的平等观念，于是产生的语言的随意性等，这样你就不会轻易断定李杜情如手足了。
此复。
天和地答复：呵呵，我几天来一直想回复，可是却不知道如何去回复，因为这样好像在同你抬杠了考虑了几天，我还是选择抬杠。如果有说的不对的地方，请海涵。
一。您所说的，让人不知道如何反驳了，并不是说没有办法，只是觉的您的思路走的太极端了。李白之所以是李白就是因为他的性格，他的不羁的豪放性格，如果他可以像杜甫一样善感人情，那么他就不可能是李白了，也就造就不出，那豪迈的：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样的一种性格，才成为我们今天看到的李白，您一意的把李白说成是写作套路。这个我倒觉的是李白的性格所造就了写作风格。他的写作风格这里就不详细说了，只想说说您说的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云帆望远不相见，日暮长江空自流“如果诗人没有真挚的情感在里面，怎么会写出这样的诗，那么如果照您的这个理论，写文的人，大可不必同自己的情感结合，随便就可以写出看似真挚的情感。
再说一例，李白在上安州裴长史书 中，因为与蜀中友人吴指南同游于楚，指南死于洞庭之上，他背负友人遗骨，千里归葬。他曾在一年之内，散金三十万，接济认识的或不认识的落魄之人。试问，他如果是你所说的，那么他这又何必呢？完全可以置朋友遗骨于异地嘛。
二、嗯，对于您的语气在势利上稍微缓和上，我不再抬杠了，呵呵李白毕竟也只是一个人嘛，先是一个人后才是一个诗仙，所以就此略过
三、李白的英雄主义并非只是说说而已，他极为认真、甚至是有些执着地要成为治国平天下的英雄，一生都在不断地努力着。虽然由于种种原因，他没有能够成为姜子牙，也没能成为乐毅或谢安石，但是，他把这种对于英雄的羡慕向往溶入了诗歌，在诗的王国里，他成为了真正的英雄。 英雄的主题必然需要英雄的风格来体现。李白的诗歌，雄奇奔放，具有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般的气势。他的《梦游天姥吟留别》就是这样的代表作：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天台四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渡镜湖月。……云青青兮欲雨，水澹澹兮生烟。裂缺霹雳，丘峦崩摧。洞天石扇，訇然中开。青冥浩荡不见，日月照耀金银台。 李白的英雄主义和雄奇风格，还表现在他鲜明的爱憎情感中。对那些祸国秧民的坏人，豪不留情予以狠狠的鞭挞：大车扬飞尘，亭午暗阡陌。中贵多黄金，连云开甲宅。路逢斗鸡者，冠盖何辉赫。鼻息干虹蜺，行人皆怵惕。世无洗耳翁，谁知尧与跖 这种英雄风格贯穿了李白的一生，是其诗作的主旋律—— 即便是抒发悲凉心境的诗作，也同样是气势如虹——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将进酒）
即便是描述那些苍凉的对象，也有旁人不及的气势——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下狱流放的困境中，他仍然有着近乎悲壮的豪情：昔在长安醉花柳，五侯七贵同杯酒。气岸遥凌豪士前，风流肯落他人后。在敌人面前，在那些祸国秧民的坏人面前，李白是当然的英雄，而在那些能够掌握他的命运的权贵面前，李白虽然也有过幻想，有过“干谒”，但是，他从来没有失去傲骨——乍向草中耿介死，不求黄金笼下生。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他更是大声宣告：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如果是您说的那个"枭雄"那么他就可能会是又一个曹操了。可是他不是，他没有成功，也没有"枭雄"这样的"枭气"如何来的"枭"字呢？
如果您所说的我的认识偏差问题，这点是承认，一个人对事物的认识是其所处环境和所学，所读的书不同造成的。我还是那句话，我们是站在历史的肩膀上看问题的，处在那个动乱中，那就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这必然也会让李白有些新的想法，他的选择也只是因为想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罢了。假设历史永王胜了呢？李白又是什么呢？对于这个问题，我还是坚持我的观点。
您为何觉的我引用的资料有问题呢？
再引用资料好像也不是能说明问题，那么我们反过来思考下问题，杜甫是一个儒家思想成分浓重有着比较正统的君臣观念（杜甫忠君，却又能够对当朝之君提出批评，可见他的忠是一种正统意义上的抽象的忠，康伊则认为杜甫更应该算作良臣而非忠臣，与魏征类似）。如果杜甫认为李白是不忠的，为什么在李白被发配到夜郎后，写下了，很多首念李白的诗？难道杜甫就是盲目的崇拜李白吗？没有同李白的深厚友谊，杜甫是不会有这样的思念之切，以致“三夜频梦君”。试问，杜甫为什么不写思高适，高适也是帮助他的一个人啊，而他的一生追念或谈到李白的诗有15首。 表现了他对李白的推崇和情谊。为什么没有对高适有这样的情怀呢？
屈贾又复：一、作家的写作套路肯定是存在的，我说李白的写作套路，也许你并不同意，但是我依然要说那是存在的。至于你认为那些诗里包含对朋友的友情，我不妨还说，这些诗所表达出来的感情，其实是比较苍白的。就是因为这些话都是文艺性太强了！
二、我没有说李白是一个“枭雄”，但我确实说过他有枭雄的人格。而这种人格的产生，与他在匡山书院受到的“王霸之术”的教育有关系。不论我们现在能否从他的诗中看出这种人格特征，我们现在看起来，其儿童与少年时期所受教育对人格的影响都是不能忽略的事实。而你若仔细阅读过《长短经》，并把他与李白在结合起来看一看，或许会有一点改观。
三、我所以说你的证据有问题，就在于你没有进行“比较”，而完全局限在“就李白而论李白”（这种论又是局限在就李白的诗，想要推导出他的性格）。诗文当然能够展现出作者的一些特征，但诗文之中所展现出来的特征绝对不是真实的，这一点我想你需要清楚认识到。
四、关于李白对杜甫的态度，我想你那么说就有点闹脾气了。当然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我在这么短的回复里无法说清楚。我不妨通过你提到的杜甫对高适的态度，来说明一些杜甫的特点。《唐书》里说，高适是一个很谦虚的人，总是报持着“能者为师”的态度对待别人。他对杜甫写诗的本领是非常佩服的，所以虽然他比杜甫年长，官职很高，却一生对杜甫十分尊敬。我不知道你说杜甫和高适之间很少诗文往来的证据来自哪里，事实上，杜甫到达成都收到的第一封信，就是高适写来的慰问诗。而杜甫在成都四年中，除了严武之外，写给高适的诗是最多的。这里就要讲一讲杜甫的性格了。杜甫对这个对自己百依百顺的高适，却是有一些看不起的，总觉得他的本领不高，至少比不上严武（当然，这里指的是政治能力，或者说是军事能力，所以才有杜甫上书，希望严武镇蜀，换掉高适的建议）。而事实上严武的本领也不高，这里不必说，还说杜甫的性格。这个严武虽然对杜甫不错，但他官居剑南道节度使，杜甫却总以为他们可以平辈相交（他们是发小），所以才有了酒后失言，差点被严武杀掉的传说。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杜甫也是一个比较固执（或者说不知好歹，一笑）的人，对自己也比较高估的。也就是说，李白和严武这样的人，也许把他当成朋友，但绝不是他自己想的那样，可以平辈相交的那种。
最后补充两点：杜甫对高适的感情，其实是很深的，这一点从他写给生前他倍加推崇的严武的悼诗，和生前他以后辈视之的高适的悼诗中，比较一下就能够看出来。
至于杜甫为什么会在李白流放时为李白辩护，我觉得原因有二：一、永王事件的真相，当时并不是很明显，因为连肃宗都对永王兵败被杀觉得不妥当，杜甫当时绝对不可能了解实情。二、杜甫是一个重情义的人，对于自己的朋友被流放，他为之辩护，绝对没有什么意外的。当初那个在政治才能上确实不怎么样的房琯，因为对杜甫有恩，杜甫也总是为他辩护，才会害得他连一个左拾遗的小官也丢了。
此复
屈贾原文如下
说明：本文立论有悖一般观点，稍显大胆，因此尤其欢迎不吝赐教。
匡山书院
这是一条近乎废弃了的羊肠小道，顺着他一直走，就能够到匡山深处去。少年时的李白，就沿着这条路，进匡山读书去了。
许多年过去，这条朝露未干的野径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号：“太白小径”。
一千六百年后的这个清晨，这条路上只有一个我，小心走在湿透了的碎青石路面上。羊肠小道依然像是快要废弃了的模样，显然很久没有人来过了。我幻想着找到当年李白入山时的脚印，能够让我赶上他的步伐，看一看他的模样。但整个空旷的山谷里，只有我略显得孤独的脚步声而已。
我要从这里去找寻一个可能永远找不到的李白，正如当年的李白希望从这里开始寻找他那虚无缥缈的未来一样。
一
匡山深处，有一个赵蕤，李白要去找他。
赵蕤是一个有名的纵横家。苏頲《荐蜀中名士疏》里说，当时的蜀郡有双杰，“赵蕤术数，李白文章”。但如果要用词准确一些的话，赵蕤其实是一个纵横术家。因为纵横家如张仪、苏秦等，固然没有什么关于纵横术的著作流传，却以三寸不烂之舌游走于诸侯之间，成就了自己的一世伟业。赵蕤专门研究纵横术，却担负着隐士的名声，一生没有把自己的纵横术付诸使用，因此他只能算是一个纵横术家，也就是现在的学者。
我在新旧唐书里都没有找到关于赵蕤的传记，只有《新唐书》的艺文志的杂家一类，看到过一行字：“赵蕤，《长短要术》十卷。字太宾，梓州人。开元，召之不赴”。后来孙光宪大约看过了《长短要术》，在《北梦琐言》里根据《新唐书》的记载又发挥了一下，但也不过寥寥数十字，主要是对《长短要术》作评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收录了《长短要术》，关于赵蕤也是根据《新唐书》发挥的。除此三书外，我所知道的关于赵蕤的历史纪录到此为止，剩下的就是传说了。
传说里，他是一个看破世情的高古之士。皇帝三次下诏招他入朝为官，他都不愿意去。这样的传说当然是从唐书那“召之不赴”四个字衍生出来的，只是民间的传说往往喜欢夸大其词，唐书的一招不赴大约显示不出赵蕤的高古，所以他比姜太公和诸葛亮还要难请，高古之极。除此之外，他的传说就只剩下和李白的师徒关系了。
我相信他是一个纵横术家，因为《长短要术》是现在还是可以看到书。走入书店的“古代经典”专柜，此书必定与厚黑学著作放在一起，或者和《上海大哥杜月笙的权谋智慧》之类的名著放在一起，而出版商必要在其扉页印上“官场权谋术”、“商场权谋术”之类的前缀，并且标明乾隆皇帝、毛泽东先生等都很爱看的好书。
但我致死不能相信他是一个三招不赴的隐士。理由很简单，因为我相信了他是一个纵横术家。所谓纵横术，现在也叫厚黑学，像我这种没有学问的人，直接就叫阴谋术了。如果这个确实算得上一门值得学习的技术的话，无论是算计邻国还是算计别人，绝对是入世的本领，并且要比其他任何学科都要靠近人。研究这种学问的，前面的苏秦和张仪都是代表，两个人都是一幅利欲熏心、见利则喜的小人模样，哪里像赵蕤这样，成了高古的隐士？因为成了隐士，阴谋就没有用了；而在这样山明水秀的匡山里，却在处心积虑地研究怎么算计别人，也不算是隐士该做的事情。
还好我要探访的是李白，所以关于赵蕤是否是隐士的讨论就此结束了吧。
二
遥想当年，从我脚下这条路进山的李白，不过五六岁而已。这条路他一共走了十年，风雨无阻[①].稍微懂一点现代科学的人，都知道人的儿童、少年两个时期对于人生的意义。人在这个阶段所接受的知识、观点和所经历的事情，是其自身知识素质和其由人生观、价值观组成的人格形成的最关键因素。而且，人的人格基本上在这个阶段形成以后，此生就不会发生太大的改变了。
正因为这个阶段如此重要，我不得不说李白成为赵蕤的学生，是他一生的不幸的开始。正因为这个阶段主要跟着赵蕤学习，才导致了后来李白不具备盛唐其他诗人那样的正统教育下的知识，使其一生没有参加科考的能力，而只能依靠引荐和朝廷选士来获取参与仕途的资格。更重要的影响，则在于赵蕤的权谋之术给李白的人格造成了缺陷。
说到这里，就又要回到匡山里那个隐居的“学者”赵蕤，和他那本《长短要术》的书上来了。
先说一说此书所获得的荣誉吧。虽然荣誉中没有中国学者人人欲得的诺贝尔奖，或者普林斯顿大学奖章，但秦汉以来，中国诸多著作中敢用“经”字的，除了《六祖坛经》外，只剩下这本《长短要术》的别名《长短经》了。他还有一个名字叫《反经》，找了号称“正经”的《资治通鉴》作参照物，显然是说此书和《通鉴》一样，都是帝王之术了。可惜事实并非如此。如果有读者曾经看到过这本书，就会发现此书如同一个水果拼盘，把各家（例如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甚至阴阳家的相术等）过去的一些关于计谋（有治国、待人、为臣之道等）像简报一样收集起来，分门别类列成一本书。治国为臣的理论，古代的士大夫已经有四书五经读不完了，不会看上这种拼盘的；因此他所能够使用的范围，基本上局限在人与人之间的互相设计上。而且，赵蕤在这本书中，并没有出现自己独到的纵横术理论。在看此书时，几乎所有的观点，都能够在其他的著作上找到原本的证据。所以，如果需要说得好看一些，这是一本百科全书，否则这就是一本教学用的参考资料而已。
赵蕤是杂而不精的伪学者，跟他学习了十年之久的李白看似什么都懂一点，但却没有太深厚的阅读基础，作不出符合科考取士时所订立的“典雅”的标准——儒者所谓的典雅，决不是李白的诗中那种锐意飞扬、个人色彩浓厚的华丽词语，而是建立在深邃的阅读和思考基础上的一种气质表现，文辞反而不是最重要的。
这种知识积累的事实，我认为是导致了李白后来一生没有参加科举考试的主要原因。其实也有一些学者注意到了赵蕤的学问对李白的影响，但他们过分强调了李白的性格中不受拘束的一面，而显然李白不仅具有这种性格，甚至这种性格是否主导了他的性格都无法确定。他们的依据是，《长短经》给名臣分类，头一类是姜尚这种不是通过科举，而是由明君亲自发掘邀请的山林逸老，所以自信的李白一生不参加科考，而等着明君来邀请。我觉得持这种观点的人，还有一个大前提错了，那就是没有对赵蕤这个人进行分析，而是按照一贯的传说，认定了他是一个大学者，他的学问很高深。如果他们好好的把《长短经》和其他著作进行比较分析，就会发现赵蕤和如今的人大校长、北大副教授一样，都只是半吊子的货色了。
三
捻着胡须的高古隐士的面貌露出来了，接着说他给李白人生造成的另一个更重要的影响，人格缺陷。有一些人格缺陷，只是让人觉得不舒服，还不涉及到大的人格问题，例如李白有些“势利眼”。
这一点其实最好的例子就是他和杜甫的交往，证据则在诗里。杜甫和李白绝对不同，杜甫是一个对情义二字看得很重的一个人，梁启超甚至因此戏分杜甫为“情圣”，而不是诗圣。杜甫现存的一千四百多首诗里，与李白有关的高达二十来首，而且关键的问题是在于，这些诗的写作时间不是局限在李杜相交时的那一两年，其中《昔游》、《遣怀》两首甚至写在李白已经病故后。反观李白，一千多首诗中，与杜甫有关的只有四首，其中《戏赠杜甫》可以确定是伪作，《上宴别杜补阙范侍御》里的“杜补阙”还无法确定就是杜甫。那么只剩下两首了：同游齐鲁时写的《沙丘城下寄杜甫》，和杜甫去长安时写的《鲁郡东石门送杜甫》。可见两人分别后，李白就把杜甫扔到了脑后。
为什么？李白当时虽然是失意的政客，却还是天下闻名的桂冠诗人，而杜甫的成名很晚。闻一多说两人在洛阳的相会是太阳与月亮的相会，激动人心，只是我们现在的看法。当时的李白并不会特别看得起杜甫的。这一点从李白可以确定的那两首送杜甫的诗里，就看得出来。两首诗都是敷衍之作，没有半点杜甫诗里那动人肺腑的对朋友的依依不舍之情。
但我说了，对于一个天才无比的骄傲的李白来说，当时又是最负盛名的大诗人，对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杜甫的敷衍所表现出来的势利，算是可以理解的人之常情。许多人比李白过分的多，但我们却认为这是名流的权利，甚至要谴责狗崽队保护名流隐私，并不苛责。不过我忽然想到了一个有趣的情形，不妨说一说：
某一个月明如晦的夜晚，就在这匡山的读书台。油灯之下，赵蕤拿着他的不世之作《长短经》高声朗诵，小李白很虔诚地跟着朗诵，听着解释。赵蕤说：“子曰，勿友不如己者。但是你现在还年轻，看不出身边的人谁会飞黄腾达，值得交往，那该怎么办？”好办，《长短经》中有“七门二仪”，专门看相。把那些从一品到九品，三公六卿的骨骼相貌一一列出来了，李白于是有了看人下菜谱的本事。
四
最关键的，是一个已经算是严重缺陷的人格问题，融入到了李白的骨子里。这个缺陷，就是李白在政治信仰上的摇摆不定。严格说起来，政治信仰不算是人格问题，但是在很大程度上，一个人的政治信仰却体现出了他的人格。
李白的政治信仰摇摆不定，暴露在唐肃宗至德元年，也就是公元七百五十六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里。
这一年大约是老天爷最有幽默感的一年，历史和唐朝开了不少玩笑。正月，曾经叫杨贵妃为母亲、自称儿子的安禄山，在刚刚攻陷的洛阳称大燕皇帝，安史之乱正式拉开序幕。这里插上两个可怜的人，就是倒霉的杜甫和王维。两个人这一年都被叛军抓兔子一样抓住了，不过还好又都被放回去。六月，狼狈逃往四川的唐玄宗被迫杀掉了杨贵妃和杨国忠。七月肃宗即位，逃到四川的玄宗忽然成了太上皇，心有不甘。那个后来害得杜甫丢了官的房琯出了一个馊主意，要玄宗派永王李璘去镇守江陵，导致了后来的永王夺权事件。
这一年李白五十六岁。最先的几个月在浙江、江苏等地四处避难，最后躲到了庐山上，总算免得落入安史叛军之手。那时正是秋天，镇守江陵的永王李璘头顶着四个节度使的官职就从李白门前经过。编年上都说永王几次下书请李白出山，或者是永王逼迫李白出山（李白自己也这么说，永王兵败后，他也说自己是“空名适自误，迫胁上楼船”），则才导致了后来永王兵败后被流放夜郎的事情，总之李白冤枉之极。
但我看都不对。李白虽然是一个有名的诗人，但在政治上却没有什么本领。如果杜甫只是缺乏太高深的政治智慧的话，李白则只是一个空言家，这一点与他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又是政治家的永王不会不知道。更何况，他的身份和性格都决定了，他根本不可能折节下书去请李白。其次，永王当时哪怕有谋反的意图，也没有表露出来，既然这样，他就更不可能像明清侠义小说里的那些缺乏智慧的奸王那样，明目张胆的去强迫李白加入他们那一伙的。
最合理的反而是李白自己毛遂自荐。当然，当时他极有可能不清楚永王想要谋反的意图，只是因为生活过不下去了，想靠着自己的名气，到永王那里混一口饭吃。永王是皇亲，投奔他和投奔朝廷没有什么区别。
关键的问题是，当永王谋反的意图显露，并最终谋反的时候，李白在做什么？
第二年正月开始，意图谋反的永王东巡（去年他就和肃宗闹翻了，不愿意交出江陵），李白还在帐下听命。不光听命，还写了确实马屁味十足的《永王东巡歌》；写就写吧，一写还写了十一首。就算其中的第九首真的是后人伪托的，但剩下的十首也足以看出李白谄媚的一面。最明显的是第四首：“二帝巡游俱未回，五陵松柏使人哀。诸侯不救河南地，更喜贤王远道来”。简直把永王捧得比玄宗和肃宗还高。两个皇帝都在逃难，只有永王在镇守边关。这十一首诗，也可以看出来李白和阿Q一样，听到革命也是会兴奋的。在那诗里自己也功成名就了一次，高谈阔论什么：“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现在看还是能够看出来他摇着一把扇子，指点山河的得意之色。
那么好吧，就算写这些诗像有的学者考证的，是出于永王的胁迫，因为李白实在天才太高，所以才写得那么得意洋洋。那么同样是十首的《上皇西巡南京歌》，又是怎么回事？这十首歌，确切的写作时间无法确定，但是肯定是在永王东巡后，玄宗还没有从四川撤回前。这十首歌和永王无关，而是对那个在传说里亲自为他调羹、让高力士为他脱靴、杨贵妃为他捧砚、赏了一个翰林侍讲、即便最后觉得不堪重用还是赐金放还，可以说对他很是不薄的唐玄宗极尽嘲笑之能。
当时唐玄宗一夜之间忽然就成了太上皇，杀了杨贵妃和杨国忠，带着饿坏了的士兵，狼狈逃往巴蜀。李白却用了十首诗来写唐玄宗“出游”四川，排场多么的大，多么的繁荣景象，仿佛根本没有安史之乱这回事一样。“胡尘轻拂建章台，圣主西巡蜀道来。剑壁门高五千尺，石为楼阁九天开”， “谁道君王行路难，六龙西幸万人欢。地转锦江成渭水，天回玉垒作长安”等等，总之现在的读者只要知道这组诗的背景后，再阅读的话，还是可以看出刻薄的嘴脸来。
事情还没有完。李白一直在永王那里待到永王兵败被杀才逃跑，并一边逃跑一边四处求人为自己辩护，包括当时的宰相。传说中是郭子仪救了他，可能性不大，但不管怎么样，李白算是救下来，只是发配夜郎而已。并且在途中就获得了赦免，还不算真正受到了处罚。按照常理来说，李白经过了永王这事情后，绝对不会再对参与唐朝的仕途抱有希望了，但他从流放的半途获释后，才到湖南，就又开始请人为他向朝廷引荐了，而且还托了不少人。只是后来没有人愿意，他才最终死了心，并且在三年之后，死在了当涂。
当我回顾了这段历史之后，可以看出，关键的问题不是李白参加了哪一个派别，去参与政治斗争。而是在于他在参与这个斗争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那种“枭雄”的品质，即其在政治信仰上的摇摆不定。他可以说跟永王就跟永王，并立刻不遗余力的为永王效力，而不顾以前唐明皇对他的恩情。他可以在永王兵败，自己侥幸获释的不久，就又立刻转向唐肃宗，丝毫不以永王之事为愧。这种品德在同样是枭雄的人眼里，也许并不觉得如何，但在如我这样的普通人看起来，却觉得很不舒服。尤其是当这个人，还是一贯以高出人间姿态出现的诗仙李白时。
而到这里，我就可以明确说出赵蕤的纵横术在这次政治事件中，对李白的影响了。这个说明出自《北梦琐言》对《长短要术》的评论，定义此书的写作目的是“王霸之术”。我的注释是：给普通人看的，如何称王称霸的纯手段。
五
终于到了大匡山读书台，只剩下了一些矮墙，旁边就是当地农民的菜地之类。
根据史料的记载，当年的匡山有太白词，后来在清朝光绪年间，龙安知府蒋德钧建了匡山书院。只是十六年后，迁到江油武都镇里，成了中学。当地的老乡说，当年这里有十一口井，一百零八间房子，但是在在一九八五年大炼钢时，全部被拆光了，搬到山下去了。
我看着这些断垣残壁，心里知道我原本要找的那个匡山书院，永远也找不到了。但我又觉得自己，找到了一个真实的匡山书院。这个匡山书院里的赵蕤，用他的《长短经》教李白怎么样做一个卑劣的成功者。但李白学会了一些卑劣，却在现实生活中，无缘成为一个成功者。这是悲哀，更是幸运。
在我离开前，我忽然想到了郭沫若。我在几年前发现了郭沫若和李白一些纯粹的，但是颇为让人惊讶其巧合程度的巧合，例如他们作为四川老乡，居然都在四川生活了大约二十一年后出川，出川后都成了有名的文人。甚至两人的出生都各有传说，吃鱼生李白，梦豹生郭沫若。最大的巧合，则在于两个人一生的败笔，都是在政治上，但不是政治失意，而是政治信仰的摇摆不定上。这个李白的四川老乡，当年也和李白一样意气风发，自比为吞月的天狗。可是人格上的问题，却成为了文革后，他唯一被大众学术界所关注的问题。
踏着来时的路往回走，我一路庆幸李白生活在盛唐，而不是现在。因为如果他与郭沫若同一时代，我想中国文学史上就不会有诗仙，最多只不过多了一个郭沫若而已。
五月十三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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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是我国学者的李白编年，似乎李白进大匡山的时间太早了一些。但是按照日本神户大学笕久美子教授排的《李白年谱》，说李白十八岁才进匡山读书，又太晚了一些（笕久美子所说的匡山读书，可能已经不是李白从赵蕤学的阶段，而是后来在小匡山学习的阶段了。小匡山也在江油附近，上面也有李白读书台，传说很多）。我记得有一个年谱上，是说李白十五岁进入大匡山，一直学习了十年，二十五岁出川；此前则在小匡山学习一些基础知识，似乎比较可信。可惜我现在忘记了那个年谱的作者和具体资料了，待回京后查。此处暂时先使用通常的说法，因为我要说的是一个阶段的成长对李白性格形成的影响，不必具体到年份。
ps：只是感觉是种纪念，所以留在这里。
可能对你们了解李白有些许帮助。
可能对你们了解李白有些许帮助。